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从高密东北乡到斯德哥尔摩
一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1]平安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文革”开始之后，小学尚未毕业的管谟业辍学回家务农，做过临时工。1976年参军，历任警卫员、副班长、文化教员、政治教员、保密员、宣传干事等。1981年在一家地区性文学刊物《莲池》上发表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开始进入文坛。1984年，莫言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5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轰动。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红高粱》，引起更大的轰动。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6月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文化部工作，成为专业创作员。在这几年里，他创作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如《枯河》《欢乐》《红蝗》《爆炸》《球状闪电》等。1988年根据莫言原著改编、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同年，莫言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学习，199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从部队转业到《检察日报》任记者。自1990年代初以来，莫言连续写出了《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多部长篇小说，及《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师傅越来越幽默》《拇指铐》《司令的女人》等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先后获得“大家·红河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红楼梦奖”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韩国“万海文学奖”等多项国内外文学大奖。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以上是莫言的简短履历。这个简历看上去并无多少特异之处，但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为现代汉语文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试想，如果当代中国文坛少了这个人，无疑会一下子黯淡了许多。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居然是一位农村出身的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写作者。莫言的文学成就堪称当代中国文学界的奇迹。
莫言的小说世界对应的现实空间，是他的故乡——山东省高密东北乡。他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被安置在故乡的空间来展开。他将这个方圆不过几十里的北中国的乡村，通过文学，成为文学世界的中心，一个个神奇故事的策源地。这个坐落在胶东平原的村落，历史上并无特别的大事可记，也缺乏圣贤名流、达官贵人的可资夸口。但他们那里却有着伟大的说书、讲故事的传统。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蒲松龄的怪异故事的提供者。在他们的故事世界里，充斥着狐妖蛇怪、魑魅魍魉。当然，毫无疑问，这些怪异的事物实际上是他们心目中现实世界的真相。莫言正是这些讲故事的人的现代传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莫言，一直耳濡目染这种种的奇异故事，同时，现实生活也为他提供了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奇观和异事。这一切——现实的和讲述中的——都成为莫言写作的重要资源。
关于少年时代的莫言的经历，他本人在许多回忆性的散文和访谈录中，都有过较为详尽的谈论。在这些谈论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他的“辍学”。少年莫言在高小阶段因与学校发生冲突，被勒令退学，之后他不得不回家务农。对于一位十一二岁的少年来说，失学在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耻辱。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未成年人又无法承担沉重的农业劳动，只能作为半个劳动力。于是，他不得不混迹于同样作为半个劳动力的妇女和老人中间，从事相对较轻的体力劳动。与这些人在一起劳作的经历，对于莫言来说，是一笔难得的财富。田间地头就是他的课堂，野老村妇就是他的老师，从那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鲜活的知识，有趣的故事和传说，各种生机勃勃的俚语、粗话，也可以领略乡间底层文化魅力。他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这一切，正是莫言文学想象力和语言的源头活水。
辍学经历带来的另一重影响，是对少年莫言的求知欲的刺激。这位渴求读书的少年，却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让他陷入极度的知识饥饿状态。正如他在那个时代所经受的肉体的饥饿一样，知识上的和精神上的饥渴同样强烈地折磨着他。这促使他寻找一切可能找到的书籍来阅读。在知识的世界里，他像一匹贪吃的小兽，贪婪地寻找一切可以入口的东西。他是文学荒野上的野生动物，饥肠辘辘而又充满野性活力。他几乎读尽了那时可以找到的一切书籍：流行的样板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少量的所谓“禁书”。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缺乏足够的文学性的读物，填满了少年莫言饥渴的知识肠胃，虽然算不上营养丰富，但也让他得以在精神上长大成人。在那个时代，谁又不是靠着这种粗糙的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长大的呢？相比于按部就班的文学教育，这种发自内心之热爱和出于饥渴的追求，更接近于文学最原初的生命状态。
二
另一种生活经历对于莫言来说，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其“军旅生涯”。漫长的军旅生涯，是莫言人生中最为重要的阶段，也是他在文学上的生长期和成熟期。如同青春发育期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一样，作为作家的莫言的这一阶段，是在部队里开始和完成的。
参军，对于许多北方农村青年来说，是人生的一个梦想，也是其命运改变的初阶。在那个时代，农民身份是一种咒诅，意味着他得终生被捆绑在贫瘠的土地之上，囚禁在闭塞的乡村故土，得依靠终年艰辛劳作，勉强得以糊口。而且，这种身份还是世代相传的。祖祖辈辈都得过着同样的艰辛日子。参军，意味着可以至少是暂时地脱离土地和劳作，脱离那片土地上充斥的肉体上的饥饿和精神上的苦闷。在部队，可以不愁吃穿，还能学到文化和技术，某种谋生手段。在和平年代里，这对于农村青年来说，不失为一个上好的选择。如果自己有点儿文化和能力，又努力表现，再加上一点儿运气的话，还有可能入党、提干，成为军官。而军官提升到一定的级别，就能够常驻军营，而且还可以让家属随军。即便日后退役转业，也可以到地方上成为国家编制的干部。这也就意味着——他及他的妻子儿女，从根本上脱离了农村，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农民来说，可以说是一步登天的命运转变，不亚于登科中举。这种农村青年的艰苦梦想，在其他来自乡间的有部队背景的作家，如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柳建伟等人的笔下，都有过充分的揭示。到了1980年代，这一梦想的实现路径，被考大学所取代。
