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绪论概述近代诗歌与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转型。
与前代相比，清代诗歌总体上具有更强的叙事性。钱仲联概括“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说：
从钱谦益、吴伟业、顾炎武、钱秉镫等人以易代之际政治历史作为主题的叙事诗歌，到施闰章、赵执信、胡天游、蒋士铨等人以抨击弊政、留心民瘼为主题的作品，到朱琦、鲁一同、姚燮等人以鸦片战争为主题的作品，乃至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清末朝政和国际时事为主题的作品，以诗歌叙说时政、反映现实成为有清诗坛总的风气。十朝大事往往在诗中得到表现，长篇大作动辄百韵以上。作品之多，题材之广，篇制之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可以说，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所谓“超元越明，上追唐宋”的关键所在。(1)
钱仲联所概括的近代诗叙事性涵盖了新体诗和旧体诗。钱仲联从叙事角度来概括近代诗史，开启了一个新视野。中国诗歌是大传统，中国诗歌叙事是小传统，两者是相互贯通的。这在近代也概莫能外。本书贯通近代新旧诗歌叙事传统，结合近代新旧诗歌叙事理论观念，具体探究新旧诗歌在主要诗派及其代表作家、中心事件叙事的成就和特点。这也可以视为对钱仲联以叙事统率近代诗史的进一步展开。
一 近代“新体诗”的产生及其叙事理念
和以往诗坛有所不同，近代诗坛产生了“新诗”，从而出现了“新体诗”与“旧体诗”传统的分立。而在近代诗坛，无论新旧诗歌传统还是新旧诗歌叙事传统都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为了描述近代诗坛叙事传统的方便，此处首先探讨“新体诗”。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等人开始尝试创作新诗，并同时使用了“新诗”“新学诗”“新派诗”“新体诗”等概念。
“新诗”概念是逐渐出现的。1897年，曾广钧为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作序，称许黄氏诗“善变”，是诗歌之“变体”。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第二首云：
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文章巨蟹横行日，世变群龙见首时。手撷芙蓉策虯驷，出门惘惘更寻谁？(2)
黄氏直接标举自己的作品为“新派诗”，学术界也把他的《人境庐诗草》视为“新派诗”中的代表作。如其卷三收录了黄遵宪从光绪三年到光绪七年（1877—1881）出使日本时期的诗作，使用了“欧罗巴”（《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总统”（《罢美国留学生感赋》）、“维新”（《琉球歌》）等新词。卷四收录了黄遵宪从光绪八年到十一年（1882—1885）出使美国时期的诗作，《纪事》一首描述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竞选，用了“华盛顿”“美利坚”“独立”“平等”“自由”等新名词。《人境庐诗草》卷六叙写他跟随薛福成出使欧洲之见闻，其中《今别离》一诗，写到“轮船”“火车”“电报”“照相”以及东西半球的地理知识，被梁启超视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3)的典范之作，受陈三立称赞为“千年绝作”(4)。显然，黄遵宪这些“新派诗”非如一般新体诗人只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5)，而是具有现代西学新思想、新境界、新事物的基础的。总之，“新派诗”在叙事的内涵、语言和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色。黄遵宪是“新派诗”中成就最高的诗人，也足以为“新派诗”叙事性之表率。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海外，依赖《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发动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正式举起了新文学的大旗，标志着新诗传统的正式成立。梁启超还对新诗理论做出总结和概括。他把“新诗”建立在“新学”的基础上，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旧学”。梁启超《三十自述》讲到自己18岁（1890）时始师事康有为，“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6)。所谓“旧学”，主要指在乾嘉学术史占据主流地位的“汉学”。梁氏提出“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7)，抨击与康有为《大同书》《公理通》相对立的“训诂词章学”，在当时诗坛主要针对的是倡导学人之诗的同光体。梁启超提倡的“新诗”创作，要求“非经典语不用”，而“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8)。
其时被放归故里的黄遵宪，迅即致函梁启超，积极呼应“诗界革命”：
报中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至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伎词。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9)
黄遵宪首肯诗歌是有韵之文，内容要叙写时事，而形式则可不拘，可参照古代歌谣、乐府、俳句以及近代弹词、粤讴。而这些韵文都是俗体诗词，特别在语言上较为通俗。可见，黄遵宪对“五四”前后开始流行的白话诗具有一定的先知先觉。本书将有专章来探讨新诗白话的演变问题。
“新诗”之“新”，在语言上多体现为“挦扯新名词”，在思想内容上根基于“新学”。“新诗”的内涵不断发展变化，从康梁的“今文经学”、黄遵宪的“西学”，到南社的“反抗满清”、辛亥革命家的“三民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有一以贯之之道。其共同点在于：融汇西学，重释传统。表现这些新思想新文化的诗歌，都可视为新诗体系中的成员，从而树立了一个从晚清到“五四”的新诗传统。以梁启超、黄遵宪为首开创的“新派诗”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力主“尊情”(10)、张扬“怪魁”(11)个性的龚自珍，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12)、论诗“主逆”(13)的魏源，已在今文经学和西学等方面奠定了“新诗”之基石。从明清以来流行的民间俗体诗，以及从袁枚、龚自珍始兴到梁启超、黄遵宪成熟的白话文言诗，则构成了一条贯通近代新派诗语体新变的命脉。
在晚清，“新诗”传统初步成立，“新诗”叙事传统也粗具雏形。具体表现为：在抒情叙事主体方面更注意突出人物个性，在思想上更关注西学与社会变革，在技巧方法上更注意运用新名词、描写新事物。当然，晚清这些“新诗”叙事的特点都脱胎并依附于“旧诗”传统中，虽说打开了新局面，但尚没有全面开创出新思想、新内容、新体裁、新白话的风气。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催生了现代新诗之后，“新诗”传统才算正式成熟。
二 宋诗派的叙事理论与实践
正如“旧学”为“新学”所定义，“旧体诗”也为“新体诗”所定义。因为有了“新体诗”之名，与之相对应的传统诗歌就统统成了“旧体诗”。清末民初的“旧体诗”虽为“新体诗”所定义，却并没有失去诗坛主流的地位，而主张“学人之诗”的宋诗派则是晚清“旧体诗”的主流。宋诗天生就带有叙事性强的特点，宋人魏泰概言诗歌“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14)，显然更推重叙事而不是抒情。在晚明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心目中，宋诗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叙事：
有宋欧、苏辈出，大变晚习，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见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15)
他所谓“物”“境”大体都与事有关，而“情”也不能脱离人事。相对于前人，晚清宋诗派诗学的叙事理论观念又有重要的变化和发展。
清人承“轶宋窥唐”(16)的明人之后，倾向于推崇宋诗，宋诗派在道咸之际崛起，到清末同光体掀起高潮。汪辟疆概言：“近代诗家，渊源两宋，最早则姚姬传之提倡山谷，而程春海、祁春圃、何子贞、郑子尹、曾文正继之。陈散原、沈子培、陈石遗尊宋尤力，天下诗人尽北面矣。”(17)指出了道咸宋诗派与同光体一脉相贯的特点。同光体诗学理论的灵魂人物陈衍还详细地勾勒出晚清宋诗派内部两派及其发展脉络：
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略别两派：一派为清苍幽峭。……蕲水陈太初（陈沆字）……当时嗣响，颇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斋稿》稍足羽翼。……此一派近日以郑海藏（郑孝胥号）为魁垒，其源合也。……其一派生涩奥衍。……郑子尹（珍）之《巢经巢诗钞》为其弁冕，莫子偲足羽翼之。近日沈乙盦（沈曾植号）、陈散原（陈三立号）实其流派。(18)
陈衍认为，晚清宋诗派内部有“清苍幽峭”“生涩奥衍”两派，都从道咸贯穿到同光诗坛，且各有传人。
陈衍把“学人之诗”视为宋诗派的标志性特色，说：“有清一代，诗宗杜韩者，嘉道以前推一钱萚石侍郎，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偲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慤之主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19)晚清宋诗派提倡“学人之诗”，主要是把“学问”融入诗歌创作与批判之中，从而形成了成熟的宋诗学。由云龙《定庵诗话》云：“迄于同光之交，郑子尹、莫子偲倡于前，袁渐西、林晚翠暨散原、石遗、海藏诸公继于后，他如诸贞壮、李拔可、夏剑丞，皆出入南北宋，标举山谷、荆公、后山、宛陵、简斋以为宗尚，清新警拔，涵盖万有。浅薄之夫，蹙眉咋舌，不能升堂而哜其胾。论者谓为诗学之颓波，余则以为诗家之真诣自今日而始显，固有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者矣。”(20)张仲谋总结清人“在宋诗文献的搜集整理、宋诗特征的体认与凝定、宋诗优劣的总结与扬弃等方面，清人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只有到了清代，宋诗学才真正形成”(21)。晚清宋诗派倡导“学人之诗”，主要是把“学问融入诗歌创作与批评之中，带动了诗歌叙事内容与风格的变化，且在诗歌叙事理念、叙事焦点、叙事风格、叙事主体等方面融汇了自己的特点。
