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1）
一、黑暗的故乡
赣东弋阳县，共分为九个区。出城北行三十里，即为九区辖地。九区纵七十余里，横四十余里，共有七十余村，以漆工镇为中心地。全区共有四千余户，约二万几千人口。这个地方，在革命前，无论那方面的情形，都是很黑暗的。在清朝皇帝统治时代，那时，我生世未久，还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孩子，一点事情都不知道，不必说了。就是经过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以后，我是渐渐的长大了，据我所知，情形也是愈弄愈糟，没有一点好的现象。因为辛亥革命，只是做到推翻满清，变帝制为共和一些政治上表面的改革，对于侵略中国十分凶恶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不但没有动它的毫毛，就连打倒它铲除它的口号，也没有明白的提出来。其次，辛亥革命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注重在清军和会党中活动，在广大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中，就根本没有怎样注意，没有做过什么工作。下层广大工农群众，对于这次革命，只是袖手旁观，没有广泛的发动起来参加革命。革命方面，没有雄厚的群众力量的帮助，当然是不能有力的完成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肃清封建势力伟大的革命事业；相反的，南京政府成立不久，革命势力就被反革命势力压倒了，所谓南北议和，实即是革命屈服和妥协于反革命；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也就让位于中国贵族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了。从此，辛亥革命便夭折了。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在中国的统治，依然如旧，不过去掉了一个溥仪，换上另一个统治代表袁世凯而已。
因此，在乡村中，也并没有因这次革命而有过任何新的改革，一切都照旧样，没有什么与前不同的地方。贪官污吏照旧压榨民众，土豪劣绅照旧横行乡里；压迫人剥削人的社会吸血鬼们，照旧实行其压迫和剥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照旧过他们痛苦的生活。如果硬要找出革命后与革命前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一般人都剪掉了辫子，变成和尚头（起初还是用警察的强力）；做官的人，不穿马蹄袖的补服，换上了长袍马褂，也不戴拖条毛的顶子，换上了呢大礼帽罢了。乡村中的工农群众，看不出这次革命与本身利益有一点什么关系。
弋阳九区这个地方，在辛亥革命后，直到一九二六年，情形也正是如此。现将这一小块地方的各种黑暗情形，条述于下：
（一）贪官污吏对工农群众的压榨——弋阳县衙门的官吏差役，在一般群众看来，简直是一伙会吃人的豺狼老虎，你只不要碰到他们的手里就好，如果有点什么事碰到他们的手里，就算不弄到你家破人亡，也要弄得你妻离子散；衙门就是一只老虎口，吃人不吐骨头的！县衙门官吏千方百计压榨民众的事情，多到数不胜数，暂不去说它。我只谈一谈漆工镇警察所的情形，漆工镇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所内设了一个巡官。照官职说来，这个巡官，本是一个不值置齿的芝麻小官；但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什么事都不许有道理讲，这个芝麻小官，居然成了九区一个无上威权的统治者！我记得有一个巡官姓余，他是北方人，他做巡官，不到半年，就赚到赃洋一万余元。这似乎是一种不能令人相信的奇闻，然而这却是中华民国国土内确确实实有的事实。他榨取冤枉钱财的方法，就是他无法无天的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都兼而一手包办之，他成了一个道地无二的独裁魔王。他受理区内的一切民刑诉讼，并派出巡警四处招徕诉讼，像商人招徕生意一样。人民的禀帖，一进了他的公门，不管三七二十一，有钱和钱多的就有理；无钱和钱少的就无理，就得坐拘留所，脱裤子打屁股！一场冤枉官司，原、被告两方出的钱，多可得洋一百元或二百元，少也可得洋几十元。一个月内总有几十场官司，一二千元是靠得住有的。区内的土豪劣绅，早已与他串通一气，协同作恶，民众冤抑无处诉，叫苦连天！
