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袁枚似乎在文学史上不是很“有名”。
好几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人听说我在写袁枚，说：“是袁牧吧？好像是明朝的。”
也难怪，现在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人，中小学时代确实没有读过袁枚的作品，而绝大多数人对一个文学名家的了解与认知，又主要是在中小学时代。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袁枚的作品并没有被选入中小学课本。即使在高校的古代文学史教材中，袁枚也只是在综合介绍时被提及，专段介绍都没有。而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能够记住专章、专节讲述的作家就不错了，被综合介绍提及的作家，大都是过目即忘（除非是有志于古代文学研究或对该作家特别感兴趣者）。
袁枚研究的集大成者、苏州大学的王英志教授，也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才接触到袁枚。而且他是偶然从书店看到一本评袁枚的书才知道有袁枚其人其书，不是从教材中接触到的。
但袁枚在新生代中又渐渐为人所知。近年来，袁枚的《所见》《随园后记》《与薛寿鱼书》《黄生借书说》等多篇作品入选不同版本的中小学课本，其《子不语》中的“女人是老虎”的故事，也被改编为歌曲广为传唱。中小学生对袁枚是不会再有我们这一代人的陌生感了。他们熟知袁枚的名字，就像熟知李白、杜甫的名字一样了。
而在一些对袁枚有更多了解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对袁枚的“印象”似乎不太好，有说他是“色魔”的，有说他是“吃货”的，更有人说袁枚就是“好吃好色好玩”的。也许，每一个名人被大众所认知的都是其表面，甚至是其被扭曲的表面。
我想，写这本书，至少要让读者对袁枚有一个比较全面、本质的认识，让读者感受到袁枚人生的追求选择及其思想、情感、诗文中所蕴含的正能量、超越时代的意义。
袁枚主张诗歌要抒发性灵，抒发真情实感，不苟同明朝公安派和钟惺、谭元春的“性灵说”和前七子的复古，反对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等流派的理论，倡导真情、个性和诗才为核心的“性灵说”。其性灵之风风行海内，从王公大臣到贩夫走卒，从翰林学士到闺中淑女，无不学性灵、写性灵。袁枚在乾隆后期取代沈德潜主盟文坛，成为乾隆三大家（袁枚、蒋士铨、赵翼）之首。他招收女弟子，扩大了诗歌的影响，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也促进了妇女解放。
袁枚驰骋乾嘉诗坛五十年，不啻无冕帝王。袁枚的性灵说在当朝和后来的影响都不可估量，蒋子潇《游艺录》曾记载性灵说在当年诗坛的反响：“乾嘉中诗风最盛，几于户曹刘而人李杜，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因而《乾嘉诗坛点将录》就奉袁枚为“及时雨”宋江。当代学者钱钟书也把袁枚的《随园诗话》喻为“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
“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作诗人。”袁枚的确是一个贤吏。蒋士铨对他的治世才能深表钦佩，认为他是一个相才：“使公为宰相，三百六十官皆得其才而用之，天下宁有废物？”袁枚的确是一个循吏。他当知县虽然只有短短七年，但他的政绩却青史留名。他清正廉明、拒绝贿赂的做法，他果断机敏、既讲法律又注重人文关怀的断案故事，被群众编为戏曲、俚语，广为传唱于市井间。袁枚实在也是一名匡时济世的人才，但由于对清朝政治体制、腐败吏治、文字狱的不满，毅然选择归隐于闹市，卖文为生，追求文章救国。
袁枚更是一个肝胆相照之人，他对家人、朋友完全坦诚相见，没有丝毫的虚伪与欺诈。这也许是袁枚的人性中最为闪光最为让人动情之处。他不但奉母至孝，还抚养堂弟和外甥成人、做官，迎养寡姐，年至九十。袁枚曾说：“御下过严则威亵，训子弟过严则恩衰。”他对仆人等也都是以礼相待，以恩相交，从不呵斥。他终日温和，而膝下堂前没有越礼的。
他和堂弟袁树都帮助过许多人，焚过的借券不下十数家。有人问其故，袁枚说：“彼实无力，而我催逼过严，则恩尽而怨生。不特仁者不为，智者亦不为也。”朋友程晋芳去世后，袁枚焚烧其五千两银子的借据，此事被写入《清史稿》，他自己却从未提及。袁枚的朋友沈凤没有儿女，沈去世后袁枚年年去其坟前祭扫直到八十一岁，最后还郑重其事在遗嘱中将祭扫之事交给儿女。袁枚对朋友的赤诚可谓感动天地。
袁枚不信佛老阴阳，见人祸福，不论因果。生平最讨厌“庸”字。他以性灵为诗，以肝胆为文。既有乐天之易，也有史迁之愤。