莫言的军旅生涯也循着这一惯常的路径行进。他在连队里入党，被提拔为干部，文化教员，通讯员……一步一步成为具有文职性质的军官。然后，从那里开始了他最初的写作生涯。他自称是为了过上“天天有饺子吃”的日子而开始文学写作的，这一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部分是实情。物质生活的诱惑，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强大精神驱动力。
在莫言开始写作的时候，也就是1980年代的初期，中国大陆的文学界基本上是由两类人平分天下。一类是中年一辈作家，他们大多有一些不幸的遭遇，当过“右派”，后获平反，即所谓“归来者”一群，或者是“文革”期间的黑暗政治的受害者。另一类是莫言的同时代人，他们相对年轻一些，但大多数属于“知青”族群，他们都有过“红卫兵”时期“造反”的辉煌经历和上山下乡的光荣磨难。这一代人总体上相信，归根结底世界是属于他们的，尽管实际上他们几乎是完全被现实所抛弃的一代。这两类人作为文学写作者，却有着许多优势：比一般人更好的文学修养，不凡的生活经历，以及由这些经历所带来的更多、更早的文学上和政治上的自觉，因而也就能较好地迎合当时的文学主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他们支配着文学的主潮。
但莫言不属于这两类人，按照当时的文学观念，他在写作上毫无优势可言。1980年代初期，莫言最初的一批小说发表在几家地区性的文学刊物上，也并未显出有多少特别之处。他差不多仍然沿用当时最通行的一些小说写作模式，或者说，多少有些在刻意模仿“右派”一代或“知青”一代的写作。如描写美好的人性（如《春夜雨霏霏》等），写特殊年代里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干群关系（如《黑沙滩》等），至于那些描写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的作品（如《丑兵》《白鸥前导在春船》等），则基本上是当时所谓“军旅文学”描写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典型套路。所以会有专事“军旅文学”研究的专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将莫言划归在他的研究领域。的确，如果没有后来的转变，莫言确实就会往“军旅文学”的道路上发展，这样，我们就会多了一位新时期的杜鹏程或峻青。其实，在莫言之前，已经有了一位这样的作家——李存葆——这就足够了。后来，莫言还写了一些与军事多少有些关系的作品，如描写战争年代所发生的故事的著名小说《红高粱家族》，这似乎为那些“军事文学”专家提供了言之凿凿的证据。他们认为“战争”是莫言的另一大题材类型，并将其所谓的“战争题材”小说之列，与朱苏进等作家的小说一起，视作当代“军事文学”的第三次高潮的代表。[2]这种文学分类法显然与依照现行政治制度的社会阶层划分原则有关。从文学上看，却很难将凡是涉及打仗的都称之为“军事文学”或“战争文学”。比如，马原、洪峰，甚至格非都写过战争，甚至有可能写得比莫言笔下的战争更像战争，但不会有人将这些作品归于“军事文学”。莫言在一次演讲中，回忆了自己在《红高粱家族》创作之初，关于战争及历史题材的文学的想法，他写道：
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
……
我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的小说追求的是再现战争过程。一部小说，常常是从战前动员开始写到战役的胜利，作者注重的是战争过程，而且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这样写绝对写不过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即便写得与老作家同样好也没有意义。我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3]
由此可见，莫言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位生活在部队里的作家而已，他也并没有朝“军旅文学”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事实上，莫言在1983年发表的《售棉大道》和《民间音乐》，以及1985年发表的《大风》等小说，已经改变了这种发展可能。这些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作者对于生活理解的丰富性和观察力，已不是一般“军旅生活”所能局限的，而其在叙事上的表现力亦非一般“军旅小说”所能企及。老作家孙犁就从《民间音乐》中发现了一种“空灵之感”，并倍加赞赏。而所谓“空灵之感”显然很难与“军旅”之类的东西有多少瓜葛。可见，莫言的身份很特别，也很尴尬。但正是这种身份的特殊性，使得莫言的写作较少被特定的题材领域所局限。
三
文学走向世界，这是1980年代中国作家的巨大梦想。而且不单是文学，“走向世界”也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的梦想。这种梦想首先由体育这个相对较少意识形态属性的社会文化类型彰显出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即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在体育领域，尽可能地向世界开放。中国人积极地参与国际体育赛事，并通过努力夺取更多的比赛金牌，来实现这一梦想。
1984年，中国在1949年之后首次派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这是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二十三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这次运动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数枚金牌，尤其是女子排球队夺得冠军，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时间举国欢庆，进而将女排精神上升为国家的精神文化之代表的高度。
文学走向世界的梦想也是同样强烈。当代中国文学家像整个国家的各个领域一样，急于追赶世界，追赶世界首先就是追赶“现代派”。“现代派”种种技法，都想尝试一番。