（一）道咸宋诗派诗学及其叙事理念
为晚清诗坛开拓宋诗方向的人是程恩泽。他以高位主持诗坛，其一生交游尽显了晚清宋诗派发展的脉络与轨迹。他结交了祁寯藻、邓显鹤、梅曾亮、阮元等众多文人，培养了“西南大儒”郑珍、莫友芝、何绍基等弟子，这些人都是道咸文坛的核心人物，也是道咸宋诗派的中坚力量。程恩泽指出嘉道诗坛“文章至今日，积弱不可强。禀赋益以薄，风骨何其尪。必有扛鼎力，美丑斯可商”(22)，对康熙朝王士禛的“神韵说”及乾隆朝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之流弊均表示不满，而勇以复兴文道自任。程恩泽赞赏后被梁启超誉为“湘学复兴导师”(23)的邓显鹤“诗文道之余，实具龙象力。文得欧苏正，诗欲杜韩逼”(24)，明确表达了以诗文补充“道”的宗旨。他在为邓显鹤诗集所写序言中说：“古今以诗传者，其本必不在诗，必其道与性情确然有以自立，然后其艺成，其言传”(25)，认为“道”与“性情”都能“自立”才是好诗。有时候，程恩泽把对“道”的表述换成“学问”二字，可见其心目中的为诗之“道”与“学问”的关联度之高。其《金石题咏汇编序》论述性情与学问二者的关系以及学问在诗中的作用：
《诗》《骚》之原，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世有俊才洒洒，倾倒一时，一遇鸿章巨制，则瞢然无所措，无它，学问浅也。……况训诂通转，幽奥诘屈，融会之者，恍神游于皇古之世，亲见其礼乐制度，则性情自庄雅，贞淫正变。或出于史臣曲笔，赖石之单文只词，证据确然，而人与事之真伪判，则性情自激昂，是性情又自学问中出也。(26)
他提倡为诗“首性情次学问”，又把“性情”“学问”相融的诗歌传统上溯至《诗经》《离骚》。由于人人都承认“性情”是诗词中应有之义，他对“学问”的张扬就更为人所重视。程恩泽对“学问”的认识有广有狭。广义而言，他本人曾从著名朴学大师凌廷堪游学，对“天算、地志、六书、训诂、金石，靡不精究”(27)，且在多个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都可说是“学问”的内容。狭义而言，他在上段引文中提出，“礼乐制度”的学问需要融会“幽奥诘屈”文字的“训诂通转”，“史臣曲笔”的学问则依赖于金石“单文只词”之“证据确然”，这就把诗中“学问”具体落实到诗歌叙事抒情的文字与风格等方面。总之，他所谓“学问”的核心是建立在汉学基础上的文字学，在创作中也多喜用生僻的古文字。
程恩泽与祁寯藻长期同僚，私交也笃，常以诗相酬唱。程恩泽死后，祁寯藻继续鼓吹宋诗。祁寯藻也主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并在创作上加以体现。他“考古数典”而撰《痘诗付彭孙》一诗，引用《痘症理辨》《四库全书总目》《文苑英华》等描述治痘史，又引《医宗金鉴》及民风时俗分析痘症病因。全诗多用医学语言和学术考证，来展现诗人为彭孙出痘而题诗相赠一事，结尾希望彭孙顺利长大。孙之梅教授评价说：“程恩泽、祁寯藻是晚清宋诗派的开创者，他们的诗学以同为主，主要表现为：第一，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合一，落实到诗歌创作中为性情与学问合一；第二，对杜、韩、苏、黄诗学体系的确立。”(28)
在道咸间宋诗派中理论成就最高的代表人物是何绍基。黄霖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中评价说：“从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在道、咸间的宋诗派中，还是要数何绍基的言论最为突出……不但大大充实了宋诗派的理论基础，而且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宋诗派的范围，在近代诗论史上颇有光彩。”(29)何绍基《题冯鲁月小像册论诗》云：
作诗文，必须胸有积轴，气味始能深厚，然亦须读书。看书时从性情上体会，从古今事理上打量。于书理有贯通处，则气味在胸，握笔时方能流露。盖看书能贯通，则散者聚，板者活，实者虚，自然能到腕下。如饾饤零星，以强记为工，而不思贯串，则性灵滞塞，事理迂隔，虽填砌满纸，更何从有气与味来。故诗文中不可无考据，却要从源头上悟会。有谓作诗文不当考据者，由不知读书之诀，因不知诗文之诀也。(30)
他把唐宋以来文学理论中的“气味”“性情（灵）”“事理”诸说，统统归源于“读书”，并具体则落实到“考据”上来。这些意见虽发源于程恩泽等人，但他说得更为明确，对学人之诗的理论概括更为透彻。
何绍基在诗学中融合了他个人有关“学问”的独特见解。首先，何绍基十分重视写人之性情，提出了“文章本性情”(31)的概念。他以“性情”为重，尤其强调宋儒的修养功夫：“平日明理养气，于孝悌忠信大节，从日常起居及外间应务，平平实实，自家体帖得真性情。”(32)可见，能“明理”者才是“真性情”。何绍基诗中写了大量思亲诗，其“客里怜佳节，频频梦老亲”(33)“梦中归来残月耿”(34)“思如海水不可详”(35)等句，分别为思念双亲、妻儿、诸弟和舅氏之作。他的赠友诗以及抒发民困的灾难诗，都是饱含深情而又事理明晰，具有生动感人的力量。其次，他对“学问”的认识相当宽泛，融入了多种艺术形式的实践经验，尤其是书画艺术。曹旭概括说：“何绍基同样把诗歌、书法、绘画、金石审美集合在一起，融合读书、性情、江山之助和考据，拓展了诗学的疆域，确立了近代‘宋诗派’的美学原则，成为‘宋诗派’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的开拓者。”(36)最后，何绍基专注于追摹苏诗。金天羽称他为“晚清诗人学苏最工者”(37)，钱仲联称他为“晚清学苏第一人”(38)。何绍基也在多次诗歌创作中表达了对苏轼的特别尊崇之意。其《重谒三苏祠》云“回思全蜀游，江山粗可说。惟有三苏祠，时时梦魂结。翩然复戾止，渴思两年泄”(39)，描绘出心中炽热的“苏轼情结”。
道咸宋诗派名家还有郑珍、莫友芝，钱仲联论云：“乾嘉以后，作者大都挹袁、赵之余波，轻靡流滑，至于不可遏止。郑、莫诸公，欲救其弊，乃力趋昌黎、东野、山谷、后山一路，若近日则既家西江而人宛陵矣。”(40)本书将以道咸宋诗派中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人郑珍为代表，探讨其叙事特色。
（二）“同光体”诗学及其叙事艺术
同光体正式登台是在光绪以后，故而有人会认为同治诗坛出现了“断层”(41)。准确说来，同治朝不是宋诗派的断层期而是过渡期。道咸之际宋诗派的核心人物祁寯藻、何绍基、曾国藩等人，仍然活跃在同治诗坛。尤其是作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曾国藩，集政治领袖、军事领袖与文化领袖于一身，他一力标举宋诗，受到广泛追捧，是宋诗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徐世昌称他“余事为诗，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奡，独宗西江，积衰一振”(42)，陈衍亦说“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43)”，侯长生称曾国藩是“近代宋诗运动的发散中心”(44)，都表彰了他在扩大宋诗影响上的重要贡献。曾国藩自叙“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45)，一语概括出道咸宋诗派诗论的核心是“积理”和“养气”。他又将“经济”融入为学术之中，在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经济”，说“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类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46)。他十分重视诗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清末“同光体”诗学影响甚大。
“同光体”名称的由来，源于在光绪九年（1883）至光绪十二年（1886）间，陈衍与郑孝胥“戏称同（治）光（绪）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47)，随即开始标榜“同光体”之名。沈曾植谦称自己是“诗学深，诗功浅”，陈衍则将此话粉饰为“诗学深者谓阅诗多，诗功浅者作诗少也”(48)，而笔者倒觉得可以借用此话大体来概括整个“同光体”诗学胜于诗作的特色。同光体诸人普遍推崇宋诗，乃至将宋诗推到了唐诗之上：“故诗至唐而后极盛，至宋而益盛。”(49)甚至有论者认为“同光体”在诗学成就上既超越了宋人本身，也超越了本可与之相颉颃的唐诗学。侯长生说：“宋诗学到清代才开始真正形成潮流，开始具有了与唐诗分庭抗礼的地位，并在晚清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环境中，迅速地发展到了其历史高峰——同光体派宋诗学，并在同光体派手中渐渐有了超越唐诗的趋势。”(50)
“同光体”诗学对道咸宋诗派有继承，也有创新。无论是闽派陈衍的“三元说”，浙派沈曾植的“三关说”，还是赣派陈三立所主张的由黄庭坚溯源魏晋，都表现出了立足于宋诗，发扬“学问”与“理”的宗旨。陈衍在《近代诗钞序》和《石遗室诗话》中反复标举“学人之诗”的概念，为同光体张目。他推举道咸时期郑珍的《巢经巢诗钞》为“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弁冕”(51)，此一观点在此后的郑珍研究中影响甚著，“学人之诗”几乎成了郑珍诗的一大标志。跟道咸间宋诗派郑珍等人一样，陈衍也认为“学问”出于“读书”：“诗之为道，易能而难工。工也者，必有以异乎众人之为，则读书不读书之辨已。”(52)他认为“诗人学人二者，非肆力兼致不足以薄风骚、副雅材”(53)，而要使“诗人与学人合”，就需要“具学人之根底，诗人之性情”(54)。“学人之根底”包括“经史百家”，黄曾樾引陈衍的话说：“求诗文于诗文中，末矣。必当深于经史百家以厚其基，然尤必其人高妙，而后其诗能高妙。”(55)另一同光体大家郑孝胥则强调多读古人诗。李肖聃《星庐笔记》说郑孝胥“有《海藏楼诗》数卷，自谓取境吴融、韩偓、唐彦谦、梅尧臣，而最喜王安石”(56)，《郑孝胥日记》中也随时可见“阅荆公诗，甚可爱”“阅临川诗，极可喜”(57)的记述。郑孝胥指示年轻人的学诗门径说：
君诚喜此，非用力数年不可。今宜取唐人诗二家，宋人诗三两家，国朝人一家，置案头常看之，久又易之。俟极斐然欲作时，便试下笔，务求瘦劲，避去俗氛为主。仍随时收罗诗料。如是久之，渐有把握，自成艺业矣。(58)
他着重倡导从宋人诗中求“瘦劲”，以“避去俗氛”。
建立在“学人之诗”基础上的同光体诗学，甚为重视对“理”的推崇。唐诗主调而宋诗主理，偏重宋诗的人都会重视其“理”，“同光体”对“理”的表达甚为丰富。“理”包含“理趣”之意。陈衍引唐杜牧《李贺集序》“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59)，而加以阐释说：“言昌谷俶诡之词，容有未足于理处也。理之不足，名大家常有之。”(60)杜牧强调了“理趣”在诗歌艺术中有决定性的地位，其意见得到陈衍的认同。“理”还包含“理性”之意。沈曾植较为重视诗歌评判的“理性”标准。袁昶、樊增祥曾就各自诗风发生争辩，请沈曾植评判，沈作诗《越老近日与樊袁酬唱往往齿及下走辄为两绝奉览效云门体》曰：
