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对于如此规模的考察,要感谢的人自然为数众多,而且常常难以言表:几乎所有对你有所指教的人都应该榜上有名,这样的名单无穷无尽。因此我首先要感谢委托我撰写此书的John Davey,Profile出版公司的Penny Daniel,以及该出版公司和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了不起的团队,是他们让本书得以问世。宾州大学的Erin Eckley让我在做好自己的工作之外仍能有时间写作。我要感谢我从所有大学得到的研究帮助,以及从高等研究院历史研究基金得到的支持,我作为历史研究学院的成员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一年,本书的终稿也是在那里完成的。
在宽泛得多的意义上,我要感谢那些教会我所知的大部分东西的人,尽管我常常直到多年后才意识到我学到了什么——即便他们中有些人会说我什么都没学到,特别是从他们那里:Tim Barnes、Palmira Brummett、Jack Cargill、Angelos Chaniotis、Todd Diacon、Martin Dimnik、Jim Fitzgerald、Patrick Geary、Walter Goffart、Maurice Lee、Lester Little、John Magee、Ralph Mathisen、Sandy Murray、Walter Pohl、Roger Reynolds、Danuta Shanzer、Alan Stern、David Tandy 和 Susan Welch。还有我的家人呢,特别是我的祖母和外祖母,以及Oliver和Melvin。
还要感谢以形形色色、无法一一细数的方式带给我启发的朋友和同事们,除了这一点,他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David Atwill、Bob Bast、Mia Bay、Joe Boone、Kim Bowes、Sebastian Brather、Tom Burman、Craig Davis、Deborah Deliyannis、Bonnie Effros、Hugh Elton、Catherine Higgs、Gavin Kelly、Maura Lafferty、Chris Lawrence、Hartmut Leppin、Mischa Meier、Eric Ramírez-Weaver、Josh Rosenblum、Kathy Salzer、Sebastian Schmidt-Hofner、Tina Shepardson、Denise Solomon、Roland Steinacher、Paul Stephenson、Ellen Stroud、Carol Symes、Philipp von Rummel、Ed Watts、Clay Webster、David Wiljer和Christian Witschel。我要特别感谢Nicola Di Cosmo和Michael Maas邀请我参加2013年他们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举办的“运动中的世界”(Worlds in Motion)研讨会[将以《古代晚期的欧亚帝国》(Eurasian Empires in Late Antiquity)为题出版];它让我看到了一个丰富得无法想象的新的历史世界。对于我在宾州大学历史系(我在撰写本书期间担任系主任)的同事们,我不胜感激,无论是宽容我定期的疏忽,还是在大大小小的方面不断提醒我,任何治理体系都要受到结构和社会的制约。不过,除了前面提到的所有人,我还想要特别指出3位历史学家同行,他们如此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想法——关于历史,关于我们的专业,关于我们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我很少意识到他们已经这样做了,直到我意外地受到提醒,对此我更为感激。Richard Burgess、Guy Halsale和Noel Lenski:谢谢。
最后是本书的题献对象,他们是超出了我预期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