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庶教相依：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明晰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国情，认清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关乎千家万户幸福的大事。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定不同于西方，而是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吸收借鉴其他文明成果基础上开创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一 现实基础：人口规模巨大是国情、挑战和机遇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1]作为一个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必须从现实国情出发，积极应对人口规模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在循序渐进中开创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破解世纪性难题。
（一）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的现实国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想发展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2]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人口规模巨大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也是中国的现实国情。走什么样的路，归根到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决定的。我们必须深刻把握人口规模巨大这个现实国情。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中国即以人口众多著称于世，是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人口大国。纵观历史，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人口发展已有相当规模。据西晋皇甫谧于《帝王世纪》中载，大禹之时，中国人口数已达1355万。从夏王朝到春秋末年，人口数量一直维持在1000万左右。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到西汉末年，全国人口已达5900万。从东汉至明朝前期的1600多年间，全国人口总量在6000万左右摆动。从明末到清朝中叶，全国人口激增至1亿。至19世纪中叶，人口总量突破4亿。时至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尽管受到战乱、灾荒的影响导致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全国总人口仍维持在3亿到4亿之间。到新中国诞生之时，中国人口总数已超过5.4亿。整体而言，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发展表现为典型的周期波动性。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时期，人口总量会迎来大幅增长，而在由天灾、战乱引起的社会动荡时期，人口总量会有所下降或呈现负增长。但从中国人口的变化轨迹来看，人口总量是不断攀升的。尤其是清代以来的人口增长，奠定了现代中国人口发展规模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发展经历了快速增长到明显放缓的过程。随着新中国诞生，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国人口进入高速增长期。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初，人口出生率高达43.37‰，人口数量增加近2亿人。[3]高速的人口自然增长夯实了中国人口数量的庞大基数，进一步激发了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潜能。70—80年代，尽管在国家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人口自然增长率急速下降，年均水平一度降到了15‰以下，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中国人口总量仍在不断上升。到1989年，中国人口数量增长了一倍多。据国家统计局估算，此时中国大陆人口总数已超过11.1亿。
人口快速增长，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各方面的沉重压力。党带领人民艰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过不懈努力，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创造了较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期，对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大有助益，有力支撑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超大规模的人口，既能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超大规模市场，也带来一系列难题和挑战。光是解决14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就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还有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问题，哪一项解决起来都不容易，哪一项涉及的人群都是天文数字。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首先要考虑人口基数问题，考虑我国城乡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大等实际，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因循守旧，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作出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决策，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现阶段，我国总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生育水平持续走低，“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既面临人口众多的压力，又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5]尤其是2017年以来，中国人口净增长连续多年“跳跃式下降”。在充分认识我国人口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也必须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人口发展新态势。当前，我国发展呈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深刻认清人口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全面认清中国人口国情，要用长远眼光，从全局出发，用辩证的思维对待人口发展态势。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根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中国的人口数量超过世界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方案预测，在2035年之前，中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左右；到2050年时，中国人口仍会保持在13亿左右。虽然现阶段中国人口已达峰，但规模依然巨大，这是中国人口的基本国情。与此同时，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生育水平持续走低、老龄化程度加深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深刻把握人数众多、人口规模巨大这个基本国情，也要认清人口发展的新态势、新问题，用长远、发展的眼光积极迎接新挑战。这是探究人口现象和其他经济、社会现象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二）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
大国之大，亦面临大国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指出，“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6]。我们不同于几十万人、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现代化，而是14亿多人口的现代化。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部分人的现代化，更不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中国不走“先污染、后治理”“对外扩张掠夺”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方面面都强起来的现代化，难度可想而知。迄今为止，全球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总和不超过10亿人。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无先例可循，更没有现成道路可走。在超大规模国家实现现代化，要解决14亿多人的吃饭问题，更要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共享现代化成果，这是一项繁重、复杂的系统工程。
