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区域国别角度展开的语言文字政策研究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将研究领域拓展到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语言政策进行专题研究，或是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语言政策进行比较研究。薄守生、赖慧玲提出区域主义、历史主义作为跨学科研究的“语言规划学”(36)，区域主义特别关注事物的区域特征，从区域特征中寻求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以区域特征作为处理事情的依据。从共时层面看，不同区域的语言差异可能源于语言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分化，从语言的变化、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区域主义与历史主义二者相互关联。周庆生是我国新一代社会语言学家，他曾多次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对我国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立法有深入研究。他认为从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国家对语言使用的干预手段表现为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立法。他主编的《国外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进程》一书把外国学者研究相关领域的重要论文和外国关于语言政策的重要法律文献汇集起来，为我们研究各国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和语言立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在我国国外语言政策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37)在此基础上，周庆生又主编了《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该书选取了22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进行研究，每一节内容包括介绍每个国家语言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以及对该国语言政策的评价。周庆生认为语言文字问题始终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关系着公民的人权，政府所制定的语言文字政策是对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态度的具体化。(38)王辉、周玉忠主编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理论与国别研究》(39)一书选编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语言规划研究的优秀论文34篇，涉及理论探索和国别研究两部分。理论部分侧重语言功能规划、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国外语言规划理论与流派、外语教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学科发展与演变以及语言规划的经济学分析等；国别部分主要涉及中国、美国、欧盟、德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塔吉克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为本书对案例国家的文字改革研究提供了思路与方法。豪根对挪威文字系统的研究是语言政策研究的经典之作，该研究被视为语言政策研究的新趋势。他提出挪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语言规划的思想已经影响到每一个公民，直到挪威有了稳定的书面语言为止，通过语言规划指导非母语社区中的文字使用者。(40)

对日本语言文字规划的研究主要分为对日语语言发展历史的研究和对日本汉字的研究。陈小苗、黄赛芳合著的《日语语言解析与日本文化透视》通过日本语言、文化的表象来把握日本文化的精髓以及特质，将具体的文化现象与特质结合展开分析，突出重点，涵盖面广，为本书对日本文字改革的研究提供了宏观而基础性的材料支撑。(41)本书在对案例日本的文字改革进行研究时，参考了大量日本学者的研究著作。西周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幕末至明治初期的启蒙家、教育家，1873年与森有礼、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西村茂树、津田真道等人共同成立明六社，翌年发行机关报《明六杂志》，翻译介绍西洋哲学，致力构筑日本哲学基础。他同福泽谕吉一起，没有直接将“philosophy”音译，而是翻译创造了“哲学”一词。西周支持废除片假名，于1874年发表《以洋字书国语之论》，著有《百学连环》《百一新论》《致知启蒙》等书，为日本国语改良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西周在《以洋字书国语之论》中提出国家语言应该用西方字符书写，因此有时被称为“激进理论”，该书不仅解释了推广西方字符的意义，而且阐释了具体的方法和问题，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西周自身的哲学思想。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在日本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他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积极提倡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应该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转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福泽谕吉所著《文字之教》(42)表达了他限制汉字以及提倡使用罗马字的观点。赖阿佐夫所著《国语·国字问题》分为国语国字的预备知识、国语国字问题的历史回顾、国语国字问题的理论三部分，系统地论述了日本的国语国字问题，清晰地解答了日语与汉字之间的联系与矛盾、日语文字系统改革过程中对民族语与世界语的思考等问题。(43)福田恒存所著的《我的国语教室》，描述了二战后的日本普遍使用假名的现象，指出假名的广泛使用伴随着人们对日语本身的冷漠，而这正是他的担心之处，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价值观和文化的基础，人们有必要思考日语的起源。(44)上田万年对日本国语改良与罗马字的引入问题研究颇深，二战后他提出“新民族特征理论”，其实质是着眼于改善民族特征的问题，同时力求弄清民族语言形象的问题。改善民族特征意味着废除汉字并引入罗马字，上田试图消除汉字并创建包含日语的“国家语言”。但是，由于当时普遍使用的汉字和假名交叉用法影响力很强，消除所有汉字的计划并没有实现。(45)柿木重宜从现代语言学史的角度展开明治时代后半期“民族语言”的研究，以语言学家藤冈胜二的语言观点为中心，思考明治时代后半期对“民族语言”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他认为上田万年和藤冈胜二之间在“国家语言”的概念上存在显著差异，阐明了明治时代后半期“民族语言”研究的现状。(46)

