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宏观经济：增长动力与改革路径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与认知[1]
新郑是人文始祖——黄帝的故乡。回顾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我们要继承其中的精华，如今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把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机结合在一起。从助力黄帝故里新郑发展，到助力河南发展，再到推动中原与中部崛起，最后实现中国更高水平的发展，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梦想成真！
围绕这次论坛的主题，我想以研究者的身份，谈谈自己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被反复提起，3万多字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中央最高决策层给出了方方面面的指导意见、工作要领，如果要提炼一个代表性的主题，那就是：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下和以后，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新的两步走”。这是一个有时间表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我们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第二步。第一步就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关系着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值得我们反复领会、齐心协力实现的中心任务。那么，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要怎样一步一步地、有后劲地去完成这个任务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上的，中央的文件清晰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首先必须反映“共同价值”，这个共同价值，就是无论各个国家的国情怎样千差万别，无论有多少个民族国家，也不论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在最基本的、以人性为基础所形成的对于价值认知与诉求的一些概念上，必然有共性。我认为，现代化其实就是一个不同的民族国家一定要有的横向对比的概念。我们必须承认，在工业革命以后，中国曾经落伍，被一些发达经济体甩在后面，现在必须奋起直追。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央给出了明确的指引，这也是其精华之所在。比如，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应的就是我们必须去追求的共同价值，即共性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也具有现代化的共性。
共性、个性这两个词源于哲学理论，我们在学习《矛盾论》《实践论》，以及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知识的时候，会经常接触到。在现实生活中，只讲共性，或者只讲个性，都是片面的、不妥当的。而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研究的，就是在充分认识共同价值、普遍性的基础上，认识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对应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个性是什么。中国式现代化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清晰地总结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经济学家做研究总是喜欢构建一些模型（从理论模型到数量模型），我们讨论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这个模型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巨国模型”。经济学模型中既可以有小国模型，也可以有大国模型，但中国一定是“巨国模型”，非常独特。因为从横向比较来看，那些发达的、具有现代化特征的所谓先发国家（指已经被认为处于发展前列、具有现代化形态的民族国家）总的人口是10亿多人，而中国是14亿多人（中国曾经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现在已经被印度超越了），远远超过了所谓发达经济体的人口总和，14亿多人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不言而喻。但是，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带领14亿多人实现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让老百姓富起来，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广大人民群众富起来不可能齐头并进，必须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邓小平勾画的现代化必须分“三步走”的战略，是一个高水平的、理性的发展路径。破除原来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等僵化、落后、不利于解放生产力的思维框架，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事物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必须选择这样的路线。但是邓小平又特别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在这一过程中，怎么解决其中的一些矛盾、克服相关的难题呢？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许多年前我们在做国际比较的时候就注意到，其他国家也有不平衡问题，但是中国不平衡与差异巨大的问题比较突出。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收集各地的统计年鉴，按照几十万人口的规模（也就是一个县域的规模），计算出人均GDP[3]（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排序（不考虑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都是县或者县级市）。那么，人均GDP水平最高的是哪里呢？是广东省珠海经济特区的斗门区。最低的是哪里呢？是贵州省的晴隆县。这两地的人均GDP相差多少？差82倍。以澳大利亚为例，其人口总共2 000多万人，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如悉尼、墨尔本等，每个城市都是几百万人。而在澳大利亚一个非常偏僻的“北方领土地区”，地广人稀，总共只有20多万人，但这里跟悉尼、墨尔本等人口密集区域的人均GDP相差多少呢？只有约40个百分点（极端的两头，是比该水平高或低20个百分点）。