民国时期的杨鸿烈认为袁枚不但是一个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大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无不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对此，我也深表认同。
2012年8月25日，在北京亮马河酒店举行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创作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瑜老师在点评作者发言时就指出，一定要把袁枚当作一个思想启蒙者来写。在袁枚思想轨迹的描述上，我一直是按照这个提醒来定位的。
那么，如何看待袁枚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价值呢？
早在十九世纪，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就有中国文化自身不可能孕育出现代性因素的论说。这一学说曾影响1929至1937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然而，二十世纪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以大量第一手材料验证了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断。清中期和晚清时期，许多商业资本转化为手工业资本而不再流向土地，不少地主、士人乃至官员弃农、弃文、弃官经商，一些不带有政治、军事性质的纯商业性质的市镇兴起，证明中国人也参与开创了世界现代史。袁枚就属于清朝中期弃官经商的典型代表之一。
1985年出版的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承认中国的现代化萌动开始于鸦片战争以前，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中国社会内部演化的结果”。而中国内发原生的现代化思想文化的历史根芽就是在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之中，这种启蒙思潮的集大成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袁枚是在这一启蒙思潮影响之下的思想启蒙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他是以诗人、作家，而不是以思想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他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全部蕴含在他的生活和写作实践之中，蕴含在《子不语》《随园诗话》《小仓山房文集》等作品中，如盐之溶于水，由于缺少纯理论的著作，以致人们难以认同他是一位思想启蒙的重要参与者。《袁枚文集》六十卷，其中不少带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抨击封建王权、封建道统、封建孝道，反对女子裹脚，提倡性灵之学，与格调说展开多次论战；在生活实践中，他倡导女子学诗，组织女子诗会，扶持后学，嘲弄腐儒腐官，经营文化产业，收费选诗，讲究美食，乐于与官场有识之士来往，这些做法大胆突破了传统的义利观，突破了传统的男女之大防，突破了传统的清高思想。由于袁枚交友广泛，他的书又广为发行，主盟诗坛达五十年之久，他的思想启蒙的实践和诗文都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我所接触到的袁枚年谱中，上海大学郑幸的《袁枚年谱新编》最为翔实，而且对多个年谱所述的同类事实进行了比较分析，因而成为我最终采信的年谱，也是我写作时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虽然耗时四年才完成这部传记，但我对袁枚的研究与一些终身或长时间专门研究袁枚的专家或民间学者相比，还是远远不如的。
在写作手法上，我也没有办法像一般的人物传记或情节很强的报告文学那样，主要以情节、细节取胜。我不善于虚构，连意象填补也很拙劣。因而在不少章节中，我采用了自己最喜欢运用的杂文随笔的写法。而在情节性非常强的《七载芝麻官》等章节里，我又觉得无法完全展开来写，因为如果展开，光这一章就可以写成一本几十万字的书。于是我又只好采用故事的写法，将其浓缩。当然，更多的是根据所涉及的内容，综合使用了杂文、散文、随笔、故事等多手法。
字字读来皆是泪，四年辛苦不寻常。但愿我费时四年惶恐不安地奉献出来的这部作品，能够得到读者的喜欢，是为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