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翻译之路（代序）

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叶，青少年时期是在国内大动乱、大变革中度过的。小学毕业正值卢沟桥事变，八年抗战，半壁江山沦陷，社会动荡失序。胜利后又逢解放战争，国共逐鹿，硝烟遍地。由于我本来就不是做学问的材料，再加上读书期间过于热衷政治活动，岁月蹉跎，虽然勉强读完大学，在学业上却没有多少受益。甚堪告慰的是，经过阅读和老师的熏陶，我对中外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养成了离不开书本的习惯。另外，受环境影响，我自幼喜欢外语。长大以后，先后学习英、德等两三门语言，逐渐掌握看原文书的能力，开阔了眼界。这两种习性可以说是我大半生孜孜矻矻从事文学翻译的基础。一九五〇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有幸跻身高等学府，读书多而且杂。偶然看一本书、一篇作品，受到触动，引起共鸣，就动念把它介绍过来与人共享。这或者就是促使我执笔翻译的原始动力。另一个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治运动频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求日趋严格。每日作息时间，都被毫无实际效益的活动填满——听报告、开会、政治学习、体力劳动……人人像机器一样不停转动，几乎没有私人活动空间，对我这种性格自由散漫，最恼恨时间被浪费的人来说，实在难以忍受。我采取了一些逃避对策，白天抓紧各种零碎余暇，不论下乡劳动时坐在田边地头休憩，还是上下班挤公共汽车，总是手不释卷，得空就翻看几页闲书，或凭记忆背诵一些外语单词。就是在大礼堂听传达报告，笔记本下面也总掖着一件私货——一本外语书。晚上的时间更可以由我支配了，别人都已入睡，我会在一盏荧荧孤灯下，同一本外文原著较劲儿，为如何译一个词、一句话、一段文章绞脑筋。我喜欢两种语言这样博弈，它使我的心智受到锻炼，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我依稀觉得，这时自己已经不再受制于人，而成为完整的自我了。如果我译的是一本令我心驰的作品，作者鲜活、机智的语言同深邃的思想更令我心旷神怡，有时甚至让我悚然一惊，诧异作者竟有这样高度的智慧，文字竟有这般魅力。译书不仅使我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而且给我快乐，比单纯阅读带来更大的快感，因为这是经过一番揣摩、深刻体味原文精粹而获得的。就这样，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直到“文革”前，我日日偷食禁果。环境虽然日趋严峻，甚至变得险恶，我却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到一个乐园。我译的两部德国长篇小说——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亨利希·曼的《臣仆》，就是在十余年波澜跌宕、风云诡谲的岁月中茹苦含辛产生的。

谈到我从事翻译的历史，或者应该从最初我如何投入这支大军当一名小兵说起。一九五四年上海出版了一本匈牙利剧本《战斗的洗礼》，可以算作我译的第一本文学书，这本书是我从俄文译本重译的。而我从德语译的第一本书是同一位年轻友人合作的产物：德国一位伟大女性写的《狱中书简》。作者罗莎·卢森堡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因为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连续被反动政府投入监狱。一九一九年大战虽然结束，她却仍遭杀害。卢森堡在监狱里写信给好友卡尔·李卜克内西夫人的二十二封信表现了她高尚、纯洁的心灵，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她的这些书信文字自然、淳美，荡漾着诗意。全书译完后，由我对两人的译文作了精心润色，务期对得起优美的原文。译稿后来送交冯至老师，并蒙他推荐给作家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一九五五年也是德国大诗人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为纪念这位世界名人，各国都出版了文集或选集。我得到一本东德编纂的《席勒文选》，把文选的长序译成中文，交给作家出版社，通过编辑部门审议也在这一年获得出版。

在翻译了两三本单薄的小书以后，我逐渐同几家出版社取得联系。特别是作家出版社两三位老编辑给了我不少指导，他们陆续给我一些翻译任务。这些东欧国家译成德文的当代文学作品多属宣传、应景性质，文学价值并不高。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一本匈牙利的轻歌剧《小花牛》，宣传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展后匈牙利农村对小农思想的斗争。这出歌剧由中央实验歌剧院排练后曾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时间大约在一九五六年春季。为增加效果，剧院决定上演时弄一头真牛上台。后来找不到花牛，就用一头小黄牛代替，剧名也改为《小牛》。演员的歌唱和乐队效果都不错，受到欢迎。另一本书是我花费了一年多工夫翻译的一部波兰长篇小说，原名《赛璐珞工厂回忆录》，国内出版时改为《一个人的道路》。小说写波兰工人的运动历史和一名工人如何为生活奋斗。据出版社说，这本小说是当年波兰驻华使馆文化部门推荐的，在他们国家很走红。我在翻译的时候，并未感觉艺术水平有多高，但是与这本书有关的一件趣事倒值得一记。两三年前，我偶然在北京前门大街一家咖啡馆邂逅一对波兰老夫妇，同他们闲谈后得知老头当过波兰驻华大使馆武官，是位退伍将军。妻子当年也同时来华，对中国产生了感情。退休后两人每年都要来华访问，重温旧梦。我告诉他们我在五十多年前教过波兰留学生汉语，还译过一本波兰小说《赛璐珞工厂回忆录》，武官高兴地说，《赛璐珞工厂回忆录》他知道，当年小学语文课本里就有这部书的选段。真没有想到，五十年前我译过的一本书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波兰小学课本中竟有选段。这部小说长达四十万字，波兰拍过电影，在国内也配音上演过，改名《战斗的道路》。时过境迁，今天无论国内国外都不会有人再阅读这部小说了。

