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家公园Q＆A

王芳　周华坤

国家公园，顾名思义是属于国家的、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公园。那什么又是公园呢？公园的分类有哪些？中国最早的公园是什么时候建成的？中国的公园建设是如何发展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是什么？下面我们就来一一探讨这些问题。

一、公园的概念和分类

公园，一个无人不知的名词，一个几乎人人都去的地方。在孩子的眼中，公园是尽情撒欢的地方；在成人的眼中，公园是放松身心的地方。清晨我们可以去公园晨练，在新鲜的空气中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傍晚我们可以去公园散步，驱散工作一天后的疲惫；闲暇时也可以去公园练剑、跑步、打太极，等等。配有户外游乐设施的儿童公园是孩子们的最爱；配有运动设施的体育公园是体育爱好者的打卡地；牡丹园、丁香园等花园式公园则是女性同胞们的好去处；有山、有水、有游憩设施的综合公园则是老人们散步健身的休闲地。

那么公园仅仅是指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休闲之所吗？它的官方释义是什么？除了上面提到的儿童公园、综合公园、体育公园外，还有哪些类型的公园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公园设计规范》（GB 51192-2016）中，公园被定义为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有较完善的设施，兼具生态、美化等作用的绿地。

对于公园的分类，早在1996年，李永雄、陈明仪等就设想将中国的公园分为自然公园和城市公园。自然公园又可以分为国家公园、省立自然公园、市立自然公园。城市公园则分为基干公园、特色公园。基干公园指居住小区游园、居住区综合公园、区级体育公园、市级综合性公园、市级体育公园。特色公园包括儿童公园、游乐公园、历史名园、纪念性公园、文化艺术公园、风景名胜公园、专类植物园、盆景园、专类动物园、科普公园。

有学者认为，从娱乐和休闲角度可以将公园分为城市公园、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类公园（动物园、植物园、儿童公园）和花园（如牡丹园、兰圃、丁香园等），而从生态和环境保护角度，则可将公园分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等。

随着我国公园建设以及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发展，人们逐渐习惯将公园分为城市公园和自然保护地两大类型。

城市公园可分为综合公园、专类公园、花园。其中，综合公园有市级、区级和居住区级；专类公园有动物园、植物园、儿童公园、文化公园、体育公园、交通公园、遗址公园和陵园等；花园有综合性花园、专类花园（如牡丹园、兰圃、丁香园）等。

自然保护地分为国家公园、自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其中国家公园目前有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公园则包括各类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和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则包括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生物物种保护区和自然遗迹保护区等。

二、城市公园

城市公园，是建造在城市中的、由政府或公共团体为公众建设的公园，不仅供大家游憩，还可以美化城市，改善生态环境，更可以体现地域文化特色。一座城市公园的诞生，大到城市园林绿地系统工程的整体规划建设，小到地形地貌设计，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如生物学、林学、草学、园林设计、生态学、地理学、土木工程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哲学、历史和文学艺术等。

1.城市公园是怎么来的？

早在19世纪50年代，有一个叫奥姆斯特德的美国人，特别富有且热衷旅行，写了一本游记《一个美国农夫在英格兰的游历与评价》（Walks and Talks of an American Farmer in England）。出于对英国的德比植物园（Derby Arboretum）和伯肯海德公园（Birkenhead Park）的喜欢，基于自己七年的测量学和工程学专业基础，1857年，奥姆斯特德与搭档沃克斯参加了纽约政府组织的公园设计大赛并获得第一名，因此被任命为美国中央公园（美国第一个城市公园）的设计负责人。他首次提出了景观园林的概念，并且引领了在美国各大城市中建设公园的潮流。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公园最早便源于此。

2.中国的城市公园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最早的“公园”建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楚灵王听到郑国大夫子产铸造了一个大鼎，不甘落后于中原而征集了10万名能工巧匠在京城郢（今湖北省宜城市东南）建造了章华台。后来晋国的晋平公听闻此事，即下令建造虒祁宫。在某种意义上，章华台和虒祁宫可以算是我国最古老的两大“公园”。但这两个公园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公园，而是供皇室贵族游览的皇家园林。

中国近代的城市公园是鸦片战争后由法租界中的西方人引进的。1868年，中国第一座公园——“公共花园”（今黄浦公园）在上海建成。公园采用了英式风格，园内建有大面积草地、音乐台、西式凉亭和休闲座椅，但该公园当时仅限于外国侨民及上层人士游玩，不对普通公众开放。直到1905年，无锡公花园的建成，才使得中国的城市公园具有了对外免费开放的功能。因此，无锡公花园也是被中国园林界所承认的第一个公众意义上的公园。

