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92年3月10日晚上8时，我蒙神的带领，进入厦门一个破旧的小阁楼，在那个地方，我见到了一些人，一些活在上界的人。神拣选了我。我在听了不到二十分钟福音后就归入主耶稣基督。”[1]1——很多讨论北村创作转型的评论者，都会援引北村自述的这个蒙受神启的时刻，并以1992年为界，把北村的创作分为信仰前的先锋淬炼期和皈依后的信仰写作期两个大的阶段。就北村小说外在的叙事风貌和素材的拣选而言，这样的划分基本合理，北村自己也说“这之后我写出了另一批小说”，“我对这些作品没什么好说，我只是在用一个基督徒的目光打量这个堕落的世界而已”[2]2。不过，倘若我们真的把北村从1980年代中期到2016年出版《安慰书》这三十年的创作贯通起来，就会发现，即便在还显得青涩和刻意的先锋淬炼期，对终极价值的拷问就已经是北村写作主体性体现的重要指向。

早在1987年，他就曾在《上海文论》和《福建文学》上接连发表了两篇以“超越”为关键词的文论，认为：“超越意识就广义而言，就是通过一定的具象，同时穿透了这个具象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形而上的认识世界的规律和法则的统一观念，一种哲学判断、文化意识和价值评价等。”[3]1 这意味着从创作的起点，他就有着鲜明的“超越”具象的自觉。1990年在《文学自由谈》第2期，时年二十五岁的北村发表了题为《神格的获得与终极价值》的创作谈，对残雪、莫言、马原等先锋文学同道的创作做出别致的点评，在肯定他们叛逆性的写作观念的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的创作回避了文学本质的“非终极”性，进而他引入“神格”这一概念，以之为寻找另一条接近“世界真实的本质”的途径。北村说：“对于作家来说，在终极信念之光的照耀之下，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写作、写什么以及怎么写，这四句话是同一句话。”[4]2 可见，在皈依之前，北村一直就在思考作家凭借什么“与这个世界相持”“人类精神原痛苦”，以及生存本质的“形而上的思考”这些带有终极意味的命题，正如陈晓明所言：“北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停留在所谓‘孤独’‘空虚’‘焦虑’等等现代主义的陈词滥调的重复中，而是在一个精神乌托邦的世界里，来反观世俗生活，对超越性的精神价值的绝望寻求是北村始终不懈地追求的主题。因而，他对虚假性的揭露，对怀乡病的丧失，对终极痛苦的迷失，才会如此痛心疾首。”[5]3 这是北村三十多年里未曾更改的写作追求！

有趣的是，在《神格的获得与终极价值》这篇洋溢着年轻人那种特有的焦灼气质的创作谈中，北村在谈及马原和他的叙事圈套的形式感时，表示“形式作为通向终极价值的一个中介，永远是第二位的”，但是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论及如何将“神格”落实在写作的具体实践中，他又对形式独标一格，认为“小说中获得神格必经由一个独在的形式”，只是这种形式“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技术操作层次”，“不进入任何普遍的美术范畴”，它与内容是一体的，“一种终极价值观带来一种终极操作的形式，一旦抽离了它，终极价值将荡然无存。所以，对于终极价值而言，形式是唯一的”[6]1。在笔者看来，文章前后关于“形式”表述的这种龃龉，一方面显示出彼时的北村对自己正参与的先锋写作的形式反叛的意义有了自觉的警惕，单向度技术层面的突围无法为先锋文学找到本质的突破口和光明的未来；另一方面，任何事关终极的写作都不能脱离形式化的过程，而形式的探索又必须以精神作为先在的支点。北村的这个说法与荒诞派戏剧大师贝克特著名的“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贝克特那里，“寻找一种能容纳混乱的形式”被视作是“艺术家的任务”[7]2，他对自我与存在的勘探和对叙事文体的形式实验是胶着在一起的；在北村这里，形式的精神属性与终极追问的形式意味也无法二分。因而，同样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皈依基督之后的北村虽然没有像前期的“××者说”那样，刻意用语言的迷津制造叙事的间离效果，但他也没有放弃对小说形式的深在思考，他后来不同时期的很多小说，如《孔成的生活》《消息》《长征》《安慰书》《嗜睡者》《家族记忆》等都可以放置在现代主义文学的观念框架里加以诠释。

在二十一世纪，当先锋文学的闯将们纷纷归来，再度在文坛攻城略地时，我们会发现，那个当年先锋文学阵营里和而不同的执着于终极意义的思考者其实从未走开。用北村自己的话说便是：“从我十六岁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开始，我从来不曾因失语而结束我的创作，我会一直写下去，从不担心写不出或没东西可写，因为我写的是我自己。江郎才尽与我无缘，因为我从来不靠才华写作，我的写作皆来自启示和试炼。”[8]3

因此，依照逻辑的惯性和讨论的便宜，本书接下来对于北村作品的分析也会以时间为序，按一个大致递嬗的脉络展开，但我们依然倾向于把北村前后的创作视为一个整体，力图呈现其“神格”写作在新时期和新世纪文学中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

[1] 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2] 同上。

[3] 这两篇文章是《上海文论》1987年第1期的《超越意识：超阶段和超实体——文学超越意识沉思录之一》和《福建文学》1987年第2期的《小说现状和模式的艺术思考——文学超越沉思录之一》，引文出自前一篇。

[4] 北村：《神格的获得与终极价值》，《文学自由谈》1990年第2期。

[5] 陈晓明：《北村的迷津》，《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

[6] 陈晓明：《北村的迷津》，《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

[7] 参见李维屏：《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10页。

[8] 北村：《文学的“假死”与“复活”》，《厦门文学》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