1980年代初，作协系统组织过许多笔会、文学讲习班、写作培训班一类的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80年的一次。1980年夏，中国作协组织一批作家到北戴河休养，这次休假生活，却成为一场关于文学写作的“现代派”问题的讨论，进而推动了现代主义进入中国文学的进程。休养的人员包括当时的一批著名作家、文学杂志编辑及文学评论家，如王蒙、刘心武、林斤澜、高行健、叶文福、苏叔阳、冯骥才、李陀等人。他们一边休养，一边安排相关人员讲授文学课程。在中国作协外联部工作的高行健是讲员之一，负责讲授西方现代派小说诸流派的写作技巧。这一讲稿后来整理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小册子出版。[4]有趣的是，在二十年之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旅居法国的高行健获得了200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对高行健讲课的反响，刘心武、李陀等人在讲习班结束之后，继续就所谓“形式探索”问题展开讨论，他们以通信的形式，将问题进一步具体化。这一组通信后来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上。这次活动以及后续讨论，引发了接下来几年时间里中国文学界追求“形式探索”的所谓“现代派”热潮。无论是高行健的讲座还是刘心武等人的通信讨论，问题的枢纽在于如何将现代主义解释为一种纯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尽可能将现代主义艺术手法，诸如意识流、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与意识形态剥离，强调艺术表现技巧有独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足的美学价值。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现代派”不被主流文学所接纳，主流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时而开放，时而闭锁。但将现代主义局限于“形式探索”，多少获得了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一般认为，有限的形式探索和写作技术的借鉴，并不会动摇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相反，它可能有益于社会主义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也符合改革开放的勇于探索的时代精神。虽然这种有限探索，在日后依然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受到了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而且，在现代主义的风格探索方面，收效也甚可疑，但它为日后在年轻一代的写作者那里的“先锋主义”浪潮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当然，相比其他领域而言，文学的情况相对比较复杂一些。但强烈的“诺贝尔焦虑”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文学艺术方面也一样，甚至更为强烈。中国文学界在进入到1980年代时，开始真正关注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对于一些人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或可视作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游戏，但有几次颁奖却不那么简单。一次是1968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获奖，另一次是1980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获奖。前者获奖事件表明，亚洲作家，尤其是以描写东方人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价值观念以及美学趣味的作品，也可以获得世界性的认同，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后者获奖，尤其是拉美作家连续获奖，则意味着政治上动荡不安、经济上并不发达、文化上并不纯粹的、欠发达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他们的本土化写作，也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经典。另一方面，这一类作家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是本土的，同时也是现代的。他们注视着本土的一切，但他们的眼光已经是现代的。卡夫卡、普鲁斯特、博尔赫斯、T.S.艾略特等现代主义伟大作家，以及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现代文艺思潮，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学传统。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米兰·昆德拉的影响。这位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著名的小说家，在处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私人日常生活之间的微妙关系方面，提供了一种富于启发性的模式。文学并不脱离政治，但文学既不是为政治服务的，也不是简单地作为政治控诉和政治抗议而存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是人们，尤其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它还是其生活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昆德拉的小说《玩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等，在处理这一类题材和主题方面，提供了若干精彩的范例。1980年代中后期，作家出版社连续推出了昆德拉的一系列作品，给当代中国作家以极大的影响。
事实上，年轻一代的写作者的观念更加开放，他们从一开始就与现代主义打交道，在1980年代蜂拥而至的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思潮中浸淫。许多在老一代作家看来至关重要的、有争议性的文学问题，在新一代的写作者那里，已经不成为写作上的障碍。而另一些问题，诸如文学虚构如何可能，文学经验如何回应当下的生活经验，文学语言问题，等等，反倒是至关重要的。在向世界开放的语境中，必须重新思考“传统—现代”“乡村—城市”“东方—西方”“第三世界—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诸矛盾范畴，并通过现代汉语写作来作出回应。这些范畴又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在这种矛盾、冲突和共在的语境当中，展开对复杂现实的观察和表达。“传统—现代”“乡村—城市”“东方—西方”“第三世界—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重要观念范畴，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特别是莫言的文学的美学坐标。这些个要素纠结在一起，有时会成为问题，有时会构成一幅斑斓的拼图，但大多数情况是某一二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形成了某一类文学景观。
四
从高密东北乡通往斯德哥尔摩的路途上，1984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切都得从1984年开始讲起。
“1984”——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本名叫《1984》的书，这个年份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标记。实际上的1984年当然没有奥威尔所预言的那么重要，即使是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它也只能算作平平常常的一年。但就在这一年，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正在酝酿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一年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悄悄地影响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就文学和思想文化而言，1984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捩点。