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政府主导的公园建设成了这一时期园林发展的主要方式。但受到当时社会动荡和战争的影响，公园建设进程较慢。这段时期建成的公园数量少，园容也不是很美观，但已经有了适合民众活动的内容，公园文化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1928年，“中国造园学会”成立；随后，中央金陵大学、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也开设了造园和观赏园艺的课程。这一时期的典型公园有1918年广州建设的“市立第一公园”（今广州市人民公园），内设运动场、戏园、游艺场、动物园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城市公园逐渐走向现代化，经历了文化休息阶段（1949—1957年）、农林生产阶段（1958—1965年）、商业游乐阶段（1978—1990年）、休闲游憩阶段（1990年至今）。中国的城市公园建设从定位、目标和服务功能等方面有了根本的变化，已经具备了大众休闲娱乐、观光游憩、兴趣社交、运动锻炼、文化科普等诸多功能。

三、自然保护地之自然公园

除了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公园，其实还有属于自然保护地的自然公园。什么是自然保护地，什么又是自然公园，它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自然保护地的概念。

自然保护地是由各级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在类型上，自然保护地包括自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

那什么是自然公园呢？自然公园顾名思义跟大自然有关，比如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海洋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等。它是国家为了保护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而设置的自然保护地，不仅具有公众观赏性，还有生态保护和科学研究价值。

说起自然保护地，不能不提到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IUCN 是由各国政府协商建立、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国际自然保护机构， 1948年成立于法国的枫丹白露，总部设在瑞士的格兰德，有1000 多个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成员，11000 名科学家和专家作为志愿者参加工作，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然保护团体。IUCN用了近50年时间制定的《自然保护地管理分类标准》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接受度最高的自然保护地分类模式，对自然保护工作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1956年，我国建立了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即位于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的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约1133公顷，隶属于中国科学院。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为南亚热带地带性森林植被。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丰富，是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被生物学家称为“物种宝库”和“基因储存库”。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可以看作是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的开端。

改革开放后，我国又建立了一大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文化遗产、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多种类型的保护地，基本覆盖了我国绝大多数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遗产资源。1994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自然保护和自然教育开始有了法律保障。

四、自然保护地之主体——国家公园

讲完自然保护地及自然保护地中的自然公园，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自然保护地的主体——国家公园。什么是国家公园？国际上是怎么定义的？我国的国家公园又是怎样定义的？我国的国家公园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国家公园有什么样的特征和功能？

1832年，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在探访美国西部时意识到，美国西部的原住民地区应该得到国家的妥善保护：“他们应该和这里的野生动植物一起保持着最为鲜活的原始状态，得到一个庞大的公园——国家公园——的庇护。”于是，他提出了国家公园的概念。1872年，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建立，《黄石国家公园保护法案》（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Protection Act）也随之诞生，在该法案中，美国将国家公园定义为：为人们受益和欣赏的大众公园或游憩地。

1974年， IUCN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重新定义了国家公园的概念。之所以要介绍这个概念，是因为这一概念是继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提出的国家公园概念之后被国际社会接受度最高的概念。它将国家公园定义为：具有优美景观、特殊生态或地形，有国家代表性，未经人类开采聚居或建设的场所；此处限制工业区、商业区及人类聚居开发，禁止伐木、采矿、设厂、农耕、放牧及狩猎等行为，以有效地维护自然景观及生态平衡；保护现有的自然状态，准许游人在一定条件下进入，可作为现代及未来的科研、教育、游览和启智的场所。

在2009年的《云南省国家公园地方标准》中，我国定义的国家公园为：由政府划定和管理且具有一定的国家或国际意义的保护地。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国家公园的概念被注入了科研、科普、教育、游憩、国家象征和享有最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地等因素，由此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概念，即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

1.国家公园的准入条件和基本特征

国家公园的概念有了，那什么样的公园才能符合国家公园的条件呢？1974年，IUCN出版了《世界各国国家公园及同类保护区名录》。名录中规定了设立国家公园的基本条件：（1）面积不小于1000公顷，具有国家代表性的特殊生态系统或特殊地形地貌，景观优美，且未经人类开采、聚居或开发建设的自然区域；（2）为长期保护自然、原野景观、野生动植物、特殊生态体系而设置的保护区域；（3）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采取步骤和有效维护自然生态、自然景观，限制开发工业区、商业区及聚居之地区，并禁止伐林、采矿、设厂、农耕、放牧、狩猎等人为行为的区域；（4）维护原始自然状态，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作为当代及未来世代的科学、教育、游憩和启智的区域。

