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3月15日，星期天，枪击前48小时
我把钥匙插入锁孔。
我僵住了。
事情不太对劲。
这栋有着桃花心木大门的四层砂岩建筑，看起来跟西46街这头的其他建筑没什么两样，整栋楼里有五间办公室，包括我的个人律师事务所。这附近有酒吧、面馆、高级餐厅、会计师事务所和私人内科诊所，越往百老汇走，办公室就越漂亮。我办公室所在的这栋建筑的木板大门大约在一个月前漆成了蓝色，门的内侧镶着手工制作的钢板——这是个小惊喜，专门留给以为可以踹破木板，从内侧把门锁打开的不速之客。
这一区的治安可想而知。
关于门锁，我没有太多经验。我不会携带开锁工具；我根本没用过，即使在我行骗的那段人生中都没有。我和那些骗子不一样，我不拿纽约的一般居民当目标，我的目光放在活该被扒口袋的那种人身上。我最爱的目标是保险公司——规模越大越好。在我看来，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诈骗集团，偶尔也要让他们的口袋被人搜刮才公平。要骗保险公司的钱，我不需要闯入虎穴，只要确保他们邀请我进去即可。我的花招不完全靠嘴上功夫，也有实质上的技法来支援。我花了多年时间钻研巧妙的手法。我父亲是个中翘楚，是专精酒吧和地铁的高手。我向他学艺，逐渐培养出灵巧的手感：我对重量、触感和细微动静非常敏感。我父亲称之为“巧手”。正是这种精细微调过的感觉告诉我，事情不对劲。
我把钥匙从锁孔抽出来。插回去。再抽出来。重复着。
这动作比我记忆中来得安静而顺畅。没那么多清脆碰撞声，也没那么大的阻力，不需要施加那么大的力气。我的钥匙几乎自己就滑了进去，像是通过鲜奶油。我查看钥匙齿；它们就像新打的钥匙一样坚硬而锐利。锁面是标准的双锁芯单闩锁，锁孔周围有许多剐痕，这让我想起楼下那个开旅行社的家伙，他喜欢在早上的咖啡里加波本酒。我有几次听到他拿钥匙乱戳一通。某天早晨我在大厅和他擦肩而过，差点没被他的口臭熏晕。换作一年前，我根本不会料想到，我会跟那个旅行社老板一样醉醺醺的。
锁面上的剐痕暂且不论，钥匙进出锁孔的触感绝对有明显的改变。要是房东换了锁，我的钥匙应该不能用才对。锁头或钥匙都没有散发明显可辨的异味，钥匙摸起来也是干的。要是有人往锁孔里喷了除锈润滑剂，我会闻得出来。那只有一种解释说得通：我早上离开办公室后，有人把锁硬撬开过。自从我习惯在办公室里睡觉以来，星期天在办公室里就成了一件不可避免的坏事。我已经负担不起既租公寓又租办公室的租金了，而在办公室后面的小房间里摆一张折叠床就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
房东付不起装防盗系统的钱，我也一样，但我仍然想采取某种安全措施。这扇门是往内开的，我把门微微推开1厘米，看到右侧门框（门锁这一侧）挖空的地方嵌着一枚硬币，门的厚度能遮住硬币的一半，防止它掉到门阶上。晚上我出去买吃的之前，在门框和门的间隙塞了一枚硬币，把它卡在门框上被我用折叠刀挖出的圆形浅槽里。如果有人侵入这栋建筑又不希望被我发现，他会听到硬币掉落的声音，识破我的伎俩，并谨慎地把硬币放回原位。我的用意是希望侵入者把注意力都放在硬币落地制造的声响上，从而注意不到在门的另一侧，有一根牙签精准地插在第一个铰链上方25厘米的位置处。
不论这天晚上入侵的人是谁，他都只是小心翼翼地把硬币放回去，却忽略了牙签，它现在躺在门阶上。
这栋楼五间办公室里的另三间租出去了：正在经历清算之痛的旅行社，我还没在附近见过的财务顾问，以及喜欢去客人家拜访、看起来贼头贼脑的催眠师。他们大致上是朝九晚五，或者就旅行社老板和催眠师的情况而言，是朝十一晚三。他们星期天绝对不会进公司，更绝对不会费心把硬币放回去。如果是我的邻居，他们会把硬币收进口袋，然后就忘了这回事。
我扔下手中的报纸又弯腰去捡。就着半蹲的姿势，我决定重新绑绑鞋带。左边没有人；右边没有人。
我转过身绑另一边的鞋带，趁机扫视街道对面。还是没有人。街道左侧一段距离外有两三辆车，但都是老旧的进口车，挡风玻璃一片雾白；它们绝不可能是监视车辆。我右侧的对街有一对男女挽着手走进沙漏酒馆，是趁表演开始前填饱肚子的剧场迷。我搬来这里后去过那间酒馆两次，两次都吃了龙虾意大利饺，两次都成功对啤酒鸡尾酒惊喜包说不，每当吧台后方墙上的巨大沙漏翻转时，惊喜包的内容就会跟着改变。对我来说，戒酒仍然处于“戒一天是一天”的阶段。
