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综述
本书将建安文学四大主题置入个体自觉背景下进行观照，故而开篇即梳理了“个体自觉”的发生过程，介绍了学界关于建安时期个体自觉的共识，并阐释了“个体自觉”的内涵，在研究综述部分，仅针对四大主题研究成果分别进行综述。
（一）死亡书写研究综述
学界对建安文学死亡书写的研究不多，但对文学史上死亡书写的相关研究给予笔者许多启发，择其要者综述如下：
一是揭示死亡书写的意义和作用。如陶东风《中国文学中的死亡主题及其诸变型》一文认为对死的意识铸造了对生的看法，对死的反思乃是对生的反思的集中体现[32]。陈宪年、查振科、凤文学《略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死亡意识》认为死亡文学使人正视现实的苦难，揭示现实苦难的根源，通过改造心灵，来使整个人类摆脱死亡、超越死亡[33]。
二是研究死亡意识的内涵与本质。李建中《魏晋诗人的死亡意识与生命悲歌》从人生哲学层面、审美创造的层面探究魏晋诗人的死亡意识，并认为这种意识最终消释于陶潜的自然主义[34]。刘建国《向死而生：建安文学的死亡意识》认为建安文学死亡意识的特质在于对生命短促的焦虑升华为热爱生命的积极态度[35]。
三是分析死亡书写的思维逻辑。如陈显望《〈古诗十九首〉之“死亡”母题探赜》从对死亡的超越方式、意象模式、产生原因等角度出发对其进行研究[36]。汪泽《汉乐府民歌中的死亡意识》从直面死亡、认知死亡、超越死亡三个层面研究死亡意识的表现[37]。
四是研究曹氏父子的生死观。王巍《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一书认为曹氏父子具有坦然通达的生死观，他们认识到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并对此采取积极的应对态度[38]。
五是从生命观与文学生命主题的角度研究建安文学的死亡书写。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推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一书，其中有专章论述建安文人的生命情调。这本书以生命观和生命主题涵盖死亡书写研究，探究建安风骨所体现出来的从个体感伤到“大生命”的关怀、生命短暂与终极关怀、建安文学对生命价值观念的表现之丰富内涵，是具有哲理高度的文学研究。
上述以死亡书写为切入点的研究，主要从死亡意识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内涵意义、表现手法等方面着手进行探究，解决了文学怎样描写死亡以及怎样表现对死亡的超越的问题，其关注的对象多为诗歌，研究角度大多立足宏观。
钱志熙的研究以生命主题为切入点，重点落在生命的价值观念上，是关涉死亡书写研究的力作。但因为立足点不同，书中对死亡书写的本质认识不够深入，比如他认为建安文学生命主题占很大比重，正面表现死亡的作品是极少数，且建安文人感慨生命短暂不是因为恐惧死亡，而是担心个人价值不能及时实现[39]。认为建安文学正面表现死亡的作品很少这一说法不符合实际，忽视了建安时期大量的哀悼类作品；认为建安文人不恐惧死亡这一说法不符合心理学原理和逻辑，因为建安文人不可能超越死亡恐惧，他们只是选择了更为积极向上的抗衡手段。实现个人价值原本就是为了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左传》“三不朽”论就是在谈论有关死亡话题的情境下提出来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指出死亡恐惧是人类大部分创造活动的根本动力。本书则拟在全面关注建安诗赋文的基础上，以死亡恐惧为切入点，将研究重点置于作品中传达出的丰富复杂的死亡体验和感受的分析之上，置于文人书写死亡的艺术手法之上，置于建安文学死亡书写在观念上的进步和艺术上的发展之上。
（二）名物书写研究综述
关于建安文人对“物”的书写，学界尚无相关研究，因其与汉代博物风气相关，故简要介绍对本书有启发的汉代文学相关研究。徐公持《汉代文学的知识化特征——以汉赋“博物”取向为中心的考察》[40]指出，在汉代文学成为展示各种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载体，成为文学史上的一种特异现象，汉赋的实质归结于“博物”，汉代文学的知识化对文学创作有利有弊。
本书认为，建安文学对“物”的书写相对前代发生了巨大转向，相比先秦文学以“物”进行比兴象征的修辞之用和汉代文学炫耀博学的功利之用，建安文学对物的书写具有生活化、个人化、情感化的特征，书写对象趋于日常化并成为直接审美对象，用以表达作家的爱赏之心、生活趣味乃至生命意义等情感体验，由此带来创作手法和风格的相应变化。
（三）女性书写研究综述
建安文学中大量的女性书写引起学界较多的关注，专门研究建安女性书写的论文虽不算多，但研究中古、魏晋、唐前女性形象的大量论文，都关注到建安这个时段，这些论文均给予笔者许多启发和帮助。
为了不使综述泛化，本书仅选取从男权观念、女性主义、女性观等角度研究女性书写并关涉到建安文学的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概括。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在学习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所以在综述中不以评述诸文献的优点为重，而是主要针对与本书不同的观点进行评述。
目前学界对建安文学女性书写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拔高建安文人的女性观，认为建安文人已摆脱男尊女卑的观念。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马宝记《建安女性文学及其精神意蕴》一文认为，建安文人在笔下的神女身上发现了一种从未被人觉察到的崇高而神圣的、突破了汉代严格的宗法苑囿而体现在了妇女身上的美，建安文人对于女性的歌颂，是一个时代对妇女地位的肯定，是对妇女价值的确立[41]。吴从祥《论建安时期女性文学兴盛的原因》一文认为，随着汉末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和思想的解放，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等观念的束缚，女性逐渐成为人们尊重和赞颂的对象[42]。魏宏灿《曹氏父子的婚恋心态与建安女性文学》一文认为，曹氏集团对于女性的观点一反汉儒传统的思想，使女性在建安时期有了全新的地位、作用及认识[43]。秦俊香《试论建安文人诗赋中女性的悲剧》一文认为建安文人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深刻揭露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封建的婚姻制度、纲常礼教和男尊女卑的民族心理给广大妇女造成的不幸[44]。这一说法相对客观一些，但建安文人女性书写的批判性并没有这么自觉和尖锐。