1994年，IUCN进一步提出了“保护地管理类别指南”，将保护区管制级别进一步划分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Ia）、自然保护区（Ib）、国家公园（II）、自然遗址（III）、生境 / 物种管制区（IV）、景观保护区（V）、资源保护区（VI）6个大类，并对其定义、管理目标和指导原则做出了具体和明确的规定，为世界各国保护地的计划编制、管理及监督提供了一个国际认可的概念与实践框架。

那么，我国的国家公园设立的标准是什么呢？

2021年10月25日，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标准”专题新闻发布会上，林草调查规划院副院长唐小平高度概括了国家公园的准入条件，即需要同时满足国家代表性、生态重要性和管理可行性。他指出，“国家代表性”在国家公园遴选中极其重要，不仅强调国家公园应选择具有中国代表意义的自然生态系统，或中国特有和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的集聚区，且具有全国乃至全球意义的自然景观和自然文化遗产的区域，还要体现国家公园必须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由国家主导设立。“生态重要性”是国家公园最为核心的功能，其他任何功能都必须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展开，自然生态系统所承载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都必须完整地保存。“管理可行性”是国家公园设立的落脚点，既要能够体现国家事权、国家管理、国家立法、国家维护，又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条件，具备以较合理的成本实现有效管理的潜力，协调好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并提供国民素质教育机会，实现全民共享。

这一发言不仅总结概括了我国国家公园的准入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公园的基本特征，即国家性和国际性、天然性和原始性、多样性和脆弱性、生态重要性等。国家性是指国家公园是由国家规划、建设和管理，其生态系统具有国家代表性和典型性，是国家公园的基石。国际性是指国家公园“具有全球价值”，其生态系统所拥有的资源具有国际意义。天然性和原始性是指国家公园通常都是以天然形成的环境为基础，以天然景观为主要内容。多样性和脆弱性是指国家公园具有生物多样性和价值珍贵性的特征，且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是一个濒危的、脆弱的生态系统。

2.国家公园的管理机构和功能

根据以上解释和定义，国家公园应由国家投资建设和直接管理，那么，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国家公园都是由国家来管理的吗？

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并不完全相同。美国的国家公园是由内政部的公园管理局进行管理的中央集权制。德国是地方自治型，即中央政府负责政策发布、立法等层面工作，地方政府负责自然保护工作的具体开展和执行。英国是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相结合的综合管理型。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分为属地管理和联邦政府管理。我国的国家公园则是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管理的。

那么，国家公园有哪些功能呢？

首先，国家公园的设立是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初衷的，所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其次，国家公园还可以满足国民游憩的需求和繁荣地方经济。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优美独特，具有很高的观赏游憩价值，同时国家公园体制所配套的生态补偿机制可解决一定的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繁荣发展。最后，国家公园还具有学术研究和环境教育的功能。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是天然的“试验地”和“实验室”，不仅是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主战场，也是青少年学习自然知识的好去处。

3.我国国家公园的发展历程

我国学术界对国家公园的关注始于1980年。当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汪松老师在《动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哥斯达黎加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论文。文章对哥斯达黎加国家公园的基本情况进行了阐述，并对中国建设国家公园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设想，对中国国家公园的建设具有启发和引导意义。自1980 年之后，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论文呈逐年增加趋势，表明国内科技工作者和管理部门对国家公园的日益重视及其研究的逐步加深。截至2022年5月，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相关论文已经达到2060篇。

中国政府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支持开始于2013 年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标志着中国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开启并纳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潮中。2014年首次召开的“国家公园建设讨论会”明确了我国国家公园的定义：国家公园“是由政府划定和管理的保护区，以保护具有国家或国际重要意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及其景观为目的，兼具科研、教育、游憩和社区发展等功能，实现资源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区域”。这个定义既符合IUCN提出的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又充分概括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应当发挥的多样化的功能。

随后，在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发〔2015〕25号）对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提出了具体要求。方案中强调：“加强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永续利用，改革各部门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遗产、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的体制……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 。”

2016年3月5日，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正式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2016年4月13日，青海省委省政府正式启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建设。2018年9月14日，由中国科学院、青海省政府依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共同建设的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挂牌成立。2021年9月3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被列入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

2021 年10 月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第一批国家公园。

4.三江源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于2016年3月5日。它位于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也是我国第一批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

三江源国家公园包括三个园区，分别位于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即长江源园区、黄河源园区和澜沧江源园区。长江源园区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总面积9.03万平方公里；黄河源园区位于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总面积1.91万平方公里；澜沧江源园区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与长江源区接壤，总面积1.37万平方公里。