我那时在南昌读书，听到这种事情，不禁一肚子的愤激，马上邀集几个学生，写了张禀帖送到江西警察厅，控告他的劣迹。我们以为余某胆敢做出这些罪恶，一定是警察厅不知道，如果我们禀帖进去了，厅长知道了，那还不会立即下令去拿办他那混账的坏物。我们下了课后，常常跑到警察厅的批示处去看看，看我们的禀帖批示了没有。等了十天，批示处贴出了一张“据禀悉，候查明办理可也，此批”。官样文章的批词，一点什么实际效力也没有发生。因为这位土皇帝的余巡官，听到有人控告他，他就连忙派人送了一大注赃款来进贿，天大的事，也就化为无事了。后来我知道当时对警察厅的那种认识，只是头脑简单，阅历不深的学生们的稚气，不禁失笑。我只要将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写出来，当时政治上的昏天黑地，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光怪离奇的选举把戏——自辛亥革命挂上共和国的招牌后，也办起什么选举来了。但是，这种选举，却替土豪劣绅增加了一个发财的机会，玩出许多可笑的把戏。例如什么时候，要进行省议会的选举，我们贵区的土劣们，就忙着捏造选民册了；以少报多，增多选票好卖钱。九区只有两万几千人，有选民资格的，至多只有一万人吧！（当时选民资格怎样规定的，我至今还不知道。）但土劣报选名额，就要多报一二万人。选民册捏造好了，于是去和运动买票的土劣讲价钱。票价得到手，大家平分，大土劣多得些，小土劣少得些，有时分赃不匀，也有打架闹账的。买票人选票买够了，就雇用许多会写字的人替他填票，张张都写上他的名字。票柜打开一数，当然票数一张不少，于是他就成为所谓人民的代表某某议员了。这种把戏，每玩一次，各地的土劣讼棍，都必蚁聚县城一次，吃喝嫖赌，大闹一场；而真正有权投票的民众，简直什么也不知道。
（三）苛捐杂税的重征——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例如田赋加征，附加税超过正税几倍；盐税加重，盐价因而加贵几倍；货物征税，各货也就都涨价了。还有临时各捐：喝酒要酒捐，吸烟要烟捐，杀猪要屠宰捐，讨老婆的婚帖上也要贴八角大洋的印花；军队过境，既要招待费，又要夫子捐。至于厘卡到处设立，到处抽税，其负担仍转嫁于贫苦民众身上。再则公债发行，更是扰民不堪，公债一般的不是劝募，而是硬派；民众出了钱，多不能得票，票都被经手的土劣们吞没了，民众那敢说半句话！这些捐税，一年比一年加重，如千斤重担，沉沉的压在民众身上。
（四）重租重利的盘剥——在九区地方，佃户向地主租田种，一般都四六分，即是佃户只得收获物的四成，地主坐得六成。仔细算起来，佃户用去的谷种、肥料、人工、牛工，只得收获物四成，不但没有赚账，而且每亩田，都是要亏本的——有的田，甚至要亏本一两块钱的。农民对亏本数的填补，就是自己尽量节衣缩食，拼命苦做。如农民一件棉袄，穿十几年不换，破了就补，补上加补；热天打赤膊种田，情愿让炎热的太阳，晒脱一身皮，去省下一两件单衣。吃的是粗菜糙饭，半饱半饿的度日，猪肉一年还不知能吃几次。秋冬收割已毕，即拼命去挑担推车，用苦力赚些钱来。用上述的办法，才能填补一下佃田的亏蚀数。此外，还有押租和请租饭的恶例，（请租饭，即是佃户每年要请地主吃饭，这餐饭一定要杀鸡，煴蹄包，弄店菜，买美酒，办得很体面好吃，否则，地主发了气，就要起田给别人去种。）都是加重无田或少田的贫苦农民的负担。一般农民群众，因为自己没有土地，那怕怎样勤劳节俭，终竟不够生活，于是不得不向有钱人借债了。债的利率，起码是周年二分，周年三分五分利率的也是很多——如放干租，放青苗债，放新谷，放十个铜板一月的利等。最重的利，要算是“加一老利”，即是借洋一元，每月要利金一角，在年头借洋一元，到年终要还本和利大洋二元二角。放“加一老利”的，在九区只有一家，即漆工镇的邵鼎丰。他幼时也是一个穷光蛋，到三十九岁时，因放“加一老利”的债发了财，不到十年时光，居然成了拥资十万的大富翁了。人人都知道借他的钱，是等于吃毒药，但当着穷无所出，借贷无门的时候，又只得嘻笑着脸，向他讨鸩止渴了。穷而借债，借债更穷，愈趋愈下，贫穷人只有陷入万丈的痛苦深渊中去了。中国地主是实行三重剥削的：出租土地，坐享地租；放债生利，实行高利贷的剥削；开店铺赚钱，实行商业的剥削。工农劳苦群众，就在这三重剥削下，辗转挣扎，而永无翻身之日。
