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赵元任先生是二十世纪平凡而伟大的人文学者。
西方一位历史学家说，世人带着希望和恐惧跨进二十世纪，可是赵元任先生进入二十世纪时才九岁，他没有一丝恐惧，倒是满怀着无穷的希望和活力跨进二十世纪。这希望和这活力，贯串了他的一生。他不知疲倦地学习，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他随时随地都能找到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而与此同时，他尽情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他也尽情地享受着工作的乐趣和幸福，并且让他的亲人甚至他的朋友们感受到这种生的乐趣——“唯有生命之树常青！”歌德的箴言在先生身上表露得最淋漓尽致。他衷心关怀着关爱着他的亲人，他的周围，他真诚地关心受苦受难的众人的遭遇和命运，人的尊严，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一句话，所有人文精神都是赵元任先生始终坚持的品德。他不愿意自己多灾多难的民族沉沦为类似“印第安人居留地”那样的国土。他不是社会改革家，他甚至不是他的好友胡适那样自觉地参政议政从政的社会活动家，不，他只不过是一个人文学者，一个平凡的人文学者，他一心向往着一种平静的、淡泊的、与世无争的生活方式和宽松的能够平等地相互切磋的学术环境。他爱的是书，是音乐，是图画，是科学，是语言，是文字，是美，是一切美好的精神产品，当然，他爱人，爱寻常的善良的普通人，爱人的高尚品格。
任何一部五四运动史很可能都忽略赵元任这个名字，尽管这个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爆发时，赵元任先生不在国内，但是从他的精神世界和活动实践来评估，他正是五四精神的提倡者和身体力行者。他毕生追求“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他从不作空洞的政治呐喊，可是他通过自己的“武器”（艺术，学术和科学活动）发扬了这种伟大的人文精神、启蒙精神。如果不是发扬这种精神，我们能够听到像《呜呼！三月一十八》（1926）那样慷慨激昂的悲歌吗？能够听到《西洋镜歌》（1935）中“要活命就得自己救”，“再造起一个新世界，凭着你自己的手！”那样的旋律吗？如果不是发扬这种精神，我们能够在五四前后通过他和学人们创办的《科学》杂志读到那么些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吗？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发扬这种人文精神，日后我们能看到对我们伟大的民族语言进行科学的剖析和热诚的改革实验吗？
赵元任先生确实够得上是一个伟大的人文学者，几乎可以类比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他在青少年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培养了观察自然现象和亲自动手进行实验和制作的习惯；他以弱冠之年留学美国，先学数学，物理，然后学哲学，涉猎逻辑学和心理学，他从小爱观天象引导他走进天文学的门槛。他和朋友们节衣缩食办起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传播科学知识。他一本正经地学音乐，学和声，学对位法，学作曲。然后他师从欧美各国的语言学家，语音学家，他从游学之初就萌发了历史地科学地研究中国语言的志向，并且以改革语文特别是书写系统为己任，他这样做，是为着开发民智，拯救中华。接着他确定语言研究是他毕生的治学方向，他锐意研究国音国语统一和各地方言，他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其实在这之前，他的文学翻译和话剧活动，几乎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语言进行的，就连他的音乐作曲，也绝不是业余爱好，而是跟语言学音韵学有直接的关系。甚至他的业余爱好（摄影），那四千张珍贵的图片，简直就是一部形象化的民俗学记录。
时空因素——也就是时代和社会环境把这个人文学者的一生分成两个部分：前半生和后半生。前半生从出世到去国，经历了四十六年（1892—1938），主要活动场所在中国，其间有十多年留学美国，做留学生监督以及游学欧洲；后半生从去国到辞世（1938—1982），在美国侨居十五年（1938—1953），然后在那里定居（1953—1982），其间两度回国访问（1973；1981）。