同时，三江源国家公园还包括以前设立的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5个分区。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属于长江源园区；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索加—曲麻河保护分区属于长江源园区；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扎陵湖—鄂陵湖保护分区、星星海保护分区属于黄河源园区；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果宗木查保护分区和昂赛保护分区属于澜沧江源园区。

2021年10月，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完成试点的基础上，完成范围和功能分区优化，将长江正源格拉丹东和南源当曲、黄河源约古宗列等区域纳入正式设立的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区划总面积由最初确定的12.31万平方公里，增加到19.07万平方公里，实现了三江源头的整体保护。

三江源国家公园之所以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并且进入了我国第一批国家公园序列，正是因为其具有国家性和国际性、生态重要性、天然性和原始性、多样性和脆弱性等特征。

国家性体现在长江、黄河孕育了璀璨的华夏文明，而澜沧江一江通六国，惠泽了亿万中南半岛人民。而国际性则体现在 “三江源”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屏障。2019年，王宗仁在《生态屏障在哪里》一文中就明确提到了这一点。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变化不仅严重影响着三江流域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关系着青海省、全国的生态安全，更是影响着世界的气候。三江源所在地青藏高原阻挡了西南季风和冷空气的南下，隔断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致使高原形成季风稳定出现的临界髙度，而这个巨大的环流季风在三江源上空涡旋，环流到遥远的地区，直接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大气环流。正如俗语所言：青藏高原天空的每一次喘息，都会让东南亚的天气变一次脸色。

生态重要性体现在三江源的中华水塔之地位。三江源地区不但有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而且地处青藏高原的它还具有水塔自高而低自动送水的功能。蜿蜒的溪流，清澈的湖泊，美丽的雪山冰川以及星罗棋布的沼泽，还有草地灌丛和森林，构成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系统，使之具有极其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三江源输出的水量占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三江流域覆盖了我国66%的地区（含南水北调工程覆盖地区），每年可为下游的18个省（市、区）和5个周边国家提供近600亿立方米的优质淡水资源，养育了6亿多人。

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处的青藏高原是经历了6000万年隆升才形成的，三江源内大量的石炭纪蜓类动物群化石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原始性的见证。国家公园内生态资源丰富，无论是草地、湿地、森林、河流，还是湖泊、雪山、冰川，均为大自然所造，保存了大面积原真的原始风貌。而这正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天然性和原始性所在。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多样性和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它是高寒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是珍贵的种质资源和高原基因库，所孕育的特有高寒生物物种，是全人类的动植物及自然种质资源库的瑰宝，具有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价值。

五、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

1.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的诞生

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院，顾名思义，是研究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科学顾问和智囊团。

2016年，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的运行，国家公园建设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模式集成等方面缺乏系统的科学研究，体制机制研究也面临一系列实践与管理问题，急需科学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支撑。基于以上问题和需求，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赵新全研究员有了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的构想，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和青海省人民政府的认可和支持。2018年9月14日，在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青海省科学技术厅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正式建立。研究院依托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而建，按照“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方式运行。赵新全任研究院学术院长，并成立了由中科院院士为主的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那么赵新全研究员到底捕捉到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哪些科学问题，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研究院成立至今到底完成了哪些科学研究工作呢？

2.研究院的使命与目标是什么？

作为因国家公园建设急需科学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支撑应运而生的研究院，其使命在于，针对我国西部国家公园建设中存在的特殊区域生态环境如何保护、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科技问题，重点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资源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变化与可持续管理、环境变化与水资源效应、生态环境监测与大数据平台建设、体制机制与管理等研究，运用生物学、生态学、资源环境科学、文化生态学和管理学知识，打造国家级的国家公园科技创新平台和专业人才培养基地，为国家公园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建设与管理提供科学支撑，引领国家公园的重要研究方向，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体系的建立提供借鉴与示范。

研究院的目标在于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科学问题及需求为导向，搭建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平台，以现有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全部力量为基础，联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功能与过程、生态环境承载力、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游憩与环境教育及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研究，从基础研究、技术突破、模式集成、生态监测、体制机制等方面开展全链条设计，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提供科技支撑。培养学科领军人才，联合培养研究生，联合申请博士后流动站，设立研究生培养基地。通过10年努力，成为我国国家公园理论的发源地、国家公园各研究领域的引领者、国家公园创新研究的实践者以及国家公园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

3.研究院开展的工作

自2018年成立以来，研究院围绕使命和目标，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涉及科学研究、参与政府决策以及科普宣传等方面。