（五）更严重的就是帝国主义深入农村的侵略——如各种洋货侵入农村，将农村原有的手工业，摧毁无余；洋布输入农村，原有的土机织的布，即逐渐绝迹，以后甚至一针一线之微，都非用洋货不可。茶叶原是九区一大宗出产，后因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的惨跌，所有茶山茶地，也都荒芜下去，无人过问；因为茶叶跌价，卖茶所得的钱，还不够摘茶的工资。总之，帝国主义对中国日深月甚的经济侵略，使农村经济急剧的衰退下去，农民生活更加穷苦不堪。
（六）所以工农群众的痛苦，是日益加深——具体的说，就是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地主的手里，多数农民破产卖了原来就很不够的土地，成为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工农群众的生活水平日益下降，以至于受饥挨冻，甚至不能生存。最苦的，就是每年一度的旧历年关，地主债主们很凶恶的向穷人逼租逼债，逼到无法可想的时候，卖妻鬻子，吊颈投水一类的悲惨事情，是不断发生。群众的赤贫化，以至于走到饥饿死亡线上，这还能压制他们不心怀怨恨而另找出路以打破目前不可忍耐的现状吗？
革命前的九区，随笔写来，几成为一幅凄惨黑暗的图画。然而，岂但区区的九区如此，“天下老鸦一般黑”，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中国，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中国，那一块地方不是如此呢？比九区更黑暗的地方，还多着呢！我所以详细一点叙述九区的情形，一方面九区是我生世的故乡，另方面，九区正是中国农村的一幅缩图，说九区等于说全中国的农村。黑暗的九区！黑暗的弋阳！黑暗的中国！
我于一八九九年生于离漆工镇二里许的湖塘村。在这长夜漫漫，天昏地黑的地方，我生活着，我受着压迫和耻辱地生活着；我长大起来了；我逐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我渴望着光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奋斗了一生，直到这次被俘入狱，直到被杀而死！
二、一个苦学生
湖塘村共有八十余户，其中欠债欠租，朝夕不能自给的，就有七十余户；负累不多，弄到有饭吃有衣穿，差堪自给的，只有七八户；比较富有的只有两户。
从远处望去，我这村庄的外景，还是很好看的：村背靠着两座矮山，山上都长着茂盛的树林；村的周围，长着许多花果树，全村的房屋，都被深绿的树木掩荫着。村前是三口养鱼的塘，水明如镜，每天早晨，全村妇女们，都在这塘里洗衣服。鱼塘的前面，就是一块大田坂，在春深时节，满坂尽是绿苗，微风吹来，把绿苗吹成一层挨一层的绿的波浪。更远一点，就是一条小河，弯弯曲曲的流着，流进村右边的水口林里，被树林遮住不见了。四围的树都长出绿叶，在绿叶里跳上跳下的各种鸟儿，都鸣出悦听的声音，互相唱和着。戴笠的农民，三三两两的散在田坂上，弯身低头的在做工。这样的农村美景，比起拍照的风景片来，我觉得并不会逊色，不过我自愧不是一个文学家，不能很美丽的将它描写出来。
但是，这只是村的外景，倘若你走进村里去看看，那就有点不雅观了。道路是凹凸不平，柴屑粪渣，零零散散的散布在路上；房屋多是东倒西歪的，新的整齐的房屋很少；房屋内都是烟尘满布，鸡屎牛粪，臭秽难闻；村内的沟渠，也是污泥淤塞，臭水满沟。各种各样的虫蚊，到处蠕蠕的爬动。到暑天时节，蝇子统治日间，蚊子统治夜间，真有点令人难堪。如果久在城市生活惯的人们，初跑进这样的乡村中来，一日都觉得难过下去的。在这样污秽环境之下，生病的人，就不少了，尤其是暑天，打皮寒[1]烂脚的特别多。如果你要责备这些农民，为什么这样不爱清洁卫生，不实行“新生活运动”，那我可以告诉你，他们被人剥削，苦到饭都弄不到吃，那里还有余力来讲清洁卫生；苦到几乎不能生活，那里还能实行新生活。