之所以产生这些不够客观的认识，其原因在于：
一是不够重视汉代以来女性地位日益下降的实际情况，简单地认为汉代女性观落后于建安时期。事实上，汉代女性地位总体比建安时期高，《白虎通》《列女传》《女诫》都是东汉才出现的，其社会效力也逐渐形成，到建安时期，女性地位较之汉代其实是变低了，这在建安文人诗赋中是可以找到大量细节作为证据的。
二是将建安文人对女性的同情，误认为是对男尊女卑观念的摆脱。事实上，建安文人依然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代言人，他们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文化和制度的局限，他们只是具有一定反思意识的男尊女卑观念的代表。
三是忽略了建安文人对先秦两汉女性书写传统的承续。比如就止欲赋而言[45]，张衡、蔡邕以来止欲赋抒情成分增多，女性形象的象征意味增强，加之《蒹葭》《汉广》《四愁诗》塑造具有象征意义的女性形象的写作传统，使得建安文人在止欲赋写作中融入个体身世之感，令赋中女性在传统情欲对象的基础上获得了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所以这并不代表建安文人摆脱了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不厘清这一点，以为这代表着建安文人在思想解放过程中发生了女性观的天翻地覆式的变化，就难免有夸大拔高之嫌。
四是缺乏对建安诗赋的全面观照。建安文人对女性的歌颂和赞美集中于想象中的女性之上，且仅限于神女赋和止欲赋以及少量追寻主题的诗歌。而其余诗赋中大量的思妇、出妇、寡妇形象，她们并没有得到赞美歌颂，甚至连外貌都没有，她们的共同点在于命运悲苦，相对男性而言地位十分卑贱，命运完全由男性主宰。
本书将建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婚姻家庭关系之内和之外两个类型进行对比，是非常有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清楚地观察到建安文人对女性的态度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建安文人在塑造婚姻家庭关系之内的女性时，首先表现女性的柔弱和依附性，表现男性对女性命运的主宰甚至对女性生活状态一厢情愿的意淫，这些都是典型的男尊女卑视角。但同时建安文人在个体自觉的背景下，基于对生命的珍视和热爱，产生了同情女性的心理，他们对男性善变加以批评，认为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于男性，又都是对男尊女卑观念的反思和自省。
当然，也有很多论者认识到建安文人男尊女卑观念的存在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但他们往往又忽视了建安文人对男尊女卑观念的反思。
王小燕《中古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一文论述了男权在塑造女性形象过程中的作用，指出古代诗歌只有思妇形象却很少看到“思男”，是由男权中心的文化形态所约束、规定而形成的[46]。但此文尚缺乏足够的对体现男权观念的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也没有关注建安文人对男权的反思，且仅研究建安诗歌，忽略了建安神女赋和止欲赋中的理想女性，这使得对于文人创作心态的研究难免出现片面倾向。
刘佳媚《曹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认为，曹魏文学中的女性在婚姻生活中体现的是三从四德，在文人的日常创作中体现的是男尊女卑，在社会生活中，女子是皇室贵族随意赠予买卖的对象，在理想生活中，文人将对现实女子的一切美好愿望都赋予在神女佳人身上，借以阐释抒发内心的理想[47]。文章把握住了建安文人存在男尊女卑观念的事实，但论述的重心在于建安文学中女性形象反映出的现实，而不是文人怎样塑造她们，因此没有看到建安文人对男权意识的反思，也无法合理解释他们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一方面女性地位极为低下，另一方面女性又被作为理想的象征。
周峨《唐前女性题材诗歌研究》一文指出唐前女性题材诗歌在男尊女卑、克己复礼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特点，如男尊女卑观念之下形成男子拟闺音的代言体诗歌，克己复礼观念对欲望的否定和防范形成女性题材诗歌领域中“非个人化”的倾向，即诗歌中反映的情感往往并不直接关涉作者自身[48]。这些观点对笔者有所启发，但是该文涉及建安文学的论述很少，亦没有关注到建安文人的反思。
刘淑丽《先秦汉魏晋妇女观与文学中的女性》一书将曹魏统治者的妇女观总结为政治上歧视女性、生活上重女色以及物化女性，认为建安文人的妇女观是基于哀时言志基础上对女性的同情，并指出建安文人的作品中表现了对女性灵与肉的向往[49]。除了没有明说建安文人的女性观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反映以及没有关注到建安文人的反思，这个观点比较中肯。
建安文学中女性形象类型化的特点，可谓学界共识。但究其成因，笔者亦与现有研究有不同观点。吴从祥《唐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一文认为，建安后期文人日渐脱离现实生活，文人与现实生活的隔膜以及与女性的性别隔膜导致了其无法详知个别情事的原委曲折和女性的个体特征，从而只能就其所知晓的共性处着墨[50]。笔者认为这个观点不够客观，首先任何文人都无法脱离现实生活，脱离现实女性；其次如果这样讲的话，刘兰芝这样个性化的形象必定出自女性作家之手，同时也无法解释曹植笔下颇具个性化的洛神与类型化的思妇、出妇并存的现象。本书认为建安文人在男尊女卑观念下塑造女性角色的刻板印象，应该是造成建安文学女性形象类型化的重要原因。
此外，学界对建安止欲赋在理解上存在分歧和误读，本书拟在第三章厘清问题的成因。建安时期还出现了止欲诗，典型代表为繁钦的《定情诗》，但学界基本视其为男性遗弃女性的失恋诗，笔者亦将在第三章里详细论述此问题。