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人口是复杂的社会总体。人口不可避免地会和政治、经济、自然等其他社会现象发生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的变动和发展一方面要受自然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对社会和自然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口数量的发展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因果关系，这并不是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而是复杂得多的双向关系。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现实状况更加复杂多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人们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资源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既面临人口众多的压力，又面临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础上，中国还要面临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劳动力减少等叠加性的不利因素。这一切都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更加艰巨、更加复杂。
与此同时，如何协调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风俗的人群，如何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这些都是摆在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国家面前的时代“考卷”。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风俗多样。这一切都使达成社会共识、协调发展的过程更为复杂和艰难。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和区域之间的人口快速流动，主体多元化、利益复杂化、需求多样化等问题急剧增加。中国各民族的人口分布呈现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特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极具重要性又兼具紧迫性和艰巨性。和谐的民族关系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影响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总而言之，充分认识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凝聚共识开新局，汇聚力量促发展的前提条件。
（三）利用人口优势，走自己的路
“我们致力于团结奋斗，让全体中国人民一起迈向现代化。人口众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再大的成就除以14亿都会变得很小，再小的问题乘以14亿都会变得很大，这就是大的难处。同时，大也有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中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14亿多中国人民迈向现代化是中国带给世界的巨大机遇。”[7]
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国情出发，中国式现代化绝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必须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8]我们必须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人口规模巨大这个特色，深刻领会并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审时度势，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人口是影响中国发展的韧性因素。对于中国而言，人口规模巨大既是压力，更是机遇，意味着优势与红利。马克思非常强调人口是一切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的主体，人口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关系密切。毛泽东也明确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9]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经济社会的更好发展，归根结底要激发14亿多人民的力量。”[10]人口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是关键性的战略资源。
首先，人口规模巨大可转化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拥有14亿多人口，已超过世界三大经济体的人口规模之和（美国3.32亿、欧盟4.47亿、日本1.26亿），其中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多，人均GDP超过1.2万美元，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商品消费市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领域不断拓展，居民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形成了具有深厚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2022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书面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等收入群体在未来15年超过8亿，推动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11]中国巨大的国内需求使之对全球优质资源具有高度吸引力，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加速度。中国兼具“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巨大潜在优势，成为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稳定器”。
其次，人口规模巨大孕育着巨大人力资源支撑，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尽管自2013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有所减少，但规模依然庞大。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仍有近9亿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超过全球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到2030年预计有9.5亿，到2050年预计仍有8.2亿。可以说，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的人力资源基础依然雄厚。我国不缺劳动力数量，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是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的根基。从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让人民群众共享公平而有质量的基础教育，到2022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6%，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有力促进了国民素质的提升。只有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变人口大国为人口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12]面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国情，我们需要对人口问题进行全局性、战略性的统筹谋划，加快从人口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以高质量教育赋能人口高质量发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再次，人口规模巨大孕育着巨大生产力。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3]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人的需要与自然的矛盾引起的。为了解决二者的矛盾，人的需要和劳动之间不断相互转化、相互作用，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人在劳动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发挥主体能动力量，在对劳动对象的改造中不断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人作为劳动生产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是能动性、主导性的因素，是首要的生产力。人口不仅构成国家硬实力，还构成了国家的软实力，是国家发展最可靠、最根本的基石。充分挖掘人口规模巨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利用好这一巨大优势，会为中国式现代化带来发展机遇。
巨大的人口规模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开掘、释放这种力量的关键在于转变人口为人才，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我国经济目前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征程上，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4]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这就要求我们要重视人才培养，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搭建育人平台。一方面要注重高素质、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尤其是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创设良好的激励机制。