比如一个农民患着隔日一来的一寒一烧的病，他晓得这是打皮寒，他又晓得治皮寒顶好的药，就是鬼子丸——金鸡纳霜丸，农民只晓得叫鬼子丸，当他问人：“鬼子丸多少钱一个？”“一百钱一个。”（乡村的药卖得贵，每丸要卖一百钱。）“吃几个就会断根？”“总要十几个才会断根吧。”“那吃不起，还是让挨下去；有命就会挨好来，挨不好，死了就算吧！”买几个皮寒丸来治病都无钱，让他尽病下去，病到后来，多数是肚皮上硬起一块，眼珠发黄，农民不知是脾肿胀，而说是肚子里结了一个血果。病到这个地步，这人的健康，是永难恢复的了。小孩子打皮寒，更挨不住，寒烧十几次，就会瘦得一层皮包骨头的死去，每年暑天小孩子死得很多。烂脚也是一样，开头只是一个豆子般大的毒口，发红发肿；让他摆着没药医，过了几天就烂到盏口一般的大了，再又过几天，就烂到碗口一般的大了，再尽过下去，他就成了一个“老烂脚”了！中国工农贫苦群众的身体和生命，都是如此的不值钱的。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里总感着难过，合得将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终想不出一个改良的方法来。不彻底革命，你会有什么力量来改良农村，从前一些热心新村运动者，他们到底做出来一点什么成绩，他们不都是宣告失败了吗？只有苏联，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把全国农村，不是改良而是彻底的改造了，千千万万的农民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是我们应该走的一条正确路线。现在把话说转来：我这村庄的情形如此，其他村庄的情形——说远一点，全中国村庄的情形，据我所看过的，又何尝不都是如此！中国农村的衰败、黑暗、污秽，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是人人知道，无庸讳言的了。
在我村内，我家是一大户，男女老少，共三十余口，经济地位是足以自给的中农。我家种田二百余亩，有百余亩是向着地主租来种的，每年要向地主纳租二百余石。我家的男人，凡能耕种的，都一律种田；小孩子就放牛；女人在家里烧锅弄饭，洗衣喂猪，以及纺纱绩麻，也要做着极大的劳动。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我父亲的兄弟们以及我同辈的兄弟们，每人都只准到私塾读三年书，即出来种田。“认识自己的名字，记得来工匠账就算了，还想什么进学中秀才？”这是我家里的人常说的话。至于我们的姐妹，她们是女子，照老道理来说，女子是不必读书的，而且又是“赔钱货”，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更无须读书，所以她们没有一个识字的。
我呢？我还是多读了几年书，原因是我的天资，比较我的兄弟们都聪明一点。我在启蒙那一年所读的书，就比同塾儿童三年读的书还更多。训蒙的老先生，是一个穷秀才，他高兴起来，认我是个可教的孩子，就对我讲解些书中的字义文义。读过几年之后，我也就能够作些短篇文字了。我的父亲，到这时也不忍要我停学，就勉力让我继续读下去。
我到十七岁时，才进高等小学校，在校得与邵式平[2]同志认识，三年同班，朝夕不离，情投志合，结为至友。
在一九一八年，全国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提出的亡国二十一条的运动。爱国运动，波及到弋阳时，我是最爱国的一分子。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的横暴，心里愤激到了极点，真愿与日本偕亡！学校里发起的抵制日货、向群众讲演和示威游行，我都是忘餐废寝的去做。为得立誓不用日货，我曾将很不容易买来的几种日货用品，如脸盆、牙刷、金刚石牙粉等都打碎抛弃，情愿自己没有得用。
二十岁在高小毕业，父亲东扯西借，借到几十块钱给我来省。我投考到南昌工业学校，读了两年，又因学校的腐败不堪，闹了一次风潮开除出来。
一九二二年，再到九江南伟烈学校读了一年，以后真是借贷无门，也就只得辍学了。
