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当时同为学界领袖且为东原前辈的惠栋（松崖）呢？我们似乎很难给他定位。前面提到两条线，东原皆在其中有崇高的地位。然而拿来测量一下松崖，都没有太重要的地位。

一代文宗、兼采汉宋的大儒翁方纲读了松崖《周易本义辩证》，睥睨道：“惠氏之学，其初亦是举子空谈耳，至后撰《易述》，则又漫衍自恣矣。”[6]作为乾隆十七年（1752）的进士，举子业中的佼佼者，翁方纲当然有资格对这位终身未中举，连朝廷访求经师（乾隆十五年）都被淘汰的“征君”不吝评点了。[7]

袁枚不喜考据，更不喜汉学。他在书信中讥讽惠栋“以说经自喜”，[8]还写过一首《考据之学莫盛于宋以后，而近今为尤，余厌之，戏仿太白嘲鲁儒》的诗谓：“或争《关雎》何人作，或指明堂建某处。考一日月必反唇，辨一郡名辄色怒。干卿底事漫纷纭，不死饥寒死章句。……或者收藏典籍多，亥豕鲁鱼未免误。招此辈来与一餐，锁向书仓管书蠧。”[9]

对于袁枚这种“不喜佛，不喜仙，兼不喜理学”的“真性情”来说，他不喜欢惠栋倒也正常。但是考据学家也不怎么喜欢惠栋。著名的考据学家王引之在给焦循写信时就说：“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10]惠栋对于明道、朱子的肯定，对于虞翻部分条目的批评或不用，或许心细的王伯申先生没有读到？

既然批评惠栋“识不高，心不细”，想来伯申先生是识高、心细之人。何谓识高、心细？我倒是联想到了适之先生的一句口号：“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大胆亮出创新观点，不信古人，可谓识高矣；小心地搜集材料，归纳排比，推论出预设的观点，可谓心细矣。

惠栋的弟子们，继承的确实是惠栋的质朴之学。余萧客作《古经解钩沉》，主要工作在辑佚，极为费心劳力，却仍被东原批评为“有钩而未沉者，有沉而未钩者”。然辑佚之学本来就是后出转精，[11]以后人聚书之多以及积累日繁来是非前人，稍失公允。且辑佚岂能代表惠栋的学问？惠栋之学的关键方法论在于师法，其学问目的在于斟酌汉说，重新建构经说（微言与大义）系统。为探求汉代经说，不得不辑佚。惠栋《周易述》，其注文虽来自郑、荀、虞诸家，却是以自己的语言加以融会，疏文中发明易例、提点微言、贯通大义，已远出于汉注之外。此后清儒作诸经新疏，先辑旧注，其疏通则不过是正其训读、考释其名物制度而已。即或其亲炙弟子如江声作《尚书集注音疏》，虽偶于注中参以己说，犹是仅止步于疏解旧注，无复惠栋追求微言大义的志向。然则皖派以“信古而愚”目吴派，亦不为无据。

钱穆先生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矫正梁启超同名著作之失，多有精确之见。其论及惠栋时却说：“夫苏州惠氏专门之学，其意本在于考古，而常州诸贤，乃尊之为大义，援之以经世，此则其蔽也。”[12]惠栋之意果在于考古乎？然《明堂大道》与《易微言》、《易大义》又何说？且考古与义理，果不可兼容吗？《尚书》一开篇即“粤若稽古”，马融、王肃释为“顺考古道”，今文及郑玄解为“同天”；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知考古之义，实蕴含无尽意味，非考据之学所可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