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当我试图回忆起2005年7月的一个星期四时，下午五点才刚刚过去，浮现在我脑海中的不是某一幅画面，而是一种感觉，一种失望的感觉。当我第一次见到我父亲时，我感到特别地失望。
我想象中的罗纳德·巴本（Ronald Papen）不是那样的。在两岁半的时候，妈妈带我离开了那个家，在那之前，我可能还经常见到他。当时只有两岁半的我后来很难回想起他真实的模样、他的声音、他的气味、他的体温或者他的特点。在之后的十三年里，我们没有任何联系。妈妈一直对我说，我爸爸压根不关心我。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事实不是那样的，也知道了为何我从未收到过与父亲有关的任何信息。他的确没有给我寄过一张圣诞卡片，也没托人给我捎过任何消息。唯一能够证明他存在过的证据，是他和我妈妈的一张合照。照片的背面是他手写的“普利特维斯[1]（Plitvice）88”。照片上的他戴着一顶边檐异常宽大的帽子和一副太阳镜，几乎把脸遮了个严严实实。此外，照片拍得非常模糊，而且已经泛黄。一般说来，这种旧照片不会放在相册里占空间，但妈妈费心把照片贴到相册里，这无疑证明罗纳德·巴本给她留下了不幸而又重要的回忆。“这是你爸爸。”这是她对着照片说过的唯一一句话。
孩提时代时，我经常端详着这张带有白色边框的正方形照片，尽管模糊不清，但能看出来照片上的妈妈非常漂亮，背景是一片帐篷。照片应该是在露营地拍的。
这张照片在相册的最后，它的后面还有大约三十张空白页。它就好像被扯断了的线，又好像因为其他更重要的事情突然被停下了的只讲到一半的故事。
当我上了学，学会计算之后，我对这张照片又有了新的假设。假如这张照片真的是在1988年的夏天拍的，照片上的妈妈那时候应该还没有怀上我，因为直到1989年8月1日，在她游历奥地利的途中，我才出生。两年半之后，我的父母就分开了。
当然了，我也会向妈妈问起我的爸爸。但是，每当我问起爸爸的时候，她总是岔开话题或者变得不耐烦。后来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这张照片从相册里消失了。她让罗纳德·巴本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照片变得像一场梦，刚醒的时候还能想起来，接着，梦变得支离破碎，再接着变得模糊，直到最后完全想不起来，再也拼凑不起来。照片上的他在微笑吗？他的嘴里叼着一支烟吗？或者那不是烟，是照片上的刮痕？我越努力回忆，就越只能得到一张靠自己的想象拼凑出来的东西。
我的继父海科（Heiko）在提到我父亲的时候，总是称呼他为“精致的巴本先生”。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冷嘲热讽，我会把精致的先生想象成戴着太阳镜、身穿三件套西装的男人，就像所有的父亲一样高大、友好，忙着处理那些高深莫测而又烦琐的工作。有时候我会在白日幻想自己突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双手叉腰地站在他办公桌前。他则轻轻地将香烟的烟雾扇向一侧，以便看清我。我对他嚷道：“你为什么从来不来看我！”这听着更像抱怨，而不是提问。可是，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也无法看清他在烟雾中的脸。越想要进入这个场景，我就越控制不住地思考。可是，所有的电影情节都会在这里戛然而止，我无法为他的所作所为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我也无法设计他的回答。
“我太忙了，没时间。”
“我不太想来。”
“我来不了。”
“我不敢来见你。”
没有一句是合适的。我甚至猜测，他找不到我。最后，我也把他从我的白日梦里彻底清除了。
