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类书与文体学
在学术史上，类书不太受到重视。《四库全书总目》说：“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馆臣从清代流行的考据学眼光来看类书，认为“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转辗稗贩，实学颇荒。”在他们看来，类书对于学风与文风的影响，总体上是比较消极的。它的好处仅仅在于使一些古籍得以保存，“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2]。正是从这个角度看，类书“不可谓之无补”[3]。类书在四库中勉强归于“子”部，清代以前，主要用于科举和官场，清代以后，以类书为校勘、辑佚之助成为专门之学，今人亦多利用类书进行辑佚、校勘。虽然有学者已注意到类书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如闻一多先生曾就初唐类书与唐诗创作的关系展开精辟的论述[4]，台湾方师铎先生曾著有《传统文学与类书之关系》[5]一书，研究类书是受哪些文学作品影响而出现的，哪些文学作品是依赖类书而掇拾成文的。在我们看来，类书往往是当时人们对于整个知识体系的总结，内容包罗万象，其中也反映出对于文学、学术的认识，并对当代与后世的文学观念产生深刻影响。但学术界对类书的文体学史料价值、类书编纂与文学观念、文学批评及文体学研究的关系等问题似乎注意得还很少。
（一）类书的文体学史料价值
类书的编纂，自曹魏《皇览》始，至唐而大盛。《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各种唐人所修官私类书三十余种，并在目录学上，把类书从“子部杂家类”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的学术地位。宋代以后，这些著作逐渐亡佚，流传至今而大体完整的，只有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白居易、孔传《白孔六帖》，即通常所谓的“四大类书”。由于这些著作是现存最早的一批类书，其保存古代文献的价值，向来为学界重视。《四库全书总目》卷135《艺文类聚》提要：“隋以前遗文秘籍，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书，尚略资考证。宋周必大校《文苑英华》，多引是集，而近代冯惟讷《诗纪》、梅鼎祚《文纪》、张溥《百三家集》从此采出者尤多，亦所谓残膏剩馥，沾溉百代者矣。”[6]同书卷138《唐类函》提要：“此书取唐人类书，删除重复，汇为一函，分四十三部。每部皆列《艺文类聚》于前，而《初学记》《北堂书钞》《六帖》次之。取材不滥，于诸类书中最为近古。”[7]高度肯定了这些产生时代较早、编纂比较严谨的类书在校勘、辑佚、考据等方面的价值和影响。就文体学研究而言，这种价值和影响也同样存在。
以《北堂书钞》为例。此书卷102《艺文部八》立诗、赋、颂、箴、连珠、碑、诔、哀辞、吊文等文体类目；卷103《艺文部九》立诏、章、表、书记、符、檄等文体。与总集或选本不同，此书并不收各体文章，而是收录与各种文体相关的阐释、评论或史实，从而保存了大量文体论史料。如诗，除引《论语》《毛诗序》常见文献外，还引《诗含神雾》《春秋说题辞》等典籍的相关论述；赋，引挚虞《文章流别论》；颂，引《诗含神雾》、挚虞《文章流别论》；碑，引李充《起居戒》、袁兴《万年书》、《会稽典录》等。《北堂书钞》对每类文体，都有许多类似的征引。由于所引资料皆采自隋以前古籍，其中大部分今已不传，因此，大量有关文体的论述赖此书得以保存。如上引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起居戒》以及纬书《诗含神雾》《春秋说题辞》中论文体的内容，皆首见于《北堂书钞》。其中《文章流别论》最早系统论述各种文体的性质、功用、体制形态及源流演变等，对《文心雕龙》《诗品》等有直接影响，是六朝最重要的文体学专著之一，其书久已亡佚。清代以来的学者辑其佚文，共得十九则，其中七则出自《北堂书钞》，分别论及诗、赋、颂、箴、诔、图谶等文体。又傅玄《七谟序》《序连珠》可以说是关于七、连珠两种文体的最早专论，原文也赖《北堂书钞》得以保存。现存唐以前的文体论内容，除《文心雕龙》外，此书最为丰富。此外，《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也保存了不少文体学史料。
