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说明
你可能会想象，两个心理学家写了一本关于父母如何给孩子施加压力的书，肯定是因为他们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一下内心的痛苦，但是我们俩的童年都没有太大的创伤。你也可能以为我们俩是自大狂，认为我们在养育自己的孩子方面做得完美无缺，想要大方地把自己的成功经验与世人分享。事实绝非如此。就像其他父母一样，我们犯了不少错误，在给孩子施加压力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因此，本书既不是要做团体治疗，也不是要假装谦虚、实则自夸。相反，本书试图用正常的眼光看待我们想为子女做到最好的本能，并承认这种照料孩子的本能，可能会让教养变得不健康。因为有问题的教养会伤害孩子，妨碍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所以这本书探讨的必然是很实际的问题。就连书名都很实际，没有玩弄辞藻。传统的智慧认为所有压力都是有害的，而有害的压力则是故意施加给孩子的。父母需要随机应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人际关系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谜题，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另一个人的行为。为了保持健康快乐的交往，我们通常必须迅速做出调整。
这可能是第一本在开篇就说父母的本能可能出错，并承认父母会在育儿的过程中瞎编育儿经的书。这听起来很吓人，就好像在告诉司机，油门有时会变成刹车一样。但是无论如何，请不要紧张，因为在刚开始育儿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路线可以遵循。幸运的是，本书并不是要大发牢骚。相反，我们写了简洁明了的14章内容，按照逻辑的先后顺序排列，逐步向你介绍教养过程中的8种转变。这8种转变与孩子的优异表现和心理健康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的引言和结语将各章限定在了社会文化的框架之内。此外，尽管我们明白年轻人是复杂的，并且承认每一段亲子关系都有科学未能解释的谜题，但我们还是以研究为基础撰写了这本书。最后要说的是，我们的文字都发自内心，我们努力地在每一页上真诚地表达心声，以父母的身份与父母进行交流。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看问题的视角，我们把自己的简短自传放在了下面。我们知道，其他父母在不同的背景下会形成不同的视角，因此我们鼓励所有读者分享给孩子施加压力的经历与不同观点。
克里斯·瑟伯博士
哈佛大学，1991年毕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97年毕业
我在缅因州的海边长大。我是两个儿子中的老大，从幼儿园到12年级都在南波特兰的公立学校上学。在我的同学里，民族构成比较单一（大部分是白人，少数是第一代移民），主要是上班族和中产阶级。我学的课程在教育质量上高于平均水平，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既有严谨的科学课程，也有专精某一领域的人文学科。我们一家能在美国国内和国外旅行，让我深感幸运。我弟弟和我也因此加深了对人类、地理、政治、语言、偏见和世界文化的了解。
我的父母（一个是精神科护士，另一个是家庭医生）都是创业者，他们先是在医院工作，然后都选择了私人执业。他们用自己的例子为我在学业和品格方面设立了很高的标准，所以我感到有些压力，总觉得他们有一种默默的期望，希望我也能像他们一样。无论我选择什么体育和艺术活动，父母都很支持，他们经常来观看我的比赛、运动会和表演。他们通常更重视我的努力，而不是结果，但我喜欢偶尔听见他们告诉祖父母我在游泳和钢琴方面有多棒。
在高中时期，我父母离异了。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给自己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自己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1986年，我考上了维思大学。当时，许多学生更关心聚会狂欢以及在道德问题上的公开表态，并不太关心学业；还有些学生在暗地里相互竞争，这种情况足以制造出一种阴险残酷的糟糕氛围。许多学生有很大的同伴压力，不得不伪装出虚假的样子。1987年，我来到了法国诺曼底，上了卡昂大学，与两个慷慨的寄宿家庭共处。在获得法语学位之后，我转学到了哈佛大学，攻读心理学学士学位。我觉得哈佛大学的压力是健康的、有活力的，而且这种压力背后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原因：“这所学校的教师和设施都是一流的，所以学业上的任何不足都是你的责任。”