由此可知，从国际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区域差异之大，是其他经济体难以想象的，这是我国的国情。怎么样才能在这个“巨国模型”框架之下，领导这样一个区域差异极端明显的国家实现共同富裕，让大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一起走向现代化呢？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任务。我们正在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既要促进发展，也要促进共同富裕；既要使先发展起来的地方继续有积极性“做大蛋糕”，也要使欠发达的地方、中低收入群体更快地积累财富，从而更好地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我国有56个民族，多民族国家中“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事务繁杂，有些是经济问题，但若处理不好就会社会化甚至政治化。国外的一些敌对势力也在拼命煽动、怂恿搞“藏独”“疆独”，特别是我国台湾还有顽固的“台独”势力。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考验，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控制住和排除这些分裂的风险和威胁。
还有，从整个资源配置来看，用学术语言说就是资源禀赋，按人口密度划分有一条不容我们忽视的“胡焕庸线”。20世纪30年代初，胡焕庸教授（一位地理经济学家）在我国的地图上，从黑龙江瑷珲（现在叫黑河）向左下方到云南的腾冲，画出了一条大概呈45度角的斜线。斜线的右下方占中国面积的一小部分（当时不到40%），左上方占大约60%，即现在所说的西部和西北、西南合在一起的广大区域。人口分布情况是什么样的呢？96%的中国人生活在右下方的东南半壁，在另外那片大约2/3——后来虽然有一些调整但也有近60%的国土上，只生活着我国4%的人口。
经过近100年的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组织过多次支边，也给予了西部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西部大开发，即便如此，现在的人口分布和当年的统计数据相比，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仍然有94%～95%的人口生活在“胡焕庸线”右下方的东南半壁。可想而知，在发展的过程中，单位国土面积随着开发而来的资源承载的压力——物理学上叫“压强”，一定会是另外一大半国土的很多倍。怎么改变中国长时间、多种变动因素都未能改变的“胡焕庸线”的基本格局，实现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控制和化解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从而实现和谐、可持续的发展？这当然是中国国情之下又一复杂的问题、严峻的挑战。在过去传统体制下，毛主席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称中国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4]在“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上述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要靠什么？首先要“做大蛋糕”，然后是“分好蛋糕”，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是通盘考虑走向共同富裕要掌握的思路和要领，其中还有见仁见智的各种不同思想和观点的交锋。
比如，要区分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以公益慈善为主要特点的第三次分配，那么每次分配都应该强调什么？应该形成什么样的政策组合？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实践中，我个人特别强调的是，初次分配显然应该首先确立一个发展观念，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先把蛋糕做大，没有“做大蛋糕”这个大前提，怎么切分蛋糕呢？这几年经历了经济下行，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地方困难、企业困难，年轻人感觉没有出路，甚至很多人想要躺平，年轻人想“脱掉长衫”，等等，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矛盾和挑战，这些都与“做大蛋糕”遇到的困难有关——2022年经济增速仅3%。
所以一定要强调，解决所有问题的大前提是解放生产力，把蛋糕做大。我国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早年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朴素但正确的发展观：“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2022年11月我国防疫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后，经济社会生活已趋于恢复常态，地方政府层面都在牢牢抓住机会，大家不约而同地沿着“全力以赴拼经济”的思路发展。这就对了：抓发展是硬道理。坚定不移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就要先“做大蛋糕”，把我们的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首先要恢复到合理区间。2022年我国经济增速只有3%，前三年的复合平均增速约为4.2%，已经滑出了中高速区间。所以，“做大蛋糕”，即初次分配是我们思考问题前置的、最基本的取向。
因此，为了解放生产力、“做大蛋糕”，就需要激励与供给侧所有生产要素相关的主体，充分调动和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所有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要各得其所，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以统一大市场、产权保护、公平竞争来支撑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只有这样，“做大蛋糕”才有希望。
政府在这方面要注重保护劳工权益，引导建立公平合理的劳资关系，按照现代化的取向，以及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已形成的“走向共和”的认识，来动态实现关系的协调。各种生产要素、供给方的主体，各得其所地参与分配，“做大蛋糕”，这应该是初次分配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逻辑关系。