关于日本汉字政策的有关研究可以分为围绕日本文部省的汉字政策、法务省的人名用汉字政策、通商产业省的日本工业规格汉字（简称JIS汉字）研究三个方面。

首先，关于文部省的汉字政策研究资料主要包括日本文化厅编的《国语政策百年史》(47)、井之口有一编的《明治以来的汉字政策》(48)和林大监修的《图说日本语》(49)等一些学术标志性成果。《国语政策百年史》是从1902年到2005年3月的近100年的日本国语政策资料汇总，内容比较全面并具有联系性，成为日本汉字政策研究的近现代蓝本。《明治以来的汉字政策》收集了明治以来政府关于汉字政策调整的原始文献，但只截至1981年，其后的关于人名用汉字和JIS汉字方面的资料乏善可陈。

其次，关于战后汉字文化圈与日本汉字政策相关的研究成果有如下几类：仓岛长正的《国语100年》对1900年到2000年之间的日本政府国语政策问题进行综合评述，主要包括一个世纪以来国语审议会的国语政策和“汉字假名混合文体”在日本确立的过程。(50)安田敏朗的《国语审议会迷茫的60年》着眼于国语审议会的历史和国语审议会委员的一些主张，以批判的视角评价了国语审议会走过的60年历史功过。(51)屉原宏之是日本语言学家、国语分科委员会委员，参与了日本经济产业省的JIS汉字的制定、法务省法治审议会的人名用汉字的制定，以及文部科学省文化厅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的常用汉字的改订，他所著的《日本的汉字》(52)，从接受汉字、国字的诞生，再到常见汉字，从文字看社会，地名与汉字等多个方面简述了日本汉字的发展历史。洪仁善从语言汉字的使用形式功能变化、使用汉字方式功能变化等多个不同角度针对战前、战后两个时期日本汉字政策体系中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宏观视角上把握日本汉字政策的一种研究尝试。(53)潘钧以汉字东传到日本列岛作为研究基础，在多年研究日语汉字的基础上，依据丰厚的原典文本，用八章四十三节的宏大篇幅，把日本汉字置于历史演进中各个时间段，在每个时间段的特定文化语境中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阐述，对汉字东传日本的文化学术意义做了高屋建瓴的综合研究，构成一系列体系性的表述，成为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以汉字外传为对象阐述中华文化在东亚文明进程中的价值与作用。(54)潘钧的最大贡献是梳理了日文汉字在多种语境中的不同意义，解释了汉字本体与特定的日本文化状态相匹配的内在机理，提出了日文汉字是一个独立的文字系统，具有理论意义的建设。

再次，关于人名用汉字政策的研究，圆满字二郎的《人名用汉字的战后史》对战后日本的人名用汉字政策的历史背景做了丰富的论述。(55)阿什哲次的《图说汉字的历史》集中整理了战后日本的人名汉字问题。(56)

最后，关于JIS汉字的有关研究，安冈孝一对世界文字编码进行了系统论述，是我们了解文字编码理论知识的基础教材；伊藤英俊从文字编码技术的视角出发，对1978年到1995年之间的JIS汉字问题进行了论述(57)；加藤宏一将JIS汉字问题研究置于社会背景之下，并且对参与JIS汉字制定的委员们进行了多次采访，留下了许多难能可贵的口述材料(58)。