这一年被称为“方法年”，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各种各样的来自现代西方世界的新观念、新方法蜂拥而至。所谓“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被当作全新的理解世界的方法，引起人们的兴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观念也影响到中国，“文化”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进入中国人的意识，它不再是一个政治概念。新的文化意识也影响到文学领域。
在文学上，1984年开始兴起所谓“文化寻根运动”热潮。以韩少功、阿城、李杭育等人为代表的作家们，忽然强烈感受到文学中的文化缺失所带来的致命缺陷。之前的当代文学，总是紧紧追随着社会现实生活，尤其是其政治经济生活的步伐，在政治上或正确或谬误，常常成为作家及其作品的评判尺度，或红极一时，或被打入冷宫。1980年代初，人们呼吁文学回归人性、人的价值，似乎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和解放，但所谓“人性”“人道”等人学范畴，也始终无法割断人之社会属性的制约，而且，有时这种制约还是相当强势的。因而，文学属性的论争，也就始终在“人性”与“政治性”的矛盾冲突的范畴内纠缠不清。而文学艺术的文化属性概念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这种概念陷阱。
关于“寻根文学”的来龙去脉的澄清，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已有众多的、程度不等的研究。关于“寻根文学”所援引的文化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文学写作的推动力，这个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的研判和阐释。但这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关注的是，在“寻根文学”的热潮中，莫言的写作也发生了某种变化，而且莫言一度还被视作“寻根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之一。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寻根”热潮，跟拉美“爆炸文学”的关系密切，或者说，所谓“文化寻根”思潮，在作家那里，与其说是被文化理论所驱动的，不如说是被拉美文学所驱动的。首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1982年，马尔克斯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作品，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性的文学事件。这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及“爆炸文学”潮流的直接肯定。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爆炸文学”，裹挟着一场巨大的“魔幻”风暴，席卷了一百年的孤独和喧嚣。这对于1980年代的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来说，犹如一场精神地震。几乎整整一代小说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种影响，如韩少功、余华、苏童、格非、阿来等。他们的作品虽然并不一定都有所谓魔幻风格，但或多或少都有马尔克斯的印记。
在对马尔克斯以及相关前辈作家的模仿当中，孕育了一个时代的新文学。它是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种子，一个时代文学新生命，就从这里诞生。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同弗兰茨·卡夫卡、威廉·福克纳、豪尔赫·博尔赫斯、阿兰·罗布—格里耶、米兰·昆德拉等人一起，成了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话语的“源代码”。
毫无疑问，“魔幻现实主义”激活了当代中国作家的想象力，使他们得以从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注意到文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联，尤其注重那些东方文化传统中的神秘主义的部分，以及这种文化观念所带来的复杂而隐秘的世界观念。这种观念又可以帮助作家看到一个更加丰富和更加奇妙的世界图景。但是，这种影响也有其负面性，即作家们过分追求故事和情节的神奇性和魔幻性，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或因这种魔幻性而削弱了文学介入现实的力量。如此一来，文学非但没有激活本土文化传统的精神性因素，反而陷于肤浅的对“奇景化”效果的追逐。“魔幻现实主义”就像蛇一样纠缠着我们，成为我们的魔咒和无可克服的巨大障碍。正因为如此，莫言的写作，尤其是其成熟期的写作，对这种影响持有相当的警惕。莫言声称自己一直在同马尔克斯这样的前辈作家搏斗——既在影响下成长，又必须始终努力克服这种影响。
对于莫言个人来说，1984年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莫言写作生涯中的一道分水岭。这一年，他撰写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这是莫言的小说艺术成型的标志，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和基本艺术风格在这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这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也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发表，随后，莫言又发表了著名的《红高粱》及其相关系列中篇小说。莫言在中国文坛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这一切都表明，当代文坛正式接纳了这位新晋作家，而且，他一出场，就冲进了先锋主义文学浪潮中。莫言的这些作品与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以及稍晚一些时候的残雪的《黄泥街》、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作品一道，标志着当代中国小说写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引起了文坛巨大的轰动，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整个当代中国小说的面貌。很快，在《红高粱家族》基础之上改编、由著名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也获得巨大的成功，并赢得了国际影坛的认可，小说与电影相得益彰，进一步扩大了莫言的影响。接下来，莫言又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并以其独特的风格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1980年代中期的那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改变了二十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的格局，也对未来中国文化进程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小说家莫言则是这场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和重要的精神代言人。从《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系列”的发表以来，莫言以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语言风格和蓬勃的文学创造力，在同时代作家中脱颖而出。作为先锋派作家的莫言，并未因其小说形式上的先锋性，而放弃对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境况的关注，同时，也并不因为对写作的伦理承诺的恪守，而把叙事艺术处理为一种简单粗劣的道德美餐。而这两个矛盾方面，正是当代中国作家难以解开的死结。莫言以其不同一般的艺术智慧，为解开这一艺术死结提供了精彩的范例。