唐以后的类书层出不穷，由于辗转钞贩，材料的可靠性有所下降，但规模之宏大、内容之广博，有远出四大类书之上者。尤其一些官方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在搜罗、保存文献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例。此书共一万卷，目录四十卷，字数约一点六亿字，图片万余幅，引用书目达六千多种，是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全书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汇编，每汇编之下再分若干典，其中与文学及文体学研究关系最密切的是《理学汇编》中的《文学典》。《古今图书集成·凡例》：“《文学典》在经籍之外，盖文各有体，作者亦各有擅长，类别区分，各极文人之能事而已。”可见其编纂体例是按文体类聚区分的。《文学典》下辖49部，分“文学总部”1部和“文体分部”48部。48部实即48类文体，分别为诏命部、册书部、制诰部、敕书部、批答部、教令部、表章部、笺启部、文券部、杂文部等。每部分量、卷数不一，但大致包括了“汇考”“总论”“艺文”“选句”“纪事”“杂录”“外编”等纬目。“汇考”“总论”“艺文”三纬目有较强的文体学理论文献价值，而“选句”“纪事”“杂录”等对研究古代各体文章发展史较有参考价值。其中最重要的是“汇考”与“总论”。“汇考”本欲明“一事因革损益之源流，一物古今之称谓，与其种类性情及其制造之法”（《古今图书集成》凡例），所涉文献遍及经、史、子、集四部。文体汇考重在考释文体之源流、文体之名称、文体制度与形态。在追溯文体渊源时，先秦经典往往是史料的首要来源，除了引用经典，还征引历代经注，反映出《古今图书集成》“文本于经”的思想。在考察文体之名时，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等小学著作亦多被采录。以“诏命”为例，其“汇考”采录《周礼》之《天官》大宰、《春官》大祝、内史、外史，《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刘熙《释名》“释典艺”、蔡邕《独断》“诏书”条、《隋书》的《礼仪志》《百官志》，《唐会要》“黄麻写诏”、李充《翰林论》“诏书纸色”、叶梦得《石林燕语》“诏书诏意”。“诏命”的“总论”则引《易经》“姤卦”“巽卦”“涣卦”、《书经》“舜典”、《礼记》“缁衣”、《文心雕龙·诏策》、王通《中说·问易》、王应麟《玉海》“汉诏令总叙”、徐师曾《文体明辨》“诏”“命”“谕告”“玺书”“赦文”。这些史料给文体史尤其是中国早期文体史与文体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文献与视野。传统的文体学著作如蔡邕《独断》、刘勰《文心雕龙》、王应麟《辞学指南》、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各书的相关内容在《文学典》中被收录殆尽。另外，像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在界定文体内涵时也多被采录。《文学典》非常重视文体与历代典章制度、礼仪制度的关系，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文献，体现出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如表章部“汇考”收录《明会典》的“表笺”“表式”，《大清会典》的“表式”等，详细记载了明清两代表章的具体样式；奏议部“汇考”收录《明会典》的“表启题本格式”“奏本式”“题本式”，《大清会典》“题奏本式”，具体地描述了奏议文本的篇幅、大小、疏密、行数、字数以及姓名、抬头等格式，为文体学研究提供了与书写载体融为一体的鲜活的文本样式。《文学典》还大量征引历代笔记尤其是明人笔记，从中发掘出丰富的文体史料，颇为珍贵。《文学典》所引的文献，有些现已难寻，如“赋”部收录晚明袁黄所著类书《群书备考》中有关“赋”的史料，该书已不易寻得。《古今图书集成》的文体史料主要集中在《文学典》中，但其他典中也有一些分散的史料。比如《艺术典》中就收录了一些关于古代戏曲的史料，如《教坊记》等。综观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文学典》可谓现存最为丰富的中国古代文体史料库。
（二）类书与文体典范
在《艺文类聚》以前，类书与总集区分严格，基本没有关系。欧阳询《艺文类聚序》：“前辈缀集，各抒其意。《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8]传统的分工相当明确：总集录文，类书类事。《艺文类聚》采用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事文并举的新体例，把类书与总集巧妙地结合起来。《初学记》的编纂也是如此，玄宗曾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9]玄宗交代新编类书要“撰集要事并要文”，以便“检事及看文体”。这也是事文并重的原则。“要文”是重要的文献与文章，“文体”是一种创作的规范。类书内容既广，编纂时需要选择和取舍，这个过程自然会反映出一种价值观来。《艺文类聚序》谈到该书的编纂目的是为了“摘其菁华，采其指要”，“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所以要进行一番“弃其浮杂，删其冗长”的工作[10]。如何从大量的文献中选择出能代表“文体”典范的“要文”来，这本身就含有“选文以定篇”的文学批评意味。
