推荐序 怎样的村庄？
赵坤
“土广寸木”是村庄，一座叫“辛留”的村庄。辛，是辛酸的辛，也是辛苦的辛，看起来有点像幸福的“幸”，却差着几笔，像是隔了万水千山，总也越不过去。
在北方，这样的村庄很多。几个世纪的村史，村志却不足百年，在东西方哪一种文化结构的标准里，都算不上文明。短略的村志中，鲜见体面的世情人物，往往稀疏的几笔行状，就概括掉百年来全部的地方史。而那些隐没于历史背后、并未获准进入的乡土人生，因为普通得没有名字，仿佛从来未曾存在过。如果历史叙事的“整体性”框架无法兼容个人，那么在这一框架里，历史的主体显然不是人，是语言。
历史学的暗处，是文学之光照进来的地方。魏思孝《土广寸木》的悲悯之处，在于将历史的主体确定为人，将人从语言牢笼中解放出来。为此，魏思孝甚至重新整饬了当代乡村的记叙方式。他以上下篇的结构，全面包罗金岭镇“辛留村”的时代图景；又在分述的格式里，对乡村经验与生活细节进行细致的描绘。其中，上篇冒着人物角色多、情节分散的风险，呈现出微观视野下乡土的芸芸众生相；下篇则借重“老付和我”这对普通的母子，观察乡村在当代时序下的生活运转。上下篇在结构上互为补充，全景式地记叙了当下乡村的真实景观，以及乡土人生的命运遭际。
小说里，开篇便提及的县志和村贤，是作者冒犯现代性逻辑的开始。作为当代乡村生活的典型，辛留村里的几代村民，亲缘不出五服，三两个大族姓，关系未必亲密却深知对方根底，谁家亡老谁家丧子，谁家新妇的沾亲带故，都是瞒不住乡邻四野的秘密。由此形成的乡村生活逻辑，既依循着世代的积习，也为时代所左右。故事从食物写起，蒸馒头、劣质肉酒局、年货的粮油调料……辛留村的餐桌上，闻得到呼兰河的味道。刘长生蒸馒头的麦香气尚未散尽，人就已经凉透了，民科的养生学混合乡村亚健康的生活方式，小说的开端，充满乡土生活遭遇现代性的惶惑。王强家的酒局，召集了东超、李宝几个勉强糊口的失败者。集体凑份子的下酒菜和庸俗无聊的话题，暴露了人到中年极端的精神困顿，尤其是相互寻找对方人生结痂处的无意识心理，让阿Q的子孙们失去了最后的体面。更年轻的一代，红岩、大庆和同庆的儿子们，他们的人生几乎再没有什么可选项，勒索父辈，或出卖体力，有限的未来困扰着同时代青年，更为难着他们。迈出乡村，意味着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艰难的生存环境。这些乡村年轻人，已经不再有父兄辈关于食和性的强烈欲望，他们关于未来仅有的想象，只剩下“摩托车灯前的一小块明亮”。或许积满历史岩层的村公社礼堂可以作为象喻之物：随空间的时间化，从抗美援朝的神圣礼堂，到市场经济的色情兜售场，在马斯洛的精神层次图谱里，三代乡土人生的精神追求，一度呈现出断崖式的下跌。
当带有自传身份的人物卫华邦从历史的垃圾堆里翻出《天南地北临淄人》，他小说内外统一的写作者身份，也自动将当下的现实接续到历史之中。“背井离乡拼搏只是少数勇者（能人）的选择”，历史留下的经验被现实反复验证着，辛留村似乎只有赵长青和刘雄走了出去。他们通过军转或考学，完成身份的转换，勉强为下一代做了托举。而大多数人只能滞留在乡村，被限制了发展，过着“没有体面的生活”。怨谁呢？权力、资本、时代转型、现代性的劫掠，或农民自身的局限性……？似乎只有承担过乡村启蒙教育的幼师王爱芝对此做过一点反思，而她的反思，也稍纵即逝。
这是只有出身乡村，并始终未曾离开乡村的作家才能意会的。乡村主题最早出现在《豳风·七月》的农事诗里，后来演变成失意文人寄情的田园诗，都是缺少真实体验的旁观或想象之作，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没有乡村生活，也没有乡村人。直到宋代兴起了地方志，乡村开始全面进入记叙的视野，虽然只关注少数的精英楷模，但总算有了乡土人生。新文学的变化是，写作者的乡土身份以及乡村生活经验，借启蒙之镜，扭转了传统的精英取向，推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帝王价值观，发现了那些被遮蔽已久的广大的、沉默的、鲜活的乡土之民。《土广寸木》挑战的是传统对于乡村的想象式书写，不以戏剧性的“乡村进化史”或“农民成长史”美化生活，也没有刻意的丑化夸张。在乡土脸谱化的类型描述之外，魏思孝选择了鲁迅式的现实主义，严肃地表现出乡村的真实图景和艰难民生，沿着新文学乡土小说的传统，还原乡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悲有喜，有烟火气息。