之后的几年里，我愈发坚定地相信，他没有办法联系上我。比如，他失声了；或者，我更加残酷地想，他失忆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猜他可能从山上跌落而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我问过我的母亲，要是遇到了这样的事，人们一般会怎么办。她回答我：“他们会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并在那里等待记忆的恢复。”我还想知道，如果他们最终仍想不起来自己是谁，会发生什么。她耸耸肩说：“那样的话，他们就会在那里度过余生，毕竟他们不属于其他任何地方。”我猜想我的父亲也坐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一把扶手椅里，奋力地回忆着我，却一无所获。多么愚蠢的想法！他如果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大概也不知道该思考些什么。他应该不会思考他的孩子在哪里，叫什么名字，而是会思考他是否曾经有过一个孩子。我做好了心理准备，他的康复过程可能会很漫长。由此，我逐渐失去了对罗纳德·巴本的好感和好奇。
更糟糕的是，我对这个形象模糊的男人开始滋生完全负面的看法。我开始猜测他并没有尽力地找回记忆，又或者，他可能早就已经放弃努力，并组建了新的家庭，有了四个孩子，把原来的生活塞进了一个透明文件袋，装订好，再收进文件夹，放到地下室里，任凭它蒙上厚厚的灰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想法让我开始烦躁不安。
最后，他在我的想象中，化身为一个有着大鼻子和巨型双脚的粗笨之人。有时候，我会想象他穿着样式难看、过于肥大的西装。因为，在我询问他的职业的时候，妈妈回答说他是一个“商人”，这让我生出些不好的联想。于是，在我的想象中，他说话时会咄咄逼人，而且还品行不端。我怀疑他犯过罪，所以妈妈和他分开了。可能他多年以前就被关进了监狱，或者，他逃到了国外，与我们永不相见。
带着这样的想象，我从脑海中删除了他。等我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极少会想起他。当和我交好的女孩们发现我既不随妈妈的姓氏也不随她丈夫的姓氏，追问我真正的父亲时，我会用别人告诉我的话去回答她们。这不仅因为传闻可能是真的，也因为这个形象模糊不清的父亲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也不记得他了。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如果她们继续追问我对他是否会感到好奇，我会回答：“既然他都不关心我，那我还关心他做什么。”要终止这个话题，这个回答还挺管用的。
况且，我已经有一个前面提到过的海科了。妈妈希望我可以喊他“爸爸”，尽管我早早就知道他并不是我的爸爸。他和我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就好比钢琴和小提琴，有着千差万别。另外，他总把“养孩子太费钱”挂在嘴边，说“精致的巴本先生”不愿意支付我的生活费。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不理解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的姓氏只有在这时才会被提及，就好像它是我的污点一样。“巴本”听着就像寄生物（Schmarotzer）、寄生虫（Parasit），或者“第一段婚姻里的女儿”。海科·米库拉（Heiko Mikulla）似乎并不喜欢他太太的女儿的父亲，也不喜欢我，甚至有时候我也说不清楚他是否喜欢我妈妈。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哈恩瓦尔德（Hahnwald）为我们购置了一套大房子。妈妈认为我们应该对此心怀感激。她就是这样做的，日日忍受着海科，像狗一般顺从。
我从来没搞清楚过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如何认识的。可是，她显然是从罗纳德·巴本那儿直接跳到了海科·米库拉这儿的，也有可能是海科·米库拉从我父亲那里夺走了她；或者，她爱上了海科，出轨了，可能就是在那张旧照片的拍摄地。这意味着我可能压根就不是我父亲的孩子。不过，我绝不容许这个可能发生，因为我丝毫不希望自己是海科的女儿。我宁愿自己的父亲是那个形象模糊的人，也不要他是这个让人讨厌的家伙。