类书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典范，每类文体下所选的例文，多是编选者心目中的典范之作。从这个意义上看，有些类书近于选本。比如《艺文类聚》“杂文部”连珠类收录扬雄、班固、曹丕、陆机等的作品，七类收枚乘《七发》、傅毅《七激》、张衡《七辨》、曹植《七启》等，檄类收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梁元帝萧绎《伐侯景檄》、魏收《檄梁文》等，都是各种文体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家作品，表现了选编者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旨趣。如果我们把《艺文类聚》所选文章和《文选》《文心雕龙》《诗品》等作比较研究，可以看到它们的共通点，同时也可以看出初唐人的一些新观念。有些作品《艺文类聚》只截取部分章节。如“杂文部”史传类录左思《咏史》四句：“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录陶潜《咏荆轲》四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久已没，千载有余情”等，所引部分多是全篇中最精彩、最动人的章节。又有些作品只是摘录其中的一两句，如“木部上”松类引许询“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句，“鸟部上”鸟类引《古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句，“药香草部”草部引《古诗》“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句。这种断章摘录诗句的方式类似于摘句批评。类书与选本、摘句等批评形态的异同，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和一般文学批评的个性化、私人化不同，类书尤其是官修类书罗列的主要是公共的常识，代表着当时的主流意识。类书在选用作品方面，往往有共同或近似处。比如在《初学记》卷1“天”所选的作品中，“赋”选了成公绥《天地赋》，“诗”选了傅玄《两仪诗》《歌天诗》，“赞”选了郭璞的《释天地图赞》，与《艺文类聚》卷1“天部”基本相同，这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所公认的经典作品。总之《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确立和传播产生了重要作用。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从类书入手研究其文学观念，一定要考虑到适度运用的问题。类书不是创作，本为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籍，资料本身的文学观念与类书编纂者的文学观念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以类书为文学研究对象，首先需要分清二者的差别。比如在文学选本中，我们可以说编者所选的作品代表他的美学理想。但在类书中，相当多内容在编者心目中只是人类知识体系一种应有分布和记录而已，未必与自己的理想有关，类书毕竟是以“全”为标准的。因而对类书进行摘句批评与选本研究时，应与诗文选本的有意去取区别开来。不能单纯就选入材料的内容衡量，或仅从文学角度进行分析，还要考虑到类书取材和分类体制对摘选的限定，特别是类书的分类角度。另外，古代类书之间具有传承关系，有大量的文献是必选的，有些分类是因袭前人。所以类书的文学研究困难不在于说明一本类书有什么样的分类，而在于阐发其分类的独特性以及从中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这种判断对于类书的文学价值研究来说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
（三）类书与文体分类及谱系