位于北方小城之郊的辛留村，长期恶劣的经济环境使乡村的道德感让位于温饱。人伦关系从古老的乡约转移到新的经济原则。大到乡村选举，小到家族纠纷，几块钱就能破坏村庄的社会关系。那些拮据而卑微的农民，长期忍受着生活的折磨，以虔诚的态度对待土地，却未能获兑勤劳致富的允诺。在逐渐失去的耐心里，乡村的性格也变了，变得暴躁、易怒、泼辣、冷漠……老付快七十岁的人，为田里旱透的玉米种人工背水，体力透支后还要犹豫，吃粥时撒上一把白糖，算不算罪过。赵长青的母亲不小心打翻一盘新磨好的豆腐，被丈夫敲头致死。感受到屈辱的刘国富，转过头去欺负更弱小的妻子。任霞一家亲兄妹因为算账反目，被对方施以最恶毒的诅咒……在形势、境遇、选择等各个方面，当代乡村村民的情绪，依然被基本生存抓牢。
好在，乡村还有温情流动的时刻。那些保留在民间的厚德传统、善意的涌动，结构出下半部的点点温情，平衡掉上半部现实主义的批判性，也丰富了当代乡村写作的边界与层次。下篇中，老付和“我”的乡土社会亲缘关系是结构的主线，将小说的焦点从上半部的乡村，过渡到普通的乡土人家。一月的饭局、六月的麦收、七月选举和十二月开会，乡土人家的四季轮回，对比古老的七月食瓜、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并未逸出传统的农耕时序，反而多了一重现代性的负担。小说中的结果显而易见，为消化这些“历史的负担”，乡村被迫磨出了铁胃，连温情都裹着硬壳。赵长青弥留之际重返故土，熟悉的老宅和健谈的街坊，都无法打开他的心灵，将死之人孤独的情感旅程，最终由他自己完成。冯爱月要去南京投奔子女，临行前来找老付说话。两个亲密不足、却有着半生交情的老姊妹，谁也不提年迈离家的辛酸或对都市生活的惶怵，她们只是守着火炉，嗑着瓜子，在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中，彼此抚慰。最动人的，还是老付和“我”。母子俩关心越深切态度就越凶，母子间的对话，经常以否定或反问的句式收尾：“让你老实在家待着，不听，非要出去干活，赚这点钱有什么用。”“我赚多赚少，自己花着便利，啥都指望不上你。”“你怎么样？”“我还向你汇报了。”……粗粝的态度和简化的语言，透着生活的辛酸和求生的智慧，也形成乡村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在血缘的代际流动中，他们传递对抗生活的情感方法，顽强豁达、抗挫抗压。
情感认同会影响价值认同。作为贯穿上下篇的线索性人物，老付节俭、勤劳、能吃苦，快七十岁还要四处打零工，是充满韧性的乡土之子。而她中年丧夫，独自养大一双儿女，也随生活养成了强势、泼辣和小农意识突出的性格。她不关注乡村公选，但会对生活的不幸者展露同情心。她关怀将死的妯娌，也能在告别死亡之后，平静地掐断老化的丝瓜藤。老付和老付一代是给乡村托底的人，他们头顶风霜，安分守己，被儒教天下观入骨教化，挣扎在中国乡村的超稳定结构里，却依然乐天知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任何生活的不如意，都能被一碗清炖鸡汤抚平。这是小说对于百年来乡土文学人物精神的继承与革新，在鲁迅、萧红、沈从文、赵树理、汪曾祺和莫言之后，魏思孝表述了当代乡村对于苦难的承受力，以及乡土人生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有别于二十世纪遗留的新旧文化鼎革、反侵略战争、经济改革，当代要面对的新问题还有全球化、算法、生化危机等等。对此，《土广寸木》所展现的当代乡村生活图景和乡土人生的生命轨迹，是现代人的心灵感受，而那个古旧又清新的难题也再次被他打开：关于“世界是怎样，和世界应该是怎样”，今天，我们要如何辨析？我们是否还有辨析的能力？
癸卯年于中海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