此外，我国学者齐一民从“言文一致”的角度出发考察日本的文字改革，通过深入分析研究日本“言文一致”文化问题可能发生的主要理论历史背景和原因，将近代初期日本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视为日本“脱亚入欧”后与国家经济战略政策相互配合紧密呼应的一场日本语言文化改革运动。(59)他认为研究“言文一致”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对研究日本如何实施“脱亚入欧”战略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由于日本的“言文一致”过程与中国从晚清开始的白话文运动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中日两国以汉字为基础的文化同源行注定为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和中国近代文字改革提供同质性的平台，成为研究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不可或缺的参照对象。

有关越南文字改革的研究，本书主要收集了国内东南亚研究学者关于越南文字改革研究成果和越南本国语言学者对越南语言政策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大学开始设立越南语专业，为了教学的需要出版了许多关于越南语的语音和语法的教科书，如1982年潘悟云、朱晓农发表了《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1987年潘悟云发表了《越南语中的古汉语借词》，1994年赵玉兰发表了《现代越语中的汉语借词》，同年，马克承发表了《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和使用》。此外，越南学者也开始研究越南语中的汉越语，如阮才谨写的《汉越语的起源与读音的形成过程》《喃字的若干问题》《古汉越语读音的几点再认识》《越南语语音史教程》，阮善甲所著的《越语学史略》《越语学的应用领域》。范宏贵、刘志强著所著的《越南语言文化探究》(60)，以越南语言与文化为切入点，为使用和学习越南语的人提供娴熟的技巧，帮其找出汉越语词与汉语声母、韵母发音之间的对应规律，帮助人们正确、快速掌握汉越语词的语音，并从语言文化观察中越文化交流。现代越南语中大量汉越语词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现在越南语中的汉越语已经是越南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冯超认为现代越南语脱胎于原始先民的口头创造，大量借用汉语词汇，又试图在汉字的基础上发明一套书写系统——喃字（也称“字喃”，本书统称为“喃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随着喃字被拉丁化国语字所取代而消亡，现代越南语经过数次语音、语法和书写标准上的改革，最终才得以定型。越南文字政策的选择是伴随其发展演变的历史逐步展开并进行调整的，主要基调定位于借用外来词汇及书写方式，采用博采众长、为己所用的实用主义原则，秉承民族语言纯洁化、标准化方向。谭志词提到文化交流的方向性问题，认为文化交流总是双向的，在中国语言文化对越南语言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越南对来自中国的语言文化也进行着改造性吸收。(61)

