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马丁·塞卡迪1882年出生在科西嘉内地一个村庄中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家庭。他似乎命中注定要像不知多少代祖先一样，在有限的范围内过农牧生活。这是一种早就从我们的地区消失的生活，对之进行透彻的分析只能引起有限的兴趣。某些激进的生态学家有时表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怀旧情绪，而我呢为了完整起见，仅在这里对这种生活作一个综合性的简短描述：人们接近自然，享有新鲜空气，种几块地（数目完全是由严格的继承制度确定的），不时猎到一头野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自己的妻子左亲一下右亲一下，而妻子则生儿生女，并把他们抚养大，让他们在同样的生态环境下占有自己的位置；当然还有生病，就这些啦。

马丁·塞卡迪奇特的命运，对于整个第三共和国时期，世俗学校在法国社会融合以及促进技术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具有充分的象征意义。他的小学老师很快就明白，他教授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学生，这个学生具有抽象思维的天赋和明显的创造才能，而这种天赋和才能在其出生的环境中很难得到发挥。他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职责不仅仅限于给每个未来公民提供扎实的基础知识，还要发现共和国各个领域需要的优秀人才。他终于让马丁的父母相信，他们的儿子要想有前途，必须走出科西嘉去奋斗。1894年小伙子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作为寄宿生进了马赛梯也尔中学就读（马塞尔·帕尼奥尔在童年的回忆录里对这所学校作了很好的描写。这本回忆录以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一个出身低微的青年的成长历程，生动刻画了一个时代的理想，因而成为马丁·塞卡迪最喜欢的一本书）。他没有辜负过去的小学老师的殷切期望，于1902年考上了巴黎综合工科学校。

1911年分派的工作决定了他以后的生活道路。那个工作就是要在整个阿尔及利亚领土上建立可用水引水网。在二十五年多时间里，他全心全意地计算水渠的弧度和管道的直径。1923年他娶了热娜薇耶芙·朱利为妻。她是一位女职员，其远祖为朗格多克人，她家在阿尔及利亚定居已有两代人了。1928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雅妮娜。

对一个人一生的叙述可长可短。无论是形而上抑或悲剧性的取舍，归根到底最后只是按传统刻在墓碑上的生卒日期，寥寥几个字，言简意赅。就马丁·塞卡迪而言，似乎着眼于历史和社会维度是恰当的，无需过多地强调个人特性，而应强调他作为先驱分子参与了社会演变。先驱性的个人一方面被他们时代的历史演变所裹挟，另一方面也是自己选择投身于这种历史演变之中，他们一般都过着简朴而幸福的生活。一个人一生的叙述一两页纸也就够了。雅妮娜·塞卡迪则属于令人泄气的那一类先驱。这类先驱一方面非常适应他们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醉心于“高屋建瓴”地超越这种生活方式，鼓吹新的行为举止，或推广尚且甚少有人效法的行为举止。所以对他们的描述一般要长一些，尤其因为他们的经历更曲折，也更难界定。然而他们仅仅起到历史促进剂的作用——一般是促进历史解体的作用；根本不能为事变指出新的方向——这样的作用通常是属于革命者和先知先觉者的。

马丁和热娜薇耶芙·塞卡迪的女儿，早就表现出了超群的、至少与其父相当的智力，同时表现出了非常独立的性格。她十三岁就失去了童贞（在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这是罕见的）。战争年代（在阿尔及利亚不如说是和平年代），她把时间全都用于出去参加大型舞会，先是在君士坦丁，后来在阿尔及尔。而这一切并不妨碍她每个学期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她通过了中学毕业会考并取得优异成绩，以及可谓坚实的性生活经验，于1945年离开父母，去巴黎开始医学学业。