演雅巧知伴色称，善鸣当复寄澜翻。何因元祐诸贤集，只著焦明睫上观。
脉脉幽丝一缕情，功裘女手可怜生。若为雨壁萦蜗字，亦被诗翁体物情。(61)
沈曾植并没有明说樊袁二人孰优孰劣，只是把黄庭坚的“演雅”与“体物情”的评判标准列出来，由樊袁二人自己去衡量。
在更高的层面上来说，“理”包含为诗之“道”，即儒家义理。沈曾植在1918年的《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云：
凡诸学古不成者，诸病皆可以“呆”字统之。在今日，学人当寻杜、韩；树骨之本，当尽心于康乐、光禄二家（所谓字重光坚者）。康乐善用《易》，光禄长于《书》（兼经纬）。经训菑畬，才大者尽耨获。韩子因文见道，诗独不可为见道因乎（欧文公有得于诗）？(62)
沈曾植从杜甫的新乐府、韩愈的古文中借鉴“道”，并通过汉魏六朝经学上溯至儒家原典，以充实其为诗之“道”。对此，李瑞明解释说：“字重光坚”“是沈氏的自造语”，“很明显是融经入诗的观念”，“是对陈衍有关‘同光体’诗学理论的本源式说明”。(63)同光体另一理论家夏敬观强调诗歌既要彰扬儒家“义理”，还要符合“温厚之旨”：
曰思虑通审者，即予所言义理。求其通，求其审，必经思虑，与义理相背，即未通未审。曰志气和平者，诗言志，所志必合于义理，志定则气体得其正，而无过激之思想，志气乃归于和平。曰不激不厉者，属于辞气。诗旨主于温厚，激厉则失温厚之旨矣。曰风规自远者，言其度也。处人处己之道皆在于此。(64)
从这些意义而言，同光体对诗歌“义理”的强调，不仅与道咸宋诗派相承，也与清朝前中期的桐城派、格调说相关。
然而相对于前人，同光体对“理性”的强调尤为自觉。在今人眼中，宋诗之理性美原本就包含着近于现代理性的精神。周裕锴先生在《自持与自适：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一文中曾说：宋诗学对“诗之为用”的认识，并未超出传统诗学的范围，不外乎以“美刺”“讽谏”为主的政治功能，以“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为主的道德功能和以“遣兴怡神”“陶冶性灵”为主的心理功能三个层次，然而宋人却以《中庸》的“中和”精神对诗学的“不平则鸣”观点提出了异议，强调了诗歌疏泄个人胸次、使之释然于怀的心理功能，是在中和状态下完成的，这是一种理性的化解，而非情绪的进发(65)。此话本用来阐发宋诗的文化精神，而体现在晚清宋诗派特别是同光体诸公身上则更为显著。本书将以陈三立的诗歌创作为代表，来具体探讨“同光体”对现代“理性”的追求及其叙事特色。
晚清宋诗派标举学问、义理、理性，既是中国诗歌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大致说来，学问关乎诗歌抒情叙事材料，义理关乎诗歌抒情叙事的宗旨，而理性则关乎诗歌抒情叙事主体。而从学理言，对宋诗的追捧便蕴含了对“叙事”的重视。同光体诗人袁昶论唐诗宋诗在叙事方法上的差异说：
唐人以诗为学，宋人以学为诗，根柢华实不同，音节和严亦异。唐诗近风，风多短言，里巷谣谚男女赠答之所为也。宋诗近雅，雅多长言，士大夫伤时述事，短言不足，故长言之，非老于国故事变者不能。(66)
袁昶明确说宋诗出于“士大夫”用“长言”“伤时述事”，宋诗要求诗人皆是“老于国故事变者”，明确把对叙事性视为宋诗的主要特点。这话可谓是抓住了同光体乃至清代宋诗学的本质。
在宋诗派之外，近代传统诗坛还活跃着王闿运主导的汉魏六朝派，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等。他们均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为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近代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王闿运诗歌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本书将予以重点关注。
三 新旧体诗坛“诗史”叙事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从道咸到清末，外忧内患迭起，晚清人在学术上颇为注重经世致用。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论清代学术变化路径云：
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67)
王国维揭示了清代学术思想由经世—学问—经世的大循环。与近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情况基本一致，晚清诗坛涌现了不少时事诗名篇名作，正是诗歌“叙事性”进一步强化的一大表现。钱仲联曾说，不仅以黄遵宪等人为代表的“新派诗”以“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写入诗中，体现了“诗界革命”的鲜明特征，“即便是属于复古诗派的王闿运、樊增祥以及杨圻、王国维、金兆蕃等，他们的诗集中也不乏叙说时政、反映现实的长篇叙事之作”(68)。在晚清，新旧诗歌创作均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如在本书中，晁冬梅博士对“大文本叙事”的提炼、概括和个案研究，是综合近代新旧体时事诗而论的，而杨绪容对郑珍、王闿运、陈三立等“旧体”诗人的专论也重点探讨了现实诗的创作。相对于“新体”诗而言，晚清“旧体”诗坛表现出更为浓厚的“诗史”意识，据此可以了解中国诗歌“诗史”叙事传统在近代的传承演变。
“诗史”之说，最早见于唐孟棨的《本事诗》“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69)，意谓杜诗记录战乱，巨细毕陈，又蕴含君臣大义，暗寓对乱臣贼子的褒贬。这个“诗史”概念中含有史事、史识、叙事、春秋笔法等义。《新唐书·杜甫传》赞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70)，所谓“诗史”已变为“善陈时事”以及“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的铺叙方式。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杜诗是“其笔不恕，所以为诗史也”(71)，强调了史家笔法在诗歌中的运用，凸显了诗歌的社会批判功能。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元好问“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72)，直接把诗视为国史。
在晚清，固守“旧诗”传统的诗人都非常注意在创作中延续“诗史”传统并扩展题材范围，其“诗史”观念融汇了以上诸义而又更为复杂。具体包括如下诸端。
其一指真实记录当时的社会状况。张鸿《长安有狭邪行》诗云：
长安有狭邪，乃在城西隅。幽径辟朱邸，青楼夹通衢。入门玉作砌，叩户金为铺。中有婵娟子，自名倾城姝。月珠约花额，虹璧融罗肤。金张诸豪贵，车马闲且都。百万碧玉钏，千万翠羽襦。黄金何足贵，难买颜欢娱。鞠跽升华堂，主人骄难扶。星眸睨左右，夜梦倚白榆。王母开口笑，莲骁共投壶。诸子非泰筮，吉语相为谀。尔莞开颜哂，荣赏如分符。主倦欲送客，众客容次且。云有不腆物，备赏苍头奴。得收为厚幸，夸耀及妻孥。宾朋相告语，指日登天涂。吁嗟世间人，狭邪诚足趋。(73)
该诗在小序中点明为“刺庆邸也”。庆亲王奕劻在慈禧太后晚年靠巴结逢迎之术官运亨通，由远支宗室进爵为亲王，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等要职。其为人巨贪，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奔走于其门者，时人讥之“老庆记公司”，张鸿作此诗以刺之。钱仲联评价此诗：“采藻艳发，泽古功深，描摹情态，曲尽其致，传之他年，足当诗史。”(74)钱氏用“诗史”一词，揭示张鸿诗描写人情世态详尽，且可以当作史实流传后世。
还有的诗人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和描述者，还在诗中对历史现象进行归纳和总结，这在“诗史”观念上又进了一层。如陈宝琛少年闻达，据其在朝的亲身经历，在诗歌创作中描绘并概括了“同光”“中兴”气象。用“吾年似汝登高日，四海兵戈望中兴”(75)“手定中兴四纪周，女中尧舜古无俦”(76)“盲僧能说同光盛，歌者何戡恐亦无”(77)“日辉风畅鸟雀喜，想望中兴验春气”(78)“儒效难为前辈继，朝班曾及中兴辰”(79)等等诗句，渲染出同光中兴的盛况。
其二指社会批判精神。“诗史”注重反映现实，现实诗的“美刺”传统在《诗经》中既已形成，并贯通了整个中国诗歌史。晚清诗人忧时之深，其讽刺往往更为尖锐。沈瑜庆创作了很多现实诗，大胆讥讽朝政、褒贬风云人物。如《咏史寄虚山师》讽刺身为帝师及自己座师的翁同龢，《贾谊》讽刺康有为谋事不周祸及国家，《晃错》为戊戌死难者而作，在题材和主旨上都表现得很为大胆。王揖唐评沈瑜庆诗“于同光以来朝政时局、人物掌故多所纪述，可作史观”(80)，其“诗史”概念主要就反映现实而言。陈衍在《涛园诗集·正阳篇序》中评沈瑜庆甲午战争诗说：“甲午中日战事既殷，南皮张尚书权督两江，涛园总筹防局，接应北军饷械，兼午夜草奏治军书，既益更事，而目击感愤，间形诸诗。一时初未卒业，今年榷盐淮北，乃记忆补缀。六月至沪，手一巨编相示，则长篇大叙，皆《诸将》《八哀》之遗也。”(81)所谓“目击感愤”即是描绘现实的“沉郁顿挫”，“长篇大序”指叙事篇幅较长，这两方面吻合了文学史上的杜甫“诗史”观念。如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沈瑜庆受张之洞之命办皖北督销局，期间作《淮北行》诗云：
江淮自昔拥盐利，乱后公私叹重困。建瓴蜀船势莫御，齐豫捆输亦殊健。翳我追维陵替由，商而改票票改贩。……承平官吏病因陋，比量淮南更滋蔓。载盐即以船守轮，盐难周转船久顿。劳则思善逸则淫，盗卖夤缘毋乃混。积重忍隐成铤走，剜肉补疮亏巨万。典鬻俱尽且兔脱，始知水懦为民恨。……(82)
该诗揭露了当地盐政积弊，以及诗人襄助张之洞改革盐政的情景。该诗虽在陈衍所论沈瑜庆甲午中日战争“诗史”之外，亦当被视为“诗史”。
其三指个人历史记录。其中包括人物纪传诗对传主个人历史的记录。黄濬曾评价近代“西昆体”代表人物汪荣宝的《思玄堂诗集》“可供史料”，并具体举例说：《魏武和旭初》乃“吊项城之作”，“典切沉至，集中最上乘”；《题广雅诗集》五首“记南皮逸事”；《百岁恩仇》“似指翁、张之隙”；《无题》四首“咏民国十一年曹、吴之事”(83)。汪荣宝在这些人物传记诗中，各咏一到两位特定历史人物，并寄寓了辛辣的讽刺；黄濬用“史料”一词概括其“诗史”特性。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明清人编选的个人诗集，倾向于按时代编排，汇为全书就凸显了诗人的生活史。如本书重点探讨的近代诗人郑珍、王闿运、陈三立的诗集都是如此编排，从中可以了解诗人的生活史、家族史、社会史的诸多细节。沈曾植认为，按时序编排诗集的做法始于宋人，说：“以事系日，以日系月，史例也。宋人以之治诗，而东坡、山谷、后山之情际，宾主历然，旷百世若披帷而相见。彼谓诗史，史乎史乎！”(84)沈氏指出，宋人以史例来编排诗集，如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的诗集可作为个人生活史来读，并具有考证诗人生平、还原历史面貌的作用。