毕业后，我回到贝尔纳普夏令营实习，然后为一位教授做了9个月的研究助理。这位教授在马萨诸塞大学研究自闭症。1992年，我搬到西边，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研究生。我在那里的儿童医院和区域医疗中心（现在的西雅图儿童医院）完成了临床心理学博士的实习，并且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获得了为期两年的康复心理学博士后资格。不久之后，我在贝尔纳普夏令营的辅导员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我开始与世界各地的夏令营和学校展开教育合作。1999年，我接受了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的一份工作，担任心理学家和教师。那是一所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海边的一所私立学校。我估计我把心理学导论这门课讲了不下30遍，为将近2500名不同的学生做过心理治疗，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说自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我对另一项常见问题的研究——思乡病。我的思乡病预防项目让我登上了CNN电视台、《今日秀》（Today）、NPR广播电台、《玛莎·斯图尔特秀》（Martha）、Fox 25新闻台、CBS电视台的《今晨新闻》（This Morning）、多伦多的《加拿大早间新闻》（Canada AM）以及上海的《外滩画报》（The Bund）。该项目还在几个网站上举办。
我的妻子西莫妮达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在我们相遇的前几年刚刚从塞尔维亚移民到美国，她是一位化学家、音乐家，也是一位慈爱的母亲。我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达查（生于2002年）和小儿子萨瓦（生于2004年），他们在9～12年级期间，先后就读于埃克塞特公立学校和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我们俩的教养风格相辅相成，西莫妮达为孩子们提供细致的指导，鼓励他们不懈努力、精益求精；我则为孩子提供更多探索的机会，让他们参与健康的冒险，增进自信心。就像我的合著者亨德里一样，西莫妮达和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慈爱地养育孩子，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并理解孩子对我们的教养方式有何感受。
亨德里·魏辛格博士
温德姆学院，1970年毕业；阿尔弗雷德大学，1972年毕业；堪萨斯大学，1978年毕业
我在纽约长岛大颈区长大。我毕业于大颈北高中，我觉得那所中学的竞争极其激烈。我的父母很少管我的作业，但他们曾说：“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有没有尽全力。”因此，我感受到的来自父母的压力是间接的，这种压力还常常让我感到一丝内疚。尽管如此，与学习比起来，我更关心打棒球和橄榄球，以及观看这些运动的比赛。事实上，在学术能力测验（SAT）预考那天，我和父亲准备去扬基体育场看一场西点军校对圣母大学的比赛。去看比赛的路上，我们路过我的高中，父亲看到一些学生和父母聚集在校外。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回答说：“我不知道。”现在回想起来，我父母给我的压力，似乎就是让我承担行为的自然后果，并从中学到重要的人生经验。可想而知，我的成绩一塌糊涂，我不得不上暑期学校，去补习不及格的课程。与此同时，我的朋友都努力学习，进了顶尖的大学。我在449名毕业生里排名409。