五
莫言的乡村生活经验，既是其文学灵感的源泉，同时也常常成为一种障碍。乡村经验有时会是文学现代性的难题之一，尤其让二十世纪中国作家颇感为难。在莫言笔下，即便是带有现代社会色彩的都市生活或军旅生活，也常常透露出浓郁的乡间气息。一支由乡村闲散人等拼凑起来的作战队伍，在野地里打埋伏。（《红高粱》）农村出身的士兵休假返乡探亲，一路上的愁绪和焦虑，也仍是一些乡间的烦恼。（《战友重逢》《金发婴儿》等）在城市大街上游荡的仍是类似于在乡村野地里出没的狐狸精似的美人。（《长安大街上的骑驴美人》）
“文革后”的新文学最初所标榜的，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恢复和继承，它在文化历史观念上依然承袭了“五四”时期的传统。在涉及中国乡村生活的作品中，更多的是表现政府的“新经济政策”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的新面貌，如高晓声的小说《陈奂生上城》。受惠于国家权力机构所推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农村，农民在文化上依然保守、愚昧、落后。也就是说，经济制度的变化尚且只能改变农民的生活状况，甚至反倒强化了农民的只注重实利的小农意识。于是，作者发出对现代化的更进一步的呼吁，即要求对农民在文化上和精神上进一步改造。
在这方面，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颇具代表性。故事的地点鸡头寨是一个十分偏僻的南方村庄。外面的世界——千家坪。一个出门闯荡的青年人，从外面的世界带来了一件新文明的象征物——一双皮鞋。这个年轻人穿着“文明”的皮鞋走在乡间古老的石板路上，发出奇异的“橐橐”声，引起乡民们的诧异和不安。它是“文明”世界对古老乡间征服的最初的脚步。即便是铁凝的《哦，香雪》这种带有浓重抒情色彩的故事，也通过乡村少女香雪与铁路列车之间的戏剧性冲突，来寄托乡下人对远方都市和工业文明的向往和想象。
在现代文学史上，乡村题材的文学数量众多，但总是面临非此即彼的价值评判。这是一个难题。在伦理的和美学的价值天平上，乡村的位置摇摆不定。现代作家或者将乡村视作在文化上代表着愚昧、落后、闭塞、保守，甚至野蛮，是有待现代知识分子予以启蒙和拯救的对象。或者以另一种方式来面对，将乡村美化为世外桃源，象征着与大自然的和谐，是天然、清纯、质朴、勤劳、友爱等人性价值的所在，恰恰是对现代性文化的偏执和缺陷的弥补及挽救。乡村文化或赞美或批判的冲突，始终伴随着整个现代汉语文学。而在1980年代开放的现代性语境中，人们对于乡村文化的评价，相对以负面居多。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范例。比如，在威廉·福克纳笔下，美国南方乡村的生活场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和鲜活。福克纳笔下的乡村生活，并不因为美国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而显得暗淡无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所写的马贡多小镇，虽然不能说是完全的乡村，但同样也有着相当程度上的闭塞和保守，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当然，马贡多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在它的内部，充满了喧嚣、嘈杂和混乱不安。这些案例在提醒我们，需要在现代主义语境中，重新审视乡村经验，重新思考乡村文化的价值。
莫言的写作当然也深陷这一境遇当中，或者说，这种复杂的文化境况，是他的写作的现实语境。莫言在文学上的精神传统首先是一种本土传统。从他笔下的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艺术渊源。他的故乡山东这个地方，本就是一块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土地，其中蕴藏着丰富强大的民间文化内容。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是莫言的同乡，《聊斋志异》与古典中国的民间文化和乡野传说，以及平静温和的乡村生活中所潜伏的欲望和狂想。这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南美小镇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魔幻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威廉·福克纳对美国南部乡间生活中的喧哗与骚动的揭示，甚至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对顿河的哥萨克生活的史诗化的再现，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
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可以说是在经历了文学观念变革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文学样式。在这部作品中，莫言重新处理了他所熟悉的题材和主题：乡村、传统、民俗、历史、革命、战争、暴力、爱情、死亡……他为传统的乡村题材、战争题材、历史题材的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供了新的表达样式。
自《红高粱家族》之后，莫言的小说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最初是中篇小说《爆炸》，紧接着是《欢乐》。
《欢乐》发表在1987年《人民文学》第1—2期合刊上。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欢乐》是该期杂志的头条，同期上刊载的其他小说有刘索拉的《跑道》，马原的《大元和他的寓言》，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北村的《谐振》，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等等，以及诗歌作品，如廖亦武的《死城》、伊蕾的《单身女人的房间》等。新的编辑部还就这一期发表了“编者的话”，题作《更自由地扇动文学的翅膀》。从上述作品目录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题材上还是在表达方式上，这些作品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主流文学观念所框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范围。文学渴望更多元的和更自由的表达，这一期杂志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带有强烈现代主义色彩的所谓“先锋文学”，正在登上主流文坛舞台的中心位置。
