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论老年问题

翻开西方现代哲学史，对老年问题的研究寥寥无几。这或许与启蒙运动以来对人的抽象化假定有关。为了推翻中世纪神学对人性的宰制和禁锢，启蒙运动假定所有人都具有一种理性能力，他们能够为自身立法，不用接受外在的他律。但这种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假定基础上的普遍伦理忽视了生命的各个阶段的特殊性。例如，康德并没有将其无条件的绝对命令指向老年人或年轻人，而是抽象地指向了所有自由的、潜在的理性存在者。他警惕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但几乎不关注人的肉身性和脆弱性。与西方近代哲学高度的抽象性不同，西方古代的伦理传统关注人的幸福问题，因为它将好生活视作哲学思考的主题。由于关注人可能获得幸福的条件，因此，西方古代伦理学尊重人类生活的实际状况，以便能够帮助人们对追求何种好生活达成适当的理解。回顾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伦理文化和实践智慧的传统，有助于我们发展一种认真面对衰老的文化。

一、从古典传统中寻找解决老年问题的哲学资源

就像哲学家对任何话题都会产生争论一样，古希腊哲学家对老年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与克法洛斯（Cephalus）的谈话来表明他对老年的态度。苏格拉底喜欢与年老的克法洛斯交谈，因为一个人身体消逝的乐趣越多，他进行交谈的欲望和品位就越大。年老可以降低一个人的身心分散程度。如果一个人性格有序，那么老年就不是大的负担了。苏格拉底问克法洛斯：“您的年纪已经跨进了诗人所谓的‘老年之门’，究竟晚境是痛苦呢还是怎么样？”在回答苏格拉底的疑问时，克法洛斯谈到了很多常人认为的老年的烦恼，如食欲和性欲的减退，但他认为如何应对这些烦恼取决于人的性格。年老对于心平气和的人不是太大的痛苦。[7]

在柏拉图描绘的这幅画面中，对老年的描绘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强烈欲望如性欲的减弱带来了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个人不愿意集中精力于不断变化和经常受到损害的物质领域。这种解放促进了思想的生命，这也是哲学家的生命活动。其次，从无休止的欲望中解放出来本身是不够的。老年人必须具有良好的品格，才能欣赏老年并从中受益。如果一个人很好地发展了思想生活，就会充分理解美德，以激励他们在实践中表现良好。柏拉图似乎相信，人在年老时才有洞察力和稳定的思想，老年人是摆脱了世俗欲望干扰的灵魂的伟大解放者，良好的品格是老年生活的福音。

与他的老师不同，亚里士多德并不看好老年。亚里士多德用他的中道理论评估了处于各个年龄段——青年、中年和老年——的价值。根据他的看法，人生的中期最具美德。正是在这个时候，人的性格变得温和。中年人要负责任地采取行动，理性行事，并做他应该做的事。青年人充满激情，行动迅速，但容易行事鲁莽。老年人则不行动，因此他们远离美德。所以，中年是生活的最好阶段，青年其次，而老年则很痛苦。[8]他指出，老年不仅带来了身体上的衰败，而且使受害者变得自私、道德软弱，并恐惧社交。他厌恶老年人，认为老年人代表着人性的衰落，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衰落。在他看来，人有限的生命力会随着时间流逝，带走的还有抵御疾病和死亡的能力。身体的状况会波及人的灵魂，影响身体的恶会使整个人都受到波及。老年人因患有疾病而难以进行有美德的活动。尽管理论上存在美好的老年，即身体不衰残、可以缓慢行动的老年，但能够享有美好老年的人只是少数，且依赖于运气。对大多数人而言，老年是可悲的。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一些哲学流派回归了柏拉图的老年主义，即欲望和身体能力的丧失不是坏事。伊壁鸠鲁对老年人和年轻人一视同仁，他指出，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应该不知疲倦地进行哲学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达成心灵的宁静，从而获得一种持久的满足感。尽管他们对老年的看法不尽相同，但这些哲学家都同意一个观点，即一个人晚年生活的品质与其品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西塞罗论老年