我关上大门，拾起门阶上的报纸，竖起衣领保护我的脖子，以抵御冬天的寒风，然后开始走路。我在行骗的人生中树敌无数，当上律师后又让名单加长了一些。我想，这些日子还是小心驶得万年船。我沿着三个街区绕了一圈，用上我所知道的所有反监视技巧：随机拐进小巷，突然小跑后转过街角，之后再放慢速度，利用车窗和公交车站的亚克力广告牌查看身后，不时突然停下来或是迅速转弯再原路折返。我开始觉得有点愚蠢，根本没人在跟踪我。我猜想或许是那个催眠师交上好运，带了个客人回他办公室，也有可能是那个财务顾问终于现身，来清空他爆满的信箱，或是用碎纸机处理档案。
当我再度看向那栋建筑时，我感觉没那么愚蠢了。我的办公室在三楼。一、二楼都漆黑一片。我的窗户透出光线，而且不是我的台灯。那道光束很细，不怎么亮，斜斜的，会动。
是手电筒。
我的头皮发麻，呼出了一口长长的、雾蒙蒙的气。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正常人在这时候会报警。但我家里不是这么教我的。当你靠行骗讨生活，警察就不会是你思考过程中的一个要素了。这种事我全靠自己解决，而我现在需要看看是谁在我办公室里。我的野马跑车后车厢里有撬胎棒，但回停车场去拿没有意义，因为我不想拿着它走在大街上。我没有枪；我不喜欢枪，不过我不介意使用家用防身物品。
我悄悄打开大门，在硬币掉落前接住它，然后在大厅脱掉鞋子，以免发出声响，再走到墙上的那排信箱前。
在写着“艾迪·弗林律师”标签的那个信箱里，放着我所需要的所有后援。
00:02
我从钥匙圈上取下一把小钥匙，将剩下的钥匙小心翼翼地放在信箱顶端，然后打开我信箱上装的新挂锁，在一沓厚厚的牛皮纸信封和垃圾信底下找到一对黄铜指虎。我十几岁的时候曾经为我的教区打拳，纽约许多穷孩子都会这么做。这么做的目的是培养纪律和运动家精神——但就我而言，我父亲坚持要我这么做，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他是这么想的：如果我能揍扁体形比我大一倍的家伙，等我要独立闯江湖去行骗时，他就不用太担心我犯菜鸟级别的错误。我只管在健身房努力锻炼、诈骗时放聪明一点，还有该死地确保我妈不会察觉任何蛛丝马迹。
大厅黑漆漆的，无声息也无动静，唯一的声响是暖气管线发出的诡异呻吟。楼梯很老旧，踩上去会疯狂的嘎吱响。我评估了一下周遭的条件，相对而言楼梯制造的噪声还是比古老的电梯来得小。我脚步放得很轻，贴着瓷砖墙壁走。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在爬楼梯的同时能留意高处的阶梯，也有助于避免老旧的木板发出刺耳的呻吟声。如果你把重量放在楼梯中央的位置，它就会大声咆哮。套在我手上的指虎冰凉刺骨，那种触感似乎为我提供了一些慰藉。我爬到接近第三段楼梯的顶端时，能够听到人声，模糊的、压低的嗓音。
我办公室的门大大地敞开着，有个男人站在门框内，背对着走廊。在他前方，我能看到至少有一个男人拿着手电筒，弯腰查看我档案柜最上面的一格抽屉。背对我的男人戴着单边耳机，我能看到透明的耳机线由他的耳朵蜿蜒往下进入黑色皮夹克的夹层。他穿着牛仔裤和厚底靴。他是执法人员，但绝对不是警察。耳机并不是纽约市警局的标准配备，而大部分警察并不想吐出100美金换取看起来很酷或是像作战人员的特权。联邦执法机构的预算确实包含给每个人配发耳机，但联邦调查局会派一个人驻守大厅，而且也不会在乎有没有把硬币放回门框。如果他们不是联邦调查局探员或警察，那会是谁？我思考着。他们有通讯系统的事实令我紧张，有通信系统表示他们是有组织的，不可能是想要快速拿到钱的两个毒虫。
我爬上最后几级阶梯，肚子贴着地面，趴伏在地上。我能听到他们压低音量交谈的声音，但一个字都听不清楚。拿着手电筒埋头在档案柜里翻找的人并没有再说话，办公室里还有我看不见的其他人，是他们在讨论。随着我的靠近，那些声音变清晰了。
“有找到什么吗？”有个声音问。
搜索者关上那格抽屉，继续拉开下一格。
“没有与目标有关的东西。”男人边说边选定一个档案夹，翻开来，开始借着手电筒的灯光阅读。
目标。
这个词像冲击波一样，使沸腾的肾上腺素在我的血管中奔窜，我的颈部肌肉也变得紧绷，呼吸渐渐急促起来。
他们没有看见我。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悄悄溜出去，回到车上，发疯似的狂飙一整夜，然后在隔壁州打电话报警；二是离开，别管车子，跳上我看见的第一辆出租车，前往哈利·福特法官位于上东区的公寓，在他安全的沙发上打给警察。
两个选择都很牢靠，两个选择都很聪明，两个选择都能将风险降到最低。
但那不是我。
我悄无声息地站起来，转了转脖子，把右拳收到下巴底下，然后朝门冲过去。