但“自由的翅膀”很快就被折断了。该期杂志被禁止发行，已发行的也被勒令追回，有关部门对本期杂志上的部分作品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新上任的主编、著名作家刘心武被免职。在这一期发表作品的诗人和小说家们也难以幸免。首当其冲的是马建，然后是莫言，还有其他同期作家，他们本人及其作品，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多年之后，作家余华描述了莫言及其《欢乐》在当时所遭遇的险恶处境：
了解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人，几乎都知道在八七年出现了一部著名的小说——《欢乐》，同时也知道这部作品在问世以后所遭受到的猛烈攻击。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攻击来自四面八方，立场不同的人和观点不同的人都被攻击团结到了一起，他们伸出手（有些人伸出了拳头）愤怒地指向了一部不到七万字的虚构作品。
于是《欢乐》成为了其叙述中的主角齐文栋，虚构作品的命运与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重叠到了一起，齐文栋内心所发出的喊叫“……富贵者欺负我，贫贱者嫉妒我，痔疮折磨我，肠子痛我头昏我，汗水流我腿软我，喉咙发痒上腭呕吐我……乱箭齐发……”也成为了虚构作品《欢乐》的现实处境。[5]
如今来看，这些事情可能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在当时，却有可能给一位作家带来灭顶之灾。一个时代的文学纠察依仗着道德的或别的什么方面的宝剑，四处搜寻攻击的目标，以显示自己拥有高人一等的审判权。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审判者的形象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雾霾之中，不复被人所关注，《欢乐》的美学光芒反倒益发绚烂。但那些政治的或道德的审判声音并未彻底销声匿迹，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和处境中，针对莫言的不同作品——《丰乳肥臀》《檀香刑》《蛙》等——这种叫嚣声都会发出刺耳的回响。
之后，莫言又推出了诸如《欢乐》及《红蝗》《球状闪电》等一系列中篇小说，以及一部内容怪异，充满了扭曲、残酷的死亡之喧嚣的长篇小说《十三步》。这一批小说，是莫言风格真正成熟的标志。《欢乐》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语言的奇观。它的话语的洪流汹涌澎湃，冲击着现代汉语的河床。《欢乐》并无特别的题材，也没有重大的主题，一位中学生在弥留之际，他的意识中的一切经验和感受，蜂拥而至，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一股股意识的激流。在这一股股湍急的意识流中，混杂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中小学教科书中的科学知识，语文课本、报纸杂志上的陈词滥调，日常生活中的闲言碎语，标语口号，爱情的絮语，情欲的梦呓，充满焦虑和厌烦的内心独白……这些言辞和句段，混杂和扭结在一起，互相纠缠和搏斗，漩涡一般席卷了主人公的头脑，也构成了一个现代中国人全部的语言处境和精神环境。《欢乐》不仅是对现代人精神处境的深刻揭示，同时也是对现代汉语文学表达力的极限的挑战。有了《欢乐》，我们才可以说，文学世界有了一种“莫言式”的文学。
差不多与此同时出现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以一种相当传统的写实手法，写到农民们的艰辛和痛苦。这部作品由于技法上的传统风格，往往容易被评论界所忽略。事实上，《欢乐》与《天堂蒜薹之歌》分别反映了莫言写作的双重面向：以语言艺术突破表达界限的迂回穿插和面向现实世界的正面强攻。《天堂蒜薹之歌》显示出了莫言的不同一般的写实功力和深切的现实关怀。他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与农民之间的深切情感，超越了任何技术层面的价值。在这部小说中，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深情和清晰可辨的画面感，以及强烈的道德勇气和现实批判力。这些美学和伦理要素，在莫言日后的作品（如《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中，仍有强弱不等的回响，只不过没有《天堂蒜薹之歌》这么直接，这么强烈。
进入到1990年代，莫言出版了一部艺术上极为杰出的长篇小说《酒国》。[6]《酒国》堪称是莫言小说艺术的集大成之作。小说的主要线索是一位名叫丁钩儿的高级侦察员奉命调查发生在酒国市的一桩要案——“红烧婴儿”案。主线依照侦破小说的结构，其中穿插了酒国市酿造大学勾兑学博士研究生李一斗与作家莫言的通信，以及李一斗寄给莫言的一系列短篇小说。这三个毫不相干的故事部分结合在一起，相互配合和补充。通过丁钩儿的侦破行动，小说展示了酒国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酒国》将虚构与现实、梦幻与经验、狂欢与理性等一系列文学手段和形态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结构奇特、风格芜杂的文本。从叙事艺术方面说，它同时也是先锋小说艺术的集大成之作。通过李一斗寄给莫言的小说，几乎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各种各样小说，从《狂人日记》到武侠小说，再到魔幻小说、先锋小说之类，都戏仿了一遍。所以，如果要对《酒国》作出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概括，那就差不多等于是要概括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史。
1995年，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开始在《大家》杂志上连载。同年，获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这是当时国内奖金数额最高的文学大奖。老一代军人作家徐怀中对《丰乳肥臀》的肯定性的评价，很值得记录在此：
从黄河里舀起一碗水，不难看到碗底的泥沙。不过我们站在河边，首先感到的是扑面而来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丰乳肥臀》是一道艺术想象的巨流，即或可以指出某些应予收敛之处，我仍然认为是长篇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五十万言一泻而下，辉映出了北方大地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云。苦难重重的战争年代，写得尤为真切凝重，发人深思。书名似欠庄重，然作者刻意在追求一种喻意，因此在我看来不是不能接受的。[7]
《丰乳肥臀》的得奖，给莫言带来的并不是荣耀和快乐，而是无穷无尽的麻烦。这部作品使莫言又面临着与1987年时同样的，甚至比那时更为严峻的处境。甚至有人专门办了一份小报，用来作为攻击莫言的阵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有数十篇文章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向他开火，而且首先是要从政治上指控他。从小在误解和屈辱中长大的莫言，对此并不陌生，但他要独自顶住这种政治压力，依然是艰难的。
来自政治方面的刺刀固然令人生畏，来自文学界的美学利刃也同样寒光逼人。针对《丰乳肥臀》的美学批判也鼓噪一时。批判锋芒首先指向《丰乳肥臀》这个书名，它让一些文雅之士感到不适。进而指向莫言的泥沙俱下、雅俗混杂的语言风格，指责其背离了所谓“审美”原则，而沦为所谓“审丑”癖好。最终转化为道德审判，将莫言对女性与母亲的乳房和臀部的称颂，视作莫言本人格调低下、心理扭曲的证明。正如我们日后所看到的，面对这些在美学斗篷掩盖下的道德匕首的攻击，莫言没有做出正面反应，而是以将这种美学风格更加极端化来作为回应。