总计我共读了十一年书，在私塾五年，没有用什么钱，以后到高小、工校、南伟烈学校读书，都得用些钱。我读书用的钱，比较豪富学生用的钱，是不及他们用的百分、几百分之一，但每块钱都是从人家借来，六年用去的钱，连本带利，就变成一笔七百元的巨额债款了。这笔债款，真像一块千斤重的石头，压得我全家人无地自存！（那时我大家已分居了。）我的父亲母亲，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处在忧愁之中，为的就是这笔债款不能还！他俩老人家，每夜鸡鸣时候，就都醒了。他们谈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债！“这笔债款尽欠下去，是不得了的呀！怎样才还得清这笔债呀！咳！咳！咳！……”结果，总是长吁短叹到天明！我年暑假回家，最怕听的，就是这一类的话；但我的父亲母亲，总是哭丧着脸，尽以这一类的话对我谈，真逼得我坐卧不安！我如此亲尝着这负债的苦味，深味着负债人心中不可描画出来的深忧！我在二十三岁时，决然废学，固然是借贷无门，无法筹得学费；同时也不愿因我一人求学，给全家人以如此深重的忧愁！
三、九区青年社的组织
在前面说过，我是一个黑暗的憎恶者，我是一个光明的渴求者。因为我所处的经济环境，和我对于新的思潮的接受，故对于社会的吸血鬼们——不劳而食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深怀不满；而对于贫苦工农群众，则予以深刻的阶级同情。
我在弋阳高等小学读书时，即将九区在校的学生，组织了九区青年社——这自然是一个狭隘的地方性的小团体。大家都是小学生，知识有限，所以这社的宗旨，也就定得模糊不清，不过对现社会带了一点不满情绪罢了。这社的组成分子，也很复杂，有的是地主家庭出身，有的是贫苦学生，因此，大家对现社会的态度，也就各不相同。经过几次反对劣绅贪官的斗争，社内起了分化，有钱的社员，都跑到劣绅那方面去，翻转脸皮，来骂我们。无钱的我们，共有十几个人，还是团结在一起。我们骂他们三反四复，卖友求荣，而不知道这正是他们的阶级意识，驱使着他们如此做；阶级的利益一相冲突起来，当然就没有什么友谊可言了。后来，我们这几个穷光蛋，都加入了共产党。
在反劣绅官僚的斗争中，社内既无工农群众参加，自然不会有什么力量表现出来；我们又都年青少经验，什么事都只凭着一股热血做去，全不了解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与那些老奸巨猾的劣绅贪官斗法门，那能不一败涂地？不久，我们的一个社员，被九区巨绅张大纲举赃诬陷，捉进牢里去，坐了十多个月。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法院递了好几张辩诉词，化了许多金钱，才将他营救出来。劣绅则在旁拍掌大笑，说：“只要我稍动一点手术，就弄得他们坐笼子，他们这班年青人想推翻我们，说刻薄一点，正像屎缸蛆要推动大磨一样！哈哈哈！”
大家弄得筋疲力竭，劣绅贪官仍然是安稳稳的统治着。大家觉得这社没有力量，都去加入其他革命组织，这社也就无形解散了。
这社自组织起来，存在了两年，对于革命虽无怎样重大意义，但却给了我们一些斗争认识，提醒我们，不去团结群众，斗争是不会成功的，鼓励了我们到群众中的意志；同时，因这社的影响，也为革命栽培了一些种子。
四、工业学校的驱赵风潮
南昌工业学校，完全为江西教育界的所谓东洋系所把持，以该校校长为该系的首领。工校在其校舍建筑和表面布置看来，似乎还办得不错。但在校读书的学生，才知道里面黑幕重重，如办事人的敷衍塞责，对学生生活的漠视，教员只要同系的人，不管饭桶不饭桶，这都是使学生们不满意的。我因选入机械科，该科饭桶教员更多，更增加我的不满。在我的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热心的同学，于是就组织学生自治会，对校内腐败情形，不客气的揭露出来，并要求种种改革，不意竟触怒这只赵校长，用出他的辣手，将我和为首的另三个同学，悬牌开除学籍，遂激起全校学生的驱赵风潮。