00:03
我迈开脚步奔跑时，刚巧站在门口的男人转过身来。一开始他被突如其来的沉重脚步声给吓了一跳，待看到我后，他张开嘴巴，狠狠地吸了一大口空气，眼睛随之瞪得大大的。他的求生本能抢在他所受过的训练之前撞上他，先是震惊，然后才有所反应。甚至在他能呼喊之前，我已看出他的心智状态——奋力挣扎要接管慌乱，而他的右手开始胡乱地探向固定在腰侧的手枪。
太迟了。
我并不想杀了这个人。有人曾经告诉我，在不完全知道某人的身份之前就杀死他是不专业的表现。正常来说，如果我打他的脸或头，有一半的概率会要了他的命，可能会是指虎的力道敲裂他的脑壳，造成大出血，或者是这可怜虫失去意识的身体倒下时自己撞破了脑袋。我的动量可以轻易为拳头添加额外十五六公斤的冲击力。以这样的速度，造成致命伤害的概率会变得更高，如果我以他的头部为目标，很有可能一招毙命。
但我只需要让他无法行动。
在最后一秒，我放低右拳，调整准头。
我一拳打在他右手臂的肱二头肌上，力道深达骨头，他的手指立刻张开，接着整只手松弛下垂；感觉就像切断的电线——那男人的手臂会呈“死亡”状态好几小时。我的冲力带我经过他身边时，他的喉咙迸出第一声惨叫。
他的搭档丢下正在读的档案，迅速把手电筒对准我。这个人是左撇子，我迎接他的挥击。我左拳上环绕的1公斤重的指虎接触到手电筒，就使它断成了两截。灯泡爆开，火花四溅，随后灯光便灭了。在爆炸的瞬间，男人的脸短暂地被照亮，我看到他嘴巴张开，眼睛瞪大，一脸惊愕。那应该不是惊愕，而是我的指虎打中他的手了。借着路灯透入的昏暗光线，我看见那男人跪倒在地，捧着自己骨折的手指。
“艾迪，住手！”黑暗中有个声音说。
我桌上的台灯亮了。
“斐拉、温斯坦，退后。”坐在我办公桌后头的人说。大约半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当时我们跟俄罗斯黑帮发生冲突，我救了他——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比尔·肯尼迪。他发话的对象是我刚攻击的那两个人，他们此刻都跪在地上。理平头的男人咬牙忍耐凄惨的手指带来的剧痛；另外那个穿皮夹克、体形较魁梧的人，正抱着手臂，手枪仍安全地插在枪套里。
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我的办公室里见到肯尼迪。此刻他正坐在我的椅子上，两条腿交叉跷到桌子上。他看看手下，又看着我，好像我弄坏了他的东西。他的深蓝色西装裤微微往上拉，足以让我看见他的黑色丝质短袜，以及束在他左侧脚踝的备用枪——一把鲁格LCP。
00:04
“搞什么鬼？”我质问他。
“放轻松。你刚才攻击了两名联邦探员。老天，艾迪，他们是我的部下啊。”
拿手电筒的那个探员慢慢站起身，食指以不自然的角度伸展。他龇着牙把食指扳回原位，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我并没有打断任何骨头，只是让他的手指脱臼而已。他的伙伴看起来要凄惨得多，脸色苍白、汗水淋漓。两名探员都走向隔着房间与档案柜遥相对望的沙发。
“他们没事，”我说，“最多也就是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必须用另一只手擦屁股，不过他们会活下来。至于你，就不一定了，除非你告诉我，你闯进我的办公室要做什么。哦，对了，面对闯入者，捍卫自己的人身安全或财产安全，不算攻击。我还以为你在匡提科[1]有学到这一点呢。你有搜索令吗？”
我脱下指虎，让它们落到我桌上的一沓文件的顶端。肯尼迪把脚放下，拿起一个指虎套到手上，感觉那致命的重量抵住指节。
他脱下金属环，放到我桌上的纸页上，然后问：“艾迪，指虎？”
“那是镇纸。”我回答说，然后再次问他，“你的搜索令在哪？”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开始挠手背。这动作已透露我需要知道的一切。肯尼迪很容易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而且他会把焦虑发泄在他的身体上。他两根拇指周围的皮肤看起来又红又肿，那是因为他会用牙齿和指甲摧残那里。他没刮胡子，看起来需要冲个澡、理个发，并好好地睡上一觉。他通常白得耀眼的衬衫现在脏成和他眼袋相同的颜色，他40岁的脸庞变得憔悴。由他衬衫领子内侧那两三厘米的空隙，我猜他的体重减轻了不少。