其四指以“诗”存“史”的民族意识。沈瑜庆曾说：
人之有诗，犹国之有史。国虽板荡，不可无史。人虽流离，不可无诗。(85)
沈瑜庆话中表达了以“诗”存“史”之意，尤偏重于国史和社会史，同时寄托了他对“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女婿林旭、殉夫的女儿沈鹊应的怀念之情。陈衍在《辽金元诗纪事总叙》中说：
诗纪事之体，专采一代有本事之诗，殆古人所谓诗史也。国可亡，史不可亡，即诗不可亡。有事之诗，尤不可亡。然或以为异族而主中国，则其国之诗可听其亡。(86)
陈衍话中也偏重于国史，认为亡诗之危害胜于亡国亡史。而他固守“华夷之辨”，认为异族之诗可任其亡，明显含有排满之意。
综上，在创作上，近代“旧体诗”“诗史”题材范围更广，讽刺精神更强。在批评上，近代“诗史”观念更为复杂，有时候一句“诗史”批评兼备多种“诗史”内涵，更为重视个人史、家国史的记叙，其批判精神也显得更为大胆、更为有力。在总体上，近代“旧体诗”的创作与批评没有从根本突破传统意义上的“诗史”观念，从而赋予“诗史”以更多的现代意蕴。
“新体”诗人也创作了大量的现实诗，也揭露和批判了近代中国官府腐败、人民困苦、战乱灾变、人性愚昧的现实。如甲午战争诗，旧派诗人有袁昶《近事书愤和友人作》《哀旅顺口》《哀威海卫》，沈瑜庆《哀余皇》、张鸿《游仙》等；新派诗人黄遵宪有《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度辽将军歌》等诗篇。庚子国变诗，旧派诗人有樊增祥《庚子五月都门纪事》《晋阳》《闻都门消息》，文廷式有《落花》《庚子七月至九月感作》；新派诗人黄遵宪有《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述闻》《再述》《天津纪乱十二首》《京乱补述六首》。钱仲联评黄遵宪《冯将军歌》是“《史》《汉》文法”(87)，明确揭示出黄遵宪诗歌的“诗史”品格。但不同的是，“新体”诗表达了更为强烈的变革思想，带有更多的世界观念与全球意识，寄托了更加激越悲壮的情怀。
四 新旧诗歌叙事传统的现代性融通
近代新旧诗歌传统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从区别而论，旧体诗人与新体诗人分属不同的阵营，在诗歌的题材内容、思想倾向、诗人的个性等方面大相径庭；从联系而论，新旧两派诗歌在体裁、格律、语言等方面大同小异，新旧两派诗人也存在相互交集、交流甚至同咏一事一题的情况。有人不以新旧区分道咸诗坛。如近代文学的先驱龚自珍，被陈衍纳入道咸宋诗派中的浙派：“吾乡林欧斋布政亦不复为张亨甫而学山谷，嗣后樊榭、定盦，浙派又中分两途矣。”(88)近代中国较早“开眼看世界”的魏源，也被陈衍纳入道咸宋诗派，指出在“清苍幽峭”一派中，有“魏默深之《清夜斋稿》稍足羽翼”(89)。而新体诗大家黄遵宪，“五古渊源从汉魏乐府而来，其言情似杜，其状景似韩”(90)，也与当时的同光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尝试从学术思想的现代性、叙事主体的个性、叙事语言的通俗性等方面探讨近代新旧诗坛的共通性，以探究近代文学发展的新旧中西之内在合力。
（一）现代性思想的积淀
龚自珍是近代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新学”的开拓者之一。龚自珍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京师参加会试，落选后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他一生追求“更法”，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后来梁启超正式提倡“新学”和西学，标榜与“汉学”的对立，自称是受到了龚自珍的启发。梁启超曰：“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盦全集》，若受电然。”(91)
晚清“旧学”家也特别重视人才培养，主张对传统思想文化及科举制度进行改造。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同治光绪间宋诗派文坛领袖之一的张之洞倡议：
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变科举始……今废时文者，恶八股之纤巧苛琐浮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也；非废四书五经也……今日当详议者约有数端：一曰正名。正其名曰四书义、五经义，以示复古……二曰定题。四书义出四书原文，五经义出五经原文……三曰正体。以朴实说理，明白晓畅为贵，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俪体，亦不得钩章棘句作怪涩体。四曰征实。准其引征史事，博考群书，但非违悖经旨之言皆可引用，凡时文向来无谓禁忌，悉予蠲除。五曰闲邪。若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氏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馆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严加屏黜，不准阑入。则八股之格式虽变，而衡文之宗旨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92)
一方面，张之洞主张科举考试“蠲除时文”，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他坚持“衡文之宗旨仍与清真雅正之圣训相符”，其意仍不离“文以载道”之旨、桐城“雅洁”之义法和“格调”派温柔敦厚之“诗教”，并没有超越儒家思想文化的范围。他还要求严守“四书五经”之“义理”，屏黜“周秦诸子之谬论，释老二氏之妄谈，异域之方言，报馆之琐语，凡一切离经叛道之言”，对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语言严加限制。
而在同光体诸公中则有人更进一步，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儒家思想的藩篱。有些传统文人逐渐建立起非同以往的家国意识，开始有意与传统文化切割，在某些方面萌生了现代人文思想观念。譬如对爱国精神进行反思。陈衍曾抨击托言“忠君爱国、稷契许身”之类是“文人结习”：
论诗文者，每有大家、名家之分，此文人结习也。或以位尊徒众而觊为大家，或以寿长诗多而觊为大家，或以能为大言托于忠君爱国、稷契许身而亦觊为大家，其实传不传不关于此。(93)
其话堪比《红楼梦》第三十六回中贾宝玉驳斥“文死谏武死战”为“邀名”而“不知大义”(94)之义。同光体另一诗学理论名家夏敬观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他说：
诗者，心之声也。所怀既异，安可比而论之？宋人立论，好偏重忠爱，以取悦于时君。其为李杜优劣之论，辄从“忠爱”二字下判断，苏子由至谓太白不知义，葛立方以其《永王东巡歌》为赞助逆谋，黄彻以为历考全集，爱国忧民之心，鲜有如子美语者，以李杜齐名为忝窃。是诚迂论，不足与言诗也。(95)
夏氏提出，宋人从“忠爱”二字判断李杜优劣，苏辙、葛立方、黄彻贬损李白的话，统统都是“迂论”，是“取悦于时君”的表现。
又如对变法、西学的追求。在同光体诸家中，陈三立具有比较强烈的现代思想意识。陈寅恪追述乃祖陈宝箴乃父陈三立的“变法”思想渊源，曰：
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宏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96)
其意是说，变法是道咸以来的共同追求，但像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这样的传统文人，与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道路选择上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因“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后者则“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说法打破了我们今天大多数人对维新变法运动中新旧两派的刻板印象，揭示出某些传统旧文人在经历了近代文明洗礼之后，主张并实践变法、西学的积极性甚至不亚于维新派人士。
尽管如此，传统诗坛文人的进步性还是有限的，即使对新学、西学表达了关注，至多也出于借鉴之目的，其思想基本上还在“中体西用”上打转。同光体的代表人物陈三立信奉儒家文化，虽曾说过“三立意向阳明王氏，微不满朱子”，“然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97)。陈三立《雨中谒周元公墓》诗曰：“高磴烟如扫，荒林雨自吟。千峰初照酒，半碣欲亲襟。芜满残春色，花留死后心。无言证儒墨，天地更何寻。”(98)他描述自己站在周敦颐墓前，痛感在天地间再找不到周敦颐这样的人鼓吹儒墨，显得十分落寞而伤感。陈三立曾言：
吾观国家一道德，同风俗，盖二百余年于兹矣。道咸之间，泰西诸国始大通互市，由是会约日密，使命往还，视七万里之地，如履户闥，然士大夫学术论议，亦以殊异。夫习其利害，极其情变，所以自镜也。蔽者为之溺而不返，放离圣法，因损其真。矫俗之士，至欲塞耳闭目，摈不复道。二者皆惑，非所谓明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者也。君子之道莫大乎扩一世之才，天涵地蓄，不竭于用，傲然而上，遂滂然而四达，统伦类师万物而无失其宗。(99)
他批评了两种人对待西学的迷失态度：保守者“塞耳闭目”，沉迷者“溺而不返”。他提出“明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者”、要求“统伦类师万物而无失其宗”，还是强调中国文化本体。他还曾当面嘲笑其好友兼姻亲范当世“慕泰西”太过：“范伯子益慕泰西学说，愤生平所习无实用，昌言贱之……余尝诵梅圣俞‘谈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之句以谑之。”(100)同光体诸公大部分人在清灭亡后成了遗老遗少，无论脑后的辫子还是心中的辫子都舍不得割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思想上始终不能彻底超越传统文化，也难以脱净儒家人格的烙印。故此柳亚子斥同光体“保守”，指出“从晚清末年到现在，四五十年间的旧诗坛，是比较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和比较进步的南社派诗人争霸的时代”(101)，“保守”一语道破了同光体和维新派、革命派文人的本质区别。