海科和我妈妈婚后又生了一个儿子，于是妈妈随了他的姓氏。这样一来，我就成了海科、苏珊娜还有杰弗里·米库拉（Geoffrey Mikulla）这三位米库拉中的巴本。他们喊他杰夫（Jeff）或杰菲（Jeffy），就好像他是一只可卡犬。
我比他大六岁，开始上学了也没有人关心，因为他们要一直抱着闹肠绞痛的杰弗里走来走去。我八岁的时候，开始学自由泳，也没有人关心，因为杰弗里开始跑来跑去了，他开始用尽一切办法吸引大家的关注。幸亏我在学校里的表现很好，但除了这一点，我的其他方面还是无人关心。他就像一个成了精的鸣哨浮标，稍有不顺就鸣叫。
这样的家庭模式也有好处，那就是，通常没人来打扰我。其实，这是对没人关心我的一种委婉表达。我倒不是以此来批评我妈妈，只是，事实就是如此，这样的忽视甚至让我感觉很自在。没有人提醒我必须按时上床睡觉，没有人因为我卧室墙上的贴画或者房间乱糟糟的而批评我，因为，压根没有人会进我的房间。
可是，有时候我倒希望有。我有时会坐在书桌前画画，并幻想妈妈走进来，走上前，抚摸着我的后背，表扬我。我把画送给她，她把画粘贴到冰箱上。可是，那里从来都没有粘贴过我的画。
这听起来真的有点伤感，但对我而言，其实还挺好的。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房间，甚至还拥有半个浴缸。浴缸的另外一半归杰弗里所有。我偷偷地喊他“大虾”。我用这个称呼来指代没教养、没有丝毫温情、没有人性、诡计多端又贪婪的冷血动物。我真的很厌恶这个和我有着一半血缘关系的弟弟。他是我这个不令人期待的、法律义务上的女儿之外的，那个被宠爱的、令人期待的儿子，尽管这不是他的错。杰弗里，来这儿；杰弗里，去那儿。
妈妈和海科忙着商议购买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物品，把房子一点一点地塞满。我则度过了我的童年，成了像他们那样奢靡、自我的人。我也可以撒谎说我热衷于社交，加入了“新觅路人同盟”，或者至少可以说顺利地加入了体育协会，或者早早地便积极投身于政治。其实，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加入任何协会。我觉得政治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事实上，我是一个情感上被忽视、物质上被宠坏了的女儿，以至于海科和苏西[2]宁可去打那该死的高尔夫球，也不愿意和我共度哪怕多一秒的时光。所以，我说继父和母亲对我而言完全是一种干扰，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说狗是没有饱腹感的，哪怕已经吃了五公斤食物，你只要把一颗夹心巧克力放到它们的嘴边，它们立马就会去啃食。姓米库拉的那个人也是如此。海科通过参股积累了一大笔财富。他不断地买入、卖出公司，为他人的想法投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是在投资这些公司的前景”。如果对一家为有钱的阿拉伯人生产白色台球桌的公司感兴趣，那他会买下该公司大份额的股份甚至整个公司，和有钱的客户联系，重组生意。一旦成功了，他接下来就会卖出公司。当然了，我们家里也会多一张白色台球桌。
海科和我妈妈经常收到各种邀请，他俩跑遍半个欧洲，考察任何可能的投资机会：酒店里的健身设备、约翰·列侬[3]生前的最后一辆汽车、养鹅场，等等。海科从不关心他所收购的公司或者产品的原主人，驱使他的，是他那将想法转化成货币的可怕直觉。
我一直不明白我妈妈对他的感情是爱、崇拜还是畏惧，或者兼而有之。对我来说，他俩的关系就如同他们共同的往事一般神秘。其实，他俩大部分时间都在争吵，假如他们之间突然爆发和平——除了这样说，我想不到别的更好的词，我会觉得，这比起他们因为他在吃饭的时候发牢骚而互相谩骂，或者互扔碎冰都要恐怖，尽管大多数时候他都是理直气壮的。
关系好的时候，他俩则形影不离，直到让你误以为自己撞破了他们的初次约会。这时，我就会让自己变得比平时更加没有存在感，躲在自己的房间里，装作彻底消失，或者躲到迪莉娅（Delia）那儿去。