可以认为前半生对于赵元任先生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他的主要业绩是在二三十年代这短暂的时间完成的：国语统一运动（今日可读作推广普通话运动）和方言调查，在他身上是辩证的统一。他参加了汉语标音符号系统的创制，特别是国语罗马字的制定是他独立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从吴语开始的方言调查，开拓了一个新纪元。他的主要音乐创作，包括那些当时广为流行的大众歌曲和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艺术歌曲，像《教我如何不想他》和《海韵》等，绝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写出的。他的文学作品翻译和话剧脚本主要是在此时问世的。他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机构、方法和设想，都是这个时期奠定基础的。总而言之，前半生是赵元任先生治学的黄金时刻，这是毫无疑义的。
七七事变后，日寇由北往南，先后攻占北平（今北京）、上海、南京，迫使这位人文学者举家迁徙，经长沙到昆明。战争夺去了他的一切：他的大部分书籍连同他辛辛苦苦亲自修建的简朴的房子没有了，他苦心积累置备的研究仪器丧失了，更重要的是他进行田野作业的源泉地，不是沦陷在鬼子的铁蹄下，就是生民涂炭，颠沛流离。连母语都受到威胁，何论研究？
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文学者，一个举世闻名的语言学大师，竟然无法再进行他理想中的工作，其痛苦是后人无法想象的。然而他渴望工作。他不能放弃他的探索，他只得寻求暂时的次等的选择。他去了夏威夷大学教汉语，而前此他曾经委婉地拒绝过那里的邀请。退而求其次。战争和动乱不能允许他照样做他的田野工作。他下决心暂时去工作一阵，谁知这一去，就是整整一个后半生！
不能说赵元任先生后半生没有任何建树。不，完全不。他在二次大战爆发以后，特别是在珍珠港事变后，在语言信息和汉语教学中发挥了他的语言天才，为正义战争作出了贡献。他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也没有投身社会革命，但他决不是立意逃避现实躲进桃花源去的“纯粹”学者隐士。战争结束以后，他在前半生实践的基础上，归纳自己的语言观点和教学经验，也做了许多极有深度的著述。但遗憾的是他已多年远离他研究的对象——中国语文，即离开了汉语的发祥地，生长地，发展地。他不能每日每时观察它的变化，不能更加深入研究它的发展规律，更无法继续他的未竟之业——方言调查，无法参与全民的“国语统一（推广普通话）”的运动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和术语标准化的工作，更不能参与整个民族的语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的活动。对于一个从二十世纪开头就怀着改革语文以促进民族复兴大志的人文学者，这样的境遇真是莫大的遗憾，而这遗憾绝非他个人的，而是我们民族的遗憾，更是学术上的遗憾。
战争结束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这位哲人本来可以顺利地回到他的乡土，实际上他也作过回归的打算，但这意愿没有实现；实践走得太快了，一九四九年故国翻天覆地的剧烈变革，仓促之间他很难理解。他一心追求学术上的真理，他很不情愿参与政治，这就加大了他对社会变革理解的难度。他无法接受飞快发展的现实。接踵而来的朝鲜战争和“非美活动”，都使他感到困惑、迷茫和压抑，于是我们这位可敬的学者，只好在太平洋彼岸年复一年地观望，踌躇，等待。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定居在美国（1953）。
他是真诚的，他是质朴的，他是勤奋的，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文学者。那年头他不能理解故国，但故国理解他。然而理解又能怎样呢？这片黄土地也经历了风风雨雨，走过崎岖的不平的弯路。尽管如此，这沃土，这沃土上的知识者，其中不乏他的学生，朋友，知音，以及那些高瞻远瞩的政治活动家，都在想念他，等待他，召唤他，因为他们理解他。而他呢？那年头有人能洞悉他的心境吗？他不感到寂寞吗？他不感到飘零吗？他不思念生他育他的沃土吗？他会想起他常常提到的第六世祖赵翼那一联绝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吗？他怎能忘怀一出娘胎便与他息息相伴甚至可以说与他融成一体的母语呢？……
然而哲人的心境像大海那样的开阔，他仍然热爱着生活，他仍然带着无限的乡情接待海峡两岸过往的客人，他一点也不懈怠地在彼邦探索语言的奥秘。直到有一年，当他兴致勃勃地去灌制一张吟诵《长恨歌》的唱片时，忽然悲从中来，泣不成声，以致唱片也没有灌成。这是哲人的“长恨”？是可望不可即的河山？是远方的山山水水引发的nostalgia？也许直到那时他还不能理解他的故土，如果他能理解故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如果他能意识到他年青时日夜追求的民族复兴此时已微露曙光，他会好过些，他的心中会更加充满阳光……