再分配就不一样了。政府在初次分配阶段，主要是以比较中性的流转税收入来支持自身运转，因此不能特别强调政府的调节作用。到了再分配阶段，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就是要以必要的政府干预手段，优化分配结构，防范和遏制收入悬殊的问题。这时所采取的重要的调节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转移支付，比如低收入人群有低保，以及对于一些有特别需求的社会成员的抚恤、救济，对于欠发达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有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支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再分配，是政府牵头做的工作。二是直接税，比如房地产税，其比重要提高。中国现在走向现代化，在怎么建立“现代财税制度”方面面临着一种考验，这是个难啃的硬骨头：中央说要逐渐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那么什么时候实施？首先要实施的是，与我国地方税体系建设直接相关的房地产税。社会大众的心态，完全合乎经济学的认知，即“税收厌恶”，说到房地产税，大多数人都不希望它出现。但放眼看去，全球处于现代化状态的国家，都有直接税，而且房地产税，或者也可称为财产税或不动产税，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再分配调节机制，怎样在中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怎样逐渐优化？一开始只能是柔性切入，比如上海、重庆在做房地产税改革试点。以后怎么办？2021年8月，中央重要会议在强调要实现共同富裕时，说要双管齐下，推进房地产税的立法和扩大它的改革试点覆盖面，就是试点扩围。后来由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问题，2022年，中央要求凡是收缩性的政策都要审慎出台，暂时没有考虑双管齐下去推进。但是一旦具备条件，这个改革是势在必行的。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共同富裕谈何容易？大家的共识是，这是一个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啃硬骨头”的系统工程。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中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解放生产力的努力中，厚植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所探讨的：中华儿女怎样继承中华文明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精华？中华文明在传承中要实现的，就是符合人类社会进步主潮流的、趋向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任重道远。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如果按“新的两步走”逐步实现，就一定要先补足我们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尽如人意的短板，破除相关的一些制约。
在新郑这个人文始祖黄帝的故乡，我们要更加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也是这个已经开了十几届的论坛的一条主线，正好对接到党的二十大所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上。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如果人与自然不和谐，就谈不上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前些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非常明显的危机和压力。比如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年度经济增长速度就又到了10.6%，这是一个延续着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特征的“两倍数”发展的年度。但是，那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却是带有哲理意味的“稳中求进”，自此“稳中求进”就经常被提起，年年讲、季季讲、时时讲。当下，李强总理在“六稳”的基础上，又特别强调突出做好三个“稳”：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首先，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是对于现代化战略的“保证速度”；其次，就业是整个国计民生的底盘，老百姓有没有稳定感，首先就要看就业的支撑；最后，物价是老百姓过日子最敏感的环境因素。
此外，还有什么要注重的呢？就是国民经济这个大系统出现了不能忽视的、威胁到可持续发展、必须克服的生态环境挑战问题。2010年中央提出稳中求进，简单地说，一是从物的视角，二是从人的视角。首先，物的视角。物质生活上，大家可能还清晰地记得雾霾对我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雾霾污染曾涉及大半个中国，从北京到河北再到河南——有一次我在河南郑州，站在千玺广场“大玉米”高楼上，严重的雾霾导致能见度只有5～10米。雾霾不仅造成了大气污染，还有水流的污染、土壤的污染、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孩子健康成长问题。不克服这些问题，谈何可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其次，人的视角。人际关系上，收入分配是最典型的问题。有些学者不断抨击收入悬殊的问题，甚至直接称其为两极分化。虽然从指标上来看，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但是在老百姓的感受上，获得感、幸福感没有明显提升，说到收入分配，似乎存在不正之风。这方面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也完全无法想象可持续发展。
这些年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推进环境保护，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当然，往后我们还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一直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要紧紧抓住、几十年如一日地贯彻下去的指导方针。同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问题，要一并处理好。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一点实际上就是把眼界拓宽到全球、整个人类社会——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个性的现代化，又跟人类共性诉求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就是要寻求和平发展，要在合作共赢的取向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崛起。以和平发展、和平崛起，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梦想成真——这是压倒一切的，是中华民族全体社会成员、人民大众最根本利益之所系。
