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这本书记述了1942年11月发生的事情，那段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在这个月开始的时候，仍有很多人相信轴心国会赢；但当这个月结束时，局势很明显，轴心国输掉这场战争只是时间问题。然而，本书不是试图描述战争在这四个关键星期里的情况，譬如战争的时机、计划、进程以及结果等等，而是想真实还原它的样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永远都无法理解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规模问题。一场冲突持续了那么久，牵扯了这个世界那么多的地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坏，夺走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其本身就说明，理解其一切是不可能的。此外，在如此范围内，发生的事情如此恐怖残忍，以至于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价值观，甚至我们的语言都不足以应对它，因此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可知的。此外还有更为复杂之处。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写道：“那些见过蛇发女妖［戈耳工］脸的人不会回来了，即使回来也成了哑巴。”我遇见过很多经历过“二战”的人；我的印象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秘密，无论是被压抑的还是隐藏于内心的，而他们的秘密都随他们一起消亡。

事实上，所发生的事情虽然难以理解，但并不能成为我们不去尝试理解的理由。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做出努力，既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所有在这场浩劫中丧生的人。本书就是这样一种尝试。我可以证明这些事情的存在，用我尝试的这样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做到这一点。本书不去构建总体框架，以此避开美国作家和史学家保罗·福塞尔所说的“冒险故事模型”，该模型将“明确且通常高尚的动机和目的归因于意外或有辱人格的事件”。就像我前一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品那样，这本书采取了多人交织传记的形式。在这本书里，处于中心的同样是个人，个人的经历，尤其是个人的感受；所有这些或许能在脚注中找到，或者有时可能在宏大叙事的沉重流动中以转瞬即逝的色彩出现，然而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看不见的。如果读者想知道我在这些大多私密隐私的描述中添加了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什么都没有添加。我使用的资料来源已经足够丰富了。

本书可被视为历史写作，其形式是实验性的，但它源于一种洞察，即所发生事件的复杂性在个人层面上才呈现得最清楚。这里有一个晦暗的悖论。有许多投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人是被一种理想主义所驱动的，而这种理想主义在现实中缺乏根基：他们是为幻想而战。这种理想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在战争中落败所需付出的代价却要大得多。这在战争的目的和人们的战争体验之间，在其宏伟目标和现实之间，造成了一种显著的紧张关系，而现实，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后来总结自己的感受时所说的那样，往往是“疯狂的歇斯底里的混乱”。

然而，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确实沦为野蛮与文明之间的斗争，1942年11月见证了这场斗争的关键。参与其中的大部分人很可能也明白这一点。它要求人们做出怎样的牺牲也是显而易见的。认为这场斗争的最后结局是理所当然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它不仅会使得那些牺牲变成历史的细枝末节，还会把当时不确定的和不可预测的人类灾难转变成一部令人兴奋但从根本上有惊无险的史诗。反过来，这种认识可能会助长一种危险的错觉，即这一切今后都不会重演了，但实际上结果却可能截然相反。

乌普萨拉，2022年3月上旬一个多云的早晨
皮特·恩格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