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任何一位讨论荷马的作者，都不曾读完从古至今所有关于其诗作的著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前辈的著述，有些更有启发、更有帮助，有些则稍差。本书有个特点或许值得一提：它甚少谈及荷马史诗创作中的“程式化用语”理论。最近四十年中，由米尔曼·帕里的工作开始，这一理论日益主导了英语世界的讨论。这一领域的大量工作，在其自身的技术层面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我想，也许会有人和我一样，因它给诗作本身带来的启示之少而感到失望。我想，已经证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很可能代表了口头诗歌传统的终结。这个论断有一定的重要性：它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以解释荷马史诗的某些特征—重复的诗行、固定而反复出现的特性形容修饰语（epithet）、典型场景。从另一个方面讲，它排除了某些十九世纪分析的可能性：那些分析对词语的重复和些微的不雅穷究不休，从而将史诗割裂成碎片；它也应令我们慎重对待基于此类重复所做出的其他论断。也就是说，它的作用在于检验主观的研究路径，却并没有，也不能在原则上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

即使荷马史诗代表了口头诗歌传统的终结，这也并不能告诉我们，现有的史诗当时是如何产生的。已经有人宣称，“在极深的层面上，帕里—洛德假说定然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关于荷马史诗的文学批评”；[1]甚至说，我们要研究这些史诗，必须先有一个新的“口头诗学”，否则就是无稽之谈。[2]然而，事实证明，创造一个新的“诗学”并非易事，而关于程式化表达的一些新近的研究，对审美理解的贡献，亦未能达到我们的期望。已故的亚当·帕里为其父的论文合集写下了难能可贵的导言，其中谈道：“对于志趣在文学的学者，或是普通文学学生和文学爱好者，全部论证都可能显得狭隘地技术化，以至于未能触及根本的问题—荷马的诗歌……”3过度专注于这些问题，已使一些学者无视在另一传统下所做的宝贵工作。另一方面，认为口头诗歌从本质上与书面诗歌大相径庭的观念，现在也越发显得站不住脚。在《口头诗歌》（Oral Poetry）（剑桥，1977）一书中，露丝·芬尼根揭示了实际文本的研究如何消弭了二者的截然分别（而对新诗学的吁求恰是以此分别为据的）：“在‘口头’和‘书面’文学之间并没有4 4 4泾渭分明的界限”（页2），“我认为，要对马苟恩、帕里等人所设想的口头文体的本质做出精确的概括，这种希望定然破灭”（页130）。我想，我们将不得不继续那些并未在根本上鼎新革故的、审美的方法。我们要保持审慎，避免那些已被作品的口头来源排除掉的论断；同时，我们处理这些史诗的方式，要并不迥异于古希腊人自己曾经对待它们的方式。

其实，较之现代南斯拉夫，古代世界提供的启示更为丰富。首先，大量关于荷马的希腊文评注中，虽然也有不少无价值的材料，但确实包含了许多敏锐而又有建设性的意见；而我对这些材料的利用，比大多数近年的著者都更为全面。除了它们本身的价值，这些评注对检验我们自己的观点也有一定的价值：如果我们在古代评注作品中找到了对这些观点的支持，这往往表明，这些观点至少在古代晚期说得通，在此范围内不算年代误植。

其次，近东的古代文学有类似的作品。显然，荷马和赫西俄德都受到东方源头的影响：[3]这种影响在“黑暗时代”之前和之后都曾引起注意，而近年的研究倾向认为，与黎凡特相隔绝的“黑暗时代”，是一个更短暂的间隔，并非像人们从前认为的那么久。5在神话的层面，诗人们所熟知的乌拉诺斯、克罗诺斯和宙斯的故事，是由胡里安和赫梯源头演化而来的；诸神群会于奥林波斯山的观念，在荷马史诗中至关重要，却在后来的希腊宗教中不见踪迹，这观念则类似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乌加里特文学作品中看到的情景。《旧约》虽看似寻常，其实却是更有价值的比较文献来源。说起来简直有点荒谬：普里查德编辑（1969年第三版）的《旧约相关古代近东文本》（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ed to the Old Testament），是个大部头，价值很高，使用方便；但这部书的存在，却令古希腊学者往往从中引述，以至忽略了《旧约》本身。《旧约》作为受其他近东文化影响的作品集，[4]其相关程度不逊于其他作品；何况它所包含的一些篇章，更具文学特质和文学意义。在关于荷马中宗教之真实性和严肃性的问题上，《旧约》似乎尤其值得关注。