我们现在碰到的一系列明显的压力问题，比如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似乎回不到从前了，美国在全力遏制和打压中国。那我们怎么处理好中美关系？既要做最坏的打算，也要争取最好的结果。在做最坏的打算方面，我们要准备应对意料之外的惊涛骇浪；在争取最好的结果方面，我们仍有诸多理由继续和美国处理好关系。当年美国带着它所谓的西方盟友制裁中国时，邓小平举重若轻地说：“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5]美国的遏制和打压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场小风波，我们要继续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处理好关系，这是真正从大局出发，考虑到和平发展，有理、有利、有节地去争取维护最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和平环境。当前仍然有这种可能性：我们争取与美国的关系“斗而不破”，并利用多边关系来反制中美双边关系。比如，我们和欧盟之间有两轮签订大单的举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好像信心满满，但是就在北约峰会结束后不久，中国和欧盟传出重要消息，签订了一个价值300多亿美元的大单，要陆续进口260架以上的空客大飞机。2023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又签订了一个大单，涉及260多亿美元、200架以上的空客大飞机。这些消息传出以后，美国波音公司的高层就坐不住了，不顾美国政府方面的不愉快，坚持要到中国来，商谈发展合作关系。这是在生产力基本盘方面我们要抓住的机遇，中美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的格局为我们争取“斗而不破”提供了条件。
诸如此类，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于人类社会应该做出的贡献，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离不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努力，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做出进一步贡献。
在以上五个方面，中央清楚地勾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供了通盘的指导意见，对方方面面都做了具体要求。在这五个方面之后，又特别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一套成体系的表述，可以提炼出8个关键词：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高质量、人民民主、精神丰富、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些概念合成的系统工程，即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有与中国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概念相关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个性和特殊规律（如果说还有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那它们也会有不同的个性）。我们要在这种通盘把握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顺势而为，顺应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
就我自己而言，我的人生经历中有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时点。1977年秋天，传来消息说将恢复高考，我非常兴奋。我在少年和青年时代随父母到湖北干校，在湖北农村生活过，后来又到了江西部队。从部队回到北京以后，我在北京矿务局（俗称门头沟矿务局）机电厂当了4年多的装配钳工，那时经常有支援高产日的下井作业，井下掌子面上的工作我都做过。但我的求知欲特别强烈，特别想圆大学梦。那时的原则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依我在班组和车间的表现来看，推荐不成问题，但是到了“走后门”成风的厂部，有限的名额根本就轮不到我。这时候听说靠考试就有希望上大学，我非常高兴。为了学习，我每天跑到历史博物馆去看展览，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孙中山先生当年海宁观潮以后的一幅题词，写的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看了以后非常感慨，在以后几十年的研究工作中，我反复想，孙中山先生当年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他首先提出振兴中华，这个逻辑跟我们现在讲的现代化只是表述不同而已——振兴中华就是要现代化，而他认为要振兴、要现代化，只能顺应而不能违逆世界潮流。我作为研究者，把这个世界潮流表述为人类文明发展中由客观规律决定的主潮流。这个主潮流是什么？我认为涉及以下“六个化”的概念。
第一，工业化和城镇化。
这是所有追求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经历的发展过程。工业革命以后我国严重落伍，必须迎头赶上，而在工业化方面的追赶，必然伴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14亿多中国人，将来大多数会生活在中心区域，即大中小城镇，而且要最便捷地让他们取得市民身份。目前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6%，换句话说，14亿多中国人中的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近几十年已经进城的3亿多人还被俗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有关文件将他们称为“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但老百姓约定俗成叫他们“农民工”。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居住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了，跟农民身份、农村的活计早已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户籍还在农村。为什么进不了城？大家看看北上广深就知道了，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如果要放松户籍管理，将会使人口如潮水一般涌入，当地政府是完全招架不住的。这些人拿不到户籍，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住房、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就要受歧视，因为城市的有效供给不足。因此客观判断，现在中国的工业化推进虽已有很大的进展，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工业大而不强，同时伴随着的城镇化，不能只看到超过65%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而要看户籍人口、不掺水的城镇化率，只有45%～46%。因此，要意识到我们在发展中有值得肯定的进步、成绩，也有十分明显的短板，但还有相当可观的潜力和发掘空间，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高质量地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升级发展。