（四）政治书写研究综述
本书主要关注建安文人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对曹氏政权的人格依附性和相对独立性，目前尚无专门论述此问题的论文论著。虽然许多建安文学研究者亦关注到这一问题并具有精到认识，但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明确强调建安文人的依附性，对于其相对独立性有认识但表述不够明晰，对于建安文人兼具依附性和独立性的问题，则尚无人论及。
关于依附性，徐公持认为邺下文人身上保留着传统的对于政治权力的依附性，多数文人的独立人格尚未真正形成[51]。夏传才在《建安文学全书总序》中论建安士人与政治集团的关系，认为他们为某一政治集团服务，赖以生存并谋求功禄，所以他们具有依附性而不可能有独立性[52]。胡旭《汉魏文学嬗变研究》以祢衡、孔融、杨修之死，以及刘桢被“减死输作”为例，证明曹操对士人进行杀戮和打击，由此认为文人个性消失[53]。
关于独立性，余英时论汉晋士人的个体自觉精神，虽然没有论及建安文人与曹氏政权的关系，但是他所论述的包含着独立精神的个体自觉思潮，可以作为建安文人个人品质形成的大背景[54]。徐公持指出刘桢、徐幹、杨修还有孔融、祢衡，都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文士的自尊心，以及对权势者的疏离甚至轻蔑，显示了独立人格意识的某种觉醒[55]。张兰花《曹魏士风递嬗与文学新变》论及士人与政权的关系，认为209—217年，士人与政权的关系由与汉献帝的君臣大夫变为与曹氏共同扶政的貌似平等亲密的臣臣关系，曹丕封五官中郎将之后，士人围绕曹氏兄弟形成了类似朋友、宾客式的士人群体交往圈[56]。孙明君认为建安文人继承汉末党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在征伐赋、从军诗中流露出天下意识[57]。在这个意义上，建安文人的人生理想是超越个人功禄的，他们与曹氏政权的关系，更像是合作关系而非纯粹的依附关系。
显然，对于建安文人是否具有独立人格与个性，以上观点不免存在矛盾的地方，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须看到建安文人对曹氏政权既依附又保持人格独立的特点，这个特点对他们的创作内容乃至艺术手法、风格特征都产生了影响，这将在第四章里一一论述。
[1] 关于建安文学的断限学界存在多种说法，本书采用袁行霈的观点，即认为建安文学指曹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时代的文学创作，大致包括汉献帝和魏文帝、明帝时期的文学。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根据各自研究的实际需要，学界还有其他断限法，择其要者介绍如下：罗宗强将建安文学起始时限定在建安元年（196）至曹植逝年（232），参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页；葛晓音认为文学史上的建安时代从黄巾起义（184）算起，到魏明帝景初末年（239）止，参葛晓音：《八代诗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页；程章灿将建安赋的时限界定为建安及黄初年间，即公元196年至226年，参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傅刚将建安诗歌分为三期，总跨度从184年至232年，参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10页。本书写作与断限的精确度关联不大，所以对这个问题不作专门论述。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页。
[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
[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第180页。
[5]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第182页。
[6]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64—265页。
[7]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8] 刘泽华：《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页。
[9]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4页。
[10]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第16—17页。
[11] 李泽厚：《美的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12] 李泽厚：《美的历程》，第126页。
[13]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269—291页。
[14]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7页。
[15]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16]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8页，
[17]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第39页。
[18] 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19] 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20] “名物”一词始见于《周礼》，如《天官·庖人》言：“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关于名物的定义，可参考刘兴均在《〈周礼〉名物词研究》一书中的界定：“‘名物’是关于具体特定之物的称谓，它与物的品类特征密切相关，是根据物的颜色性状等特征命名的。”刘兴均说：“‘名物’体现了先民对现实世界的感知领悟以及对万物的类别属性的把握。”参刘兴均：《〈周礼〉名物词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2页。“名物”是多义词，本书中出现的“名物”一词，具体含义接近“事物”，用以概括和指代建安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形形色色的自然物和人造物。《汉语大词典》对“名物”的释义中的最后一个义项是“事物”。参《汉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4页。