一直到他去国三十五年后（1973）他才踏进久别的故土，那一年是十年龙卷风中少有的甚至是唯一平静的一年，他见到了周恩来，见到了他久别的二女儿新那和她的丈夫黄培云，他提名要见的所有亲友都无一例外见到了——除了不在人间的以外，在这当中，在语言学领域共同奋斗多年的挚友罗常培走了，在清华园国学研究院共事的陈寅恪也走了。那一年故国天空还是阴云密布，然而这次欢聚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多少抹去了游子夫妇俩藏在心里的压抑之情，他们可以尽情地呼吸故乡泥土的芬芳了。也许他们俩带着一点欢慰混和着一点难以言说的心情离开他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沃土，回到了太平洋彼岸。八年后（1981），当他再一次回国时，夫人杨步伟已作古了，此时他的故土阳光普照，新的时代开始了。他见到了邓小平，他见到了胡乔木，他见到了他的学生王力，他的神交朋友吕叔湘，会见了学术界文化界的新老朋友……人们以景仰的心情和真诚的欢笑迎接了他。应当说，此时，不止故国理解他，他对这个故国也多少理解了。他一定是带着希望和满足的心情离别这片沃土的。故国的阳光灿烂吸引着他，他会不断地回来的，可是，遗憾的是，仅仅一年后，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着的故土和思念着的故友，还有祖国的语言……
他走了。
但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留下了许多创造性的精神产品，这些创造物包括文字制品和音像制品。无论就其涉猎的广度，钻研的深度而言，都是极有价值的瑰宝。由此可知，涵盖这一切的《赵元任全集》的面世，可说是当今文化界学术界出版界的盛事和大事。
计划中的《赵元任全集》将有二十卷，编辑出版这样一套大书，自然难度很大：学科分布面广，贯串文理；使用媒介多种多样，其中文字作品有用中文写成，有用英文写成，有用符号（国语罗马字，国际音标，还有其他标音符号）写成，有作者自己从英文翻译成中文，或改写成中文，还有由别人翻译成中文而经作者认可的以及未经作者认可的；已成书的分别在几个国家和地区印行，未成书的或未发表过的手稿散处海内外学术机构或家属亲友手里，收集起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至于音像制品（包括唱歌录音，演说录音，音标发音以及四千张摄影作品）更是洋洋大观，幸赖赵家老少“总动员”全力支持，高新技术特别是数码技术的采用，这才减少了编印的难度。当所有这些技术上的困难得到适当解决之后，摆在主事者面前的更大困难，就是问世的《赵元任全集》如何才能够全方位地按照原样准确地表达出这位平凡而伟大的人文学者的广阔视野和学术成果，同时能够反映出他的人文精神，高尚品格，科学头脑和自由思想——而这正是编印全集的最高目标：它不仅保存珍贵的文献资料，而且通过这些精神产品，让后人寻出前人学术发展的轨迹，悟到学术未来发展的思路。
《赵元任全集》按照现在的设想，将出二十卷，附载若干个光盘。全集将以大约一半的篇幅（十卷），突出表现作为二十世纪举世公认的语言学大师的成就。赵元任先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这样的安排是符合实际的。从这十卷论著中，后人可以了解到这位非凡的语言学大师是在何等广博深厚的知识基础上从事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的，他的独立、自由、开放的学术精神，他对改革中国语言文字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敏锐地吸收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历史地动态地研究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凡此等等，必将对当今中国语言学学者的学术成长、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的学术界也必将因全集的出版而受益。
后十卷涉及音乐作品及论文，脍炙人口的文学翻译，为哲学家罗素讲演做的口语翻译及有关论文，数十篇科普文章，博士论文，数种传记，独具特色的绿信，书信，音像制品等，其中十分宝贵的是他完整无缺的七十六年的日记。这十卷的内容展示了这位语言奇才是怎样把他的智慧扩展运用到音乐创作、文学翻译等艺术领域的；展示了他的博学，他的勤奋，他的淡泊，他的豁达，他的幽默，他真挚的友情和温馨的亲情。总之，读者从中可以尽览这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杰出的人文学者的丰富人生，他的真实的心路历程和充满活力的创造精神。
今天，一个新的世纪又开始了，中国人带着民族复兴的希望和信心跨进了新世纪的大门。人类社会的进步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滋养，把上个世纪学术大师们的学术遗产完好地保存下来，传承下去，是出版界的责任与使命。而今二十卷本《赵元任全集》的出版堪称中国学术界的大事，出版界的盛事，必将会为繁荣学术、建设文化作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