战后的头几年是艰苦而动荡的，工业生产指数处于最低点，食品配额直到1948年才取消。然而，在少数富裕人群之中，已经出现淫乐消费的最初迹象。这种淫乐消费源起于美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间波及所有人。雅妮娜·塞卡迪是巴黎医学院学生，因而可以说是亲历了“存在主义”年代，甚至在禁忌舞厅与让-保罗·萨特跳过摇摆舞。她对这位哲学家的著作没有多少印象，相反对其人近乎残疾的丑陋外貌印象极深。这个插曲没有后续。她本人姿色出众，独具地中海风情，和许多人有过艳情，后来才遇到正结束医学外科学业的塞尔日·克雷芒。

“你想知道我父亲长得怎样？”多年后布吕诺常这样对人说，“抓来一只猴子，给它配上一部移动电话，你对这位好好先生的尊容就有个概念了。”当时，塞尔日·克雷芒显然根本没有移动电话，不过他身上毛发倒是相当茂盛。总之，他那副尊容绝对谈不上漂亮，但其人流露出十足的阳刚之气，毫不费事就能把那个住院实习女医生勾引到手。另外他有种种计划。去美国的一趟旅行使他确信，医学美容向一位雄心勃勃的执业医生提供了广阔前景。魅力市场的逐渐拓展，传统夫唱妇随关系的破裂，西欧经济起飞的可能性，事实上，上述一切都使医美领域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塞尔日·克雷芒值得称道之处，即他是欧洲头一个洞察这一点的人，在法国更肯定是头一个。问题是他缺乏资金。马丁·塞卡迪对未来女婿这种事业精神颇抱好感，便同意借给他钱。第一家诊所于1953年在讷伊开业。当时十分畅销的女性杂志争相在新闻版报道了它确实令人吃惊的成功。于是，1955年在戛纳高地又开了一家新诊所。

这两口子正如后来人们所称呼的那样，成了“现代的一对”。雅妮娜多半出于疏忽才怀了孕。不过她决定保住孩子，觉得做母亲是女人应该经历的一种体验。再说，妊娠堪称一段愉快时期。1956年布吕诺出生。哺育婴儿不胜其烦的操劳，很快使夫妇俩感到与他们的个人自由不相容。所以1958年两人一致同意把布吕诺送到阿尔及尔的外婆家。这时雅妮娜又怀孕了，但这次，孩子的父亲是马克·杰任斯基。

被难以忍受的贫困逼到饥馑边缘的吕西安·杰任斯基，怀着到法国找工作的希望，1919年离开了他二十年前出生的地方卡托维兹煤矿，到铁路上当了工人，先是筑路工，后是道路维修工。他娶了玛丽·勒鲁，一名出生于勃艮第的女临时工，也在铁路上干活儿。吕西安在1944年盟军轰炸中一命归西之前，让她生了四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马克，在父亲去世时才十四岁。这是一个聪明、认真、有点忧郁的孩子，多亏了一位邻居的帮助，1946年进入百代电影公司当了电工学徒。他立刻表现出了适于干这份工作的才能。只经过简单的学习，摄影指导还没到岗，他就调试好了全套的背景灯光设备。亨利·阿勒很器重他，想让他当助手，而他在1951年决定进入刚刚开始运营的法国广播电视台。

1957年遇到雅妮娜时，马克正在为电视台搞一部有关圣特罗佩文艺界的报道片。他的调查主要是围绕布里吉特·巴铎这个人物（1956年出品的《上帝创造女人》造就了巴铎神话），也涉及某些艺术和文学阶层，尤其是后来被称为“萨冈帮”的那些人。这个天地令雅妮娜着迷，不过她没法进入，尽管她有钱。她似乎真正爱上了马克，相信他具有成为电影艺术家的才能。情况大概也确实如此。他在摄制报道片的条件下工作，用的是轻便灯光设备，通过移动道具，拍摄出种种既真实又平静，完全绝望、惶惑不安的场面，令人想起爱德华·霍珀的作品。他用冷漠的目光打量身边那些名流，兢兢业业地拍摄巴铎和萨冈，仿佛她们是枪乌贼或螯虾似的。他不与任何人交谈，不对任何人示好。他的确令人着迷。