最后，人口规模巨大蕴含着巨大精神力量。人口规模巨大，超稳定结构，背后蕴含着精神符码，将人们牢固的团结在一起，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指出：“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15]这就需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充分开掘中国历史上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基础上如何维系长期稳定发展。中华民族身上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沉淀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
人口规模巨大是挑战，更是独特优势。唯有辩证看待中国人口，以历史主动精神开掘其中蕴含的深厚潜能，并将其转化为现实力量，人口规模巨大才能真正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力量，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此同时，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承载着世界对新时代新机遇的期待。超大规模的市场、强大的人力资源、巨大的生产力等因素相互叠加，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源泉和强大支撑。
二 文化根脉：传统中国一以贯之的众民、化民思想
作为悠悠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人口问题亘古通今，众民、化民历来为为政者所重。《诗经·周南》明确指出：“宜尔子孙，振振兮”；“宜而子孙，绳绳兮”。把人口庶众和教育子孙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人口思想的萌芽可溯至夏商周时期。随着等级划分和财产私有，人们开始关注人口数量，对人口问题有了思考和简单的核算。夏商统治者追求“多子孙甲”，认为多子多孙，才能奉先思孝。西周时期，出于战争和生产的需要，为政者开始十分注重增加人口，并设“司民”一职专务人口管理，设“媒氏”督促婚嫁。人口总数的增加对于提升国家整体力量至关重要。人口构成劳动资源，进而成为经济生产的要素。人口数量增加成为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增加人口数量已成为诸家共识。孔子提出，国家“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孟子主张“广土众民，君子欲之”（《孟子·尽心上》）、“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墨子主张“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墨子·辞过》）。商鞅提倡“有土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商君书·错法》）。在先秦思想的影响下，汉朝以降的统治者皆秉持“广土众民”的理念。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传承几千年始终屹立于东方，沉淀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就在于其在政治、哲学、文化等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内容，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传统。众民、化民是中国传统人口思想一以贯之的重要内容，探明其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下长久维系稳定态势并一直向前发展的内在符码，深入挖掘其精髓，可为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众民之需的现实基础
小农经济为中国人口增长奠定了基调，中国传统人口观念适应了小农经济的特点。人口众多意味着闲时能事耕种，发展经济；乱时能保家卫国，提升综合国力。早在唐尧时代，就有“多福，多寿，多男子”的“三多”观念，农业耕作需要充足的人口尤其是男性，后发展成为多子多福的人口观念。广土众民成为历代为政者的追求，对于国家的强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辉煌的农业文明
作为农业古国，华夏文明的大厦牢固植根于农业文明的土壤。农业是开启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首把钥匙。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中国进入自己的文明时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经历商、周更迭，至春秋战国时期，逐步确立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孟子曾为人们描绘了理想的小农经济画面：“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尽管每户所能经营的土地规模有限，但只要有充足的劳动力、勤于耕作、勿违其时，就可以供养众多的人口。传统中国的农业经济结构一经形成就开始了其漫长辉煌的发展历程，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坚实基础。封建中国长期稳固的中央集权政府正根基于传统农业经济结构之上。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为中国这个东方农业大国奠定了基石。古老中国的文明发达与传统农业文明的长盛不衰密不可分。
人口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长。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中国传统农业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随后不断向四周辐射。中国两河流域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中国拥有大规模的耕种面积。随着铁制农具的普及、水利灌溉技术的改进、丝绸之路的贯通，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大幅提升为更多人的生存提供了物质保障。长期处于辉煌的农业文明为中国人口规模和稳定增长奠定了切实的物质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出现阶梯状循环增长。
为适应传统农业文明和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传统中国人在生育问题上表现出唯此为大的强烈意愿。作为农业古国，小农经济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从事生产往往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经济为主。由于生产力水平尚处于较低阶段，农业劳动基本靠简单的工具，尤其是田间繁重的耕作农活需要大量的人力，尤其是男丁。劳动力数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由此出发，重视生育，尤其是生育男孩成为人们在维系自然与社会和谐关系上的必然需求。
2.人口是国力的象征
在中国古代，土地和人口是为政者颇为重视的两大基石，其中人口众多被视为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人口增多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多、赋税的增加、战斗力的提升，这一切都为国力提供了强大支撑。在中国古代，人口和劳动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密切相关。
和平年代，众多的人口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以事生产。古代社会，以农兴邦。早在春秋战国就有诸多思想家主张增殖人口，认为人口多少关系生产，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墨子主张庶民，正是以发展生产为出发点。他指出，“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墨子·非攻中》），认为人口不足正是造成广阔土地无人耕种的主要原因。增加人口是困难而切要的，“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墨子·节用上》）。是故墨子把富国和众民作为国家实力的标志，而国家贫穷的原因就在于为政者实行“寡人之道”。墨子提倡“非攻”，正是为了保护生产，增加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才能强国。所以历代统治者大力鼓励人口繁衍，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口总量就会大幅增长。
战争年代，有人口就有兵员，充足的人口可为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力。梁惠王曾向孟子请教，“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梁惠王上》），可见梁惠王渴求民众数量之多。管仲更是重申“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的人口思想。在古代中国，为政者要巩固统治地位，就要追求维护专断统治的国家力量。“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荀子·王制》）在战争年代形成了“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子·霸言》）的局面。由于当时的作战能力较弱，士兵数量和军队规模往往决定着战争的成败。扩大军队规模，需要以人口众多为基底。殷商时期，由于当时人口不多，所以军队规模往往是三千至五千人。武王伐纣“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史记·周本纪》）。到春秋时，诸侯国军队发展至三五万人。随着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人口大为增加，农民作为“编民”成为征兵的对象。各国军队都以十万计，历代基本保持了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有兵源就能增强军事实力、开疆拓土。
3.生生不息、多子多福的观念熏陶