梁启超谓新诗“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即把新学、西学的思想观念充实到传统诗歌的抒情叙事中加以具体表现。黄遵宪在诗歌中详细描述了他在日本、美国、欧洲等世界各地所见具有现代风情的名物、制度、文化，并大量使用新名词，被梁氏推举为新体诗的典范。其实旧体诗人更早注意用新名词而把新鲜事物写入诗中。如道咸宋诗派代表人物何绍基在《达奚司空像》一诗中追溯基督教在中国流布的历史，并表达了对当时基督教流遍中国的隐忧：“习耶苏法重礼拜，风教正类西斑牛。永乐朝贡王不返，司空殉主或有由。今日天主教，流传遍中国。”(102)诗中用了“耶苏”“礼拜”“西斑牛”“天主教”等新词。同治二年（1853），何绍基奉命到广东主持乡试，乘轮船途经澳门、香港，作诗《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往返三日，约水程二千里》，逼真描写了坐现代火力船的感受：
火激水沸水轮转，舟得轮运疑有神。约三时许七百里，海行更比江行驶。不帆不篙惟恃炉，炉中石炭气焰粗。有时热逼颇难避，海风一凉人意苏。一日澳门住，一日香港息。澳门半华夷，香港真外国。一层坡岭一层屋，街石磨平莹如玉。初更月出门尽闭，止许夷车莽驰逐。层楼迭阁金碧丽，服饰全非中土制。(103)
此诗可说是晚清“新诗”融汇新题材、新词汇的先声。何绍基在诗中流露出对香港英夷横行的深切忧虑，对西方科学文化怀着相当的戒备，不同于后来的新学派普遍礼赞西方文明的态度。
（二）现代性人格的熔铸
近代文学的先驱龚自珍主张“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104)，为追求诗人的个性解放开拓了方向。晚清宋诗派其实也十分看重诗人的“个性”。道咸宋诗派理论健将何绍基十分强调诗人自我形象，提倡“人与诗一，一以不俗”(105)。“人与诗一”与龚自珍“诗与人为一”的说法是一致的。何氏又说：“诗是自家做的，便要说自家的话。凡可以彼此公共通融的话头，都与自己无涉。”(106)道咸宋诗派诗人代表郑珍在《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中鲜明地主张诗歌创作要有“我”：“我诚不能诗，而颇知诗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107)所谓“说自家的话”“言必是我言”云云，就是要求用个性化的语言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思想感情。
同光体诸家也普遍重视表现诗人的个性。陈衍主张诗中有人，说：“求诗文于诗文中，末矣。必当深于经史百家以厚其基，然尤必其人高妙，而后其诗能高妙。”(108)所谓“其人高妙”就是要求诗歌之中有高妙的主体意志。陈衍反对做“他人之诗”，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孔子曰“信而好古”，昌黎曰“不懈而及于古”，好古非复古，及于古非拟古也。有作必拟古，必求复古，非所谓“有意为诗，有意为他人之诗乎？”明之何、李、王、李，所以为世垢病也。(109)
郑孝胥也很重视“性情”，他在《书韦诗后》中说：“性情之不似，虽貌合，神犹离也。夫性情受之于天，胡可强为似者。苟能自得其性情，则吾貌吾神，未尝不可以不似，则为己之学也。”(110)他认为“性情”是形成诗人个性的关键。金蓉镜在《论诗绝句寄李审言》中说：“一回新胜一回新，卖货儿郎日日贫。李杜韩苏都道了，愿君翻转自家身。”(111)也表达了反对模拟，提倡自我个性之意。宋诗派一向推崇“学人之诗”，但学问妨碍性情，就需要对它有所节度。陈衍劝沈曾植少作考据诗：
余亦喜治考据之学，其实皆为人作计，无与己事。作诗尚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说。子培意不能无动，间一为之。(112)
既要有“自家意思”，又要有“自家言说”，就是从内容到语言都要有作者的个性。以诘屈聱牙著称的沈曾植，为陈衍之意所胁迫，争辩只偶尔为考据诗。陈衍称赞其诗“雅尚险奥，聱牙钩棘中，时复清言见骨，诉真宰、荡精灵”(113)，意思是说不过偶见其性灵而已，实持相当的保留态度。
宋诗派诗学将个性的核心内涵与“诗中有我”“性情”相联系，而与“拟古”相反对，这样的认识当然不错，但并未脱离明清以往传统诗学的范围。“新体诗”诸家则与此不同。黄遵宪曾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
于文字中略喜为诗，谓可以言志，其体宜于文。……意欲扫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移之于他人，而其用以感人为主。(114)
黄遵宪积极试验引俗语、新词入诗，旨在借富于时代特征的“新语汇”描绘新事物、开拓新意境，从而更好地反映日益变化的现实。他在《杂感》中表达其诗论云：
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敞流离，高炉蒸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115)
黄遵宪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其强调自我个性之意与龚自珍、何绍基、郑珍等人并无不同，而在态度上异常鲜明。他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反对拟古，而做到了心中无“古”，认识到“即今忽已古”。其“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之论也完全打破了古今壁垒，认为自己的诗也会被“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旧诗坛一般厚古薄今，他则厚今薄古，提倡使用“即今流俗语”，虽然尚没有明确提出“白话”的概念，也足称“白话”文学的先驱。黄氏的意见处处针对“旧诗坛”，尤其反对宋诗派以学问为诗，抨击其“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的刻板态度。他这些认识尽管尚未完全从明清以来传统诗学的语境和范畴中脱离出来，却已明显拉开了距离。
梁启超不仅仅只关注自己或某个诗人的现代性精神，而是着眼于培育全体国人的现代性精神，因此极大地开发并利用了文学的宣传作用。其《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116)
在这段话中，梁启超勾勒了新小说对于新民、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之间的重要作用。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明确提倡“小说界革命”。他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相协同，以新诗体、新文体、新小说相统合，以塑造全体“新民”的个性精神。梁启超在发展现代人格方面所体现的眼界和格局远超于诸新旧学家之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近代女革命家、女诗人秋瑾对现代女性人格的塑造。她本为深闺女子，于1903年前住北京期间，亲眼感受到庚子国变对中国的影响，读到梁启超等人所办的报刊，在思想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她逐渐养成不逊于男子的豪杰之气，具有浓厚的新女性意识，作词云：“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117)她与旧家庭决裂，只身前往日本留学。在1906年秋从日本返回祖国途中，作《黄湖舟中》云：“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118)诗中洋溢着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和为国尽忠的英雄豪气。她作为一个女性中的先知先觉者，鼓励女同胞团结“爱群”，要立志与男子“平权”，勇于担当“国民责任”。作诗云：“英雄事业凭身造，天职宁容袖手观？廿纪风云争竞烈，唤回闺梦说平权。”“欲从大地拯危局，先向同胞说爱群。今日舞台新世界，国民责任总应分。”(119)秋瑾在诗词中塑造了全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并以自己的人生树立了现代女性人格的典范。她被后人视为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人”(120)，终结了中国古代闺阁文学的传统，开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进程。
（三）现代诗歌艺术技巧的发育
新体诗出于旧体诗，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梁启超称新体诗“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所谓“旧风格”主要指体裁、格律、音韵等艺术形式，当然也不排除传统的思想学术。梁启超、黄遵宪都曾究心“旧学”与“旧诗”。如清末“新体诗”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云：“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121)，自言其诗歌从群经三史、诸子百家、汉学中取材，这就跟倡导“汉学”的宋诗派在思想倾向上具有一致性。钱仲联称赞说，“公度诗正以使事用典擅长。……近体感时之作，无一首不使事精当”，“公度诗全从万卷中酝酿而来”(122)，揭示出黄遵宪广泛借鉴古人诗、用典精当的特点，显示了与“旧诗”的密切渊源。
在新体诗“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同时，旧体诗也在语言上追求现代转型。陈衍说“为散原体者，有一捷径，所谓避熟避俗是也。言草木不曰柳暗花明，而曰花高柳大。言鸟不言紫燕黄莺，而曰乌鸦鸱枭。言兽切忌虎豹熊罴，并马牛亦说不得，只好请教犬豕耳”(123)。陈三立作诗“避熟避俗”，主张诗歌语言要雅正，要有创新，符合传统诗坛一向强调的艺术精神，自有其合理性。但在清末民初这个特殊时期，就显得过时了，难怪陈衍语带讥讽。另一方面，“旧体诗”早已出现了求“俗”的传统。如徐中玉赞“经史学家、书法家何绍基用白话写了《与汪菊士论诗》十九则，比梁启超的时务文还显明，亦多合理之语，是理论专著中罕见的先例”(124)。还有俞樾，厌烦古体诗格律太规整，五七言诗歌“限于字句不能畅达其意”，乃刻意作词，“为长短之句，抑扬顿挫以寄流连往复之思”(125)。俞樾以大量俗语入诗词，撰有“语音俚俗，意涉荒唐，殊非雅正之音”的《缪悠词》，并在《曲园自述诗》一诗中描述《缪悠词》创作与流传云：“衰翁白首卧吟窝，谚语谰言笔底多。正始雅音收拾起，一时传唱缪悠词。”在诗下自注云：“辛丑岁，年八十一矣。老境稍唐，诗境亦多率笔，有新年杂咏皆用俗语，又有《谬悠词》十二首，亦以谚语成诗也。”(126)这些旧体诗词中的俗语也应看成是白话文学的先驱。本书也将用专章探讨中晚清“白话”在诗歌叙事传统转型中的价值和意义。
新旧体诗与戏曲小说在叙事上有密切关系。人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作为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简单概括，虽不完全贴切，却也大致不差。在诗词戏曲小说各种文类之间，既有明确的边界，又有隔不断的关联。其中，诗词关系最为密切。词又称“歌词”，与散曲都被视为“合乐的诗”。诗词在体裁、句式、语言、风格等方面互有异同，而在叙事上的特点基本相通，故本书是把近代诗词合为一体来论述的。而近代诗歌叙事与小说戏曲叙事的关联性则较为复杂，需要对此予以关注。