雅妮娜1958年与丈夫离婚，那是在把布吕诺送到她父母家后不久。这是一次好合好散的离异。双方都有错。塞尔日为人慷慨，把戛纳诊所自己那部分份额也让给了她。单单这间诊所就可以确保她有一份满意的收入。她与马克在圣马克西蒙一栋别墅里住下来。马克丝毫没有改变他独来独往的习惯。她催促他搞电影这一行，他表示同意，但没有任何行动，只是等待着下一部电视报道片的主题出现在脑海中。每当她张罗晚宴，他往往更喜欢提前一点时间一个人在厨房里就餐，吃完就去海边散步，恰好在客人们告辞时回来，借口是要完成一部片子的剪辑。1958年他的儿子出生，显然使他不知所措。常常好几分钟呆呆地望着孩子，而孩子非常像他：同样一张轮廓瘦削、颧颊突出的脸，同样一双绿色的大眼睛。不久，雅妮娜就开始蒙骗他了。他可能感到痛苦，但这很难说，事实上他话越来越少了。他常常用石子、树枝和贝壳砌成一个个小祭坛，然后打上强烈的灯光拍摄下来。

他那部关于圣特罗佩的片子在业界获得了很大成功，但他谢绝《电影手册》杂志的采访。1959年春天，他就《伙伴们好！》音乐节目和Yéyé流行乐现象的产生，拍了一部简短尖刻的纪录片，这使他的身价进一步水涨船高。故事片他肯定不感兴趣，两次拒绝与戈达尔一块工作。同一时期，雅妮娜开始与一些途经蓝色海岸的美国人交往。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某种全新的事情正在发生。在大瑟尔附近的伊莎兰，出现了一些社团，其基础是性自由和使用引起幻觉的毒品，而这二者都被认为是为了开放心灵空间。雅妮娜成了弗朗切斯科·迪莫拉的情妇。此人是一个原籍意大利的美国人，结识了金斯堡和阿道司·赫胥黎，是伊莎兰某个社团的创立者之一。

1960年1月份，马克去中国拍摄关于该国正在建设新型共产主义的报道片，6月23日下午回到圣马克西蒙。别墅里似乎没有人。然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一丝不挂地盘腿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听到马克问话，她回答了一句“去海边了”，又陷入了麻木不仁的状态。在雅妮娜的卧室里，一个显然喝醉了酒的胡子拉碴的大汉横躺在床上打呼噜。马克侧耳细听隐约听到哼哼唧唧和嘶哑的喘气声。

楼上的卧室里弥漫着臭不可闻的气味。从玻璃幕墙射进的强烈阳光，把黑白相间的瓷砖地板照得明晃晃的。马克见到自己的儿子在地板上爬行，不时滑到一摊屎尿之中，两眼泪汪汪的，不停地哼着，见到人进来就想躲避。马克把他抱起来，小家伙吓坏了，在他怀里瑟瑟发抖。

马克出了门，在附近一家铺子里为孩子买了一张小座椅。他给雅妮娜写了一张简短的便条，上车把孩子固定在座椅上，驱车向北驶去。到了瓦朗斯，驶上去中央高原的公路。天渐渐黑下来，每次转弯之前，他都要看一眼在后面昏睡的孩子，心里涌起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

从这天起，米歇尔便由退休在家乡约讷生活的祖母抚养。不久他母亲去了加利福尼亚，生活在迪莫拉社团之中。米歇尔直到十五岁没有再见到她。他与父亲见面的次数也不多。1964年，他父亲出发去拍一部关于西藏的报道片。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自己身体挺好，他对西藏佛教表示出强烈的兴趣。尔后他就杳无音信了，一直没找到他的尸体，但一年后官方宣布他失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