在我十一岁那年，迪莉娅教会了我吸烟。她家就在我们家附近，她的父亲是一家达克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享受着人身保护，每天早晨被一辆安装有空调的汽车接走，等到晚上再被送回家，就像一款进口美食。海科嫉妒他。不过，海科觉得这样也有好处。如此一来，我们整条街道就都被保护了起来，海科也就节省下报警装置的费用了。我们的报警装置在几年前被关掉了，因为我妈妈有一次在凌晨四点喝醉后跌进了游泳池，当时的报警装置把哈恩瓦尔德一半的人都给吵醒了。
迪莉娅还把我带进了偷窃艺术的大门。在我不到十四岁时，我们已经从科隆市中心的“猎物”那里偷了价值几千欧元的化妆品。之后，我把它们全部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在学校里卖掉了，虽然我并不需要那些钱。我更需要的是那些从我这里买唇膏和口红的小女孩们对我的崇拜。我从她们小小的钱夹里抽走那些皱巴巴的零花钱，然后把它们抛之脑后。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从每一条牛仔裤里都能翻出来一张张皱皱巴巴的十欧元纸币，它们已经和牛仔裤一起洗过了，这些残破不堪的钞票经过翻找才得以重见天日。
我和迪莉娅的友情一直维持到了我留级的时候。打那之后，她就不想和我来往了，因为她嫌我太小了。我那时候才刚上八年级，而她已经上十一年级了。
她抛弃了我，但我那时并未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起：那个形象模糊的父亲离我而去，我妈妈在某种形式上离我而去，现在迪莉娅也离我而去。他们是彼时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三个人，只是当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那以后，我便开始努力地与被无视的命运抗争。我抗争，是因为我想要被看到。我成功了，尽管绝对不是以我真正期待的那种方式。
考夫霍夫百货大楼的保安抓住我胳膊的时候，我正准备把一个化妆刷套装塞进毛衣里。结果，它掉在了地上。倒霉透了。套装摔散了，于是我不得不付钱买下它。我收到了警告和限制令。最糟糕的是，他们给我妈妈打了电话。她并没有骂我，而是在走进保安办公室的时候完全无视我。保安给她回放了监控录像，告诉她相关后续事宜。而她居然开始和这个家伙聊天，问是不是真的能监控到所有角落。这保安有一双老鹰般的眼睛，她则装傻充愣地称呼他为“警官”。最后，她问他，是不是可以支付给他一笔合理的费用来嘉奖他的谨慎，把发生的一切当成一场实地演练。他有些为难，后来，他说他已经发布了警告，来不及撤回了。我妈妈的口气这时立马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冰冷得像墓室里熄灭的蜡烛。
然后，她转过身来，对我扭了扭头，我就跟着她走向了停车场。在开车回去的路上，她一个字都没有说。傍晚的时候，海科扬言他不想和一个破坏社会规则的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他们让我在厨房里吃饭，我则把意大利烩饭倒进了垃圾桶。我确信，海科一定会因此暴跳如雷。之后的几周里，家里的气氛就像1945年4月30日的元首地堡[4]。我对这个结果还挺满意的，如此一来，我就不用被米库拉一家的融洽亲密关系折磨了。
我差点终结了他们的这段婚姻和我自己九年级的学业。尽管有时候我整天整天地和朋友们坐在大教堂的广场上或者莱茵河畔，那里很少有寻找逃学的学生的警察。海科、我妈妈和我之间达成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我不惹他们生气，他们也不来管我。
毕竟，我从未喝得烂醉如泥地被送回家，也不吸毒；我不会在家里藏水烟斗，也没有再偷东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无所谓，除了一艘潜水艇和皇冠上的珠宝，大多数东西都无法吸引我。想要什么，我可以用我的备用信用卡买，钱都是他们付的。钱也够用，我对它也毫无兴趣。我更想偷走的，是和我妈妈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在我的记忆里，还是有这样的时刻。她会轻轻地抚摸我，甚至还会给我一个亲吻。她给我爱，然后又收了回去，就好像这让她感到羞耻似的，就好像她突然又意识到了我是谁的孩子。
