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战争开始了

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是耶鲁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系（2020年5月更名为地球与行星科学系）的一名研究生，正在攻读气候科学领域的博士学位。当时，我一直在那里研究量子尺度下的物质行为，后来被其他事物吸引便选择离开了那里。而现在，我的研究重点是气候系统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行。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物理学家来说，气候科学犹如伟大的“边疆”。在气候问题上，一个拥有数学和物理技能的年轻科学家可以在气候科学的前沿大有作为。卡尔·萨根给年轻时的我灌输了这样一种愿景，即科学是一种探索，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在更大的行星和宇宙环境中的地位。如今，实现这一愿景的机会来了。

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是科学家巴里·萨尔茨曼，他在发现“混沌”现象这一20世纪伟大的科学进程方面厥功至伟。通常，人们无法预测超过一周时间的天气状况，而这就是“混沌”现象所导致的。毫无疑问，巴里是一个怀疑论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不相信我们能够确定人类对气候的影响。这在当时是说得通的，因为当时使用的气候模型相当粗糙，而且在大约一个世纪的全球温度数据中，变暖的信号也只是刚开始从自然变化的背景噪声中显现出来。

还有一些科学家，比如詹姆斯·汉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这家研究所曾经由罗伯特·贾斯特罗领导）的主管，持有不同的看法。汉森认为，我们已经可以证明，人类活动，特别是燃烧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正在使地球气候变暖。1988年6月，在华盛顿特区一个异常炎热的日子里，汉森向国会做证说：“是时候停止胡说八道了……我们掌握了相当有力的证据。”里根政府在此前就已经对汉森的公开声明表示过极度不满。作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名公务员，他的书面国会证词必须经过政府的审查。从1986年开始，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就反复修改汉森的证词，以弱化其影响。汉森被激怒了，最终他在1989年的证词中宣布自己的话曾被白宫篡改过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1]

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刚开始研究气候科学时，我的处境更接近巴里·萨尔茨曼而不是汉森。我的研究基于理论气候模型、观测数据和长期的古气候记录，包括树木年轮和冰芯，而这些均涉及自然气候变化。我在研究中发现，一些重要的机制导致了自然气候的波动，时间跨度为50 ~ 70年，几乎和温度记录仪存在的历史一样长。这些长期的气候波动至少掩盖了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影响。[2]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和全球平均温度随时间增长的情况如图2-1所示。

重要的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尽管科学家仍在争论我们是否已经发现了人类对气候产生的影响，但其实他们已经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即燃烧化石燃料和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会使地球气温大幅升高，伟大的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列纽斯在19世纪末就已经确定了这一事实。值得回顾的是，本书导言中引用的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内部专家在20世纪70年代说过的一段话：“科学界普遍认为，化石燃料的燃烧会释放二氧化碳，这是人类活动最有可能对全球气候产生影响的方式。”[3]据报道，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说过：“预测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当它涉及未来。”由此可见，埃克森美孚公司的内部科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做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预测，即如果照常燃烧化石燃料，我们就会目睹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以及由此导致的变暖现象。[4]煤炭行业也清楚，早在20世纪60年代，它们的碳排放就使得全球气候持续变暖。[5]

尽管如此，气候研究界在我们是否察觉到人类对气候的影响这一看似基本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这意味着可能存在一条预制的裂痕，否认的力量可能会试图从中作梗，引发关于这门科学的不确定性和争议。对于化石燃料行业来说，时间至关重要，因为政府似乎马上就会出台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

图2-1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和全球平均温度随时间增长的情况

注：这是埃克森美孚公司1982年的内部文件中对未来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和温度上升的预测。目前观测到的二氧化碳浓度水平和全球气温升高以粗的水平线和垂直线表示。1960年以来的二氧化碳浓度实际值为415 ppm（百万分率）、升温为0.8℃，均在预测范围内。这是1982年11月12日埃克森美孚公司发布的报告中的图3，主题为“二氧化碳‘温室’效应”，报告的署名为埃克森美孚公司环境事务项目经理格拉泽，被发布在“气候内幕新闻”上。

在1988年的总统大选中，乔治·布什承诺要以“白宫效应”应对“温室效应”。他任命物理学家大卫·艾伦·布罗姆利为他的科学顾问。布罗姆利是耶鲁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授，当时我正在那里攻读学位，我仍然记得他在回到纽黑文后召开了一场特别的系级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就是气候变化和气候建模。布罗姆利不是极端环保主义者，但他了解气候变化背后无可辩驳的物理学原理。与此同时，布什政府的环境保护局局长威廉·赖利（一位环保主义者）强烈支持政府在气候问题上采取行动。布什于1991年表示他将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但政府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布什的幕僚长、麻省理工学院出身的工程师约翰·苏努努，一直以来都是一名否认气候变化者。他大量借鉴了乔治·马歇尔研究所三人组于1989年发表，并于次年出版的《全球变暖：科学告诉我们什么？》一书中的内容，该书将全球气候变暖归咎于太阳活动。尼伦贝格代表乔治·马歇尔研究所与白宫的工作人员举行了一次会谈，并在会上陈述了他们漠视气候变化的观点。这导致布什政府内部的分裂，并削弱了气候行动背后的动力。[6]