[2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269页。
[22] （梁）刘勰著，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37页。
[23]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24] 王运熙：《论建安文学的新面貌》，《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25]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第12页。
[26]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第16页。
[27] 葛晓音：《八代诗史》，第38页。
[28]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11页。
[29] 徐公持：《建安七子论》，《文学评论》1981年第4期。
[30] 傅刚：《汉魏六朝文学与文献论稿》，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6页。
[31] 胡旭：《汉魏文学嬗变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32] 陶东风：《中国文学中的死亡主题及其诸变型》，《文艺争鸣》1992年第3期。
[33] 陈宪年、查振科、凤文学：《略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死亡意识》，《江淮论坛》1994年第2期。
[34] 李建中：《魏晋诗人的死亡意识与生命悲歌》，《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5] 刘建国：《向死而生：建安文学的死亡意识》，《曲靖师专学报》2000年第5期。
[36] 陈显望：《〈古诗十九首〉之“死亡”母题探赜》，《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37] 汪泽：《汉乐府民歌中的死亡意识》，《宜宾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8] 王巍：《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页。
[39] 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40] 徐公持：《汉代文学的知识化特征——以汉赋“博物”取向为中心的考察》，《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
[41] 马宝记：《建安女性文学及其精神意蕴》，《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42] 吴从祥：《论建安时期女性文学兴盛的原因》，《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43] 魏宏灿：《曹氏父子的婚恋心态与建安女性文学》，《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
[44] 秦俊香：《试论建安文人诗赋中女性的悲剧》，《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45] 笔者对止欲赋有这样的界定：自宋玉《登徒子好色赋》《讽赋》，到司马相如《美人赋》，以及张衡《定情赋》、蔡邕《检逸赋》《静情赋》，形成了一个赋作的类别，这类赋作多描写女性的美丽动人，或设置女子主动勾引男子的情节，或设置男子对女子百般渴求爱慕的情节，尽情抒发情欲，最终多以男子守礼止欲为结局，笔者将此类赋统称为止欲赋，它们被冠以静情、定情、正情、闲情、止欲、检逸、闲邪、弭愁、静思、清虑等名。
[46] 王小燕：《中古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8页。
[47] 刘佳媚：《曹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46页。
[48] 周峨：《唐前女性题材诗歌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4—17页。
[49] 刘淑丽：《先秦汉魏晋妇女观与文学中的女性》，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50] 吴从祥：《唐前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01页。
[51]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第104页。
[52] 夏传才：《建安文学全书总序》，夏传才校注：《曹操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53] 胡旭：《汉魏文学嬗变研究》，第214页。
[54] 余英时言“个体自觉即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不与其他个体相同，处处表现一己独特之所在”。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270页。
[55]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第104页。
[56] 张兰花：《曹魏士风递嬗与文学新变》，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7—48页。
[57]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第46—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