第二，其他四个化：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法治民主化。
首先是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所说的市场化、国际化，其次是“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表现的信息化或者叫作高科技化，最后是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里超越经济视角、党的二十大报告里反复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和“全过程人民民主”所提炼出来的法治民主化。我认为法治民主化是一个合成的概念：只讲民主，非常容易落入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必须讲法治化，这个法治必须是“水治”，而不是只讲制度条文的“刀制”。学者们已经反复强调了这个概念，如果讲“刀制”，秦始皇的时候就有秦律，那时的制度是“法制”，而我们要的是法居于所有权力之上、体现人民公意的这种治理，这个法治要框着我们的民主，框着我们的总体“走向共和”。
总之，以上“六个化”合在一起、一个都不能少的发展过程，就是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顺应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
再回到中国自身的个性和特色的问题。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整个发展进程，把这个系统工程掌握好。按照中央的表述，既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要激发地方企业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化改革之路上，我们要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险关。“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话，现在有特殊的意义。从鸦片战争拉开中国近现代史的帷幕，到现在180多年了，我们终于看到了“从未如此接近”的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但是在接下来的不到30年里，我们面临的挑战性和历史考验性，与前100多年相比，至少要等量齐观，甚至可以说更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必须冲过这个“历史三峡”，现在正是爬坡、过坎之时，不进即退。“十四五”期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能不能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十四五”末期使人均国民收入按照可比口径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接受这样的历史考验，只是一个铺垫，到2035年使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比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再翻一番，那又是再上一个台阶的铺垫。到“第二个百年”，和邓小平所说的21世纪中叶相一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见眉目。这个过程中的难关和险关，是当下所不能忽视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克难的事情是最难的，必须“啃硬骨头”。
比如，在实际生活中，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房地产税到底能不能够按照现代化的取向，由粗到细一步一步、不引起社会过大震动地实行？其他各式各样的改革，怎么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即“冲破既得利益的阻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需要正本清源的重要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八字方针。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时加入必要的争鸣有现实意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公布之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解读，出现一种听起来似乎有理但实际上会产生严重误导的说法，那就是有人把中国式现代化简单概括为“不是资本推动下的现代化”，甚至有人说，西方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央反复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上面这个观点听起来没有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当然是要坚持的，但是它实际上否定的是作为对立面的“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这样一来，它就隐含了一个不容忽视的认识误区。如果充分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精神，就要避免以一些看起来有道理但似是而非的话语，引出片面化的认识，而实际上落入误区，从而影响实际推进现代化的进程。
资本是供给侧的要素之一，它和其他要素——劳动与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科技成果、制度与管理，都是生产要素供给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从理论联系实际来看待资本，那么首先就要与时俱进地针对现实生活中对资本概念不当的贬义化、污名化、妖魔化，进行正名和澄清。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既有国有资本，也有非国有资本，还有外资，它们都是生产要素，都必然要发挥要素供给的动力功能、推动作用，并且参与按要素分配的过程，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应特别尊重实践，中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千辛万苦的过程，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确立改革目标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要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进程中，其实资本早已经被正名了。