类书内容包罗万象，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社会、物质、精神世界的认识与理解，是对当时整个知识体系的总结，体现了“天下古今事物之理”（《御制渊鉴类函序》）。而称名取类、以类相从的体例，则表现了对这个体系的范围、结构、秩序及各组成部分的认识方法与理解程度。文学作品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同样体现着“天下古今事物之理”。当类书编纂者涉及这一部分内容时，自然也会采用以类相从的原则与方法，从而为后人考察当时的文体分类提供独特的视角。如前文已提到《北堂书钞》“艺文部”立诗、赋、颂、箴、连珠、碑、诔、哀辞、吊文、诏、章、表、书记、符、檄等文体，此外还有由书写工具演变为文体名称的策、简、牍、札、刺、券、契约等类目。《艺文类聚》“杂文部”立有史传、集序、诗、赋、连珠、七、檄、移等目，《白孔六帖》中有诗、赋、颂、论、铭、诔、箴、碑、檄、射策等目。尽管唐代及唐以前的文体总数远不止这么多，然而，在类书所反映的知识谱系中得以立目的文体，无疑是当时看来最重要、最常见的文体。翻检六朝及初唐文集，上列文体也确实很少有不具备的。
类书的文体分类，体现了古代文体分类发展的基本规律，即分类越来越细，类目越来越多。如唐《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书的“艺文部”所立文体不过十余类或二十余类。宋初《太平御览》“文部”已增至四十多类。清编《古今图书集成》的《理学汇编·文学典》按文体不同分四十八部，是历代类书中文体类目最多的，分别为诏命部、册书部、制诰部、敕书部、批答部、教令部、表章部、笺启部、奏议部、颂部、赞部、箴部、铭部、檄移部、露布部、策部、判部、书札部、序引部、题跋部、传部、记部、碑碣部、论部、说部、解部、辩部、戒部、问对部、难释部、七部、连珠部、祝文部、哀诔部、行状部、墓志部、四六部、经义部、骚赋部、诗部、乐府部、词曲部、对偶部、格言部、隐语部、大小言部、文券部、杂文部等。其中许多部类下又有二级分类，如“诏命”部分诏、命、谕告、玺书、赦文，“奏议”部分奏、奏疏、奏对、奏启、奏状、奏札、封事、弹事、上书、议、谥议。全书所涉文体一百四十多种，不仅远远超过了其他综合性类书的文体分类，比起许多文章总集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也毫不逊色。这种类目的增加，一方面是文体不断孳生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文体分类日趋细密的结果。
类书的文体分类，表现了编者对文体谱系中不同文体特征的认识，而这些经过分类的文体，在文体谱系中的序次安排，则体现了特定的文体价值观。六朝至宋，许多总集编选体例采用《文选》诗、赋居前的文体编次模式，表现了对文学性的重视。类书中，《北堂书钞》“艺文部”、《太平御览》“文部”、《玉海》“艺文”等也沿袭了这种编次体例。然而，从宋代开始，许多类书开始重视文体的实用功能，并辨别其尊卑等级，故宋编《事文类聚》“文章部”、清编《御定渊鉴类函》“文学部”等都以诏制居首，诗赋居后。《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也以诏、册、制、敕及表奏等实用性文体为先，以诗赋居后，其文体编次大致遵循以下隐性规则：按文体应用场合从中央到地方，官方到日用的次序排列；按作者身份的高低排列；按语体先笔后文的次序排列。这种序次，充分体现了王权政治下重视社会功用、等级秩序的文体价值判断，与六朝时对诗赋的推重形成鲜明对比。
如果我们把《古今图书集成》与《文体明辨》对比，前者的文体分类比较简括。如《文体明辨》中的“杂著”“符命”“原”“述”“志”“纪事”“说书”“义”“上梁文”“文”十种文体，在《文学典》中合并成“杂文”部；《文体明辨》中的“诏”“命”“谕告”“玺书”“赦文”被合成“诏命”。但是《文学典》所录的文体又比《文体明辨》多了四六、经义、对偶、格言、隐语、大小言数部。“经义部”之设，在文体学上反映出八股文在明清两代的重要性。此部收集了许多关于明清八股文史与八股文理论的重要文献，同时也体现出编者的八股文体观。如历来对八股文文体的渊源说法甚多，但《文学典》的“经义部”明确以宋代考试文体为八股文渊源，而不采其他说法。《文学典》把格言作为一种文体，也反映出新的文体观念。这可能与明清时代清言、箴言作品大量出现有关，故此部多引晚明陈眉公等人的清言作品。
（四）类书与文体观念及文体史
除了考察文体分类与序次外，类书还为研究特定时期的文体观念提供了独特视角。如明朱权《原始秘书》是在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故其性质、体例皆与高书相似，分类编排，旨在探求世间万物之始。为了纠其“鄙陋”，所增补甚多。其中卷7《符玺诏敕》《文史经籍》两门涉及符节、玺、敕、制、诏、诗、赋、碑、赞、碣、颂、序、誓、引、说、问、解、辩、露布等一百一十余种文体，不但远远超过《事物纪原》中的文体种类，甚至比任昉《文章缘起》还多三十余类。这些类目的增加，或由于文体孳生，如手札、门状等，都是唐宋以后产生的新文体；或由于文体细分，如诏类析为诏、凤诏、遗诏等。还有一些，是从古已有之的创作形态中挖掘出来的，如谶纬、童谣等，先秦即已萌蘖，两汉蔚为大观，《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多有记载，但一般的文体学著作和类书很少将其立为文体类目。《原始秘书》打破了传统文体分类的框架，从较早的经、史著作中总结、挖掘出这些文体或“前文体形态”，不仅丰富了古代文体分类的内容，也更符合建立在政治、礼乐制度和实用性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实际情况，值得特别关注。