我开始走上文学翻译之路时译的都是这类过眼烟云，转瞬即沉寂在书海中的文字。事后回顾，这对我的时间与精力倒也不算浪费。我在入门阶段几十万字的翻译实践实际上是我走向成熟的必经过程。一方面，我毫不松懈地提高自己对外文的理解和中文的运用，另一方面，又通过实践锻炼自己，摸索两种语言转换的技巧。我阅读了不少国内名家译本，尽可能找到原文进行对照，从不同译者的语言、风格、直译与意译的不同处理中，学习到很多东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翻译模式。夸大一些说，也可以叫作风格。我知道自己根基不深，所以不论译什么，总是兢兢业业，争取不犯或少犯错误。对于我的译文，不求多么典雅，只希望顺达通畅，能叫读者享受到一定的阅读乐趣。如果在尽量保持原著的独特风格中，再使自己的译文添些文采，我就非常满意了。

译完那部波兰长篇小说以后，我就作出决定，以后不再从德文翻译其他国家的原作了。一本文学书在翻译以后原文的精彩文字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如果再经过一次重译，除了原来的故事情节，还有多少文采可言？更何况我几年来翻译的东西本身文学价值就不高。德国文学的崛起较之西欧国家虽然略晚，但也出现了一些文学大师，现当代文学中更不乏优秀作品。我有没有可能译一两本真正的德语文学作品呢？事有凑巧，一九五六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促使我国对翻译外国文学进行了一次规划，中宣部召集专家开会，拟定了一份“世界各国文学名著二百部”书目，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得到这份书目的复印件。读过之后，发现德语文学部分（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列有十二部作品。其中歌德、席勒、海涅等大作家各有一部或两部，国内早有译本。现代文学只有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同亨利希·曼的《臣仆》尚未翻译。（瑞士作家戈特弗里德·凯勒的长篇名作《绿衣亨利》也在十二部德语文学名著之列，几年以后为田德望老师译出。）我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申请，要求试译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试稿经过出版社审议获得通过，即同我签订了翻译合同。《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德国杰出作家托马斯·曼二十一岁时的成名作，描述一家富商祖孙五代的兴衰过程，真实生动地写出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历程，因其挽歌笔调，有人称赞其为“德国的《红楼梦》”。作者托马斯·曼一九二九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我翻译这部著作时正值“大跃进”时期，为超英赶美，全国大炼钢铁，亩产超万斤，人人日夜苦战。我经营的自留地也经常一连几个月无暇耕作。

在最繁忙的日子里，我曾几次动念，想中断与出版社签订的合同，放弃翻译，但最终还是奋力坚持下来。这部书拖拖拉拉译了将近三年，于一九五九年脱稿。“大饥饿”年代，书稿在出版社又压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九六二年终于付梓。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对旧稿又做了一次修订，由南京一家出版社再版发行。

继《布登勃洛克一家》后，我又动手翻译德国著名作家亨利希·曼的长篇杰作《臣仆》。这部小说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因无情揭露普鲁士军国主义统治下尔虞我诈的社会和资本家的丑恶嘴脸，受当时出版检查机构限制，直到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才获问世。我译这部书时，国内刚熬过“大饥饿”时代，人民生活本已有所好转，举国上下又开始紧绷政治弦。在这种环境下，翻译一部语言风格比较独特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其艰辛无奈，毋庸细说。译稿完成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一九六五年底。这部书稿后来一直压在出版社，直到那场延续十年的大风暴过去，才获出版。