十年级的时候，我爱上了全校最帅气的马克斯（Max）。现在回想一下，不得不说，为他着迷也很正常。他相当会讨少女的欢心。他在新年晚会上逮住机会，拿走我的初吻的时候，我觉得既不可思议又浪漫。一月份的第一周里我就意识到，这并不意味着我等到了毕生所求的爱情。确切地说，我什么都没得到。当我想要约他到家里谈谈的时候，他拒接我的电话，带着讥笑的表情从我身旁若无其事地经过。
这让我既伤心又生气。我感觉自己再次被抛弃了，尽管马克斯其实从来没有和我在一起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没有抛弃我。可是，他曾经是我梦里的初恋。尽管我有幸确定，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没有比那一次亲吻更糟糕的爱了，但是失去他的痛苦仍然十分强烈。“马克斯事件”后的几周乃至几个月里，我愈发消沉。因为在学校里要经常躲开他，所以我更不想去学校了。我开始伪造请假证明，当需要证明的时候，我会去找妇科医生，说肚子疼。这样一来，不需要做检查就可以开出证明。学校没有为我带来什么，我也没有给学校留下什么。
与此同时，我也失去了和学校的联系。复活节前后，我收到了学校关于我的学业成绩可能无法达到年级要求的通知。我妈妈表现出了一切如她所料、认为一切都非常合理的样子。她疯狂地抽烟，然后给我讲了一大通道理，告诉我教育的重要性，说我在亲手毁掉自己的人生。对年轻女孩来说，一个正规的文凭是尤其要紧的，这样至少不会深陷对别人的依赖。她仿佛是在说她自己。我感觉深受伤害，眼泪马上掉了下来。妈妈抱住了我，我们彼此相拥了十多分钟。这一小会儿，基本上就是我整个青少年时期最美好的时刻。接着，她放开了我，说我太糟糕了，懒惰、固执、毫无进取心。她一直认为我并不笨。谈到该拿我怎么办时，她又说会和海科谈一谈要不要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去。
我丝毫不担心她要把我推开。在这一点上，我是可以完全相信海科的。当晚他宣布，不会把他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浪费在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件事上。如果有人应该为寄宿学校付费，那个人也该是精致的巴本先生。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因为我妈妈没有属于她自己的钱。
我自然也没有想过要在罗登基兴（Rodenkirchen）文理中学好好表现，与命运抗争。甚至可以这么说，充满斗志地和命运抗争这件事与我没有丝毫关系，更准确地说，我只是垂死挣扎了一下。我实在无法通过那岌岌可危的四门功课。我一点儿都学不进去，或者说，我一边学一边忘。
圣灵降临节[5]之后，我的三门功课略有起色，另外一门功课却越发糟糕。那就是数学课，直截了当的六分[6]，让我没有任何指望，就好像要用漏勺去舀清汤。一切都太晚了。那些由数学、化学公式、我没有掌握的单词以及只是粗略翻阅过的校本读物组成的洪流把我冲到了瀑布的边缘，奇迹般地把我送回了十年级。接着，我又一次回到同样流速的洪流中。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更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讲这么多是为了说明在人生大事发生前的几个月里，我都是怎么度过的。任何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很多事件通常都会有所关联。我必须提起这些事件并描述接下来要说的导致我人生发生巨变的那一天的事，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理解我是怎样被送到罗纳德·巴本那儿去的。