明清小说与戏曲的发展繁荣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近代诗歌与小说戏曲关系也较以往更为密切。现代文学批评中也注意到了近代诗歌与小说戏曲的密切关系。诗词中有一部分篇幅略长、叙事首尾完整之作，比如诗中歌行、词中慢词、曲中套数，在叙事上与小说戏曲的关系尤其密切。此一特点也颇受古今文学批评关注。中唐以后，以“长庆体”为标志，中国诗歌叙事传统发生了一个转向。苏辙说白居易《长恨歌》“寸步不遗，犹恐失之”(127)，话中满是批评，却准确抓住了长篇歌行体诗歌叙事详尽的特点。今人吴世昌认为周邦彦慢词《瑞龙吟》（章台路）“颇似现代短篇小说的作法：先叙目前情事，其次追叙或追想过去的情事，直到和现在的景物衔接起来，然后紧接目前情事，继续发展下去，以至适可而止”(128)。在明清诗坛上，长篇歌行体的总体发展趋势是数量越来越多，字数越来越长。钱仲联说清初吴伟业的《永和宫词》《圆圆曲》等歌行乃“继承元白长庆体”“熔冶四杰的藻采与明代传奇的特色于一炉”(129)。如此说来，晚清歌行体中“誉满艺林，无愧诗史”(130)的长庆体名作，诸如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杨圻的《天山曲》、王国维的《颐和园词》、樊增祥的前后《彩云曲》等，自然也不会与明代传奇这种戏曲形式无涉(131)。
论诗诗在唐宋元明一向流行，在晚清声势更大，同时论小说诗、论戏曲诗也多了起来。俞樾《观影戏作》自叙观演《白蛇传》弹词云：
湖楼良夜小排当，老尚童心兴欲狂。戏剧流传黑妈妈，弹词演说白娘娘。轻移韩寿折腰步，明露徐妃半面妆。曲罢局阑人亦散，世间泡影总茫茫。(132)
俞樾诗中自叙家中排演《青蛇传》影戏的场景云：
偶乘良夜小排当，引得邻儿兴欲狂。都向俞楼看影戏，鱼青蛇白总荒唐。（自注：村落间有演影戏者，余从未一观也。壬辰秋，偶于俞楼一演之，所演为《青蛇传》。按：西湖旧传有白蛇、青鱼两怪，镇压雷塔下。此本无稽，今又做青蛇，则讹之又讹矣。(133)
本书把“题红诗”作为一个中国近代的新诗类型加以探讨。在乾隆年间《红楼梦》问世以来，品题、鉴赏与评论《红楼梦》的诗词大量涌现，催生了“题红诗”这种新文学类型。题红诗对《红楼梦》的文献批评、人物批评与文学史批评，既是中国诗歌史上论诗传统中的产物，又是近代诗坛叙事传统中的新生事物，并为近代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内容、理念和方法。
最后，本书对近代人的叙事理论和观念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文中重点探讨了近代诗歌叙事观的深化、近代诗歌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的互补与消长关系、诗歌传播方式等问题。在近代，“诗界革命”不仅给诗坛带来了创作与批评方式的改变，还带来了传播方式的改变。吴宓特别提及幼年所读诗歌多见于近代报刊杂志：
中国旧俗，诗词文集，多由私人代作者刊刻，不加注释……不附事实及传记，偶有，亦甚简略。刻成则仅以赠送亲友，不肯发售，亦不以地址告人。致有志寻求而研究其诗者，恒患不易得，得之更不易明。……按今西国新兴诗人，其作品多见于杂志报章，读者可于此中寻求。中国亦略同，如宓幼所诵识近贤之诗，乃由《新民丛报》《庸言》《亚细亚日报》《东方杂志》等处得之。及宓主编《学衡杂志》及《大公报》文学副刊，复以此二者为今贤公布其佳诗之园地及机关，不但有益于人作者、读者，抑且自己因此得交识诸多贤俊诗友。(134)
指出在传统诗坛，诗歌作品主要由私家刻印，仅在亲友间传播；而在近代诗坛，不论新诗旧诗，其作品开始转载于杂志报章，传播迅急而广泛。
新学、新诗的流行和传播，最终给中国诗歌传统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诚如樊增祥所云：
秋实春华迥不同，夷言扫尽汉唐风。龙头总属欧洲去，且置诗人五等中。(135)
因世界潮流“龙头总属欧洲去”，在“夷言”的影响下，传统诗人地位迅速下降，旧诗也因此淡出文坛。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与“旧”在词的表层意义背后潜藏着更加明确的褒贬，“新”代表进步、先锋、主流，“旧”代表落后、陈旧、固守。“五四”文化不仅把古体诗视为“死文学”，甚至把晚清新体诗也看成“旧文学”。我们今天来发掘、探究中国诗歌叙事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诗歌传统的意义。
五 本书的主要内容
概而言之，本书研究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近代转型，共含以下内容。
第一，近代诗歌创作与诗歌叙事传统综论。在绪论部分，概要介绍了近代新体诗的形成以及新旧体诗歌传统的分立，并重点梳理了近代旧体诗叙事传统与新体诗叙事传统的主要内容、特点、发展状况及其相互关联。
第二，近代旧体诗创作对中国诗歌叙事传统近代转型的助力。分别以郑珍、王闿运、陈三立为代表，研究道咸宋诗派、汉魏六朝派、同光体派诗歌叙事的内容、特点与价值，重点考察了近代旧体诗在叙事主客体现代性方面的萌芽与发展。郑珍是承续传统体歌叙事的典范，今文学大家王闿运亦未能超越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的限制，而陈三立尽管基本沿袭传统诗歌叙事形式但在主体人格与社会意识上已具有相当浓厚的现代性精神，是中国旧体诗歌叙事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典范。
第三，近代新体诗创作对中国诗歌叙事传统近代转型的助力。以黄遵宪为代表，研究新体诗叙事的内容、特点与价值，重点探讨支撑“新体诗”基础的“新学”内涵，即在诗中所展示的世界观念与主体人格的现代精神。再以近代诗歌创作的“白话文言”为中心，揭示“新体诗”对于奠定近现代新诗叙事传统的价值和影响。研究“题红诗”这个近代诗坛涌现的一个新题材类型，也是对深入探讨近代诗歌叙事传统与小说戏曲及文学批评关系的一个尝试。近代题红诗在叙事题材和内容、文学批评史价值、文学理论观念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突破和创新，足称“五四”新文学的先声。
第四，近代新旧体诗歌创作在诗歌叙事传统中的融通。依据近代诗坛所呈现的丰富性、复杂性特点，打通新旧体诗歌叙事传统的界限而加以综合的研究。近代诗人大多涉入了大文本叙事领域，且融合了新旧诗歌创作阵营，需要将新旧诗歌叙事传统综合而论。重点探讨了大文本视阈下的近代时事诗叙事，包括大文本叙事概念、近代时事诗大文本叙事综论，以及新体和旧体诗人共同创作的鸦片战争诗歌、庚子国变诗歌大文本叙事的个案研究。大文本叙事研究可说是深入探索近代诗歌叙事理论的一个新成果。
第五，近代新旧体诗歌叙事传统理论和观念的总结研究。在结语部分，从理论、创作、研究三个层面概括了诗歌叙事观念的近代呈现，及其对现代诗歌叙事传统的开创意义。
(1)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之《前言》，第一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2) 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其二），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1—762页。
(3)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页。
(4)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页。
(5)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9页。
(6) 梁启超：《三十自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125页。
(7)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梁启超著，付祥喜、陈淑婷编：《梁启超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9页。
(8)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9页。
(9)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第四通），《黄遵宪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4页。
(10) 龚自珍：《长短言自序》，龚自珍：《定庵文集》卷三，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35页。
(11) 转引自黄霖、袁世硕、孙静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47页。
(12)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魏源全集》第四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页。
(13) 魏源：《诗比兴笺序》，魏源：《古微堂集·外集》卷三，《魏源全集》第十二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38页。
(14)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2页。
(15) 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第十八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10页。
(16) 李东阳：《镜川先生诗集序》，转引自王筱云等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文论》卷二，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页。
(17)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18) 陈衍著，郑朝宗、石文英校点：《石遗室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2页。
(19) 陈衍：《近代诗钞》上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20) 由云龙：《定庵诗话》，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63页。
(21) 张仲谋：《清代宋诗师承论》，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第7页。
(22) 程恩泽：《赠王大令香杜兼呈邓湘皋学博》，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页。
(2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85页。