例如，过去的国营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被改称为国有企业，这代表什么呢？经营权跟所有权一定要适当分开，国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就是承认它有经营的自主权，国家有产权，但是没有必要维护国家“一竿子插到底”对于这些企业的经营权。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有什么？当然有资产，就是钱和物，这些资源的运用理所当然是要做好做大做强这些企业。而改革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国企的改革，从原有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表述，已经非常鲜明地上升到了深化改革必须强调“管资本”。这里需要注意，管的是什么资本？是国有资本。“管资本”讲的是国有资本，没有贬义，那么为什么到了非国有资本的时候，就认为它是贬义的呢？在一些人的观念里，涉及非国有资本时有贬义——但不要忘了，统称“资本”的时候，不能排除国有资本。国有资本概念必然引出其应有的价值形态的腾挪运营。“管资本”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我们必须追求的更好适应生产力解放的机制，还要大力发展国资、非国资的混合所有制，这里不可能有贬义。
同时，政府履行职能必须建立财政——“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一步一步地建立起现代预算制度体系，有一个一开始就被称为“国有资本预算”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国有资本预算”有贬义吗？可能有贬义吗？没有。
一定要从系统论角度来认识资本的概念。国有资本之外不仅有民间资本，还有国外资本。对外资应该怎么认识？它也是生产要素，参与中国“做大蛋糕”的过程。一开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积极引进外资，“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后来才逐渐发展自己的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从知道有这么一套商业文明体系，到对接国外的商业化规则与法治化环境，再到引入国外的一些已经在市场上得到验证的、能销得出去的产品的供给方案，同时学习国外的资金、管理经验以及商业文明思想意识，这些都对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比较中肯地说，就是不能把资本落到外资概念时把它妖魔化了。现在中央强调，要继续积极引入外资。因为外资有可能成为积极的推动力量，是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
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中，20世纪80年代已有外资进入中国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些年又有作为创新“重中之重”的中国本土的大量国企、民企和政府合作的PPP，官方用语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所以这里的资本不能作贬义理解。
为什么这样一个应该中性看待的概念，却被认为和以人民为中心相对立呢？这就是我说的认识误区，于是就显示出了更新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如果从资本要素来看，应该是以市场竞争中的“竞争中性”，对应“资本中性”这个概念，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那么相应的就是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竞争中性和资本中性，这就是对于我们应该以理性看待资本的一种清晰表述。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各个生产要素表现的合力作用，不宜直接关联现代化概念，避免陷入内涵模糊的“谁为主导、谁为中心”的标签式选择的讨论，这样容易误导社会舆论。这种误导会导致什么？就是还没有很好地被解决的中国民营企业的“定心丸”怎么吃到位的问题，社会对这个“吃到位”的问题有很多议论，使民营企业一直惶恐不安甚至心有余悸。说美国的、西方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听起来观点很鲜明，好像有批判之意，但是反过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文说到的认识误区，它实际上是不利于我们早已不止具有“五六七八九”特征的民营企业改善预期、树立信心的。这样一种舆论场上的压力，它的逻辑偏差和导致的紊乱，可以从学理角度来分析。
发展市场经济，各个供给侧的要素需要综合发力，在价值取向上是不宜以中心和非中心来区分这些要素的高低贵贱的。经济活动中的一些直观特征，比如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早已有这样的表述，主要是科技含量方面的差异：一般认为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活动科技含量少一些，资本密集型要素的科技含量多一些。但不应该说，所有的场合都一定是要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发展的趋势还是需要资本密集型越来越多，特别是现在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如果把这个技术性的概念拿来，贴上“主义”标签和“中心”标签，就会荒谬地引出一些根本不符合常识的概念。比如我们不能说，凡是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凡是劳动密集型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这里根本不涉及所谓的东方西方、姓资姓社。
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从资本的本性来说，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资，它们都要寻求发展，都有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同时资本就是要带来资金增值的力量，如果不能保值增值，它就丧失了资本的属性。所有的资本，无论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都是这样的。从本性来说，它们都参与发展，都要以保值增值为目的进行扩张，都要参与和推动经济生活，关键就是，怎么处理资本的功能和作用的双重可能性：它既可能无序扩张和发展，也可能有序扩张和发展。民营资本存在无序扩张的问题，比如前几年必须做的纠偏和整改。国有资本也存在无序发展的问题。近年来，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学者不断提出，要克服弊端、消除缺陷，要改造，要改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无序的问题。
