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死亡恐惧下建安文人的无助和抗衡

死亡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死亡书写记录了人们对生离死别的体验，也记录了人们与死亡恐惧共存的心路历程。

建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瘟疫频仍，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王粲《七哀诗》），诗人笔下触目惊心的死亡场景和锥心刺骨的无奈怨愤，传达出生命的极度脆弱、人生的极端无常。身处这样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之中，建安文人对死亡的体验普遍而深刻，写下了大量感叹人生苦短的诗赋，还有哀悼类作品，诸如哀悼赋、哀辞、诔文、凭吊类诗歌、具有哀悼色彩的战争题材诗歌，以及绝命辞和个性化的帝王终制、遗令等，数量之多，前所未有。王瑶《文人与药》一文写道：“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1]这种普遍而深刻的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以及死亡书写中表达出的生离死别之巨大哀痛，都是建安文人死亡恐惧的外在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建安文人的死亡恐惧心理是十分突出的。死亡恐惧不是一种怯懦的认知，不是一种日常浮现的情绪，也不是某类人具有的特殊体验，它是根植于全人类意识之中的具有普遍共通性的深层心理。

欧文·D.亚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书中论述了什么是死亡恐惧，以及死亡恐惧对人类生活的根本影响。他认为死亡恐惧有三种类型，即死后的情形、临终的情形和生命的终结，其中最核心的是对生命终结的恐惧[2]。他指出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是普遍存在的，人将大部分能量都消耗在对死亡的否认上。死亡的超越是人类经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从个人内心最深层的现象到最公开的宏观社会结构，乃至整个生活方式，莫不是这个主题的表现。他还指出死亡恐惧是焦虑的根本来源，而死亡焦虑是人类经验与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3]。存在主义心理治疗虽然归属西方现代心理学，但其对死亡以及与死亡相关的人类心理特点的研究成果，对于古人和今人以及不同国家和种族的人具有普适性。所以其研究术语以及理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死亡书写研究同样具有适用性。

《庄子》之《德充符》与《田子方》假托仲尼之言，曰“死生亦大矣”。对于人类而言，死与生是同等重要的大事。死亡的诡异性在于，每个人都终将走向死亡，但每个人都无法了解亦无法传递自身经历死亡的感受，灵魂是否存在，死后情形如何，都十分神秘和无法验证，只能依靠想象和揣度。正如欧文·D.亚隆所言，死亡焦虑极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经验和行为，人类所有的创造本质上都是死亡的超越这一重要主题的体现[4]。所以，文人的死亡书写，其本质亦是为了超越内心的死亡恐惧。

文学意义上的死亡书写，可以定义为对死亡场景的描写、对死后情形的想象，以及因死亡的必然性而触发的对生死的思考和慨叹等。死亡书写大致可分为书写他人的死亡与直面自己的死亡两种类别。书写他人死亡的作品多描写因战争、饥荒、疾病等原因导致的死亡，哀悼类作品即属于这个范畴。但并非所有关涉死亡的作品都可归入死亡书写，比如被命题为凭吊类作品的《吊屈原赋》以及大量的碑文等[5]。直面自己死亡的作品主要是帝王规定自身丧葬之事的遗令、终制，也包括普通人为丧葬之事敕令子孙后代的遗令，还有绝命之辞。另外，感叹人生苦短的作品亦可视为直面死亡的类型，因为对于人生匆促的想象，必然包含对己身生命长短的度量以及对于死亡的想象。

漫长的先秦时期留存下来的关于死亡书写的文献并不丰富，但人们对死亡的情感心理体验以及对生死的思考范畴基本都已出现在这个时期。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儒道两家对死亡的态度，先秦人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以及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对死亡的恐惧和人生苦短的哀叹。

儒者“更注重人在社会中的现实存在……生前与死后是无需关怀的”[6]，故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有关死亡的话题采取回避态度，谨慎小心，不随意发表观点，并基于社会伦理的角度注重和强调人们在现实社会中须尽人事[7]。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立足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关注，基于哲理思辨的角度，主动谈论死亡，欲对生死本质进行彻底的探究和阐释，并主张齐生死、乐死的观念。《左传》中提出以实现生命的价值来超越生命的有限性，从而与死亡恐惧抗衡。范宣子与叔孙豹论“死而不朽”一事，叔孙豹提出了著名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论[8]，对后世影响深远。《楚辞》中《九歌·国殇》书写楚国将士战死疆场、以身殉国的悲壮英勇，即是对将士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肯定。《诗经》书写了对死亡恐惧的体验和对亡人的哀悼，《秦风·黄鸟》悼念为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三子，表达对被殉“良人”的痛惜之情，“临其穴，惴惴其栗”的描写，表现了被殉者遭遇活埋之前的心理情状以及这种惨状给予观者的感受，千载以下，犹能传递生命被迫结束时的绝望和恐惧。还有《邶风·绿衣》，程俊英认为是诗人思念亡妻的作品，并称之为悼亡诗之祖[9]。《诗经》《楚辞》中还有对人生苦短的哀叹。《曹风·蜉蝣》借朝生暮死的蜉蝣叹息人生短促，抒发内心的哀伤[10]。《小雅·弁》感叹生命将如雨雪一般疾逝，表达周幽王时贵族及时行乐的灰暗心理[11]。《离骚》中屈原感叹“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以及“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表达了时光倏忽而逝、时不我待的焦虑与感伤。先秦文学中还出现了对灵魂的想象，《鲁颂·宫》对祭祀祖先祈求降福的描写，体现了春秋时期的人们试图通过虔敬的祭祀换取祖先灵魂的护佑。《楚辞·招魂》通过描述现实世界的种种可怖以谏止魂魄留滞他乡，又通过铺陈现实生活的种种美好以呼唤魂魄返回故土。

综上，先秦时期的死亡书写涵括了对死亡的好奇与探究，对人生短暂的感伤，对亡人的怀念，对现实生活的享受，对灵魂存在的想象，对实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超越生命有限性的思考，对尽人事的提倡，以及对齐生死、乐死观念的诗意表达。从本质上来讲，以上内容都是先秦时代的人们在对死亡恐惧的体验过程中，以及与死亡恐惧抗衡的过程中产生的情感、观念和行为。

非常有意思的是，先秦时代的人们用来与死亡恐惧抗衡的方法，与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所使用的治疗手段，有许多本质上的相通之处。欧文·D.亚隆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一书中列举了一些能够给人提供生活意义的世俗活动，这些活动必须正确、美好，能给人提供内在的满足且不需要靠别的动机来支持，包括利他、为理想奉献、创造、享乐主义和自我实现。其中享乐主义和自我实现与自我相关，其他几种则反映出超越自身利益、为某种外在于或者“高于”自己的人或事而努力的渴望[12]。而先秦时期人们提出以“三不朽”抗衡死亡恐惧，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这样阐释“三不朽”：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13]。可见，“三不朽”中包含着利他、为理想奉献、创造和自我实现的因素，而《小雅·弁》中的及时行乐就是享乐主义。

从先秦时期到建安时期，古人对生死的认知和思考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但是建安时期人们对死后世界和灵魂的观点，正处在微妙的变化时期。通过研究建安文人的死亡书写，考察死亡恐惧在他们创作中的影响，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建安文学风格形成的原因，也可以更深入地观察从先秦到建安时期，作为文学永恒主题的死亡书写，是怎样被不断丰富和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