在这样一种压抑的处境中，整个1996年莫言没有发表任何作品，1997年除了与人合作编了一部话剧之外，也没有发表任何作品。莫言是一个勤奋的作家，也是一个写作速度很快的作家，像《欢乐》这样的小说他只花了十几天的时间，《丰乳肥臀》长达五十万字，也只写了两个月不到。但这一次却有长达二年以上的时间几乎无所作为，可见这个事件对他的影响之大。
《丰乳肥臀》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有着史诗般的恢弘，记载了一个家族，同时也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近百年的历史。一个普通的母亲，生养了八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生养众多带给她的并非福祉，而是更多的苦难。如在《欢乐》中齐文栋的母亲一样，《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再一次成为莫言颂赞的对象。这不是一般意义上对母爱的歌颂，而是带有宗教意味的，对于苦难和爱的颂赞。母亲形象混合了一个苦难民族的底层妇女的各种各样的经验。时间和苦难败坏了母亲，吸干了母亲的生命的汁液。而母亲强大的生命力和母爱，成为其后嗣生生不息的土壤，如同大地一般承载着苦难和丰收。这一形象与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中的老妇遥相呼应，塑造了一个在暗夜的旷野中屹立于天地之间，如石像一般，向着洪荒宇宙呼号的母性形象。而母亲的每一个子女的命运，成为这个民族在二十世纪的命运的写照。各个阶层、各种政治力量，都介入到上官家族中，搅动着这个家族，带给他们或荣耀、或耻辱、或灾难、或欢欣。至于她的唯一的儿子上官金童，一个无能的废物，寄生在母性（母亲和姐姐们）身上的昆虫，则是莫言对男性文化以及由男性所主导的历史文化的强烈批判。我们可以从《红高粱家族》中关于祖孙三代人的命运中，看到这种生命力退化现象。关于生命力之历史性的衰颓的批判，是莫言笔下的基本主题。
《丰乳肥臀》事件之后，莫言从军队转业至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属的《检察日报》任记者。此时，他的生存处境才开始有所好转。由于新的职业的需要，他写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红树林》。这是一部与反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有关的小说，虽然仍保有基本的文学品质，但也看得出，这种负载着外在使命的写作，实在是勉为其难。与此同时，他开始发表新的中短篇小说，如《拇指铐》《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等。1999年更是莫言创作上新的丰收的年份，发表了《师傅越来越幽默》《野骡子》等一批中短篇小说。从这一批小说可以看出，莫言的创造力十分旺盛，小说艺术也臻于圆熟，叙事上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他在这些作品中积蓄了一种强大的艺术能量，也可以看作是为即将到来的更高强度的写作的一种预演和助跑。
六
进入到二十一世纪，莫言连续推出四部长篇小说，标志着莫言的文学写作达到了巅峰状态。最先出版的是长篇小说《檀香刑》。这也是一部饱受争议的作品。相对于1990年代，争议和批判之声要弱很多，这也表明，随着时代的变迁，公众对于文学的宽容度在增加。当然，另一方面，也表明对文学的关注度在削弱。
小说在庚子拳变的历史背景下，展开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命运。这部作品的结构很特别，人物设置也很奇妙。赵甲，一个负责实施酷刑的刽子手，痴迷于这门古老的残酷技艺，他像一位艺术家，又像是一名科学家，致力于将酷刑技术化和艺术化。而他要惩罚的对象孙丙，却是他的亲家，儿媳妇孙眉娘的父亲，义和团的首领之一。下达刑罚令的，则是当地官员，县令钱丁。他与人犯孙丙的女儿孙眉娘暗有私情，同时也是一个重乡情人伦的“父母官”，却又在西洋军人和上级官僚面前无能为力。孙眉娘是小说中的灵魂人物。她以美貌和妖媚而引人注目，可生活偏偏要她来担当厄运。她与蒲松龄笔下的充满魅惑而又富于人情的狐仙妖精一脉相承，也是莫言笔下经常出现的年轻女性的形象，如戴凤莲（《红高粱》《高粱殡》）、怀抱鲜花的女人（《怀抱鲜花的女人》）、孟喜喜（《冰雪美人》）、骑驴美人（《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等。她们的美丽惊艳而又纯粹，超凡脱俗而又散发着迷人的妖气，与世俗的生活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仿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精灵，来搅乱或挽救现实生活的。以孙丙为代表的乡民，在文明冲突背景下显得愚昧而又单纯，他们的行为荒诞而又真诚。莫言对他们的态度十分复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笑其荒唐。此外，更多了一层感同身受的心灵痛楚。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檀香刑》中的暴力和残酷，但更重要的是小说中的内在情感的声音和旋律。小说以传统民间戏曲的形式来作为基本架构，突显了这部小说的价值立场和美学态度上的传统与民间特质。莫言本人在“代后记”中，公开宣称《檀香刑》的写作，在艺术上是一种“大踏步后撤”，撤向本土、撤向传统、撤向民间、撤向原初，更重要的是撤向内心最原初的经验和情感。整部作品中始终回旋着一个内在的声音和旋律，那就是他儿时的声音记忆，其故乡流传的民间曲艺——“猫腔”。“猫腔”，或称“茂腔”，浓缩了北中国农村生存经验和生活情感以及表达方式，是一种发自乡村大地的声音，也是生活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民众的生命深处的激越之声。莫言熟悉这种声音，它奠定了《檀香刑》乃至莫言后期小说叙事语言的声音基础。
《檀香刑》之后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是关于当下中国农村生活状况的画卷。小说采用了颇具莫言特色的“儿童视角”来叙述，借顽童罗小通之口，讲述了二十世纪末期农村瞬息万变的生活。四十一炮就是这个口无遮拦的男孩讲出来的四十一个故事片段，这些片段连缀起来，构成了乡村社会人性的变迁。在商业大潮的驱动下，人群的各种欲望被刺激起来了。欲望的毫无节制的宣泄、邪淫和败坏，冲击着传统乡村的古老伦理防线。人性在欲望和本能的深渊中挣扎、翻滚，而叙事人用一种唠唠叨叨、漫无边际的泡沫化的话语，呼应了这种喧嚣和不断空洞化的生活现实。
新世纪以来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是对故乡经验和农村经验的一次总结性的书写。其中涉及人生的重大主题——生与死，生存与辛劳，欲望与虚妄，以及关于农民的命运和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全面展开，其间充满了罪愆与宽恕，愤怒与不平，温情与暴力，轮回和报应，压抑与狂欢的人性缠绕。《生死疲劳》将现代中国文学相互冲突的诸属性，如传统文化、乡间经验、本土性、现代性、革命性、开放性等等，绞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漩涡般的叙事形态。就故事本身而言，《生死疲劳》就像是一部反向的《创业史》或《艳阳天》。《创业史》之类的“史诗化”小说，有一个外在的“总体化”的历史观在起作用。它的视角是外在的，没有主体的。也就是说，不知道是谁在看这个世界、这些事件，这个叙事飘浮在半空中，俯视着我们。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神话”叙事。《生死疲劳》像是一个奇妙的装置。蓝脸似乎是一位没有被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所改造的梁三老汉，西门金龙则或多或少带有梁生宝或萧长春的影子。但跟《创业史》之类的小说不同之处在于，《生死疲劳》以畜生的视角和多重交错的轮回的叙事结构，摈弃了宏大的“史诗化的”叙事神话。小说正文主要内容，是西门闹的四种变形所观察到的四种生活面向，也是四个历史年代。西门闹转世为驴、牛、猪、狗等动物，完成了多次视角转换，但同时又始终是西门闹。动物们身上都打上了深深的西门闹的个性烙印。西门闹身上的驴性、牛性、猪性和狗性，这些动物特性，构成了西门闹个性的不同面，同时，也是叙述者从多个侧面所观察到的人生面貌。以卑微的畜生性来抵抗宏大虚假的“人性”，以轮回和循环来对抗坚硬的和整体性的历史逻辑。这也是莫言小说叛逆性的一种体现。