第一次见到肯尼迪时，我还是俄罗斯黑帮首领奥雷克·沃尔切克的律师。那场审判后来出了大乱子，沃尔切克掳走我10岁的女儿艾米，拿她当人质，威胁要杀了她。那场审判到现在已过了将近半年，我在这期间一直试图忘掉那绝望的时刻，但我做不到。我什么都记得——想到有人意图伤害她、夺走她年轻的生命，而且一切都是我的错，那种强烈的痛苦，光是想想我的手心就会冒汗。
那次肯尼迪差点丧命，不过我在最后关头将他送往医院。他的伤口恢复得很好，他甚至在沃尔切克案尘埃落定时帮忙摆平了一切。那两天我做了很多严重违法的事，肯尼迪让我免除了所有的责任。事实上，他所知道的尚不及我做过的一半，但我希望他永远不知道。
他的枪伤好了之后，曾邀请我和家人去他家参加新年派对。我老婆克莉丝汀说她不想去；有一阵子我们之间的状况不太好。大约十八个月前，我被赶出我们的房子，那是我罪有应得，因为我待在酒吧、夜间法庭和醉汉拘留所的时间比待在家里的更长。后来我戒了酒，克莉丝汀和我之间的状况缓和了一些，直到沃尔切克案发生。
克莉丝汀认为是我害艾米有危险——我们的女儿是因为我才会被绑架。她是对的。不过近两三周，她的愤怒开始消退了。我能够更常和艾米见面，而且上星期三我送她回家时，克莉丝汀还邀我进屋。我们一起喝了瓶酒，其间大家还有了笑声。当然，我临走前又搞砸了，因为我在门阶上想吻她。她别开脸，一手按在我胸前；太快了。我开车回办公室的途中，心想总有一天会好的，会让我的两个女孩回到我身边。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她们。
最终，我一个人出席了肯尼迪的派对，喝胡椒博士可乐，吃猪肉和腌牛肉，提早告辞。辩护律师通常不太能融入执法人员的圈子，骗子更是如此。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肯尼迪的，虽然爱担心又固执，但他是个正直认真且记录优良的探员，这样的人却为了我赌上这一切。现在他坐在我办公桌的另一边，在我的椅子上，咀嚼着我的提问。我在他的眼神中看出那种铁面无私的道德感，最后我决定自己回答。
“你没有搜索令，对不对？”
“目前我只能说，这场小派对是为了你好。”
我扫视办公室，看到角落堆放着四个看起来很笨重的金属手提箱，旁边还有类似音响设备的东西。
“我打扰到你们的乐队练习了吗？”我问。
“我们是在帮你，检查你的办公室有没有窃听装置。”
“窃听装置？以后不要问都不问就帮我的忙。不过，你们有找到吗？”
“没有，你这里很干净。”他边说，边站起来伸展背部，“你总是随身携带镇纸？”
“办公用品有时候挺好用的。你为什么不先打电话说你要来？”
“时间来不及。抱歉。”
“什么叫时间来不及？我听到你那位弟兄提到‘目标’两个字，所以我要知道你们来这里的真实目的。”
肯尼迪还来不及回答，我就听到了脚步声。通往办公室内室的门开了，走出一个五十来岁、个子矮小、蓄着灰白胡须、戴黑框眼镜的男人。他穿着黑色长大衣，下摆落在脚踝处；蓝衬衫、深色长裤，花白的鬈发往后梳，露出晒黑的瘦脸。
“保护。”矮小男人说，代为回答我问肯尼迪的问题。
他双手插在口袋里，自信满满，掌控全局。他态度轻松地经过肯尼迪身边，一屁股坐到我的办公桌上，然后对我露出微笑。
“弗林先生，我是雷斯特·戴尔。我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我隶属另一个单位。联邦调查局的人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我所领导的一个联合项目小组。我们有一项工作要委托你。”他点点头说。
“好极了。所以你是什么来头？缉毒局？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第四台人员？”
“哦，我效力的机构在明面上并不会在美国本土行动，所以才由联邦调查局和财政部来调度所有人力。就国务院看来，我在这里的身份是顾问。”他说，然后微笑，胡须上方的棕色皮肤显现出很深的纹路，往眼睛方向渐渐减淡。这些纹路在他的脸上似乎并不自然，好像微笑并不是他平常会做的事。他的口音有点怪，发音极为精准而干净。
我不需要问他在哪里工作——那个笑容已说明一切。但他还是告诉我了。“在台面底下，弗林先生，这是我的任务。我看得出来，你已经猜到我在哪个单位服务了。你是对的——我为中情局工作。”
我点点头，瞥向肯尼迪。他正专注地盯着我——小心翼翼地判断我有什么反应。
“我们时间紧迫，所以请恕我说明简短又开门见山。我们是来采取预防措施的，为了确保除了我们之外没人听见这段对话。我要向你提出一项提议，我有个案子要委托给你。”他说。
