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不下去、不得不向心理服务中心求助的女孩
在独自坚持了几个月后，莉兹向咨询与心理服务中心求助。她向我描述了她所面临的“双重打击”：“我要在所有课程上拿A，我都快疯了，但如果我父母知道我去看心理医生，他们也会疯的。此时此刻，我本该用这段空闲时间学习生物或者练习柴可夫斯基的曲子。此外，你知道心理健康问题——任何问题，对其他妈妈来说都是有趣的谈资。”莉兹停顿了一下，“我猜这样看来应该是三重打击，而不是双重。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想死了吧，瑟伯博士。”
当我问她，其他学生的父母怎么可能知道她在看心理治疗师时，莉兹疑惑地看着我。“用手机软件啊，瑟伯博士。手机软件。”
多年来，我一直知道，从孩子入学的时候起（无论是幼儿园、预科学校还是大学），父母就会蜂拥到智能手机的聊天软件里，开始谈论孩子的经历。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大多数父母会用WhatsApp。在中国、韩国和日本，主流的软件分别是微信、Kakao Talk和Line。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的父母则主要用Facebook Messenger和WhatsApp。说英语的父母会使用Facebook和Instagram（Facebook旗下的产品），通常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子女，但与使用专门的聊天程序相比，这种炫耀方式没那么直接。这一切发生得很快。例如，2018年12月13日，哈佛大学在6958名提前录取的申请者中录取了935人。第二天，哈佛大学2023届学生的Facebook父母群就已经建好，并且成员迅速增长到了490人。
父母喜欢的平台各不相同，但这些线上社区的明确目标一直是不变的：提供轻松愉快的社会支持，随意地分享学校信息。现实情况是，当莉兹向妈妈透露她在微积分考试中得了98分时，她妈妈在几秒钟之内就会在群聊中与其他父母分享这个消息。当然，父母通常不会分享得低分的消息——这种做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样的：在展示虚拟生活时，我们会放大自己的成就。
真正危险的是，莉兹的母亲拥有她的学生账户和学习管理系统的密码。对大多数学生来说，让父母知道他们有什么作业，应该什么时候交作业，只会让他们觉得父母管得稍微有些多。让父母知道自己的成绩则完全不同，至少这个年纪的孩子是这样看的。很多父母在有意无意间认为，成绩反映了学业表现，而表现反映了才华。才华能让你进入一流的学校，而一流学校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名望的标志，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当然，名望在有些圈子里是有分量的，但名望不是万能的。我们对孩子的自豪之情，怎么会变得与文凭上的学校名称有关，而不是与文凭上的学生名字有关？
莉兹叹了口气，皱起了眉头。“当然，妈妈知道我要考试了。考试后的第二天，她每隔半个小时左右就会上一次网，老师一发布成绩，她就会马上查看。多半其他父母和学生会比我更早知道我的考试成绩，这只是最疯狂的部分之一，瑟伯博士。”
“甚至当你都还没来得及看到成绩的时候，你妈妈会将你的成绩发布到聊天软件上的父母群里。”我说道，试图总结和理解她说的话。
“没错。有时候她只是在群里说我考得很好，但不提分数。不管怎样，很多母亲会把我的分数告诉她们的孩子，或者说我考得很好等，尽管严格地说，这与他们毫无关系。”
“甚至不必严格地说。从一般的伦理道德上说也是如此。”我试图共情，但又不想显得太吃惊或表现出评判的态度。
“我不知道哪种情况更糟，”莉兹继续说，“是其他孩子阴阳怪气地来找我，说‘哦，你上次数学考了A-，哪里没复习到吗？’，还是其他孩子会从他们父母那里听到诸如这些的废话，‘我听说谁谁得了A。如果你好好学习，你也能得A。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送你去那么贵的学校读书’。”
莉兹的语气听起来柔和了一些，但有些疏远。“难怪我一半的朋友都想自杀。他们累得像狗一样，每晚只睡4个小时，而那些本该支持他们的人却告诉他们，‘你不够努力’‘你不值得我们花钱’或者‘你真让我们家丢脸’。”
“四面八方的人都在给你压力，你的父母、其他孩子、老师，还有你自己，”我说，开始感到有些无助，“他们有时会让你感到羞耻。”
“许多孩子都有来自父母的压力。我能应付得来，即使他们威胁说如果我考试得B就让我退学。你以前肯定听过这种话，瑟伯博士。你知道的，就像‘我们花那么多钱给你交学费，可不是为了让你得B，然后去上什么野鸡大学’。”莉兹抬头看着我，我可以看到她的眼睛湿润了。她继续说：“但真正糟糕的是，我感到了一种来自其他孩子……竞争……或者说比较的压力，这种压力完全是由父母带来的。”
“你父母搞得好像世上只有一个值得去赢的大奖。”我说。
“显然如此。”莉兹答道，“这就好像，如果我没被这所或那所学校录取，我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些学校，瑟伯博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还要努力？”
“如果成功的定义如此狭隘，失败的后果如此严重，你大概很难集中精力，很难在学业上做到最好。”我想，她父母不太可能因为她得了B就让她退学，但她担心他们会这样做，这就是她眼中的现实。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莉兹带着讽刺的苦笑说道。她仰着头，睁大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
“嗯，我很高兴你来了。”我说，“你要应付的事情很多，我能明白环境如何改变了你对于学校……对于自己的感觉。我想，也改变了你对父母的感觉。”
我指出，我们的见面不仅是保密的，而且是免费的（也就是说，费用已经包含在学生每年的健康服务费用里了），莉兹却不同意。“他们会追踪我的手机，瑟伯博士。他们会知道我来健康中心了。别担心。我已经想清楚了。我可以撒谎说我感冒了什么的。”莉兹知道我接下来会说什么，她补充道：“不行，我不能把手机关掉，那样他们会更怀疑的。”
对于莉兹来说，不但父母给的压力是明显的、专制的，而且由于同龄人之间快速而公开的比较，以及她迄今为止的优异表现，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莉兹说，“我表现越好，我就越担心下学期，甚至下一次考不好。就连我的升学辅导员也在去年年底对我说，‘恭喜你平均分达到94分。分数可不能掉下来，不然招生委员会会想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说到这儿，我得去学拉丁语了。我们只聊30分钟可以吗？”
我用了个老套的过山车比喻，试图生动地描述她的情绪。“不对，”莉兹不同意，“过山车起起落落，最后会停下来。我就像坐上了一架不停加速的火箭。我不但不能下来，我还不知道火箭什么时候会散架，因为它承受的压力已经超出了它的承受范围。”
在那次会面剩下的时间里，我评估了莉兹的情绪。她一直都有心理负担和不健康的压力。这些负担和压力造成了一些典型的抑郁症状：悲伤、对曾经能带来快乐的活动不再有兴趣和乐趣、精力不足、缺乏内在动力、难以集中注意力、食欲改变、失眠。她看上去很疲惫，但从不在课堂上睡觉。事实上，她的出勤率很高，学业成绩很优秀，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她的指导老师和教师都没有怀疑她有严重的抑郁症。甚至连她的三个好朋友（其中两人是室友，另一人是校报办公室的同学）都不知道，或者至少没有表示担忧。虽然莉兹跟我说，她有时候觉得活着没什么意义，但她没有自伤或自杀的意向。尽管如此，我还是仔细确认了她是否了解如何联系值班的咨询师，并推荐了一些健康的应对方式。令我欣慰的是，她同意下次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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