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街界碑 新旧之“界”
百年之前，英帝国侵占香港，在中国领土上划出了一道深刻的伤痕，伤痕之上，有界碑——它是内地与香港之界，也是新旧时代之界。
深圳的沙头角镇有这样一条特殊的街道，虽然长不过250米，最宽处也只有5米，但游客去到对面，却曾需要到公安局办理“通行证”才能入内。它就是著名的中英街。
这条街的一半，曾经是英国殖民时代香港新界的一部分，由此得名。在香港回归前的半个世纪里，中英街隶属于港督府的巡警，与新中国的执勤人员，时常会在街心分列的8块界碑处，四目相对，擦肩而过。
衣着风格迥异的两拨人马留下了不少经典照片，秋毫无犯却又显得十分怪异。这些景象，今早已不复，但中英街从旧到新的历史，全部映照在了界碑之上。
旧貌：1898年，多事之秋
众所周知，英国是通过三份不平等条约而攫取了统治香港的权利，它们分别是1842年的《南京条约》（得香港岛）、1860年的《北京条约》（得九龙）以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得新界）。
前两份条约分别是第一次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得到的胜果，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则完全是谈判桌上凭“口舌”达成的。清朝是如何失去这个新界的？说来非常巧合，其中缘由，与法国人在广东势力的扩大有关。
1897年，一艘法国军舰“白瓦特号”意外发现广东湛江（即“广州湾”）港口得天独厚，遂报告法国政府，计划将此地变为所谓“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次年3月，法国先向清朝要求允许其在南方建立“煤栈”，随即出兵向广州湾内推进。
消息传到英国人耳中，立刻引起了他们的警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狼狈为奸的姿态不同，英法此时早已成为抢夺殖民地的对手。英国此前借着《北京条约》控制了清朝海关，但如若法国获得良港，必然挑战英国在清朝的权威。
而对于清朝来说，英法都是不能得罪的强敌。更何况此时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清朝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灰飞烟灭，手中实在没有能拿出来讨价还价的筹码。
无奈之下，清朝只好两头讨好。既答允法国租借广州湾的要求，又同意英国“维持均势”的策略。于是，清政府借口目前英国治下香港的面积太过狭小，难以防卫，开始着手与英国划定新边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记载：“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
其实，早自洋务运动开展以来，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清政府的外交策略便发生了不小转折——寄希望于利用列强们惯于使用的条约体制，维护大清在东亚的旧册封体系里的领袖地位及国家安全。
清政府的这一心态，在1879年丁日昌条陈海防事宜时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日本对清朝的属国朝鲜虎视眈眈，丁日昌给出的建议就是，由大清牵线，让朝鲜与欧美列强尽数立约建交。如此一来，日本但凡敢起灭国之心，所有立约各国必然会因为跟自己有利益牵扯，而站出来阻挠，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而1898年，对于清朝来说，也确是实实在在的多事之秋。光绪皇帝主导的维新变法最终被慈禧太后扼杀，中央经受了一次不小的动荡。此时英法狼子野心欲壑难填……在英国人的胃口膨胀更大之前，用“谈判条约+扩大租界”来堵住他们的嘴，或许是清政府当时唯一能选择的道路。
《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的次年，负责勘界的两国官吏来到了沙头角镇，竖立界碑。最先竖立起来的分界物，是六根高约一米、写着“大清国新安县界”几个字的木质界桩，1905年，才替换成了如今我们见到的石质界碑，数目增加到二十块。
今天，中英街界碑遗留下来的还有8块，只不到原数的一半，其中一块位于桥底，已经陷入淤泥中，所以游客常见的只有1到7号界碑。它们之间相距30到100米不等，界碑的两面都有刻字，清朝领土的这面刻“光绪二十四年，中英地界第X号”，新界这面则是“ANGLO CHINESE BOUNDARY 1898 NO. X”。
这样看似奇幻的“一街两制”的划界方式在思之令人发笑的晚清，却是不值一提。就拿《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影响来说，除了中英街外，还形成了香港内“九龙城”这一特区。按条约中规定，九龙城堡垒依旧由大清派官驻守，但英国人随后又驱逐了清朝军兵，致使此处成了中国保留主权，却隔绝在英属香港范围内的“三不管”堡垒。
“套娃”式的领土，正是一个垂暮帝国留给后世的无奈与笑料。不过，九龙城如今已被拆毁，中英街的7块界碑，成了这段历史几乎唯一还在原址的纪念物。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曾将3-7号界碑挖出丢弃，直到七年之后它们才被寻回立于原址。
我们战胜了日本，却无力改变英国继续掌控新界的局面。
新颜：从废物到国保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年屈辱史，是中国人记忆中难以抹去的伤痕。其实，何止是中国，东亚诸国在这一时期内几乎集体沦为欧美列强的傀儡政府。因此，在取得独立之后如何处置被殖民时期的文物，在许多国家都成了进退两难之事。往正面看，知耻而后勇，留下以鞭策后人未为不可。可如果大张旗鼓地修缮及宣传，伤害国人感情也是必然。韩国在1995年将日治时代的象征——“朝鲜总督府”建筑全部拆除，正是这种矛盾心态走向极端的反映。
1997年香港回归后，对中英街界碑的保护也一样陷入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
从上世纪初，中英街两岸已经建起了一批规模颇大的商铺，4号碑至5号碑之间建起了两层骑楼，5号碑的周围，则有“栋源泰”杂货店、“东和隆”米铺，7号界碑一边也有“茂生堂”药店。1959年，深圳历史上第一家外贸商店“沙头角综合商店”开业。如果按照国内对文保单位的保护原则，这些周遭的商铺其实都该被拆除，但这无疑是不可能的。
此外，就像中英两方的军警制服的差别一般，中英街界碑的两侧样貌，也是天差地别。英国人的百年经营，让深圳这一方的街道显得萧条凄凉。直到改革开放后，沙头角镇利用起了与香港一方仅一线之隔的优势，让资源越过界碑，在深圳构筑起了一座座新时代的店铺。
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中英街改头换面成了购物天堂。可福兮祸之所伏，界碑的命运却正与此相反，它们时不时就会遭到往来行人以及车辆的剐蹭，变得伤痕累累。
到本世纪初时，中英街1号界碑被垃圾包围，2号碑出现了30度角的倾斜，3号碑两侧都被摩擦出了深槽。各个界碑的个头也高低不平了起来……然而，界碑本就有四分之一是属于香港的。虽然早在1989年，广东省就将属于我方的界碑定为省级文保单位，但香港却始终未将中英街界碑列入“法定古迹”名单，这也就意味着对界碑的保护，难以全面得到两地官方的支持。
幸运的是，始终有一批学者与政府人员为这批特殊的“纪念物品”奔走。2003年，深圳与香港开始筹建营救代表团，对共同保护中英街界碑进行协商，终于令它们度过了那段最尴尬而艰难的岁月。
2019年，中英街界碑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正式升级成为了国家级文物。
其实，不论荣耀还是屈辱，既然曾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那就是不能被忽视或遗忘的历史。从上而下，大家逐渐正视起中英街界碑也代表着拥有反思那一百年的勇气。
（选自《中华遗产》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