“我不接政府的案子，尤其是硬闯进我办公室的那种政府单位。”
“哦？我以为你会欢迎有薪工作。我看到你屋内有沙发床、衣物、电视，浴室里有牙刷，还有一摞平装书。不过我不需要从这些来揣测什么，我对你了如指掌，所有细节。你破产了，住在办公室里。事实上，你的银行户头里有1200美金，而你的办公室户头负债3万元，而且工作来得很慢。”
我狠狠瞪了肯尼迪一眼。他手臂环胸，朝着戴尔点点头，向我表示我该仔细地听。
“弗林先生，现在的状况是这样的。我花了五年时间调查一群坏透了的恶徒，老实说，我一无所获。我什么都没查到，直到昨天，我所有的祈祷都获得了回应。那群坏家伙的一个朋友做了非常糟糕的事被逮捕了。他会被审判及定罪，那案子已经很明了了。我希望说服这男人和我谈条件，让他能在还算年轻的时候走出监狱，交换条件是帮我逮捕他的那群朋友。问题是，那个人的律师不这么想。我要你接管他的案子，当那个人的代理律师，而且我要你说服他接受交换条件。这对他来说是最有利的方案，对你来说也是。”
他看了看表，说：“你有整整48小时，让你被新委托人雇用、迫使他认罪，而我们会跟他谈条件。如果你完成这件事，联邦政府会为你做两件事。”
他从大衣里摸出一个随身酒壶，打开，往我桌上的空咖啡杯里倒了一点。他没问我要不要，只是倒酒，然后把杯子递给我。他就着瓶口啜了一小口，继续说：
“第一，我会付你10万美金酬劳，现金，免税。以一个上午的工时来说还不赖。第二，这对你来说更重要：替我做这件事，我就不会把你老婆送进联邦监狱，让她在里头度过余生。”
00:05
戴尔端坐在我的办公桌上，又从随身酒壶啜了一口酒。我没理会他在我的咖啡杯里倒的不知名酒液。他再度向我展露不自然的微笑，而他的话漫过我心头。
替我做这件事，我就不会把你老婆送进联邦监狱，让她在里头度过余生。
我看到肯尼迪神经绷紧。他知道上一群威胁我家人的暴躁家伙有什么下场，而肯尼迪此时似乎和我一样讶异。
“戴尔，告诉他我们是好人。”肯尼迪说。
“负责发言的人是我，比尔。”戴尔说，那虚假的笑容始终对准我。
肯尼迪和戴尔等着看好戏，我并没有遂了他们的心愿。我反而靠向通常是给我委托人坐的椅子椅背，两手交叠。
“戴尔，你说的事很有意思，但我老婆守法到不行，她甚至不会随意穿越马路。如果你认为你能抓到她的把柄，好啊，你就去用吧，我们法庭见。事实上，她并不需要我。克莉丝汀是比我更优秀的律师，所以她在哈兰与辛顿律师事务所工作，而我……嗯，我在这里工作。总之，多谢邀约。酬劳听起来不错，但说到威胁，我就倒胃口了。我不是被吓大的，戴尔。你们出去的时候别忘了把硬币放回去。”我说。
假笑变成了真笑。在那一刻，他看起来不一样了，很有魅力。不提他刚刚的所作所为，现在这人显露出意料之外的亲和力。他跟肯尼迪互看一眼，然后弯下腰，从身旁的手提箱里取出一个绿色资料夹。
“你认为你老婆很安全，因为她是哈兰与辛顿的律师？”戴尔问，“讽刺的是，正因为她是哈兰与辛顿的律师，才会陷入这个窘境。”
“什么？”
“我带了点东西给你看。其实你可以留着，我还有复印本，联邦检察官那里也有。有了这里头的文件，我们可以根据《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对你老婆提出38项指控，求处合计一百一十五年的刑期。你自己看一下吧。”
资料夹里共有三页文件，对我来说都没有太大意义。第一页是一家我没听过的公司的股份收购合约，上头有克莉丝汀作为见证人的签名，就签在客户（也就是股份收购人）的签名旁。
“我不懂。”我说。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说明吧。你老婆到哈兰与辛顿律师事务所上班的第一天，就签了这份文件。哈兰与辛顿的每一个律师在就职第一天都会遇到同样的事。你知道去新办公室的第一天是怎样的状况吧，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努力记住大家的名字、你的座位在哪儿、你的档案在哪儿，还有设法记得别人刚给你的所有该死的计算机密码。你在哈兰与辛顿上班的第一天大约下午4点半时，资深合伙人之一会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刚替一位客户完成股份转移合约，尽职调查[2]的步骤已经完成了，但他临时被通知要参加紧急会议，而客户又恰好到场。于是资深合伙人要你替他见证这份文件。你只需要看着客户在这张该死的纸上签名，然后把自己的名字签在旁边，就这样。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事实上，那家公司总计223名律师，每个人上班第一天都经历了同样的事。千万别被蒙蔽了双眼，弗林先生。你老婆在这份文件上签名的同时，已经无意中参与了美国史上规模数一数二的金融诈骗案。”