这一看法也延续到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著作中。西塞罗是古罗马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之一。他担任过执政官、元老院元老和总督。西塞罗早年曾在希腊和罗马受到良好的教育，熟练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在修辞学、法律和哲学方面颇有研究，这些为他翻译、阐释、分析比较以及传播古希腊哲学提供了必要条件。西塞罗的《论老年》[9]是西方哲学史中关于老年议题最权威的论著之一。他继承了柏拉图的核心论点，即老年人的幸福取决于品格与美德，而与年龄无关。事实上，西塞罗本人的老年并不顺利，他在政治上失意，与相伴三十年的妻子离婚，之后又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在这样备受打击的暮年中，西塞罗投身于阅读、写作和沉思，完成了这部鼓舞人心的《论老年》。根据波伏瓦的考证，西塞罗写作《论老年》有其政治目的，作为曾经的元老院的一员，他为老年辩护的目的是证明早已失势的元老院应该重建声威。[10]不幸的是，作为一名忠诚的罗马爱国者，西塞罗在写完《论义务》（De Officiis）后不久就被军事独裁者安东尼暗杀而丧生，他为拯救罗马共和国进行了最后的努力。

在这本论著中，西塞罗重申了斯多葛主义哲学的理念和古希腊思想中万物皆自然的学说，他指出：世界是和谐的，所有自然的东西都是好的，人应该按照本性生活。按照本性生活，就是按照自然生活，或按照理性生活。当然，这种理性，不是现代人擅长的那种工具理性，而是宇宙理性。对于宇宙理性，人不可能完全测知，但人可以分享这种理性。因此，人应该接受宇宙秩序的安排，接受人的各种角色和命运，包括年老。

在这本论著中，西塞罗虚构了一个对话情境，并假借年事已高的马尔库斯·加图之口来论述老年。这一方面是为了表明已经年过八十的老加图依旧头脑清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驳斥当时人们对老年人的成见。当时很多人认为，老年是一个无奈又可怕的时期。但西塞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老年并不可悲，那些性格和美德修炼得好的人老年也能过得好；与之相反，那些性情乖戾和缺乏美德的人无论什么年纪，都过不好。“最适宜于老年的武器就是美德的培养和修炼。如果一生中各个时期都坚持不懈地培养和修炼美德——如果一个人不但长寿而且还活得很有意义——那么老年时就会有惊人的收获，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必然能使我们安度晚年，而且还因为意识到自己一生并未虚度，并回想起自己的许多善行，就会感到无比欣慰。”[11]西塞罗指出，当时的希腊人之所以认为老年不幸福有四个理由：第一，它使我们不能从事积极的工作；第二，它使身体衰弱；第三，它几乎剥夺了我们所有感官上的快乐；第四，它的下一步就是死亡。[12]西塞罗对这四种批评逐一进行分析，他指出，第一项批评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担忧老年的正确理由；第二项批评无伤大雅；第三项批评恰恰错失了老年的优势；第四项批评则在老年与死亡之间建立了错误的必然联系。

关于第一项，老年使我们不能从事积极的工作。在这里，西塞罗主要是指那种对老年人无法积极地、活跃地、主动地参与到生活或公共事务之中的指责。西塞罗认为，我们需要对“积极的工作”进行一个区分：其一，积极的体力工作；其二，积极的脑力工作。就前者而言，这是一个事实判断，老年人确实不再能够从事年轻人所从事的活动，如搬运重物；但就后者而言，这并非一个事实判断，老年人依然能从事积极的脑力工作。而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更加重要。因而，老年人不但能够从事积极的工作，而且还能更有利于从事重要的积极工作。“他虽然不干年轻人所干的那些事情，但他的作用却要比年轻人大得多，重要得多。完成人生伟大的事业靠的不是体力、活动，或身体的灵活性，而是深思熟虑、性格、意见的表达。关于这些品质和能力，老年人不但没有丧失，而且益发增强了。”[13]因此，年老，或者更准确地说，由年老所带来的心智卓越，反而使得他们更有利地参与到更重要的活动之中。相应地，假如老年人因无法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不幸福，原因也并不在于年老，而在于缺乏理智的卓越或美德。在《论义务》中，西塞罗进一步指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承担的义务是不同的，因为合适的义务是适合不同性格、不同环境和不同年龄者的义务。“年轻人的义务乃是遵从年长者并接近其中的最优秀者和最有经验者，以便从他们的忠告和指导中得到益处。”[14]年轻人缺乏经验，需要借助老年人的阅历来充实和指导自己。“相反，年长者似乎应该减少体力劳动而增加智力活动。他们应当努力用自己的主见和阅历尽量服务于自己的朋友，服务于青年，尤其服务于国家。”[15]