了解一种文化，从根本上是了解人们创造文化的思想、心理、手段和结果，文化学理论告诉我们，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层级系统。孙衍峰、兰强、徐万宇、曾添翼合著的《越南文化概论》从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四个层次依次展开对越南文化的描述，为我们了解越南语言文化提供了基础。(62)古小松的《越南文化》从越南的地理、政治、经济及物质基础等国情观察越南文化产生的环境背景，接着通过研究越南族群的形成及其民族意识了解越南文化创造的主体——越南人；其次通过越南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了解越南文化传承发展的轨迹；再次通过宗教信仰、历法节庆民俗等了解越南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传统风格，然后通过越南人的衣食住行、语言文字和文学艺术了解越南的物质精神生活；最后通过教育科技医药与出版传媒等了解越南的文化事业(63)，帮助我们客观地厘清越南历史文化的脉络，准确地归纳越南文化的特点，并对越南文化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预判。林明华在《越南语言文化漫谈》中提到越南文化的各个层面包括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都深深浸润于汉文化的影响之中，回顾越南文化发展史，可以发现汉字对其影响是全方位和极其深刻的，越南第一种书写符号以及越南封建国家建立后使用的正式文字都是汉字，第一部文学作品、第一部历史著作乃至许多文化典籍均以汉字书写，历代科举皆以汉字为工具，书中从汉语在越南的传播、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字的发展、汉语对越南文学的影响和汉语与越南古代文化语境等四个方面展开表述，(64)对我们全面认识汉语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王介南自2001年起至2006年主编的《南亚东南亚语言文化研究》(65)共五卷，主要收录了全国各地高等院校非通用语言专业教师的关于缅甸、泰国、印度、越南及老挝五国语言、文化及国情等多个方面课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越南本国学者对越南文字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越南语言规划的历史回顾，黄进在《国语字与20世纪初的文字革命》中回顾了法国殖民时期到20世纪初越南的文字运动，主要以喃字的衰落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兴起这段历史为主。(66)阮文康所著《语言规划——宏观社会语言学》，讨论了关于国家语言、文学语言、标准语言、国际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的概念，并论述越南语在文化融合方面的职能和作用，包括对未来越南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中语言文字和越南语言法的修订。(67)阮善甲的《越语学略史》详细地阐述了越南语的系统发展，并讨论了汉文化对越南语的影响，以及在越南语发展过程中对汉文化的保留与去除。(68)丁文德的《二十世纪越语历史讲义》，分几个时期回顾了越南语的变革与发展，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69)越南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作为交流的一种手段，是每个公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成为区域研究不可或缺的对象，但是语言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与该地区的领土、经济、文化、社会和人口状况的特征密切相关。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其他国家的语言政策进行了研究。张西平、柳若梅合著的《世界主要国家语言推广政策概览》，提出语言传播的根本动因是价值，增加中华语言的传播价值便为第一要事。书中汇集了英国、美国、西班牙、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多个国家的语言政策和对外推广情况，为我们思考中国未来的语言政策和汉语国际化传播提供参考。(70)傅荣、王克非在《欧盟语言多元化政策及相关外语教育政策分析》中分析了欧盟语言的现状，并从内外两个层面分析了欧盟语言政策多元化的因素，最后讨论了其外语教育政策的变化过程。(71)吴宏伟研究中亚地区在苏联解体后对原有的西里尔字母进行拉丁化改革的进程，他在《中亚文字改革问题》中分析了中亚五国为了统一本国民族意识推广和使用拉丁化新文字以及背后的历史社会原因。(72)肖霞的博士论文《新加坡语言政策研究及对中国语言政策的意义》专门研究新加坡特殊的语言政策，并分析该政策对我国制定语言政策的借鉴意义。(73)郁菲的硕士论文关注土耳其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文字改革，阐述了“库伯八问语言规划框架”下的土耳其文字改革，提出土耳其文字改革的动机是为了塑造土耳其主义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身份，加强了土耳其语与土耳其民族之间的联系。(74)刘亚玲在论文中对法国语言政策进行了系统论述，呈现了法国国内、欧盟、法语共同体以及非洲及国际层面制定的语言战略和实施的语言政策，以各层面战略与政策的矛盾为线，最终得出法国语言政策的一贯性和统一性恰恰以多样性为名推广法语的事实。(75)李英姿的论文通过对美国语言政策的梳理，发现美国语言政策虽然在利益的驱使下不断调整，但始终不变的是维护英语的中心地位，积极推动传播英语语言文化并同化其他语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的隐性政策和显性政策相辅相成，隐性政策作用更大。她同时还介绍了许多西方最新的语言规划理论，对丰富我国的语言规划政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76)阎莉基于语言规划理论及语言生态学理论，在论文中聚焦“一带一路”核心区域的跨境语言规划，探讨核心区域跨境语言的功能、语言规划的驱动要素以及如何进行跨境语言规划，以语言规划的生态观为指导，具有一定的方案参考价值。(77)针对区域的语言规划研究还有田鹏，他的博士论文提出欧盟的语言政策实质是在欧洲经济、政治与社会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在尊重语言多样性的前提下，由成员国及其公民选择欧盟范围内的通用语，而尽可能减少对具体语种的政策性限制，以避免某一语言使用民族的不满。欧盟试图通过其语言政策实现多种通用语和多语体系的和谐统一，以推动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及欧盟公民社会的形成，从而强化对欧盟的集体认同。(78)这些学者对外国语言政策的研究成果，为本书对案例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