类书文体史料的取舍、类目的增减等，往往反映了文体形态、观念的变化，也透露出文体史的发展轨迹。明徐炬辑《新镌古今事物原始全书》卷11《文史部》根据文体排比史料，计有策、论、诗、词、歌、赋、表、上书、诔、语、话、启、简等三十余体。其中“话”列举宋代以来诗话材料，是此前的类书从未有过的类目。可见诗话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文体影响日增，开始进入文体研究视野。而后于此产生的文体学专著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却没有收录这一文体，这更体现了类书编纂者的独特眼光。四六，严格地说，是一种语体，可广泛使用于不同的文体，所以“四六”并非具体的文体。正因如此，《文心雕龙》以之为《丽辞》置于“剖情析采”的下篇而非“论文叙笔”的上篇。而《古今图书集成》专立《四六部》一卷，置于《墓志部》与《经义部》之间，显然以“四六”为与之相并列的文体。这一方面因为语体是影响文体的重要因素，文学史上著名的文笔之辨，实兼有语体和文体两方面的因素。因此，以四六为文体，有其特定的原因，并非纯出空穴来风。另一方面，骈文经过唐宋古文运动打击之后，其文体地位大为降低，创作也极度消沉。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骈文在理论和创作上都呈复苏之势，到了清代，则出现了六朝之后骈文创作的又一高峰，并掀起了几乎贯穿整个清代文学批评史的骈散之争。《古今图书集成》编纂者特立“四六部”，体现了对骈体文的充分肯定，也透露了骈体文重新获得文学地位的历史趋势。又，自宋代熙宁年间开始以经义取士的制度，“经义”就成为与文人命运相关的重要文体，但是文章总集或别集基本不收录此类科举文字，各种类书的文体部分，亦罕有涉及。《古今图书集成》新设“经义部”，虽然经义不等于八股文，然其史料重点是八股文。这在文体学上反映出八股文在明清两代的重要性。又，在传统文体价值序列中，词曲地位低于诗文，曲的地位又低于词，叙事性的戏曲的地位又低于抒情性的“散曲”。此前综合类的文体学著作，几乎都不重视词曲，尤其是戏曲，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就没有戏曲。而《古今图书集成》之前的类书，也没有专门为戏曲立目。《古今图书集成》则特设“词曲”部，“曲”的内涵，包括了散曲与戏曲，并收录了大量的戏曲史料。这在历代类书中也是一个创举，说明戏曲这种源于勾栏瓦舍的俗文学体裁，已获得了上层知识界的认可，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古代类书收录了大量文体的文本格式与形态范例，为研究文体的原始语境与实物载体给出了丰富的文献，而对于实用文体研究，类书提供的启札范例尤其意义重大。“文书式与民间实用文体的程式化写作”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研究领域。宋代已降，日用类书编辑逐渐兴盛，至明代达到高峰。正如宋人熊禾所说的，“书坊之书，遍行天下，凡平日交际应用之书，例悉以启札名，其亦文体之变乎”。他指出在《翰墨全书》中，“自冠婚以至丧祭，近自人伦日用，远而至于天地万物，凡可以寓之文者莫不毕备”（《勿轩集》卷一《翰墨全书序》）。这些类书的特色，在于为民间提供一种日常使用的范本。日用类书中的启札范例分为事类、文类二种，不仅为其提供范例，也同时收入可资袭用的相关诗文。既说明启札格式，也给予系统性的活套、通式、构件之法。日用类书如《事林广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捷用云笺》《启札云锦》《四民学海群玉》《万宝全书》等，往往为所载民间实用文体提供可资套用（包括范文句例、词组搭配、书写格式）的范本。民间实用文体以往被视作“艺文之末品”，但以文书式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从语言特征、体貌风格等方面，分析民间实用文体所具有的文学特性，也能对有关文本的社会文化效能产生了解。此外，追踪文书式在日用类书中的传抄、改造，能够对不同时代民间实用文体演变进程中，所产生的形态调整和审美转型有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