“哈兰与辛顿？欺诈？老兄，你误会可大了。他们是本市招牌最老、最受敬重的律师事务所之一，绝不可能从事非法勾当。他们何必这么做？他们的钱多到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哦，他们是有钱没错。可那是黑钱。”
“你有证据吗？”
“有一些，例如你刚才读到的文件。我们还没有掌握所有罪证，这就是你的作用了。是这样的，哈兰事务所之前有多年财务状况起起伏伏，不过当1995年杰瑞·辛顿加入，一切都改变了。新成立的哈兰与辛顿律师事务所将客户名单缩减到50人以下，专注在证券、税务、债券、财富管理和地产投资。他们的获利一飞冲天。在辛顿入伙之前，这家公司是干干净净的——而且到现在它仍享有最优良的声誉。这对他们的小小活动而言是完美的条件。”
“什么活动？”
戴尔停顿了一下，看看我面前完全没动过的酒，转头对肯尼迪说：“比尔，拜托帮我们泡个咖啡吧。”
肯尼迪走到内室，又敲又打，试图唤醒我的旧咖啡机。
“哈兰与辛顿律师事务所只是门面。他们是会做一点法律工作，实际上他们是在进行美国本土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洗钱计划。事务所代理一些只存在于纸上的空壳公司。他们让合法的客户购买那些空壳公司的股份，而那些客户能获得20%的投资报酬率担保。那些客户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双手奉上干净的钱，让黑钱从公司的虚拟账户流回来付给投资者，在转账的过程中把钱洗干净。黑钱的来源是贩毒集团、恐怖分子，你懂的。而你老婆副署[3]了一份强烈暗示她涉入欺诈案的文件。”
“不会吧。”
我再看看那些文件。如果戴尔所言为真，那克莉丝汀确实惹上了最糟糕的麻烦。就算她什么都不知道，也完全不重要。这是严格责任[4]原则下的犯罪——如果你以任何形式参与了交易，又没有执行尽职调查，你就等着吃官司吧。无论你的意图为何，只要你确实经手了交易过程，便足以将你定罪。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内幕？”
“因为我跟一个男人谈过了，他负责处理一部分的银行交易工作。他把整个犯罪结构都告诉我了。他要揭发整个犯罪活动。”
“那你为什么还需要我？”
“你要听实话吗？因为证人死了。你老婆的老板杰瑞·辛顿找人把他做掉了。”
00:06
两手都端着热咖啡的肯尼迪戛然止步。整个房间变得一片死寂。我闭上眼，按揉额头，感觉好像有一股铅流在我的太阳穴里蓄积。
克莉丝汀究竟给自己惹上了什么该死的麻烦？
她是我唯一真正爱过的女人。我们的婚礼规模很小。我父母双亡，而且除了哈利·福特法官以及我的合伙人杰克·哈洛兰之外，我所有的朋友都是骗子、娼妓或帮派分子，但他们仍然是我的朋友。那天，位于费里曼大道上的教堂聚集了一批不寻常的会众。她那一半的教堂充满上流阶层的纽约客、曼哈顿的精英：报社老板、名厨、房地产富豪、律师、模特以及社交名流——不管那是什么玩意儿。我这一半有一位法官，也就是我的导师哈利·福特；一位狡诈的律师，当时是我的合伙人杰克·哈洛兰；一位180厘米高的前妓女小布；四个帮派正式成员及他们的娇妻，与他们的老大吉米·“帽子”·费里尼；两个行骗老伙伴；还有我以前的房东瓦乔斯基太太，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她，但她能平衡其他人的凶恶气质。所有人都很安分守己，只有瓦乔斯基太太因为喝了太多螺丝起子调酒，结果掉进马桶，让我颇失面子。克莉丝汀的妈妈还得把她拽出来。
我不在乎，我眼里只有克莉丝汀。我们很快乐。
好景不长。
在我疯狂泡在法庭内、柏克莱案，以及酗酒的过程中，不知何时，克莉丝汀不再爱我了。我从她的眼神看得出来，她已经感到厌倦，对我感到厌倦。虽然我迷失了方向，但我从未丧失对我妻子的爱。上星期三晚上，我提及瓦乔斯基太太掉进马桶的往事，她还从鼻孔喷出一口酒。尽管在门口时她拒绝了我的吻，但我知道仍有小小的机会，我们有朝一日还能复合。她按在我胸前的手力道放得很轻；那动作带着温柔，让我心中燃起希望。
肯尼迪吹开咖啡杯冒出的热气，上前把其中一杯递给我。他站在戴尔身旁，等着我喝一口。太烫了。我把杯子放在办公桌上，拿起一支笔，让它流畅地在我指间舞动，这有助于我思考现状。