海科发现了一款新产品，他想要把生意做大，做到很大。那是5月底的事情。这款产品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是他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熟人那里看到的。那是一款庞大的、丑得惊人的烧烤架。根据食材的不同，这个庞然大物可以在炭和燃气之间做出选择。海科的脸上难掩兴奋之情。烧烤架有一个很重的盖子，可以把肉弄得服服帖帖的，然后慢慢把它们烤熟。烧烤架还有一个蔬菜蒸制区、一个传统烧烤区。海科说起它的时候非常自信，就好像这个庞大的东西不是一个烧烤架，而是一个火星站。只是他还没有想好给它起个什么名字。我猜可能是“烧烤猛兽”，或者“烤肉巨人”，也可能是“肉肠坦克”或者“海科的暖房”。他异常激动，这通常表明他正在构思一桩大买卖。
接近傍晚的时候，邻居三对夫妻来家里做客，海科又激动地开始了他关于美国泳池厨房优点的乏味的长篇大论。果不其然，客人们也都变得激动起来。气氛烘托到位，他终于点燃了炭火，虽然不是一下子就点着了。他差不多向煤炭里倒了半升酒精，煤炭还是没有烧红。我倒是无所谓，可是我妈妈却生气了。在饥饿之下，她的声音变得急切。她的声音和杰弗里的混杂在一起。杰弗里无法忍受大家的焦点不在他的身上。
海科开始咒骂起那台烧烤架，这相当于承认了它就是一个荒唐的想法而已。终于，煤炭开始燃烧起来，他把香肠、羊肉串和肉排放到了铁架上，气氛明显没那么紧张了。天已经黑了下来，沙拉也基本上吃完了。在整个过程中，我都乖乖地待在桌旁吃东西，因为我妈妈不能接受客人来家里做客的时候我选择隐身。在外人面前，我们必须是和睦的一家人。
后来，其中一个客人，那个姓于滕瓦尔德（Hüttenwald）的油腻偷窥狂，开始询问起我在学校里的情况。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海科替我说了，他向烧烤小组解释说，家里的小巴本再一次延期完成学业。他还说，可惜他的基因只传给了一个人，否则一切都会不一样。
于滕瓦尔德大笑起来，一边笑还一边盯着我的胸部。他的太太叹息说无法事先挑选孩子。我妈妈对我的所有保护只是一句“她其实并不笨，只是沉溺在她微不足道的灵魂的苦闷之中”，就好像我根本不在场一样。我真应该站起来，可是那样又会给他们理由说我“真是固执任性”。所以，我继续坐在那儿，盯着桌面，寻找东西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想做点什么，而不是在众目睽睽下像一只被圈养的病恹恹的倭黑猩猩。我伸手取下桌上随意放置的一个塑料瓶，开始按捏它。
海科看起来像搞定了他和烧烤物的战斗，喊道：“再有几分钟，你们的耐心就会得到更多的犒劳。”客人们开始碰杯，我的兴趣开始消退。我继续坐在我的椅子上，感到自己的内心开始燃烧，我眼神下瞟，盯着地面。
就在此刻，杰弗里手舞足蹈地走了过来。他手里拿着两支花园火把，在泳池边爬上爬下。他跳着萨满舞，或者说九岁的他所理解的萨满舞。妈妈喊着“杰弗里，小心火”，海科则咆哮着，这是属于哈恩瓦尔德的烤肠舞。他和客人们有节奏地打着拍子，这让杰弗里更兴奋了，他的动作看起来越发大胆、滑稽。
“拍手啊，金[7]。”妈妈命令我。但是海科摆摆手说：“不要管她这个被冒犯的肝香肠[8]。杰弗里！杰弗里！杰弗里！”大家一起呼喊他的名字：“杰弗里！杰弗里！杰弗里！”鼓掌、鼓掌、鼓掌。那个小男孩旋转着，我用力地捏瓶子。下一秒，我的弟弟就被火焰包围了。
之后的几周里，人们频频问，我当时为什么会那样做，我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我到底清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是不是想杀了杰弗里。而我的回答一直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什么都没有；不，还是不。
我就是那样做了。什么都没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同样的，我也什么都回忆不起来。在儿童与青少年心理中心那间紧闭的诊疗室里，心理咨询师给我台阶，开导我说，我可能认为瓶子里装的是水，我可能担心杰弗里会被他手里的火把烧伤；我只是想做好事，帮他把火把熄灭。我应该学着从这个角度去解释整件事情，但是这也太可笑了。我当然知道我拿在手里把玩的瓶子里装的是可燃酒精。我还知道盖子上有一个洞，知道如果用力挤压，它就会喷射出一股酒精。这些我都知道。