关于第二项，老年使人身体衰弱，西塞罗的回答并不一致。一方面，身体力量根本不适合老年人。另一方面，西塞罗认为，如果一个人生活得好，一生可以保持体力。他暗示说，只要一个人的道德品格在变老之前完好无损，他就可以享受晚年。但在这里，西塞罗得出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不敢大胆暗示的因果关系——我们只能通过实践美德来控制身体健康。当然，节制可以使我们免于某些行为引起的疾病，例如，节制可以防止一个人经常喝酒而让肝脏受到损害。然而，就算有德行，也有可能由于它而遭受身体上的痛苦。例如，一个勇敢的士兵很可能因多年的训练和战斗而患有关节炎。有时，西塞罗似乎认为，年纪大的人可以做出更好的道德决定，从而产生更好的结果。例如，他指出，实际上，悲惨的老年是他们自己的恶习和自己的过错造成的。但他又认为，我们在生活的任何阶段都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本身不知道如何过一种愉快而幸福的生活的人，无论什么年纪都会觉得活得很累。但是，那些从内部寻求一切愉悦的人绝不会认为那些因自然规律而不可避免的事物是邪恶的。”[16]在这里，西塞罗以真正的斯多葛式的方式指出，老年是人生的自然过程，聪明的人是不会抱怨老年的到来的。对于老年人来讲，真正的幸福不是源于外界环境，而在于内在的道德品格。我们的品格与美德才是我们安度晚年的法宝。最后，西塞罗指出，人的生命历程自有其规律，我们应该在每一个阶段享受这个阶段带给我们的优势。因此“童年的稚弱、青年的激情、中年的稳健、老年的睿智——都有某种自然优势，人们应当适合时宜地享有这种优势”[17]。而且，一个总是在学习和工作中讨生活的人，是不会察觉自己老之将至的。因此，他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衰老的。他的生命不是突然崩溃，而只是慢慢寂灭。

指责老年的第三个理由是它缺乏感官上的快乐。这是在《理想国》中经常讨论的问题，有人认为老年人享受不到太多的欢愉，尤其是性欢愉。但柏拉图认为，强烈欲望的减弱反倒会带来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个人不愿意集中精力于不断变化和经常受到损害的物质领域。这种解放促进了思想的生命，即哲学家的生命。其次，从无休止的欲望中解放出来本身是不够的。老年人必须具有良好的品格，才能欣赏这种解脱并从中受益。如果一个人很好地发展了思想生活，就会充分理解美德，以激励他们在实践中表现良好。可以说西塞罗完全接受了柏拉图的这一看法。他指出，许多享乐，尤其是肉体享乐，带来的麻烦可能比其价值更大。老年人不再陷入激情与淫乱，这正是他最令人羡慕的特质。他进一步指出，感官上的快乐不是人们应当追求的。因为，当我们受欲念支配时，就不可能做到自我克制；在感官上的快乐占绝对统治地位的领域里，美德是没有立足之地的。[18]例如，我经常想吃巧克力蛋糕。实际上，如果我每次想要巧克力蛋糕时都一定要吃到巧克力蛋糕，那么我的健康就会受到影响。由于追求快乐使我们从追求理智和美德（即高级的追求）上分心，当我们受到这些诱惑时，通过审慎克服这些诱惑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欲望减退的老年，我们反而更容易去追求高级的满足。一个人在经历了年轻时的激情和野心的折腾后，如果能在老年陷入沉思，享受超然的生活，在西塞罗看来这才是幸福。

最后，关于老年使人临近死亡这种说法，西塞罗完全否认了这一主张，因为死亡可能夺走任何年龄的人的生命。实际上，那些尚未年老就垂死的人比那些年老的人离死亡更近。另一个重大区别是，老年人可以享受这样的事实，即他过着长寿而又充满成就的生活。同样，只要他有品德。毕竟，年轻人希望长寿，而老年人已经实现了这一愿望的目标。老年人可以由此摆脱生活无意义的忧虑，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相反证据。西塞罗阐明了他对死后的看法。在他看来，死亡只会带来两种可能：要么灵魂彻底毁灭，要么灵魂进入永生的境界。如果是前者，我们无所谓；如果是后者，我们则求之不得。西塞罗相信，死亡之后灵魂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毁灭，二是保存。就前者而言，毁灭意味着“无”，也就意味着既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因而是无所谓的；就后者而言，灵魂的持存反而使死亡成了一种值得欲求的事情。因此，死亡并不可怕。只要人的生命有限度，那么人必然会离开这个俗世，到时能够存留的只有人通过美德和正义的行为为自己赢得的声誉。人们不应该惧怕老年，因为从生到死是生命的自然过程，就像成熟的苹果会自行坠地一样，从老年步入死亡也是生命成熟后的自然现象。老年人对自己短暂的余生既不应当过分贪恋，也不应当无故放弃。老年没有固定的界限，只要一个人能担负起生命的责任，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就是在恰当地利用老年。