（1） 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科学研究

①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调查工作

开展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动植物资源调查工作。调查发现国家公园内藏羚、藏原羚、藏野驴、野牦牛和白唇鹿分别约为6万、6万、3.6万、1万和1万头（只）。藏羚的濒危级别从“濒危”降为“近危”，雪豹的濒危级别从“濒危”降为“易危”，藏羚和雪豹的种群恢复得到了IUCN的认可。

利用卫星遥感资料监测大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实现了方法学突破，为全区域、无死角监测野生动物奠定了基础。监测发现国家公园核心保育区内（2.3万平方公里）藏羚、藏原羚和藏野驴数量分别为3.7万、3.4万和1.7万头（只），均高于地面样带监测的种群密度。

②研究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功能

关注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分布的面积、生产力和覆盖度，可可西里无人区近20年植被生产力等。研究发现，三江源地区平均水源涵养量、土壤保持量和防风固沙量分别为7.42万立方米/公顷、28.40吨/公顷和22.44吨/公顷，均呈现增加趋势。近20年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持续增加，每年约固碳840万吨。

③研究物种适应机理

完成了三江源地区雪豹、藏野驴、白唇鹿、野牦牛、岩羊、藏原羚等代表性动物高质量参考基因组测序和组装，搭建了三江源有蹄类动物基因数据库。发现藏野驴和野牦牛肠道微生物多样性较高且稳定功能较好，并且正是因为此原因，藏野驴比家驴具有更高的牧草干物质消化能力，野牦牛比家牦牛体积更大。

（2）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除开展上述科学问题的研究工作以外，研究院还撰写了各种咨询报告。如《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成效、问题及建议》《2018—2019 年冬春雪灾对三江源地区草地畜牧业影响的遥感监测评估及加强雪灾应对能力建设的对策建议》《三江源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与家畜争食草场问题及补偿试点建议》《青海省可可西里卓乃湖退水沙化生态环境效应考察报告》《重视自然公园建设，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生态保护和民生提升平行发展》《新时期草地多功能目标管理几点建议》等。这些报告有些得到了国家、科技部、自然资源部以及地方领导批示，有些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采纳。

（3）致力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科普工作

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除了开展上述工作外，还利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研发国家公园三维动植物数字标本等产品，建设国家公园云端博物馆，实现国家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科普旅游等功能，为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提供新的实现路径。研发的数字三江源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和体验平台接待青海省、中科院领导、专家学者观摩400余人次，旗舰物种的三维AR模型等产品和系统应用推广至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合作，积极宣传科考成果及科学家精神，完成《开讲啦》《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在行动》节目，《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期间在央视科教频道播出，介绍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成效，取得了良好效果。

本章参考文献

高吉喜，徐梦佳，邹长新.中国自然保护地70年发展历程与成效［J］.中国环境管理，2019，11（04）：25-29.

耿松涛，唐洁，杜彦君.中国国家公园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学习与探索，2021（05）:134-142+2.

黄国勤.国家公园的内涵与基本特征［J］.生态科学，2021，40（03）:253-258.

李永雄，陈明仪，陈俊.试论中国公园的分类与发展趋势［J］.中国园林，1996，12（03）:30-32.

罗伯特·鲍勃·柯特.国家公园概念之演进:过去，现在以及未来［J］.林业建设，2018（05）:27-37.

青海国家公园建设研究课题组. 青海国家公园建设研究［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

苏德辰，陈锐，丁弘，等. 高山仰止三江源——记三江源国家公园［J］.自然资源科普与文化，2022（01）:26-31.

汪松.哥斯达黎加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J］.动物学杂志，1980，15（01）:49-50.

王宗仁.生态屏障在哪里［J］.青海湖，2019（02）:120-123.

蔚东英，张强，张景元，等.三江源国家公园——世界的三江源［J］.森林与人类，2021（11）:24-47+6-7.

雍怡. 心随星海皈自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曾以禹，王丽，郭晔，等.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管理现状及启示［J］.世界林业研究，2019，32（04）:92-96.

翟洪波.建立中国国家公园体制的思考［J］.林产工业，2014，41（06）:11-16.

张琲旎.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公园改造与更新研究［D］.重庆大学，2019.

张天宇，乌恩.澳大利亚国家公园管理及启示［J］.林业经济，2019，41（08）:20-24+29.

郑士良. 中国最早的公园是何时建成的［J］.小读者，2011（05）:52.

朱永杰.国家公园的前世今生［J］.中国林业产业，2018（07）:156-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