在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熏陶下，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以“孝”文化为主导的观念。受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宗法制度和文化观念熏陶，传统中国将多子多孙视为家庭之幸。孔子言：“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孝经·圣治章》）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这些观念对于刺激人口增长，促进生产力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后来沉淀为传统的道德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孟子所说的“后”既指子孙后代，亦指后继者，也就是有孝心、孝德之人。这样一来，“孝”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传承性。事实上，在此之前，重视子女生育的观念早已存在。古代宗法社会中，对于贵族阶层而言，繁衍后代是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对于延续血统、增强家族势力等有着重要意义，人们为此还制定了相应的礼的规定。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多子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庄子·天地》），多生多育对他们而言亦意义非凡。
对于为政者而言，人口众多的意义对于稳固政权、富国强兵更是具有深远意义。传统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以遵奉“民之众寡为国之贫富”“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为主流观点。无论是从事生产还是奔赴战场，人口众多都是强有力的保证。一方面，国家强弱体现在军事力量的强弱。在刀枪剑戟时代，士兵数量是构成军事力量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国家贫富取决于赋税多少。人口与赋税呈直接的正相关。正因如此，追求人口数量的增长成为为政者和思想家们的共识。
随着相关政策、理论上的支持与鼓励，生生不息、多子多福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早在夏商周时期，“多子孙甲”思想已经萌芽。《易经·渐卦》把“妇孕不育”归为凶卦。春秋时期，诸多思想家都对于人口众多持赞赏态度。孔子曾言“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礼记·杂记下》），将“庶之”作为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首要条件，所以他在婚育问题上主张“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亡，则自婚矣”（《孔子家语·本命解》）。据《礼记·昏义》载，婚礼的目的就在于“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直指婚姻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传宗接代。为了减少社会上的鳏寡现象，管仲主张：“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管子·入国》）为了鼓励人口增长，在生育政策上规定达到适合年龄就必须婚配。越国规定：“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国语·越语上》）齐国规定：“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韩非子·外储》）而对于多生、生男者，明令赏赐：“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国语·越语上》）贞观年间，唐太宗还把婚嫁情况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之一。在古代社会，无论是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家庭而言，人口众多都是富强繁盛的重要标志。即使到了近代，孙中山依然强调人口的重要性，认为“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16]。正是在这些观念驱使下，人们共同将多子多福奉为人生信条，把繁衍子嗣视为家国大事。
传统中国之所以长期繁盛，其根基在于他们不仅追求人口数量的增加，还注重对民众进行教育、提高人口质量。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美誉，这与中国一向重视教育密不可分。早在尧舜时期，教育就有了萌芽。据《尚书·舜典》载，虞时就设有学官，负责教授一些简单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至周代，伴随为政者对人口数量的重视，教化思想亦有所发展。西周王朝提出“敬天明德”“尊礼尚德”的教化思想。教育也细分为家庭教育、男女有别教育、胎教等。据《礼记》记载，王后、妃嫔怀孕后，就会择日对腹中胎儿进行教育。太师、太宰、太卜和诸官会依照尊卑高低守护左右，为其演奏德音雅乐。太宰只为王后提供合乎礼仪的食物。从孩子呱呱坠地开始，就按照礼的规定为其悬挂“弧”或“帨”，寄寓对其成才的美好期待。学制也区分为国学（大学、小学）和乡学（塾、庠、序、校）。教育的内容除了礼、乐、射、御、书、数，还有“六礼”“七教”“八政”。
春秋时期，孔子吸收周官司徒治学的精髓，将官学推至平民之中。在提出“庶之”之后，又提出要“富之”“教之”，使受教育者的层次、学习的深度和境界等进一步深化。荀子同样提出“礼义教化，是齐之也”（《荀子·议兵》），“不教无以理民性”（《荀子·大略》），主张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导节民欲、顺人情、美风俗，从而导民向善。董仲舒指出，“礼乐教化之功”乃“子孙长久安宁”之道，提出“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增强了教化的制度规约性，通过选士、察举制度选拔贤才，对百姓进行教化。隋唐时期，为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科举制诞生，使得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仕途，社会上用功读书的风气盛行，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其影响延伸至清末。
“建国军民，教学为先”，传统中国通过“由上至下”实现对大众的道德和思想意识教育。一方面，通过具体的教育手段、教育举措、制度设计等方式推行教化；另一方面，通过在上位者的率先垂范，氤氲良好社会风气。传统社会通过多管齐下，将理想人格渗透到民众之中，将政治与教化、道德与教育相结合，淳化社会风气，教化人心，收效甚显。
（二）教民化俗的实践要素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教化与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密切关系。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精神力量。传统中国在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移风易俗、增强凝聚力等方面蕴含深厚智慧经验，正是在“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形态下，在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保障下，通过教化成德、移风易俗等举措，将各方力量凝聚在一起，在整个过程中为政者是否有德，能否以民为本，能否自觉正己化人，成为教民化俗的实践要素。
1.“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形态
世界上唯一绵延数千年而未中断的农业大国就是中国。虽屡经分合，但统一始终是主流，每一次的分裂局势中都孕育了更大规模的统一和整合。秦始皇统一六合，“外攘四夷”，不断开疆拓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轮廓。秦始皇在军事上实现了广袤国土的一统，但面对政法混乱、文化各异、风俗不一、发展不均的各个地区，如何实行有效管理，成为秦王朝颇为棘手的问题。秦始皇诏令群臣商讨对策，他吸取周亡教训，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官僚制取代贵族制，以“书同文，车同轨”式的中央集权终结诸侯割据，牢牢掌握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通过建立郡县机构，秦王朝中央政府对全国的人力、物力可统一调用，对于加强秦国的经济和国防力量有着重要意义，使后续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政策得以贯彻施行。秦始皇使“大一统”终成政治现实，与历史的进步方向一致。在“大一统”制度下，秦王朝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作为中央与地方互动的纽带，秦推行郡县制，尽管后继封建王朝在行政体制上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发展，但从理论上而言，它们皆是秦代郡县制的继承与嬗变。正是在郡县制基础上，元代设行省，经明、清规划与变革，奠定了当今行政区域划分的雏形。历史的车轮推动着传统中国社会集结成为一个结构复杂、组织严密的统一整体，在大一统政府的管理下有序运转。
秦、汉迭代。经过汉初休养生息，至武帝时期，国家日益强盛。秦王朝在形式上结束了列国纷争、诸侯争霸局面，真正在思想意识上使人们达成统一则始于西汉武帝时期。武帝以秦亡为鉴，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立儒家思想为正统，在全国确立起统一的意识形态系统。这一意识形态立足于中国伦理本位的宗法社会，将传统社会的伦理原则同治国原则有机结合，从而构建起以道为本体，立足人性、人心，贯通修、齐、治、平的“大一统”政治文化。在此格局下，皇权能否得真正之“势”就在其能否合乎于“道”。“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汉书·董仲舒传》）现实政治要合乎于“道”就要扫除不良旧俗，大兴教化，建立起适应时代的礼乐制度。
历经两汉、隋唐到宋元明清，中国一直雄踞世界东方。历朝明君皆接纳此一主张，自觉正己化人，选贤与能。魏晋又承汉制，从纷乱走向统一，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孕育出恢宏的盛唐文化。隋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与发展，纵有短暂分裂，终归一统。