这一风潮，开始闹得轰轰烈烈，同学们青年血性，非常激烈。当那天挂出开除我们学籍的牌子时，同学们登时大哗，将牌子摘下，一脚踏烂；并由学生自治会，另悬一块牌子出来，历数校长的罪恶，开除校长。我们开全校学生会时，到会同学二百余人，听到我的演说，有几十个气得流泪！于是散发传单，游行示威，到教育厅请愿，请各校学生会与新闻记者援助等，都做过了。但是，经过一星期的运动，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原因就是赵的背景太大，教育厅长亦其同系，如何会撤换他。我们青年学生，直心直肠的做事，不计利害，不计成败，而且知识经验的幼稚，也计料不到利害和成败。后赵用一毒计，悬牌提早放暑假，小资产阶级的不能持久斗争的同学们，遂因归家心切，都纷纷卷铺盖回家了。他们在回家之前，来向我辞别：“志敏兄，我回去了，下年再来干过。”我只好对他们点头笑笑！同学们都回家去，风潮也就平息下来，赵宝鸿的校长，还是赖着做没调动，但有一年之久，都没有到过学校，他成了一个公馆中的校长。
此次运动，虽未胜利，且被开除学籍，我心中却仍觉得愉快。因为改革学校的运动，是我自己愿意干的，吃亏受气，自不在乎。过后想来，虽觉得当时行动，有些是过于稚气了一点，但自己笑了一笑也就丢在一边不想了。
当时，第二中学，有一个江西改造社，是十几个倾向革命的学生组织的，袁孟冰[3]，黄道[4]同志都在内。工校风潮后，他们认为我是个革命青年，介绍我加入，我到社开了几次会。这社是个研究性的团体，社员的思想信仰，并不一致，袁、黄和我几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另有几个人，相信无政府主义，其余的人，简直是动摇不定，无一定的信仰。社内出了一种《新江西》季刊，各种问题都无中心的谈，在江西影响不大。也是因为不做工农群众的工作，社内仅只十几个摇摆犹移的学生，所以做不出什么有力的革命运动来。后来，袁、黄和我，都加入共产党；有些青年同志则转入C.Y.[5]；还有些有钱的社员，都去升大学，想做成功一个学者，改造社也就无形解散。袁孟冰同志，后到苏联留学，大概是一九二八年，在南昌被国民党所杀，他是我们党内一个忠实于党、忠实于阶级、勤勤恳恳做革命工作的可敬的同志！我是时常纪念他的。
五、我不相信基督教！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最厉害的东西。它的任务，第一，是教人相信上帝，相信来生，相信逆来顺受的不抵抗主义。“有人打你的左脸，你的右脸也给他打；有人脱你的外衣，你的内衣也给他脱。”这对工农群众，就是说，地主资本家压迫和剥削你们，你们绝不要反抗！工人不要工资替资本家做工好了，农民把种出的东西，统交给地主好了；冻死饿死不要紧，横竖来生是有福的，你这驯顺的人，死了灵魂一定会升入天堂！对于中国，那就是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切都忍受着好了；日本占去了中国的东北四省，那算什么，你把全中国统送给他好了。它是以精神的鸦片，来麻醉中国人的头脑，消磨我们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造成大批的依附信仰洋大人的顺民。第二，所谓上帝的传道者——神父教士们，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居住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一切地理、经济、人情风俗，那一件不被他们侦察得清清楚楚去向他们的政府做报告？所以英国资本家有一句话说得好：“神父就是棉花。”这就是说，凡是神父达到之地，英国的棉织物，也就跟着输送了进来，帝国主义的势力也就达到了。在帝国主义枪炮保护之下蔓延各地的基督教，他们到处造大洋房，开办学校医院，实行许多假仁假义，小恩小惠的事情，都是各国资本家捐助来的巨款，这也就可见他的用意和作用了。同时，他们新旧约圣经上所讲的，全是一些迷信的神话，与现代科学完全相反。所以除了一些想在洋人脚下讨口饭吃，甘心为洋奴的外，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那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
九江南伟烈学校，是一个美以美会办的教会学校。校址宽大，校舍都是大洋楼，又俯临着九江有名的甘棠湖，风景自然是美丽的。这学校开办的历史很久，在这里造就出来的牧师、翻译员及洋行用员，为数已大有可观！
我因为要学点英文，又以该校用费不大，每年只要百余元，在被工校开除出校之后，就报名投入该校了。