除了两部德国长篇小说外，我还译了一些中短篇和一个剧本——德国十九世纪初革命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写的历史剧《丹东之死》。毕希纳是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也是一位天才作家。他只活了不到二十四岁就短命逝世，像一颗彗星划过天空，留下的寥寥四部作品却永远放射着灿烂光辉。我第一次读的《丹东之死》是苏俄作家阿·托尔斯泰于一九一七年为莫斯科大剧院准备演出的改编本。托尔斯泰对原著做了不少改动，读后留给我的印象不深。几年前我为《世界文学》写一篇回忆文章，因为记忆错误，把该书中文译者误为焦菊隐。实际上这一改编本是巴金早年的翻译，上海开明书店在一九三〇年出版。上述失误我一直没有机会更正，在此谨向读者致歉。五十年代中期我在北大旁听德国专家讲授德国文学，听他介绍毕希纳，赞誉备至，称之为莎士比亚和歌德剧作的后继者。我找到德文版毕希纳文集一篇篇读过。引起我兴趣的不是被欺凌、被侮辱，最后沦为杀人犯的小人物沃伊采克^[1]，而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段历史，罗伯斯庇尔同丹东的斗争。这两人都是真诚、热情的革命者，但在大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该如何继续下去，两人在思想同策略上却发生差异。罗伯斯庇尔主张继续采取恐怖镇压手段，丹东却转为温和派，认为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是面包而不是染满鲜血的断头台。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各有自己的支持者，两派人物在不同场合宣讲自己的理论，激烈争论，各有令人信服的精彩发言。读《丹东之死》让我思考有关革命的许多问题。当革命取得胜利，大动乱过去以后，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是休养生息、安居乐业，还是接连不断日趋严酷的阶级斗争？知识分子需要什么？是一点点做人的尊严，让自己的才能与个性能够自由发展，还是所谓的思想改造，像一个丹东派人物所说，人人都要用“剪裁成同一式样的袍子”把自己包裹上？一九六二年，通过政策调整，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正轨，领导人马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形势又开始紧张起来。一九六四年文艺界遭受大批判，近百名优秀作家被点名登上黑榜，《舞台姐妹》《北国江南》等多部电影被宣布为大毒草。这一年春天，我也运交华盖，调离了原来的教学岗位，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我仍然像过去那样，从文学翻译中寻找解脱，利用一切空闲时间，争分夺秒，把《丹东之死》译了出来。我知道这个剧本在当时的氛围中是绝无出版可能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发现了一本杰作，字斟句酌地把它译过来，也算尽了作为一个文学翻译者的责任。我的译稿直到“文革”尘埃落定后的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把它编入“文学小丛书”中出版。这些年来，国内一位知名的毕希纳研究者李士勋先生，研读了大量国外文献，翻译了毕希纳全部著作，编为《文集》出版。我的《丹东之死》译文也蒙他收入集内。他在二〇〇八年出版的《毕希纳全集》中，对我的译文进行了一些修改。我感谢他订正了我译稿中几处失误，但这次编入本书，我用的仍是未经李先生修改的文稿。我总认为每个译者的译文都有自己的风格，我的译文有一些地方也许别人会认为犯了“自由化”毛病，但这已是我翻译了多年形成的规范：为求顺畅和一点文采，个别词句可不受原文拘泥，但不能违背作者原意。

一场大动乱过去，经过拨乱反正，各行各业都逐渐走上正轨。改革开放政策不仅使文学翻译浴火重生，而且开放出比过去更加绚烂多彩的花朵。西方现代派文学不再是禁区，科幻、惊险类通俗小说也可以自由传播。我开始大量阅读英美现当代作品。读外国原著既满足了我个人的兴趣，也可以遴选一些优秀作品，推荐给出版社供他们考虑是否可作选题。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约我主编一部《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在我的几位译界好友协助下，我选定西方知名作家写的这类作品约二十余部（篇），分为三集，最后一集还包括社科院日本文学专家高慧勤女士主持编译的几篇日本推理小说。不料就在我编的第一集已经交稿，出版社正准备付梓前，社里一位思想保守的领导竟出面阻挠，下令毁约。我一方面又联系其他地方出版，一方面给文艺部门领导写申诉信，还把为编选这部集子写的一篇长序附在信内。序言除介绍西方惊险小说的发展、现状、流派外，也论述这类通俗读物在西方广泛流传，是应社会所需。国内出版这样一个集子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国家的社会面貌和人民心理。另外我的选材着重作品的文艺性，决无一味宣扬血腥、暴力的低俗作品。我的申诉信和选集序言后来为周扬同志看到，他写了封短信，认为此书可出，请上海方面考虑。周扬的意见叫我的译本起死回生，最后这部三卷集惊险小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各自发行了一套，每套印数都高达数十万。