中华民族浩浩五千多年，弦歌不辍，赓续向前，中华文明始终不曾中断过。“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走向一体、蓬勃发展的原动力，成为中华各族人民情感深处的共同追求与价值认同。它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人民的鲜明个性，使之在价值观念、道德信仰、伦理规范等各个方面都达至浑然一体，成为一根联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坚韧纽带，助推中华文明经久不衰。“大一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历经几千年演化、发展，与中华多民族的历史形态相契合，将个人、社会、国家紧密联系为有机整体，有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大一统”思想为积淀，在历史发展链条中逐步彰显。“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归依。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17]
2022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一次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18]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向心力，最深层次上正源自“大一统”的历史文化积淀。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是中国人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经验教训。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19]
“大一统”作为中华民族长期和平稳定、繁荣强盛的内在生命线，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稳定的条件，为教民化俗提供了坚实的实践保障。秦汉以降，正是长期稳定的大一统局面造就了思想、经济、民族、文化、疆域上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对人口的增长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使得对民众的教化得以施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自愿结成统一整体，有效地抵抗了内忧外患，为社会的繁荣稳定创设了良善的环境。反观历史上曾雄踞一方的古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等大国，他们的人口远不如中国多。不仅如此，他们最终还无一幸免走向灭亡。究其根本，就在于国家内部长期呈现混乱化、碎片化，处于分裂和战争状态。由于缺乏统一的民族共识与深度认知，在长期内耗的境况下不仅人口骤降，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2.“民惟邦本”的执政理念
“民惟邦本”的执政理念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早在《周易·剥》中就明确指出：“《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山本是高起于地面，却由于下不厚而颓下，附着于地，这是圮剥之象。圮剥必然是从根基开始，下剥则上危。为政者通过圮剥之象反思施政，那么在治理时就应当“厚下”，厚恩加于百姓，以求得“安宅”。民是国之根基，为政者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民众才能满意、富足，进而使根基稳固，社会发展才有保证。《大学》中言：“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财富、名声、地位如枝叶花果，根在一个人的内在德行。为政者以民为本，不做劳民伤财、与民争利的事情，民众才会愿意归附。正所谓“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大学》），“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中国传统政治一向推崇德政，要求为政者要以德为重要关切，首重德行。为政者有德是得民之关键，为政者敬修德行，才能得民心，这是拥有国土、财富、国用的前提。若反其道而为之，轻本重末，与民争利，百姓就会背离而去。周文王、周武王，正是因为有德，所以人心所向、万众归一，进而得天下。商纣王无道，故而失去民心，“失众则失国”，最终国灭身亡。孔子提出以“德治”为核心的民本思想，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荀子强调“君舟民水”。以民为本是中国古代核心执政理念之一。《左传·哀公元年》中强调：“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大学》最后一章在平治天下的主题下进行了总结，得出“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的重要结论。具体而言，民本思想包含三个层面。
其一，经济上富民利民。西周时期，为政者震慑于夏桀、殷纣亡国的教训，深感要“敬德保民”，揭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的观点，提出了“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周易·益》）的富民观。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后教”，肯定了一定水平的物质基础是对民众施行良好教化的基础。孟子提出“制民恒产”的富民观，“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在君民关系上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亦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善为国者，皆懂得先富民的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就容易治理。西汉初年，汉文帝两次“除田租税之半”，还全免田租十三年，开源节流，令百官关心农桑，奖励生产，百姓很快富裕起来，开创了“文景之治”。富民是立国之基，民众富裕起来是积极发挥历史创造作用的前提与基础。
如何富民？关键在于为政者要节制欲望。晏子从政五十余年，一向主张节欲，反对奢侈，他曾教导齐景公“节欲则民富”。百姓富足需要发展生产，为政者节制欲望，戒奢靡之风才能真正减轻百姓负担，让其富裕起来，以此为积淀，社会才能真正发展稳定。“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七十七章》）面对社会中的贫富悬殊，古人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士农工商的排序，为政者采取轻徭薄赋等举措都是缩减贫富差距的手段。为政者节制欲望，禁绝奢靡之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北宋名臣田况在《儒林公议》中讲：“约则常足，侈则常不足。常足则乐而得美名，祸咎远矣；常不足则役而得訾恶，福亦远矣。”那些贪求财物而不知休止的人，虽然拥有天下，但是并不富足。土地生长的万物不会增加，山林水泽出产的资材也是有限的。怀着不知足的心理，去追求不能增多的物品；怀着强烈的欲望，去追求会穷尽的钱财，这就是夏桀、商纣丧失天子地位的原因。
其二，政治上爱民重民。民在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故为政者要以民为万事之本。要得到民众拥护，就要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六韬》中载：“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己物。此爱民之道也。”君何以待民，民亦何以待君，君民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恰如孟子所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爱民者，民自会爱戴、拥护之，为政者能够爱民直接关乎国家强弱兴亡。“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荀子·君道》），“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荀子·议兵》）。唐太宗正是积极践行“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论君道》）的理念，才成就了“贞观之治”。
为政者爱民重民首先要爱惜民力、民财。贤明之君在治政中懂得节用民力、民财，这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若为政者为一己之私，横征暴敛，大兴土木，贪图享乐，耗尽民力、民财，就会动摇国之根本。这就是墨子所说的：“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墨子·辞过》）只有整个社会形成节约的良好风气，国家才能易于治理；为政者懂得用财有节制，国家才能富强。“仓廪实而知礼节”，整个社会才能形成良好的风气，为政者才能成就事业。
为政者爱民重民的核心是要坚持“为政以德”。为政者要以礼为规约，按礼的规定爱护百姓，只有依礼而行，“敬慎威仪”，才能永葆天命。为政者要将礼内化成为道德自觉。君主“聿修厥德”、修身正己，无法靠外力强迫，而只能由其自律来保证。礼取法于天，顺乎人情，为执政者指明践行礼的美好前程，君主在深刻认同中自觉履行礼的规定。“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而达顺，故此顺之实也。”（《礼记·礼运》）古圣先王正是自觉修礼义，使全国上下达至和顺的境界。反之，作为君主“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其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群书治要·毛诗序》），不懂得礼义，而求取大功，志向虽大，却心劳日拙，正是所用方法不合乎道的缘故。礼之本在于敬，“礼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孝经·广要道章第十二》）。为政者以礼修身的关键在于敬。《群书治要》中“敬”由为政者自身出发，贯通天、人、事、物，落实于敬身、敬亲、敬臣的践履之中，将“敬”置于个体德性的自觉之上，将生命置于反思的基础之上。