与在学校不同的是，我的才智和创造力在家里蓬勃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父母会问开放式的问题，并认真倾听我的回答。我父亲是DC漫画《超人》（Superman）的编辑，他每晚都会带漫画来给我看，我如饥似渴地一读再读。早上吃早餐时，他会和我一起讨论新剧情的构思。我还记得“如果超人这么做会怎样”的讨论能让我一整天都积极而有活力，现在想起来依然让我满心欢喜。我也会和父亲一起看电视，他经常问我：“是什么促使那个角色做出那样的决定？”“你会怎么改进这个故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能猜到结局吗？”多年以后，我发现自己也在和孩子玩着同样的教育游戏，最后我把这种活动写成了一篇文章，叫《电视辅导》（“Tutored by Television”），发表于《电视指南》（TV Guide）。
高中毕业后，我上了贝尔纳普学院，那里的学生要么不擅长学习，要么长期成绩不佳，要么是被其他大学开除的。我则属于中间这一类。不用说，父母、教授和同龄人给我的压力微乎其微，直到我上了一位励志的心理学老师的课为止。然后一切都变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觉得做一名学生很有意义，而不是让我觉得厌烦。我记得在高中时期母亲曾对我说：“有一天，你会真正对某件事情感兴趣，那时你就会有动力了。”她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带来了一些健康的压力，我那时才意识到她多么有先见之明。
后来我转学去了学风更严谨的温德姆学院，获得了阿尔弗雷德大学的学校心理学硕士学位，并且在堪萨斯大学读完了博士学位。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以写书和讲情商的实际应用课为乐。我的父母要是知道我的两本书《高效抗压行动法：提高抗压能力，展现最佳自我》（Performing Under Pressure: The Science of Doing Your Best When It Matters Most）和《人无完人：如何建设性地批评，取得积极的结果》（Nobody's Perfect: How to Give Criticism and Get Results）成了《纽约时报》评选的畅销书，他们一定会感到骄傲。
我喜欢分享有关压力、绩效表现、心理健康方面出人意料的发现，因为我看到，这些发现对于个人与组织的益处。事实上，我曾为世界500强企业、政府机构和专业组织（如年轻总裁组织）提供过咨询服务、举办过研讨会。我也曾在一些商学院的高管教育项目和MBA项目中任教，比如在沃顿商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我曾在一些媒体上露过面，包括《奥普拉脱口秀》（Oprah）、《今日秀》（Today）、《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ESPN电视台以及NPR广播电台。我也喜欢教父母、夫妻、公司高管如何给予反馈，如何管理愤怒情绪。与克里斯一样，我喜欢做父亲。我一直在试图用我父母给予我的鼓励、自由和无条件的爱来养育我自己的孩子。
写作方式
我们努力用尊重的语气，从包容性的视角来写作本书，并且加入了幽默的元素。（没有幽默的教养就像吃咸饼干没有饮料就着一样，美味很快就会变得干巴巴的，最后变得可怕至极。）如果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支持我们的论断，我们就会提供注释。有几处题外话也很有意思，值得做一些注释。给特殊的术语下精确定义是很重要的，我们会在书中给出这些定义。为了把话说得更清晰易懂，防止误解，我们接下来说明我们对常见术语的定义、我们的风格，以及我们是如何呈现案例的。
父母
纵观全书，我们用“父母”一词来指代孩子的主要照料者，无论是否有血缘关系。虽然“照料者”可以是任何人，无论是兄弟姐妹、教师、教练、牧师、导师、亲戚还是家庭的朋友——他们为孩子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父母”这个词在各文化中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孕育后代的人”，以及“对孩子的成长负有主要责任的人”。我们所说的“父母”，在基因、政治、种族、民族、性别法律方面都不存在任何假设。尽管许多不同的人（如父母、同伴、教练、教师）、不同的文化环境因素（如媒体、信仰、语言、工作场所）都可能给孩子带来有害的压力，但我们在本书中选择将重点放在父母身上，因为他们对孩子的发展起到无人能及的作用。
焦虑与担忧
我们会用“焦虑”这个词来指代不舒服的紧张情绪、对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痛苦想法，以及不愉快的生理唤醒（如颤抖、心跳加速、出汗和头晕）。许多感到焦虑的人都会试图回避导致痛苦的根源，尽管他们并不总能做到。临床工作者会将焦虑（anxiety）和担忧（worry）区分开来。前者是弥散性的，主要是躯体上的（以身体为基础），而后者是相当具体的，主要是认知上的（以想法为基础）。因此，学生可能会担忧他们怎么做拉丁文作业，但也会为自己未来的学业感到焦虑。担忧比焦虑更轻、更正常，而焦虑会让人感到无力。