我坐在烧烤架旁边的椅子上。海科把装着可燃酒精的瓶子放在我的旁边。天黑了。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被羞辱、被窥视。杰弗里才是最重要的。大家都在大笑大喊，还有那可怕的鼓掌声。可能是因为那鼓掌声，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弟弟跳着舞走向我时的那张脸。那张脸上的表情无疑是在对我喊：“这样才能让父母开心！你这个失败者！你这个废物！你这个巴本家的人！”
我也曾经怀疑过一个九岁的男孩的脸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表情，但我始终相信，作为一个十五岁的人，我可以读懂表情的含义。杰弗里只是太开心了，在一群喝醉了的成年人的煽风点火下，拿着两支火把，跳舞跳得眩晕起来的小男孩脸上就会出现这样的表情。
杰弗里经过那张桌子朝我走过来。桌子沿着泳池的长边边沿摆放着。太阳正落山，泳池中的灯光自动开启。灯光柔柔地照在他身上，为他的表演营造了氛围。烤肠滋滋作响，玻璃杯发出碰撞的声音，海科在喊杰弗里，大家都在喊杰弗里，所有的人都醉醺醺的。只有我清醒着，希望一切赶快结束，像咆哮一样的喊声、各种挥舞火焰的声响、鼓掌声、茴香肠的臭味……我家花园里的这场闹剧。可是我又不能走开。下一秒，我就拿起瓶子对准了杰弗里T恤衫的正中心，喷射出一股强有力的酒精。我清楚地看到“水滴”穿过其中一支火把的火焰后燃烧了起来，燃烧着的“水滴”又落在了杰弗里那可以充当助燃器的衣服上，紧接着的千分之一秒里，所有的一切都被巨大的火舌吞噬了。
时至今日，我的眼前还会像慢镜头一样回放那一刻和那之后的事情。海科扔下烤钳，如离弦的箭一般从我身边冲向他的儿子，拽着他跌进泳池，两支火把也一起落入泳池，熊熊火焰瞬间熄灭。这一切不过三四秒。而今天的我则需要十分钟的时间才能重新将其回放完毕。如果说有什么是值得我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对海科·米库拉心存感激的，那就是他在那个瞬间的机智果断。
客人都在帮海科把他儿子从水里抱出来的时候，我的手里还拿着那个瓶子。拉特（Rath）太太站在我面前说我是魔鬼。她读懂了我眼睛里的恶毒。于滕瓦尔德打电话呼叫急救医生，他还说这里发生了谋杀案。因此，很快同时来了三辆警车。
两个小时之后，我就坐在了儿童与青少年心理中心的诊疗室里。警察无法安抚我的继父，我妈妈在儿童医院陪伴杰弗里，只好立刻把我送到了心理中心。烤肠也没法儿吃了。
我在心理中心待了接近六个礼拜，不需要去上学，反正上学也没什么用。其实，相比待在家里，我还挺喜欢待在心理中心的。我妈妈总共来看过我三次。
我和一个来自埃尔夫特施塔特（Erfstadt）的同龄女孩住一个房间。她的长发像窗帘一般耷拉在脸上，她想尽办法搞到任何尖锐的物品，然后躲在洗手间里自残。我每天都要参加团体治疗。我们一起做饭，然后坐在一张长桌旁吃饭。晚上，我们会看电影或者玩耍。每天下午，我都要和一个年轻的心理治疗师会面。我喜欢她，可是她帮不了我，因为我压根儿不觉得自己有病。
我从未表现得有攻击性或是有暴力倾向，不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没有被虐待或者殴打，没有吸食毒品，只是无法忽略对香烟和气泡酒的与日俱增的喜爱。有一阵子我干了很多偷窃的事，我在学校里表现得很差，年初的时候还受了一次情伤。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说，这些都没什么特别的。然而，我差点害死了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年纪还很小的弟弟，况且还不是出于疏忽大意。心理治疗师说这是一个意外，还说人情绪压力过大的时候就会出现意外，任何人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这种情绪可能一直都沉睡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一定也与我和母亲的艰难关系有关。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摆脱压力。我同意，我只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当治疗师问起我的亲生父亲时，我还是照常回答了她。治疗师会意地点着头。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我妈妈来接我了。心理中心暑假期间要关门，里面的青少年们在学年的最后一天统统都要离开那儿。和我一个房间的女孩被她父亲接走了。他长得和她一模一样，连头发都一样。