莫言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是《蛙》。《蛙》选择了当代中国一个极为敏感的题材——计划生育。小说以叙事人“我”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通信的方式，讲述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有关计划生育的故事。毫无疑问，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给当代中国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甚至包括莫言本人）的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和影响。围绕着女性输卵管结扎和人工流产，计划生育工作者与农村育龄妇女们斗智斗勇，像战场一般残酷而又血腥。小说由此展开了关于生与死，国家与个人，制度与人情，生命与杀戮等一系列相关主题，考验着人性，也拷问了制度。而在农村妇产科医生、计划生育工作模范“姑姑”万心身上，我们看到了深刻到近乎残酷的人性拷问。与其他一些作品相比，《蛙》在艺术上有所收敛，不再那么狂放。但其中的若干魔幻性因素和奇异的结构，仍属于典型的莫言风格，只是显得更加稳健、更加硬朗。《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至此，莫言的文学创作旅程告一段落，他的下一站是——斯德哥尔摩。
七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因为“先锋小说”的出场，使得现代汉语文学的品格和面貌焕然一新。从根本上说，莫言的文学是1980年代的那场“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在那个既开放又禁锢的年代，有限的表达自由使得文学表达显得更为重要，也更有用武之地。莫言算不上是一个典型的先锋派小说家。但他的贡献涉及面更广。最初的《透明的红萝卜》以其奇特的表达方式令人震惊，而“红高粱系列”则又有些勉强地被纳入“寻根小说”的范围。但莫言仍有许多小说具有明显的先锋主义色彩。尤其是他在对人的现实生存感受的表达方面，莫言的写作对后来的先锋派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他对经验的感官化处理，感觉的反常化修辞以及叙事结构上的狂欢化倾向，等等。他与其他先锋小说的开创者一道，奠定了新的文学形态的基础。马原为先锋小说叙事话语方式和自由虚构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残雪为先锋小说向人性的无意识的开掘提供了深度模式，而莫言则大大地拓展了小说艺术在表达生存感受方面的疆域。开放的感官和汪洋恣肆的语态，显示了先锋小说的艺术广度。
通过《红高粱》《欢乐》《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杰作，莫言以一个作家特有的立场和方式，有效地介入了当下中国的现实。莫言的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传达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这位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用他语言的犁头，犁开了古老中国乡村沉默的土地，从大地的深处开掘钻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学矿藏。莫言笔下的中国大地，是一个苦难与欢乐交织在一起的密林。莫言的小说叙事，有力地披开了现实中国致密的荆棘丛，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欢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否定性的一面与肯定性的一面同在，正如死亡与诞生并存。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清晰而又精确的缩影，其间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惊心动魄的生活世界。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地点，因为莫言的存在，成为了世界文学版图上的一个耀眼的光体。
很显然，莫言不仅是中国经验的杰出表现者，同时也是古老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忠实传人，更是现代汉语文学表达的创新者。他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同时又闪耀着强烈的现代主义精神光芒。他把典雅的古典气息与奇异的现代主义氛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文坛上特异的“莫言风格”。当他站在现代精神的高地上俯瞰脚下古老的土地时，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变得更加清晰，更加触目惊心。他把肖洛霍夫的恢弘、马尔克斯的奇幻、拉伯雷的狂欢、蒲松龄的诡异、冯梦龙的清澈、段成式的庞杂、果戈理的诙谐和雨果的道德感融为一体，他的小说语言激情澎湃，宛如黄河泛滥，冲刷出一片全新的语言河床，在现代汉语写作史上留下一道罕见的语言奇观。
在文学的高峰上，莫言的文学向着更为辽阔的世界敞开，他的声音被全世界听见，他所塑造的文学形象也被全世界的读者看见。他使得当代的中国文学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他的努力也赢得了奖赏。从高密东北乡通往斯德哥尔摩的道路，漫长而又崎岖。在这道路上，虽然不能说只是他孑然一身踽踽独行，但要征服一座座美学高峰，却只能依靠他个人的语言天才和创造力。当他站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上时，他也将汉语的语言之光带到了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是母语滋养了莫言的文学，同时，是莫言的文学给母语带来了荣耀。
注释
[1]莫言小说称作“东北乡”。“东北乡”为明、清、民国时期的旧称，包括大栏乡和河崖乡，现属高密市夏庄镇，平安庄村改称大栏平安村。
[2]参阅朱向前：《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稿》，《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9期；另参阅范伯群、吴宏聪（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
[3]莫言：《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在〈检察日报〉通讯员学习班上的讲话》，见莫言：《小说的气味》，第20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
[4]参阅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5]余华：《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天涯》1996年第4期。
[6]《酒国》（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在收入《莫言文集·卷2》（作家出版社1996年）中时，更名为《酩酊国》。
[7]徐怀中：“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评语”，载《大家》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