(24) 程恩泽：《订交诗赠邓湘皋同年学博》，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页。
(25) 程恩泽：《南村草堂诗钞·序》，邓显鹤撰，弘征校点：《南村草堂诗钞》，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页。
(26) 程恩泽：《金石题咏汇编序》，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3页。
(27)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33页。
(28) 孙之梅：《程恩泽、祁寯藻诗学异同》，《文学与文化》2014年第2期。
(29) 黄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
(30) 何绍基：《题冯鲁川小像册论诗》，何绍基著，龙震球、何书置校点：《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815页。
(31) 何绍基：《送黄惺溪太史南旋》，何绍基著，龙震球、何书置校点：《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8页。
(32) 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何绍基著，龙震球、何书置校点：《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817页。
(33) 何绍基：《立春日作》，何绍基著，龙震球、何书置校点：《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7页。
(34) 何绍基：《禹城桥宿寄内》，何绍基著，龙震球、何书置校点：《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3页。
(35) 何绍基：《癸未重阳，武定试院寄子毅、子敬、诵华诸弟，即送舅氏行，并柬黄岵生、吴麟台、林浺厓、向筠舫诸君子》，何绍基著，龙震球、何书置校点：《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62页。
(36) 曹旭：《论何绍基诗歌美学创变》，《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
(37) 金天羽：《艺林九友歌序》，金天羽著，周录祥校点：《天放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38)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张寅彭主编，张寅彭等点校：《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03页。
(39) 何绍基：《重谒三苏祠》，何绍基著，龙震球、何书置校点：《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323页。
(40)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张寅彭主编，张寅彭等点校：《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03页。
(41) 侯长生：《同光体派的宋诗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42)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978页。
(43) 陈衍：《近代诗钞述评曾国藩》，陈衍著，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2页。
(44) 侯长生：《同光体派的宋诗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
(45) 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册《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37页。
(46) 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十四册《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86页。
(47) 陈衍：《沈乙盦诗叙》，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页。
(48) 陈衍：《沈乙盦诗叙》，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6页。
(49) 陈衍：《自镜斋诗集序》，陈衍撰，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6页。
(50) 侯长生：《同光体派的宋诗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51) 陈衍著，郑朝宗、石文英校点：《石遗室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
(52) 陈衍：《李审言诗叙》，陈衍撰，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3页。
(53) 陈衍：《榕荫谈屑叙》，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0页。
(54) 陈衍：《聆风簃诗叙》，陈衍撰，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6页。
(55) 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陈衍撰，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8页。
(56) 李肖聃：《星庐笔记》，郑孝胥撰，黄珅、杨晓波校点：《海藏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59页。
(57) 郑孝胥撰，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21、434页。
(58) 郑孝胥撰，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8—389页。
(59) 杜牧：《李贺集序》，吴在庆：《杜牧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1页。
(60) 陈衍著，郑朝宗、石文英校点：《石遗室诗话·卷十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61) 沈曾植：《越老近日与樊袁酬唱往往齿及下走辄为两绝奉览效云门体》，沈曾植撰，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4—125页。
(62) 沈增植：《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原载于《海日楼文集》，转引自陈伯海主编，查清华等编撰：《历代唐诗论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2页。
(63) 李瑞明：《字重光坚：沈曾植的“以经发诗”观念》，《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3—413页。
(64) 夏敬观：《刘融斋<诗概>诠说》，刘熙载撰，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7—498页。
(65) 参见周裕锴《自持与自适：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
(66) 袁昶：《渐西村人未刊稿》，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67) 王国维：《观堂林集》，王国维：《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第三册，大通书局1976年版，第1162页。
(68) 钱仲联：《清诗纪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69) ［唐］孟棨：《本事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
(70)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第十八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38页。
(71) ［宋］刘克庄撰，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页。
(72) ［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四册，第一百六十六卷《遗山集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4页。
(73) 张鸿：《长安有狭邪行》，转引自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张寅彭主编，张寅彭等点校：《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219页。
(74)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张寅彭主编，张寅彭等点校：《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75) 陈宝琛：《挈复儿登邻宵台》，陈宝琛著，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76) 陈宝琛：《大行太皇太后哀辞》，陈宝琛著，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77) 陈宝琛：《畏庐爱苍招集江亭》，陈宝琛著，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78) 陈宝琛：《除夕至金陵伯严有诗见及因答其意》，陈宝琛著，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79) 陈宝琛：《八月廿八日沅叔招为蓬山话旧第二集视所藏明内府写本翰苑群书》，陈宝琛著，刘永翔、许全胜校点：《沧趣楼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
(80) 王揖唐著，张金耀校点：《今传是楼诗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6页。
(81) 陈衍：《涛园诗集·正阳篇序》，沈瑜庆：《涛园集》，庚申（1920）年刊本，第5页。
(82) 沈瑜庆：《淮北行》，沈瑜庆：《涛园集》，庚申（1920）年刊本，第15页。