“告密者是谁？”我问。
戴尔想摆苦瓜脸又忍住了，他溜下我的桌子，绕过去，重重坐进我的椅子并叹口气。肯尼迪把另外一杯咖啡递给他。
“谢谢你，比尔。”戴尔说，然后往热腾腾的杯子里加了一点他随身酒壶里的液体。
“自从911事件后，中情局就把目标锁定在全球恐怖主义的核心——金融上。这十五年来，我一直盯着大开曼岛，它就像是黑钱界的巴拿马运河。我们的观察名单上有个家伙——法鲁克。他直接听命于杰瑞·辛顿。我们发现法鲁克除了是贪腐的银行业者和洗钱者之外，还在线交易儿童色情照片。去年4月，他被一支洲际警方项目小组逮捕。他们通过恋童癖的网站追查到法鲁克，当地警察逮捕他时，在他的计算机里找到了非法照片。在大开曼岛，这代表很长的刑期，不过他更可能一踏进监牢就被干掉。事务所倚仗法鲁克这样的中间人来移动钱，如果他转为告密者，他可以把他们全都拖下水。”
“所以我决定去乔治城警局跟他谈一谈，把他转为线人。在那之前两三个星期，事务所已经跟他划清界限，因为辛顿有了全新的方法来移动钱和洗钱；此外法鲁克也怕被连累。他承诺会提供给我们这起史上最大规模洗钱活动的一些相关证据，有些是像你已经看过的那种股份合约文件，有些是旧的银行对账单，这是给我们尝的一点甜头；若是我们给他新的身份以及在另一个地方的新生活，他能给我们整个哈兰与辛顿。”
咖啡喝起来很苦——机器老旧，又没有滤纸。我试着把所有注意力都专注在眼前的男人身上，留意他的任何“破绽”。他看起来很放松，与我眼神交会及转移的时候都很自然，手势流畅不紧绷，也没有强调特定字词或是用手指遮住嘴巴。
“我们准备好谈条件，所以我们以车队护送他离开当地警局总部。然而法鲁克没能抵达大使馆。我不知道是谁执行攻击的，但不管是谁，都运用了军事技巧——用火箭推进榴弹消灭领头车，堵住后头的路。我的首席分析员也在这次事件中丧命，当时她在其中的一辆车上。我仍记得她在烈火中的尖叫声，可当时我无法赶到她身边。法鲁克被活捉，事务所需要知道他对警方说了什么。”
他的目光移向桌面，然后盯住一个位置说：“他什么都告诉他们了，他不可能隐瞒得住。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就挂在大使馆的围墙上。他全身——从头到脚——都被强酸灼伤。他身上没有致命伤，没有严重外伤的痕迹。我们认为他的死因是强酸烧灼带来的疼痛所引发的心脏病或痉挛。你能想象吗——痛到你的身体就这么死了。”
“法鲁克死了，案子也跟着无疾而终。所有书面证据都回溯到见证合约的律师，两名合伙人撇得一干二净。杰瑞·辛顿解决掉其余的中间人，事务所开始用别的方式洗钱，而我们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我们有一个机会逮到哈兰与辛顿，就在昨天，这个机会就这么掉进我们怀里。我们认为我们找到新的线人了。也就是你的新委托人。”
“你还没告诉我那家伙是谁，他为什么愿意谈条件？”
“他会谈条件的。他只是个小鬼，吓坏了的小鬼。是啊，他很强，在他自己的领域很强。但他承受不了终身监禁的未来。他握有事务所的相关信息——关键信息。你只需要知道这些就够了，暂时如此。说服他加入我们这一边，我会安排一切。”
“那小鬼做了什么？”
“他在一天前枪杀了他的女朋友。我们有枪，有证人证明他在犯罪现场，还有鉴识证据。罪证确凿。你要做的是说服他解雇他现在的律师，雇用你当他的辩护律师，并且迫使他跟我谈条件。”
“我会被取消律师资格的，我有强烈的利益冲突。我不能说服委托人接受对我老婆有利的协议。”
他像是没听到我说的话。“我们要他在预审听证会之前提出有罪答辩。依规定，他被捕后24小时内必须被传讯。他今天早上因为谋杀遭到逮捕。他接受了面谈、被控告，等一下会前往中央拘留所。他在明天中午之前必须被传讯；这是你的时间——你有15个小时可以挤掉事务所、抢走他们的委托人。如果你成功被雇用，法官很可能安排在隔天举行预审听证会。我要他在预审听证会之前提出有罪答辩，因为这时候他压力很大，而且地方检察官愿意谈条件；这个男人在这个时间点最脆弱。另外，我们只从这家伙手上拿到给那两个合伙人定罪的证据还不行，我们还要拿到事务所的钱。以伯纳德·麦道夫为例——那是史上破获的规模最大的金融欺诈案，但是对执法机关来说却很失败，因为他们没把钱找回来。我们要那两个合伙人，也要钱。鱼与熊掌要兼得，我们就得动作快，抢在钱消失之前下手。你做这件事，我们就确保克莉丝汀能够全身而退。”
我摇摇头。
“我老实跟你说好了，艾迪。这就是中情局的作风。我们取得线人，控制住他，然后尽情利用。你的新委托人就是那个线人，我们必须掌控他，才能利用他。你会获得丰厚的补偿。经过钱伯斯街事件，我们知道你能应付这种压力。必要的话，我们可以触动你的开关，艾迪阿弗。”