在个体层面，为政者要敬身。“敬也者，敬身为大。”“身”乃道德行为之主体，《群书治要》言“身”强调了身与德的统一，所谓“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群书治要·孔子家语》）。身正乃可以正人。是故为政者敬身一方面要戒贪止欲，俭以修身，为民之表。“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尚书·商书·太甲中》），为政者放纵情欲，毁败礼仪法度，定会速召罪于其身。古圣先王“崇礼义之节以示之，贱货利之弊以变之”（《说苑·政理》），臣民无不慕义节之容，恶贪乱之耻。人之情欲无所止，“礼为之俭”。同时，欲望的肆意膨胀会妨害人的心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第十二章》）对于耳目口腹的欲求，沉浸于驰骋畋猎的生活，对奇珍异宝过分追求，会损害人的感觉能力，使人的贪心增长，令人的思想狂乱、行为失当。为政者修其心才能善其行，而“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另外，为政者要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诗经·大雅·抑》），为政者敬慎言行举止、容貌威仪既能约束君主自身，又能树立君主权威，调整君臣关系，为人民树立标准。君主的品质是维系天下的纽带。所谓“鼓钟于宫，声闻于外，王失礼于内，而下国闻知而化之，王弗能治”（《群书治要·毛诗》），一旦有失，天下人争相效仿，国家就无法治理。所以，古之圣王遇丧、吉诸事，皆以礼终。“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响，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礼记·经解第二十六》）君主居万民之上，威仪完备，故能匡正天下。
在家庭层面，为政者要敬亲。《群书治要》强调为政者要尊祖敬宗、孝敬父母、悌敬兄长、敬爱妻子，其中多处辑录了古圣先王的相关事例。“尧先亲九族”，“周公躬行礼义，郊祀后稷，越裳奉贡而至，麟凤白雉，草泽而应”（《群书治要·新语》），周公躬身实行礼义，大祀后稷，感得越裳国进奉朝贡而来，感召祥瑞出现。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魏徵注：“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其宗族，以此又能为政治于家邦。”（《群书治要·毛诗》）昔鲁哀公不听劝谏，违礼立妾为妻，“国人始恶之”（《左传·哀公·哀公二十四年》）。孔子总结提出：“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妇也有道。”（《礼记·哀公问》）。在家庭亲情伦理中，对亲人之敬中蕴含着人的自然情感，与家庭宗法血缘密切相关。《群书治要》所强调的正是宗族家庭概念中，人对至亲情感的自觉培育。人们从血缘亲情中生发出真性情，即为孝、悌、礼，这些观念中深藏“敬”的内涵，它们彼此统一，成为对待血缘亲情的道德规范。礼由天然的敬亲情感出发，发展成为维护尊卑之别的等级制度，又回到人类自身的人格修养，使得物质分配制度得到情感上的依归，形成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和制度，兼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两重意义，所以能为诸家各派所接受。
在政治层面，为政者要敬臣。在家本位、权力本位的古代社会，君主拥有至上权力，权力运行往往因循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由于缺乏有力监督，君主往往因滥用职权、恣情纵意导致国之倾覆。君主欲君位稳固，就要礼敬士臣，广开言路。所谓“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君人之大经也”（《吕氏春秋·骄恣》）。谏言之路无阻塞的关键就在于要礼敬贤士，此为治国之常道。有了贤士的规劝，君主可补过拾遗，匡救弥缝。国家的人员中有智愚、老少、强弱之分，只有使贤者在位，才能确保全国上下安宁有序。故而古人言曰：“尊贤为大”。为君者只有礼敬臣士，谦下待人，才能得贤士之心，他们自然愿为君主效犬马之力。“古者君之于臣，无不答拜也。”（《群书治要·昌言》）古之君主对臣子皆行回拜之礼，以示敬意。据《群书治要·盐铁论》载：“昔周公处谦让以交卑士，执礼德以下天下，故辞越裳之贽，见恭敬之礼也。”过去周公一直谦卑接待士人，执礼辞谢越裳国国君进献礼物。“礼崇则智士至”，“接之以礼，厉之以辞，则士死之”，以厚礼相待，以言辞激励，将士会以死报效。“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三略·下略》）得贤能之士治国理政，国家才能强盛，有了圣人的归附，就能促进大一统盛世的到来。
其三，文化上教民化民。传统以人为本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民众进行教化，治国在治民，治民在治心。为政者不仅要满足民众的物质所需，在政治上待之以仁爱之心，还要对他们进行教化，陶冶身心，满足其精神需求，为实现人物阜乐、社会和谐奠定基础。孟子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是故后稷教人稼穑之事后，尧即教以人伦，从而使人与禽兽相区别。教民是引导民众合乎礼，尚乎仁，将私欲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在人伦道德上给人以引导，在民众内心筑起道德防线。
为政者要设官办学，教民以礼。“显宗即位，躬行其礼……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具，群下无所诵说，而庠序尚未设之故也。”（《汉书·礼乐志》）古之圣王推行教化往往先以对世子的教育为天下树立榜样。“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治安策》）在太子初生之时，就用礼来教养他，背太子的士人恭敬肃穆、衣冠整齐。“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治安策》）待世子稍长，“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保氏》），在对世子的教育中，礼首屈一指，三公从其幼年即开始了以礼、义对世子的引导教习。为政者重世子之教，以使他们未来成为有道之君。同时，对世子的教育可为对民众施教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圣明之君还要设立负责教化民众的职官，施民十有二教，以五礼教民。为了教化民众，他们还创办学校。古代君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汉书·董仲舒传》），在国都设立太学，在乡镇设立庠序，专务施行仁、义、礼的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受到熏陶与教导，整个社会风气都达至淳正无染。在教民以礼的同时，为政者还注重辅之以乐，使得礼与乐的教化相得益彰。在《群书治要》中，礼与乐二者须臾不可分离，因此二者能发挥彼此制衡与调和之功用。礼规范了尊卑等级，而乐则协调了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使社会整体处于和谐的氛围之中。“礼节民心，乐和民声”（《礼记·乐记》），礼与乐彼此调和，使举国达至敦睦和顺之境。
3.正人先正己的率先垂范
孔子认为为政者要先提倡道德，以身作则，以德示人，使人民信服。《论语·颜渊》有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群书治要·晏子》中记载的“晏子拒车”的故事正说明了这个道理。晏子历任齐国三朝宰相，他一生节俭，为齐国百姓所敬仰。据说晏子上朝时，坐的马车十分破旧。景公看到后，十分不忍，就派人给晏子送去了一辆豪华大车，可是晏子拒绝了多次。景公为此很不高兴，就告诉晏子说：“您要是不接受赠送给您的车马，我以后也不坐了。”晏子就跟景公说：“您让我监督群臣百官，我崇尚节俭，希望能够为大家做出表率。即使这样，我还是担心人民奢侈浪费而不知节制。如今您作为君王，我作为臣下，我们都乘坐如此豪华的马车，我又如何去禁止百姓中不讲道义、奢侈浪费，且不考虑自己行为是否得当的行为呢？”于是，晏子还是拒绝了景公的马车。
上行下效是自古以来匡正风俗、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晏子作为齐国的宰相，力行节俭，成为天下人的表率。正是由于他廉洁无私，心胸坦荡，所以才能辅佐齐国三公。上级领导干部廉洁奉公，就能够为基层干部在作风问题上率先垂范，以自身行动去教育和感化基层干部。我们党拥有9800多万名党员，大多数在基层。党的基层组织就有500多万个。基层党员干部与群众联系最紧密，一旦违法乱纪，会直接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干部是贯彻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党的工作当中，无论是最坚实的力量支撑，还是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都在基层，抓好基层工作、打牢基础才是固本之举。节俭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兴旺发达。地方看中央，基层看上层，群众看干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都至关重要，对全社会起到示范作用。
《群书治要·傅子》中说：“上好德则下修行”，如果在上位者是一个思想言行端正的人，那么属下就会纷纷修养自己的品行，自然而然地向他学习，进而天底下的人也都会品行端正了。据《群书治要·汉书》记载，汉文帝素以勤俭闻名于天下，平日里穿着粗布衣裳，他曾穿着草鞋上朝，在位期间，从未大兴土木，就连曾经想修建一座露台，得知需要花费“百金”后，果断打消了这个念头。事实上，“百金”对于皇家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他自身的勤俭节约，为天下人树立了榜样，四海之内都形成了良好的风气。《汉书·文帝纪》称赞说：“（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文帝施行仁政，对百姓施行教化，使得天下太平，国家富裕，民风淳朴。汉景帝即位后，继续施行仁政，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礼记·乐记》讲：“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