(83) 黄濬著，霍慧玲点校：《花随人圣庵摭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06页。
(84) 沈曾植：《史例治诗词》，沈曾植撰，钱仲联辑：《海日楼札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3页。
(85) 沈瑜庆：《题崦楼遗稿》，沈鹊应：《崦楼遗稿》，林旭：《晚翠轩诗·附录》，墨巢丛刻本。
(86) 陈衍：《辽金元诗纪事总叙》，陈衍撰，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页。
(87)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评黄遵宪语，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90页。
(88) 陈衍著，郑朝宗、石文英校点：《石遗室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89) 陈衍论近代诗坛：“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略别两派：一派为清苍幽峭。……蕲水陈太初（陈沆字）……当时嗣响，颇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斋稿》稍足羽翼。……此一派近日以郑海藏（郑孝胥号）为魁垒，其源合也。……”见陈衍著，郑朝宗、石文英校点：《石遗室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2页。
(90) 温仲和：《人境庐诗草跋》，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8页。
(9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3页。
(92) 张之洞：《妥议科举新章摺》，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之《奏议》卷四十八，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2页。
(93) 陈衍著，郑朝宗、石文英校点：《石遗室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94) 曹雪芹等撰，脂砚斋评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十六回。
(95) 夏敬观：《唐诗说》，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4页。
(96) 陈寅恪：《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7页。
(97) 陈三立：《清故护理陕甘总督甘肃布政使毛公墓志铭》，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77页。
(98) 陈三立：《雨中谒周元公墓》，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22页。
(99) 陈三立：《振绮堂丛书序》，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页。
(100) 陈三立：《范伯子文集跋》，陈三立著，李开军校点：《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0页。
(101) 柳亚子：《介绍一位现代的女诗人》，柳亚子：《怀旧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
(102) 何绍基：《达奚司空像》，何绍基著，龙震球、何书置校点：《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74页。
(103) 何绍基：《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往返三日，约水程二千里》，何绍基著，龙震球、何书置校点：《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74页。
(104) 龚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241页。
(105) 何绍基：《使黔草自序》，何绍基著，龙震球、何书置校点：《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781页。
(106) 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何绍基著，龙震球、何书置校点：《何绍基诗文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817页。
(107) 郑珍：《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郑珍撰、白敦仁笺注：《巢经巢诗钞笺注·前集》卷七，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595页。
(108) 黄曾樾：《陈石遗先生谈艺录》，陈衍撰，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8页。
(109) 陈衍著，郑朝宗、石文英校点：《石遗室诗话》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110) 郑孝胥撰，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5页。
(111) 金蓉镜：《论诗绝句寄李审言》，金蓉镜：《滮湖遗老集》卷二，1928年刻本。
(112) 陈衍著，郑朝宗、石文英校点：《石遗室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113) 陈衍：《沈乙盦诗叙》，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页。
(114)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九通》（其一），黄遵宪撰，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0页。
(115) 黄遵宪：《杂感五首》（其二），黄遵宪撰，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3—43页。
(116)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著，付祥喜、陈淑婷编：《梁启超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46页。
(117) 秋瑾：《满江红·小住京华》，秋瑾撰，刘玉来注释：《秋瑾诗词注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118) 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秋瑾撰，刘玉来注释：《秋瑾诗词注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179页。
(119) 秋瑾：《赠浯溪女士徐寄尘和原韵》，秋瑾撰，刘玉来注释：《秋瑾诗词注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232页。
(120) 阎纯德：《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121)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黄遵宪撰，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122) 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张寅彭主编，张寅彭等点校：《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291页。
(123) 钱锺书记：《石语》，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82页。
(124) 徐中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125) 俞樾：《徐诚庵荔园词序》，《春在堂杂文一编》卷一第四册，俞樾：《春在堂全书》，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29页。
(126) 俞樾：《自述诗续》，俞樾：《春在堂全书》，光绪年间增订刊本。
(127) 苏辙：《诗病五事》，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29页。
(128) 吴世昌：《论词的读法》，吴世昌著，吴令华编：《吴世昌全集》第四册《词学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129) 钱仲联：《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钱仲联：《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130)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一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131) 明代传奇大多叙主人公悲欢离合的故事。离合剧以及其大团圆结局，都有首尾完整、叙事曲折而详尽的特点。毛奇龄曾说《西厢》是“离合词”：“且《西厢》，闺词也，亦离合词也，不特董词由历不可更易，即元词十二科中有所谓悲欢离合者，虽《白司马青衫泪》剧亦必至完配而后已。公然院本，而离而不合，科例谓何？”参见杨绪容：《王实甫<西厢记>汇评》，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132) 俞樾：《观影戏作》，《春在堂诗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1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15—516页。
(133) 俞樾：《曲园自述诗续》，俞樾：《春在堂全书》第七册，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628页。
(134) 吴宓：《空轩诗话》，张寅彭主编，张寅彭等点校：《民国诗话丛编》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0页。
(135) 樊增祥：《赋诗》，樊增祥著，涂晓马、陈宇俊校点：《樊樊山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