帮派分子都叫我艾迪阿弗，尤其是我的老友“帽子”吉米。我们年纪还小的时候，会在练完拳后玩棍球。我的打击比不上吉米——他是全垒打王——但我的手很快，一个球都不漏接。吉米给我取了艾迪阿弗（与“飞快”同义）这个雅号，在我进入诈骗界之后，这昵称也一直跟着我。
我想着克莉丝汀和艾米。律师誓词什么的姑且不论，我不能让任何事危害到我的家人。而且从戴尔告诉我的信息来看，这个委托人是有罪的。让有罪之人认罪并且谈条件，借此拯救我的妻子，至少听起来还不坏。
“我得告诉克莉丝汀，她有权知道。”
戴尔摇摇头，“你一个字都不能告诉她。她知道得越少越好。万一她一慌，在其中一个合伙人面前说漏嘴怎么办？那她就死定了，而且整个计划也会泡汤。什么都别告诉她。你会替她拿到一张脱身的车票，这就行了。”
我能理解他的逻辑。我完全无法想象克莉丝汀会作何反应，她甚至不会相信我。我望着戴尔。
“委托人是谁？”
“他是你的目标。你把他弄到手，让他成为你的委托人，让他承认自己犯下谋杀罪，用来和我们交换条件。他获得减刑，事务所垮台，我们拿到钱，你则得到克莉丝汀。”
戴尔瞥向肯尼迪。
“我得伸伸腿。”戴尔说。他起身站直，我注意到他有轻微的跛脚。他借由走动来恢复，还按揉着大腿。
“弗林先生，我在攻击法鲁克的事件中并不是毫发无伤。我要那家事务所，他们夺走了我的证人、我的分析员。我一定会打倒他们。”
他朝内室走去，我听到他关上浴室的门。肯尼迪向我凑过来，以免被戴尔听到我们的对话。
“在攻击法鲁克事件中殉职的分析员，名字叫苏菲，是戴尔的徒弟，也是他的情人。我听说他们的感情很稳定，很认真。他把那视为私人恩怨。对他宽容一点吧。”肯尼迪说。
“他在威胁我老婆。”
“他只是在尽他的职责。他并不想伤害你的家人，他要给你一张免入狱卡，让克莉丝汀可以用。你也知道无论克莉丝汀是有意洗钱还是犯下无心之过，都没有差别。事实就是她在文件上签了名，而且她没有先执行尽职调查；那两个合伙人是不是骗了她根本不重要，她百口莫辩。戴尔是给她提供一条生路。”
“你们还是没告诉我委托人是谁，还有他能如何击垮事务所。”
“他是关键，艾迪。或者应该说——他握有关键。我们认为目前你最好还是不要知道太多，也就是关于这男人握有事务所的什么把柄。但他是唯一能带领我们找到钱的人。这两天会非常紧迫，有压力。我知道你很行——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但我们不能冒险让你有可能泄露什么情报，哪怕只是不小心说漏嘴。如果委托人认为你想操控他来对付事务所，他很可能会选择闭紧嘴巴。跟他说你可以帮他谈个好条件，他只需要跟你的两个联络人谈一谈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会接手。”
我听到戴尔绕过转角。
“好吧，我们怎么做？”
我看到肯尼迪明显松懈下来，被我打伤的两名探员也是。戴尔噘着嘴巴点点头，眼中似乎燃起某种光芒。
“明天我们可以帮你拖住他的律师，让他无法及时赶到法院，替你争取一点时间。在那之后，你就要靠自己了。”
“他现在的律师是……”
“你说呢？当然是哈兰与辛顿。”
注释
[1]匡提科（Quantico），原称波多马克（Potomac），是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王子县的一个镇，波多马克河流经。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当地只有480位居民，周边却有着美国海军陆战队匡提科基地、海军陆战队大学、FBI学院、FBI实验室、美国海军犯罪调查局和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等美国军方、政府要所。
[2]尽职调查（due diligence）是在签署合约或并购公司等交易之前，先针对合约、交易人或公司进行各方面的调查，例如资产、债权、诉讼案等方面，以降低风险并作为最后决定的参考。
[3]意思是正式法令或文书上有关负责人在正职人员签署之后连同签署。
[4]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又称无过错责任，是指当损害发生时，主要考虑的是违规的结果是否因违规的行为造成，而不考虑违规者是否出于故意或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