日耳曼和爱尔兰文学中也有一定数量的类似作品。和处理东方的材料一样，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比较和对照，揭示出荷马的独有特质。相关文学和毗邻文明之文学中习见的主题和观念，必须经历特质上的转变，才能融入荷马史诗的独有风格。通过这种比较，我们确有可能深入理解荷马的风格。

最后，我得以在近些年德文作者的荷马研究作品中，找到很多观点契合又有所助益的内容。有迹象表明，在德国，口传理论终于流行了起来；但我认为，我们往往忽略了大量能令我们受益良多的作品。

在荷马史诗研究的领域里，作者和源起的问题是如此经常地主导着讨论，甚至到了凌驾于史诗本身的地步，那么，我多次提及“诗人”甚至“荷马”，也许会显得几近挑衅。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种简略的提法：我想要讨论荷马史诗，但不想每一次都把有关史诗创作的观点表述一遍。这样的提法，也反映了我希望借此书解释并论证的观点：《伊利亚特》是一个整体，尽管大家有时也承认这点，但我认为其整体性体现在更深的意义上，在于它清晰而独特地体现了关于世界、关于英勇、关于生死的观念。如果我们同意这点，那么这种观念本质上应该属于同一个人，很难想象除此以外的情况；而且，我们或许会感到，这部最伟大的希腊史诗，与那个被古代世界奉为最伟大的史诗诗人的名字，二者无法割裂。同样，《奥德赛》也有其自身特有的风格，我已努力将其与《伊利亚特》对比阐释；尽管《奥德赛》的后半部会带来些困扰，把这部史诗也看作一个统一而伟大的创造力的产物，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1] C.Moulton,Similes in the Homeric Poems (1977),12.

[2] 例如J.A.Notopoulos in TAPA 80 （1951），1，“荷马学界必须认识到，该是为一种文学批评奠定基础的时候了，这种批评有着非亚里士多德式的特征，并因口头文学的状貌得以生发（口头文学在风格和形式上都不同于书面文学）。”从状貌生发出来的基础；这种风格的确是够新。3 参见Milman Parry，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1971），l。关于南斯拉夫材料一些有益的保留意见，参见F.Dirlmeier，Das serbokroaische Heldenlied und Homer，SB Heidelberg，1971；另见A.Dihle，Homer-Probleme （1970） 49ff.。“尽管比较研究日趋繁盛，荷马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这一明智论断来自J.B.Hainsworth，JHS 90 （1970），98。“当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口头诗歌）仅仅解释了一半”，引自B.C.Fenik，Homer，Tradition and Invention （1978），90；这也许已经是慷慨的估量了。

[3] 例如T.B.L.Webster，From Mycenae to Homer （2nd edn.，1964）；P.Walcot，Hesiod and the Near East （1966）；A.Lesky，Gesammelte Schriften，36，400；F.Heubeck，Die homerische Frage （1974），167 ff.；以及W.Burkert近年的作品：“Von Amenophis II zur Bogenprobe des Odysseus”，Grazer Beitrӓge，I （1973），69—78；“Rešep-Figuren”，ibid.，4 （1976） 51—80；Griechische Religion der archaischen und klassischen Epoche （1977），esp.pp.282 ff.；“Das hunderttorige Theben und die Datierung der Ilias”，WS 10 （1978），5—21。L.A.Stella，Tradizione micenea e poesia dell’Iliade （1978）也论及这个问题。5 A.M.Snodgrass，The Dark Age of Greece （1971），238，246。斯诺德格拉斯认为，希腊只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中真正与东方隔绝，起止时间“最早不过公元前1025，最晚不过公元前950年”。

[4] 例见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I （1970），68 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