要确保上行下效，还要求为政者能够善于任用贤人，确保为官者也能以身作则。《群书治要·后汉书》中讲：“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这是在告诫君主一定要任用贤德的人来处理朝政。真正贤德的人在位，虽然不过数人，但社会风俗却能自然得到转化，由恶变善。因为通过贤德之人的言传身教，能使百姓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美德，树立起是非善恶的正确观念，进而达到扬善抑恶的效果，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为政者的最高境界就是“无为而治”，究其根本在于其自身德行高尚，能够任用贤德之人。在上位者能够用厚德令民众心悦诚服，当其倡导大家向善时，就能一呼百应；当其颁布政令时，民众会心甘情愿地追随，这就是《淮南子》中所讲的“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四海之内，百姓的心就能同归于一，就如同风吹草木，草木没有不随风而倒的。自然就能达到“六合同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之所以成效显著，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坚持以上率下。习近平总书记常说“己不正，焉能正人”，始终要求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经过几年的努力，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立规矩开始，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榜样和标杆，全党自觉看齐、对标，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终于使作风建设成为党的建设一张亮丽名片，在全面从严治党历史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新起点上再出发，关键依然在党员领导干部。“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只有领导干部保持定力，层层落实，才能够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拥护，从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除了在上位者自己以身作则，孔子认为还要通过表彰德行高尚的人，来劝导百姓修养自身的道德品行，这一传统也一直延续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亲切会见全国道德模范。为充分展示思想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凝聚全社会向上向善的强大力量，2019年3月起，全国开展了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授予张富清等58位同志“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宣传学习活动，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
最后，孔子认为如果还有一些人施行犯罪，就要对这些人施以刑罚惩戒，以此来震慑百姓。
这样一来，百姓就能够因为受到教化，明白道德，而懂得礼义廉耻，羞于犯罪。那么，不必使用严苛的政令、刑罚，就能达到教化百姓的目的了。全国上下统一的民风自然就形成，国家治理就能够行之有效。
三 实践理路：对传统人口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中国传统人口思想提倡人口众多，以“民庶”作为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长久以来作为农业大国，传统中国对劳动力有着巨大需求，人口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居于主体地位，古代思想家在关于人的问题上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如何治理人口众多的国家，如何在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和谐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所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当代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既是为了人，也需要依靠人。首先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激发人口的巨大潜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治政理念，凝聚磅礴力量，实现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在普及教育、深化教育的过程中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一）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
“大一统”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牢固树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到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20]
“打铁必须自身硬”，“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旗帜鲜明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有效发挥自身领导作用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国际社会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敌对势力的围堵、遏制，此时更加需要团结中华各族人民，形成向心力。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担当时代重任，凝聚全党、全民族力量，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要求党必须实行坚强有力的领导，包括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领导，所以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中国的前途命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居于统领地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更加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以自我建设为起点，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我们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把党建成一个具有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坚强整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面对人口规模巨大、国情复杂的现实国情，要把各方力量团结起来，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设现代化，首先要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党。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孙中山先生曾对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进行分析，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民缺乏组织动员，“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21]。如何唤醒民众，将人们组织团结起来呢？历史和实践证明，无论是小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都办不到，这个重任只有中国共产党挑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民族独立和各民族实现大团结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凭借强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把人民动员起来、凝聚起来，激发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活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保障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拥有广袤领土，亦拥有众多民族，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国情。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凝聚民族共识，汇聚民族力量。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要求。加强各民族交流交融，尤其是社会交往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纽带。马克思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和谐的民族关系需要各族人民以尊重、平等为前提保持社会交往来维系。展历史长卷，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中，不断进行着多方位、深层次的互动，共同缔造、发展了统一的中华民族，情感联系得以深化，思想、价值观上产生碰撞与共鸣。在“大一统”思想的主导下，长久以来不同民族相互交流碰撞，共同熔铸成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与共同价值追求。近代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凝心聚力，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
鉴往知来，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推动中华民族成为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存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饮冰室合集》第八册）民族交流交融使得各民族间形成有机紧密联系的共同体，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支撑。2022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根深方可叶茂，本固才能枝荣。加强民族交往交融，尤为重要的是强化结构交融，构建起互嵌式社会结构，推动各民族在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中频繁、有序地进行交往交流，突破民族偏见，落实思想沟通，实现情感交融，进而强化休戚与共、共同发展的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就在于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才有前途和希望。
（三）以人民至上为底色
传统社会能够拥有大规模人口、实现繁盛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为政者对国之兴替中民的作用有清醒认识，坚持以民为本。民本思想所蕴含的富民利民、重民爱民、教民化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民惟邦本”不仅寄托了中国古圣先贤的政治理想，成为中国古代治政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沉淀为中国共产党的为政之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传统民本思想得到了时代性、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