妈妈来接我。她和心理治疗师在办公室谈话，我则收拾我的东西。之后，我们上了车。我问她杰弗里是不是已经出院回家了。“杰夫和海科在机场。我们要去迈阿密。”
我很困惑。这次换地方换得太奇怪了。先是去心理中心，接着去佛罗里达度假。“真的吗？现在？去美国？”我问道。
“我们去，你留下。”
我们停下车等红绿灯。我妈妈看着我，在太阳镜之下，我还是看出来她哭了。她和我解释，她没能说服海科重新接纳我。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他们会飞往迈阿密，和烧烤架制造商谈生意，然后去度假。据说那里有一名专家可以继续给杰弗里治疗。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和我保持距离。至少海科这样认为。
我们沿着莱茵河开了一段路，之后远离心理中心继续开。过了五分钟，我问：“那我假期应该待在哪儿？”我妈妈过了一会儿才回答。我感觉她似乎这才开始考虑该拿我怎么办。当然，这么说也不对，她只是难以找到恰当的表达：“这个假期只能让你去你父亲那儿了。”
一想到必须去找我那个形象模糊的父亲，我立马就变得紧张起来。我当然会把米库拉这家人的决定看作是他们对我的报复。罗纳德·巴本就像一个监禁营，至少听起来如此。我从未想过会走到这一步。“我不去，我又不认识他。”我喊道。
“那你就试着认识一下他。”
“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为什么偏偏是现在？为什么是在我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我喊道。必须去我父亲那儿比和杰弗里一起去度假更加让我恐惧。
“不，应该说，偏偏是在你把你弟弟烧伤的时候。”我妈妈喊道。我们沉默着继续开了几分钟的车。重新冷静下来后，她说：“我已经和你父亲，你真正的父亲，讲好了。我俩，还有海科，都认为你和我们，我们和你，暂时分开一下是最好的选择。假期结束的时候，我们再考虑要不要把你接回来。”
“我父亲住在哪儿？”我还抱着隐约的希望，希望商人巴本住在尼扎的一艘游艇上或者托斯卡纳的一座城堡里。
“在杜伊斯堡。”
“杜伊斯堡在哪儿？”
“离这儿不远。你先收拾东西，我开车送你去火车站，之后我还要去机场。”
我妈妈甚至想到了要拿走我的钥匙，以免我从那个形象模糊的父亲那儿逃跑，回到家里。把我送到了火车站后，她将火车票塞进我的手里，给了我一个吻，就开车走了。我觉得她有点儿着急，因此，毫无疑问，她应该是伤心的。火车准时出发，不到一个小时就抵达了杜伊斯堡。大约下午五点的时候，我走出火车车厢，外面显然得有三十摄氏度。我在站台上四处寻找一个商人的身影，几乎要被太阳给晒晕了。当火车开走后，站台上又空空荡荡的了，只剩下了一个人。那个人应该就是巴本先生了。当他朝我走过来时，我瞬间失望透顶。
注释
[1]位于克罗地亚中部。若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2]苏珊娜的昵称。
[3]约翰·列侬（John Lennon，1940年10月9日—1980年12月8日），英国男歌手、音乐家、诗人、社会活动家，摇滚乐队“披头士”的成员，2004年入选《滚石》杂志“历史上最伟大的50位流行音乐家”。
[4]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于1944年完工，是1945年希特勒的自杀之所。
[5]又称“五旬节”，被定于复活节后的第五十天。
[6]德国的评分体系采用六分制，一分为最高分，六分为最低分。
[7]叙述者的小名。
[8]德语俚语，指开不起玩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