1988年，随着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成立，对于像乔治·马歇尔研究所这样的小型组织来说，诸如驳斥人为因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证据等相关任务变得过于艰巨。不过，对他们施以“援手”的大队人马马上就要来了。1989年，包括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雪佛龙、美国石油协会等在内的化石燃料利益集团，成立了全球气候联盟，与其他行业智库和游说团体（包括一些听起来比较权威的心脏研究所和竞争企业研究所）合作。它们共同构成了奥利斯克斯和康韦在《贩卖怀疑的商人》中所类比的“波将金村”，一个听起来令人印象深刻的，由组织、机构和个人组成的联盟，它们会通过报纸专栏、公共辩论、虚假的科学文章以及其他可用的手段来挑战气候变化的基础科学。它们将试图提出以下论点：气候科学有太多不确定性；气候模型非常不可靠；数据的时间太短而且错误太多；自然变异的作用尚未可知，因而无法确定人类在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中的明确作用等。

科赫兄弟，即大卫·科赫和查尔斯·科赫，拥有最大的化石燃料私有股权（科氏工业），近年来在资助否认气候变化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这让他们声名远播。但他们在早期的否认气候变化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点直到最近才为人所知。[7]在由其创立并资助的自由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的赞助下，他们于1991年6月举行了第一届否认气候变化的会议，会议的主题为“全球环境危机：是科学还是政治？”这个会议类似于否定气候变化的“埃尔隆委员会”。会议的主角是两位科学家，他们将加入塞茨、贾斯特罗和尼伦贝格的行列，利用自己的科学和学术资历，为旨在诋毁主流气候科学的猛烈抨击赋予合法的背景。

受邀演讲的嘉宾中包括麻省理工学院的理查德·林德森。会议宣传手册援引了林德森的话，“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是一种威胁。他那与塞茨如出一辙的资历，令人印象深刻。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教授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也与塞茨一样，因支持化石燃料的做法而从化石燃料利益集团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支持。[8]从科学角度来讲，林德森因他不惧争议地坚持认为气候模型高估了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效应而闻名，因为他一直认为，这些与云层或大气湿度变化有关的过程在气候模型中要么缺失，要么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原则上，这样的过程要么倾向于加剧变暖（通过正反馈），要么倾向于延缓变暖（通过负反馈）。但林德森仍然只关注后者。事实上，他似乎从来没有遇到过自己不喜欢的负反馈。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为所谓的消失的负反馈辩解，结果却不断地被其他科学家驳斥。[9]林德森甚至大胆地认为，如果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一倍（考虑到我们如果照常燃烧化石燃料），全球气温仅会上升1℃，这是微不足道的。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在二氧化碳浓度只增加了约0.5倍的情况下，地球的升温就已经超过1℃。事实上，不论是火山爆发对气候的影响、冰河时期的出现与消失，还是地球过去的温暖时期（如恐龙在地球上生存的白垩纪早期），大量的证据表明，气候变暖的程度大约是林德森预测的3倍，即3℃。

在这次颇具影响力的早期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弗雷德·辛格，我们现在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万能否认者。和塞茨一样，辛格也是学者和科学家出身，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离开学术界，开始诋毁他所谓的“垃圾科学”，包括酸雨、臭氧损耗、烟草健康威胁，以及气候变化等，并通过这一行为得到了大量的企业资助。[10]

辛格最重要的角色与备受尊敬的大气科学家罗杰·雷维尔的贡献有关。在我们目前对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的理解方面，雷维尔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他在20世纪50年代提供了关键证据，证明化石燃料的燃烧正在增加温室气体的浓度。他还对未来气候变暖做出了一些早期预测。此外，雷维尔对阿尔·戈尔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当戈尔还在哈佛大学求学时，就受到雷维尔的激发，开始关注气候变化。

1991年，在雷维尔去世前不久，辛格将他作为共同作者列入了自己为《宇宙》杂志撰写的一篇论文，由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宇宙俱乐部发表。这篇论文与辛格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漠视气候变化的论文如出一辙。该论文对气候变化是由人类引起的这一事实的证据提出了质疑。雷维尔的秘书和他以前的研究生贾斯廷·兰开斯特都表示，雷维尔对论文原稿并不满意，并且在有机会看到最终版本后，对论文的观点嗤之以鼻，但他当时身患重病，在论文发表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兰开斯特称辛格欺骗了雷维尔，在文章中加入了雷维尔的名字，而雷维尔“对这篇文章与自己扯上关系感到极其为难”。兰开斯特认为辛格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且他对辛格的最终目的表示强烈怀疑，因为辛格的目的是诋毁自己和阿尔·戈尔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展的活动，那些活动旨在提高公众对气候变化威胁的认识。尽管辛格对兰开斯特发出了法律方面的威胁，但兰开斯特仍然坚持这些说法。[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