能以这种明智的态度来对待老年，注重自身品行的修炼，西塞罗认为，一个人就不会认为老年难以忍受，而是能够幸福地安度老年，准备好面对人生的谢幕。通过他的论证，西塞罗将由自然状态的衰老所带来的痛苦，还原成了每个人由于缺乏内在品格与智慧而带来的痛苦。换言之，衰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它无能为力，但品格与智慧取决于我们自身，因而是可以改变和完善的。那么，避免这种痛苦或不幸的方法也就变得十分清晰了，即培养自我的智慧与美德。西塞罗以其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生活是一种艺术。老年的平静和智慧是在时间历程中实现的。我们可以通过对灵魂的修炼来达到这一状态，因此老年和死亡都不是可悲之事，相反，它们是我们必经的生命历程。我们不能改变这一历程，但我们可以选择以何种态度来与之相遇，而哲学提供的就是这种训练。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斐多》中暗示死亡可能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因为他可能与过去的伟大灵魂相遇。同样，西塞罗在他的论文中暗示了来世愉快的可能性。

三、西塞罗给予的启示

古希腊哲人通过灵魂的修炼来对抗时间的侵蚀和死亡的威胁，他们相信，肉体虽然很难不因时间而毁坏，但人的灵魂可以通过修炼而获得不朽。正是秉持灵魂不灭的信念，苏格拉底宁愿饮鸩就义，也不愿苟且偷生。对他来说，身体是会死的，有多种形式的，但灵魂是神圣的、不朽的，统一的、不可分解的。身体只是灵魂的暂时居所，灵魂只有通过遵循理性以及与之相伴，才能获得对欲望的豁免。柏拉图在《斐多》中暗示，哲学家的生命是一个漫长的死亡准备，这涉及逐渐摆脱一切肉体的事物。灵魂是永恒的，它原本在天上，是因为坠入人间，和我们的身体结合，才失去了记忆。我们的灵魂越是陷入身体的欲望中，对生前的记忆就越少。因此，哲学要做的是让灵魂不断摆脱身体的影响，从而净化自身。通过思辨的实践，哲学家越来越不关注身体的艰辛，而将精力集中在心灵的生活上。通过理智的攀升，我们可以进入理念世界——形式正是存在于那个地方。我们出生前也在那里，而现在我们要通过努力，才能在死后回到同样的境界。因此，学习哲学就是练习死亡，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训练自己实现灵与肉的分离，并为最终的死亡做好准备，还灵魂以纯净无瑕的本质。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待死亡的理性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因此他并不将衰老和死亡看作是不幸。除非自己的早年生活被浪费或者是不完整的，老年才被视为一段痛苦的时光。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早期阶段是有德行的，那么关于老年的抱怨似乎不再适用。此外，作为斯多葛派的哲学家，西塞罗认为，在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某种先定的和谐，人凭借其理性可以了解自然的神圣秩序。但这一过程需得到道德良知和经验的指引，这样人们才能意识到对共和国以及对人类共同体应负的义务。年轻人应该遵从年长者并接近其中的最优秀者和最有经验者，以便从他们的忠告和指导中得到益处。年长者应该减少体力劳动而增加智力活动。他们应该努力用自己的主见和阅历服务于朋友，服务于青年，尤其是服务于国家。[19]那些为国供职的人以及老年人是最好的典范，他们普遍认为是自然本身在引导自己，但事实上这也源于他们服从自然法而获得的美德。因此，成为有美德之人，过正派的生活，就不会对衰老和死亡感到恐惧。西塞罗辉煌却又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就是这种伦理精神最好的注脚。当然，西塞罗对老年生活确有美化之嫌，老年生活的品质并不完全取决于人的品格和美德，它还取决于一个社会如何对待老年人，能为老年生活创造何种条件。由于受到斯多葛派哲学的影响，西塞罗强调人具有理性的自足，所以这些外部因素不是他思考的重点，他更加关注过一种美好生活所需的内在条件，即人的灵魂状态。对西塞罗来说，幸福之人就是凭借理性的天赋而摆脱了欲望和恐惧的人。一个人只有专注于理性和意志，才能驱散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今天思考老年问题，不可忽视老年生活的外部条件，也不应忽略应对老年所需的内在品质。虽然灵魂不朽这一观念今天可能不再被人们所相信，但古希腊和古罗马哲人看待衰老和死亡的那种理性态度是值得借鉴的。作为人，我们无法改变的是人生必有一死的限度，甚至我们也很难改变我们的处境，但我们可以选择以何种方式和态度去面对衰老和死亡。坦然和理智的态度不仅可以减轻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也能够凸显人之为人的高贵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