所以，关键不在于简单地去讲资本必然是无序扩张的，而是要怎么把它处理好，遏制和防范无序扩张，引导和鼓励有序扩张和发展，这才是一个中肯的命题。在这方面，中央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表述，那就是“红绿灯”。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只讲遏制无序扩张，中央就给出了“红绿灯”的概念：“红灯”就是指制止无序的，“绿灯”就是指引导和鼓励有序的。这样一来，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对资本的态度就明确了，按照这样一种资本“红绿灯”的设置，在分配方面当然也要以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形成的分配体系，来处理好应有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所以我认为，合乎基本学理的理性认识，应该是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排斥和否定资本的推动作用，应该在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轨道上，以动态优化的良法为准绳，形成“开红灯或开绿灯，到底开哪边”的合理调控的标准，以促使资本要素的功能、作用在健康有序的扩张中得到发挥。
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我认为大的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全面依法治国，就一定要加快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让这些经济活动、资本要素涉及的方方面面，不仅有法可依，而且有良法可依，并且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全面依法治国，这是准绳和标准。
还有学者提出，法律的建设和完善一般来说是有时滞的，创新往往就是要突破原来的白纸黑字的法律法规的条条框框，那么是不是还应该考虑设一个黄灯？这也是一个比喻。依据已有的法律规则，可以明确设置红灯、绿灯。但是有些创新领域，开始时还不知道怎么设置规则，我觉得可以用“黄灯”这个比喻，可以理解为需要一个弹性的试错区间。好比交通信号灯有一个黄灯，用来缓冲、调节。但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只是用这个比喻说明，“在规范中发展”和“在发展中规范”是一对矛盾。在创新概念之下，我们要时时注意，需要留出一定试错和创新的弹性空间，否则，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规则非常清楚，按规则执行，那将是一个没有动态创新观念的、容易陷入僵化认识的守成，即只讲规则，守住它，而不讲怎样创新发展——这个创新发展，很有可能要通过试错来冲破原来的一些条条框框。
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创新的、看不准的领域里，首先应该有一定的容忍度、包容性，让它先试错式发展起来，然后寻求规范，等基本看准了，再赶快建立规范，以寻求更好的发展。“在规范中发展”和“在发展中规范”这一对概念，并不是哪个更重要、哪个不重要，但我认为在“以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中，排序不能颠倒，一定是要先讲“在发展中规范”，接着差不多看准了，再“在规范中发展”。如果反过来，那么可能创新发展就成空话了，还怎么可能有空间去试错呢？怎么可能去冲破过时的、不合理的条条框框呢？我认为这值得方方面面一起思考，特别是有调控管理职责的政府方面要注意把握好。
李强总理在2023年记者会上讲过，“提高创造性执行能力”“不能尽设路障、不设路标”[6]。因此，政府看不准的那些细节的东西，要允许企业家去探索，通过试错，及时跟踪，等有八九不离十的把握了，政府再推出必要的规则。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我举以上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思想认识层面的创新必不可少。结合我们继承的几千年黄帝文化的精华，形成中国发展的软实力，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实务当然要紧抓不放，思想观念的创新也不可缺少。
所以，我们当下要特别注意改善市场预期，争取把经济运行恢复和维持在合理区间，对接长远的“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使中国梦梦想成真。从警惕右、防止左的角度综合考虑，我们应该在问题导向之下，高度重视提振市场信心，改善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企业的预期。在当下，各地正在不约而同、全力以赴地拼经济，很有希望出现一个对接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02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了，虽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要警惕未来的一些新的困扰，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向好这个局面，第一季度已经表现出来了。对于第二季度，我预计相关的主要指标会比较好看，[7]因为2022年的基数太低了，只有0.4%，稳经济大盘、开十万人大会、多路督导，做了那么多的努力，才有0.4%的正增长，2023年第二季度主要数据出来以后，很可能同比指标升得较高。它的客观影响是什么？就是市场人士、企业界，无形之中会提振信心，预期就会向好。我们应该乘势把第三、四季度的发展在贯彻中央精神、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创造性贯彻中央方针的过程中，稳定在中高速区间，对接高质量发展，并在“十四五”时期的后两年，维持这个局面。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下在务实方面前瞻性的、可以勾画的前景。
要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一定要同时认识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理解需要大家共同讨论。要正本清源，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的同时，还应该有思想观念的创新，因此学者们还要致力于对相关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
[1]根据2023年4月20日在河南新郑“第十六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2]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9/0625/c427785-31187717.html。
[3]在我国，人均GDP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差距不大。
[4]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5]参见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22/0118/c436975-32333649.html。
[6]参见人民网：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23/n1/2023/0313/c452948-32643320.html。
[7]后来统计局报为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