“文革”后我翻译的书比较杂乱。如从原作语言划分，这一阶段我从德语译的作品不多，主要是从英语译介的英美现当代小说，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惊险、科幻作品。我的阅读兴趣是多方面的，看书多从自己的趣味、爱好出发。因为我是学语言、教语言的，所以作者的文笔是否吸引我常常是我选择读物的坐标。我虽然同意文学有严肃与通俗之分，但其间的界限却很难划定。哪个国家的经典著作都有不少源自民间，对口头文学的整理、加工与提高。许多大作家也写通俗作品，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就写了好几部消遣小说。较格林更早一些，另一位生前会见过罗斯福和斯大林的英国作家H.G.威尔斯，作品涉及范围极广，却以写科幻小说驰名。这类例子实在多不胜举。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看，那就是在众多侦探小说家中，也有人写出了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我编辑上述《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集》时，选了美国硬汉派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的一部名作《长眠不醒》。钱德勒以侦探小说步入经典文学殿堂，在西方文坛有“犯罪小说的桂冠诗人”美称。我曾听北京大学已故著名翻译家赵萝蕤女士在闲谈中说，早年她在美国求学，当代文学教本中就既有福克纳、海明威等人的名篇，也有钱德勒的小说。二〇〇八年新星出版社已经出版了钱德勒全部作品八册，内有我译的《长眠不醒》和《高窗》两部。

话是这样说，阅读、翻译侦探和科幻作品还只能算是我的偏好。我读得更多，投入更大精力译介的当然还是严肃文学，经典的或半经典的作品。值得一说的是两位极负盛名的英国当代作家。先说活了九十二岁才去世的长寿和多产作家萨默塞特·毛姆。他创作戏剧、写小说，也写随笔、游记。毛姆以善讲故事出名，一生写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最为人知。他早年学过医，人们说，毛姆剖析人性的笔锋有如手术刀一样锋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文坛老将冯亦代先生联手编选了一本《毛姆短篇小说集》。我和冯先生各译了一两篇，其余的十几篇分给一些年轻译者，译好以后由冯先生和我定稿。冯先生当年正在培养一批年轻的文学翻译工作者。此书一九八三年交作家出版社，早已出版。毛姆写的长篇小说也深受欢迎，我只译过一部《月亮和六便士》，虽然是我三十几年前的旧译，至今却不断再版。《月亮和六便士》和我译的短篇《爱德华·巴纳尔德的堕落》两个故事的题材、人物完全不同，情节却放在同一背景上开展与结束，那就是阳光灿烂、风景旖旎的塔希提岛。南太平洋烟波浩渺的大海中这座人间乐园不仅叫一个为追求艺术半生坎坷的画家找到创作灵感，也叫一个本为赢得爱情才来冒险的有为青年变成懒散的出世者。毛姆用两个吸引人的故事表达他对生活意义的探索：我们活在世上，劳劳碌碌，究竟何求？

另一位我喜爱并尊崇的英国作家是格雷厄姆·格林。我从英语译的第一本书就是格林的一部探索宗教问题的小说《问题的核心》。小说写的是英属西非某殖民地一名高级警官，因不堪“怜悯与责任感”的重压，走投无路，甘受天谴自寻解脱的故事。我并无宗教信仰，更不相信自杀会遭天谴，但是小说主人公的悲惨处境不仅叫我同情，而且我也深有同感。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一九六四年，我的处境同样满布危机，几乎看不到任何出路。格林的语言也深合我的口味，明快、自然，譬喻精辟、新鲜，不落俗套。

格林自称年轻时也搞文体试验，但开始写作以后笔法却转为简明质朴，更多关注故事的布局和情节，而不是语言和技巧的翻新。格林的作品描绘一个充满矛盾、危机四伏的世界，并揭露个人内心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斗争。他虽然悲观厌世，但在他创造的人物中却不乏绽放人性光彩的角色。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客居伦敦时有幸两次会晤这位大师。第二次会面在一九八七年，当时曾计划归国后约几位译者合作，出版一部二十卷《格林文集》。经我请求，已蒙格林为文集圈定若干篇目，可惜我从欧洲回国不久，适逢国内一段不平静的日子，我的宏伟规划未能实现，只能自己单独继续译了格林的几部书。弹指间又过了二十年，不久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格林文集》，内有我译的严肃小说、消遣小说各两本。另外还有一本是他人翻译由我修订的。格林的两部自传出版社也在翻译中。

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已步入老境，精力不足，除应人之约译了几本无足轻重的小书外，逐渐搁笔。回顾大半生笔耕，虽然有三四十本译文书出版，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实不足半数。反观国内卓有建树的译家很多。有人锲而不舍、几十年如一日专门钻研一位国际文学大师，译出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等人的全集或多卷本文集。也有人不畏险阻、焚膏继晷把一本内容深奥、语言艰涩的文学巨制译成汉语，叫国人也能欣赏到《神曲》《尤利西斯》《堂吉诃德》《浮士德博士》（托马斯·曼名作）和许许多多大部头世界名著。我的翻译杂乱无章，颇难同这些大家相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投身文学翻译队伍当一名新兵，服役六十年后，从年纪和经历说，已是老兵，但从业绩看，在这支浩荡大军中我始终是个卒子。

傅惟慈

二〇一二年五月

[1] 剧本《沃伊采克》以剧中主角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