这学校也是表面好看，内容是腐败的。这校的教员只有几个稍好，其余都是要不得的。例如：教我班英文的朱先生，我们背地里喊他做“Mr.Pig”。他原是一只坏透了的流氓，因捧洋人得势，到美国混了七八年，一口英国话，不能说他说得不烂熟，但他对于英文学，毕竟还是不太行，尤其是他不懂得教英文的方法；从他学英文，还不如靠本英汉字典确实些。他老先生还教我班的地理呢！有一次，他拿着一支粉笔，指着中国地图东北角的黑龙江说：“Yangtze River is here.”当时，我吓了一大跳，朱先生呀！你为什么这样糊涂，你自己就住在扬子江边呢！教国文的，是一个前清的秀才；教算术的也是一个二十年前的古董。教会学校，非常专制，教员只要得到洋人的欢心，好不好，学生是不能说话的。
教员饭桶一点，也还可以马虎下去，最使我难受的，就是每天早晨一个小礼拜；星期四下午，又是一个礼拜；星期日的整个上午，都做礼拜！礼拜礼拜，到底礼拜那个，真是无聊！明知做礼拜是毫无意义，但学校规定甚严，别的课可请假不上，礼拜，除非你生了大病，那就不能不到，不管你是不是教徒！这真是只准他传教自由，不准你信教自由了。当那伪善牧师，吃饱了洋饭，站在礼拜堂上，低头闭目，喃喃诵祷告词，以及胡说八道的大说其教的时候，这多么令我难受，几乎要急得在座上跳起来。这种不自由的学校，岂不等于坐牢！几次要出校，又复忍住。后来，我想得一个办法，就是每次去做礼拜，总私自带下一本自己爱读的书去，不管牧师说教也好，祷告也好，一概不理，我静心看我的书，这才算将难耐的礼拜挨过去。
校中同学们，有不少的人，趋奉洋人，见到洋人来，总是鞠躬敬礼；洋人说话，总是点头连说“yes”！我也是看不惯的。有一次，我问了一个惯趋奉洋人的同学，为什么对洋人要如此去尊敬呢？他答说：“你那还不知道，在洋学堂读书，不尊敬洋人，还尊敬谁？倘若谁得到洋人的欢心，在校可望免费读书，毕业之后，包管你容易找事。密斯特方，你要明白，找到一个翻译员或洋行公司的用员到手，就是几十块花边一月的薪水啦。如搅得更好的话，还可以在洋人帮助之下，留学美国呢！密斯特方，我不客气的说一句，像你这样不敬洋人，又不信教，那只好去讲你的社会主义了。”（我在校常与同学谈谈社会主义。）我听完了他的话，我不说什么，只对他苦笑一下。
过了一年教会学校的生活，也算过够了；又得到父亲来信，说再不能想法筹款寄来，我就从此废学，漂流到上海，梦想找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
后来，得到南伟烈学校一个同学来信说：校内有一个有力的洋人，希望我再回校去，他可以帮助我的学膳费，但要我相信基督教。我写了封复信给他，说：“读书不成，只为家贫，但因贫而无受教育机会的人，在中国何止千百亿万？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相信基督教的，现在，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
注释
[1]打皮寒，即发疟疾。
[2]邵式平，江西弋阳县人。大革命时期在南昌从事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同方志敏一起发动弋（阳）横（峰）暴动，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3]袁孟冰又名袁玉冰、冰冰，江西泰和县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经党组织派赴苏联学习。北伐战争胜利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区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南昌被敌人杀害。
[4]黄道，江西横峰县人。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和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弋横暴动，是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
[5]C.Y.即共产主义青年团，是英文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