心理负担与压力
我们会在第3章深入讨论心理负担（stress）与压力（pressure）的区别。我们姑且将心理负担看作任务或情境超出我们对自身应对能力预期时的感觉。相比之下，压力则是我们在某个重要的结果出现时所感受到的，而这个结果主要取决于我们的表现。例如，体操运动员可能会因为去参加地区性锦标赛时无法在夜间的火车上入睡而感到有心理负担，但是会因为他们的明星队长生病不能参赛，导致比赛获胜的重担主要落在自己身上而感到有压力。
“后代”的同义词
育儿早在幼儿园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我们的重点在于学龄儿童、青少年和青年——年龄为3～23岁的人。我们会交替使用儿童、孩子、少年和年轻人这样的词，以便顾及人群的多样性，排除偏见。在学术语境下谈论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偶尔会使用青少年、青春期的孩子之类的词来指代12～20岁的人和学生。我们会少量使用具有性别色彩的词，比如儿子和女儿，但我们没有任何假设，只是因为匿名案例中的虚构人物是这样看待自己的。指定角色的生理性别、性别表达、浪漫吸引类型是虚构案例的重要元素，我们选择添加这些细节。年轻人承受的许多压力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无关，但有些压力则取决于他们的身份认同。
保密
我（克里斯）在波士顿待了3年，在洛杉矶待了4年，在西雅图待了3年，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超过23年，并且作为许多学校和夏令营的客座教师近30年之久。在这些年，我有幸能与来自美国50个州和近100个国家的年轻人、父母、工作人员和教师一起工作。我总结了这近40年的不同经历，为本书编写了具有真实性的案例。没错，这些案例是编写出来的，而且它们也是有真实性的。尽管如此，我一直通过糅合的方法来保护真实人员的隐私——角色的身份认同与故事细节是由不同年代、不同背景、不同人的故事中提取的元素融合而成的。对于具有真实识别性的内容，我会加入新的群体特征信息。
有时，我会为案例中的角色赋予姓名、国籍、民族和其他特征。我原本可以采用笼统的说法，比如父母、孩子、某种文化，但这样会让每个案例都变得乏味、不容易被记住。（我心目中的）事实是，无论是从共同点和差异性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年轻人都是鼓舞人心、令人难忘的。如果我在编写案例时不重视身份细节，无论是对案例还是对读者都是不好的。是的，那样很不好。那些选择跳过这些作者说明的读者可能会误解我，我甘愿冒这样的风险。感谢你读到这里。
案例
当你在阅读我们众多的案例时，请记住它们是：
1.虚构的，但有真实性。如上文所说，本书中所有的角色和其他组织实体都基于我们的研究和共同临床经验的组合。虽然这些内容准确地反映了现实世界的元素，但如果与任何真实人物（无论在世与否）或其他真实组织实体（过去或现在的）有任何雷同，都纯属巧合。所有提及的学校都是指一般性的学校，而不是具体哪家教育机构。我们描述的都是虚构的混合体，结合了我们参观过的上百所学校的真实特征。
2.有代表性，但不以偏概全。我们在六个大洲都工作过，我们选择的名称、场所和其他细节，能够代表各大洲青少年的许多（而不是全部）方面。我们的角色描写不是为了用刻板印象来看待真实人物或群体的一个或多个方面。诚然，有的刻板印象有些真实的成分，但我们举的例子是想说“请想一想这个父母、孩子和环境可能代表了什么”，而不是“这个父母、孩子、环境代表了其他有类似身份的人”。相反，案例不可能代表所有家庭或个人的特点。本书只是一本书，篇幅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有些读者觉得我们的案例没有充分地代表他们，我们希望他们能看到，我们的写作理念忠实地反映了他们的困境。
3.有批判性，但心怀敬意。我们写的大部分案例都是为了说明有害的压力，这是本书的主题。因此，我们在描述父母、孩子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并不总是在赞扬。尽管如此，我们希望读者能记得我们的初衷：我们试图通过描述不健康的想法、行为和情绪来说明全世界人民的痛苦和挣扎，而不是为了诋毁任何个人、家庭、群体、国家、种族或机构。作为父母，我们（克里斯和亨德里）也会遇到困难、犯错，并尽力做到最好。对于每一个同样努力养育快乐、健康的孩子的个人和组织，我们都心怀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