在党领导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勇毅前行的百年征程中，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团结和带领人民抵御外敌、反对军阀割据，解放劳苦大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全力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着力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年均实际增长9.5%，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累计减贫7.4亿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了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绝对贫困人口得到历史性解决，农村、边疆、脱贫地区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方位提升。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领导的直面贫困人群的大事，是一场为人民谋幸福的攻坚战。在重大疫情考验面前，不同国家、政党有不同选择，在这背后是初心使命的云泥之别。“人民至上”始终是党在疫情大考面前的鲜亮底色，贯穿疫情防控工作的始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22]可以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汲取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目的，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我国要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人民是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国情中有效应对各种艰难、复杂的挑战，拥有战胜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四）以大力发展教育为支撑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众民的重要意义，同时意识到了教民、化民之举同样不可或缺。恩格斯对于人口质量同样重视，他在多部著作中曾提及人口素质问题的重要影响。他指出：“社会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历史实践证明，面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国情，我们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才能发挥巨大人力资源优势，究其根本在于教育。
对人们进行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必不可少，但根本在于伦理道德的教育。古代的道德教育往往从培养人的孝悌之心开始，让每个人都能够懂得感念父母的恩德，培养起知恩、报恩的品德，进而能够感恩老师的教导，对老师恭敬，自然能够用功学习，获得知识，主动修养自身。中国古代的教育以家庭教育作为开端，家国同构的特点决定了家庭的稳定对社会稳定的基础作用。中国历来重视家庭教育，许多的家规、家训传承千年，在形成良好的家风、教育子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颜氏家训》《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等成为中国传统家规、家训的名篇，代代相传，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范本，为形成良好的家风、民风发挥了重要作用。好的家风能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经·坤卦第二》）。“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良好的家风对整个家庭和社会的文明、和谐的氛围形成和发展有着强大的作用。“家风正则民风正，民风正则政风清”，家风连着党风政风。
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主体形式，中国古代设立太学作为国立的最高学府，设立庠序作为地方学校，讲授经典，在全国推行教育，使百姓受到教化。《大学》开篇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人本有的善良本性，并通过对百姓的仁爱、教化，使天下人都能够复归善良本性。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一直推崇的就是圣贤政治，即以伦理道德教育作为基础，因此成就了一代代明君，开创了“六合同风”的盛世。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开始，儒家成为正统思想。汉武帝建立太学，作为官方的大学，推行教育，为其后来实现大一统的盛世奠定了基础。我国古代教育自秦汉奠基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已走向全面繁荣。教育的发达和唐代的文学、艺术交相辉映，共同构成唐朝盛世景象。古代学校教育中，人们所学的经典承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行道德教育，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懂得是非善恶，这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涵养爱国情怀意义非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2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是立德的根本要求，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根本定位和时代特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立德树人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必须以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24]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教育发展最大的国情，这意味着各级各类教育阶段的学生规模巨大，把握好量和质的问题，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大力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行动部署，也是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是坚定党领导下的教育强国之路。人才决定未来，教育成就梦想。抓住人口规模巨大的特色优势，关键就在于高度重视教育强国工作，全面提升人口素质，促进人才队伍从数量到质量的高速发展，以良好的道德品质为底色，培养创新型人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注释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页。
[2]《习近平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人民日报》2021年8月12日。
[3]参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教育司主编：《中国人口国情》，中国人口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4]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5]《习近平在参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时强调 切实做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统计信息支持》，《人民日报》2020年11月3日。
[6]杜尚泽：《“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人民日报》2022年10月18日。
[7]习近平：《汇聚两国人民力量 推进中美友好事业——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7日。
[8]《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页。
[10]习近平：《坚守初心 共促发展 开启亚太合作新篇章——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8日。
[11]习近平：《坚守初心 共促发展 开启亚太合作新篇章——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8日。
[12]《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5月6日。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192页。
[1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8页。
[16]《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3页。
[17]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5页。
[18]《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人民日报》2022年3月6日。
[1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82页。
[21]《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44页。
[2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38页。
[23]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
[2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人民日报》2023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