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一
奇幻文学作为风靡全球而经久不衰的文学形式，其源头经常回溯到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统、北欧神话及史诗，而英国学者、作家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以后，不仅为这一文学传统带来了新生，更是重新界定了这一形式的书写与审美，为其赋予了现代性内涵，是当之无愧的新时代奇幻文学的发端之作。
《魔戒》讲述的是一个弱小者改变历史的故事。1914年，英国向德国宣战，翌年，身为牛津大学学生的托尔金入伍，不仅亲历了战争的残酷，也从小人物身上看到了英雄精神。他认为来自下层的列兵、勤务兵远比自己优秀，这一认识直接投射到了后来他对书中霍比特人形象的塑造，也解释了为何霍比特人甘愿踏上危险重重的护戒之旅——为了保卫家乡夏尔及它所代表的一切。“魔戒”隐喻着力量与欲望、权力与异化，在善恶力量的拉扯中，逐渐向善而行。但托尔金所写的并非简单的善良战胜邪恶的故事。弗罗多在护戒队的鼎力相助下克服了千难万苦，终于来到了末日之隙，却舍不得将魔戒毁灭；早已被魔戒控制的咕噜突然现身夺走魔戒，又失足跌入地底烈火，与它同归于尽。魔戒将咕噜的贪欲放到了最大，使得他不顾一切也要占有，反而销毁于锻造了自身的烈火，可以说，诞生邪恶的也会毁灭邪恶，邪恶覆灭的种子恰恰隐藏于邪恶本身。弗罗多没有被神化成英雄，愈靠近魔君领地，魔戒对心智的咬啮愈强，耗尽了他最后一点意志力，令他显示出凡人的脆弱；但正是他的善良与勇气将魔戒带到了命定的覆灭之处，也是他的怜悯与对人性的信心让他在先前放过了咕噜，善的力量在功亏一篑之际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通过咕噜之手实现了翻转。
托尔金使用了英雄使命、善恶冲突、超自然力量等传统神话要素，但又将其深深扎根于社会与历史现实之中。克莱夫·刘易斯则在与友人的通信中盛赞《魔戒》“超越了时代，就传奇小说自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奥德赛》甚至更远）而言它不是回归，而是进步乃至革命，征服了新的领地”。托尔金本人在谈到写作目的时直陈自己力图呈现现代化了的神话，因为，“使它们现代化就是使它们可信”。他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确实做到了“可信”。在互联网促生的超文本时代，《魔戒》早已突破文学文本的单一形态，据其改编的影视作品、开发的电子游戏、衍生与仿写的作品数量庞大，有遍布全球的忠诚粉丝社群，已经形成了围绕这个大“IP”的庞大文化集合体。
二
1954年，《魔戒》在英国出版，旋即引起本国评论家的注意，随后被引入美国并在六十年代大放异彩，销售逾百万册，引发广泛讨论。然而，由于对畅销书籍和类型小说的传统认知，多数评论家仅将其归属于通俗文学，甚至仅定位于儿童的床边故事。直到托尔金学会成立（1969年），这一作品才逐渐进入严肃文学批评者的视野，开始出现用经典理论话语进行解读的学术努力。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即便读者过亿，《魔戒》系列仍未能跻身正统学术殿堂。托尔金百年诞辰纪念之际（1992年），《魔戒》及托尔金研究热潮再度兴起。三十余年来，语言学的、神话学的、种族的、阶级的、政治的《魔戒》诠释与再发现层出不穷，已然构建起蔚为大观的《魔戒》学术共同体，《魔戒》的经典化已经完成。
自出版至今，《魔戒》已被译成六十多种语言。我国对于《魔戒》的译介始于1998年，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首先出版了各自的译本。在2001年至2013年间，伴随着奇幻文学在中文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热潮，《魔戒》又经重译，多次出版，几经修订。在目前的五种中译本中，联经出版公司、译林出版社的朱学恒译本（2001、2011、2012、2013）和世纪文景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推出的邓嘉宛主译本（2013）影响较大。
如前捷克斯洛伐克翻译理论家、尼特拉学派（Nitra School）代表人物之一吉里·列维在其最有影响的文章《翻译是一个作选择的过程》中所言，翻译是译者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译者的选择受其记忆和美学观等“理解前结构”的影响，是迸发着译者活泼泼精神风貌与生命体验的跨语际书写。像《魔戒》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文本意义一直处于流动之中；而汉语读者的阅读经验和期待视野在文学交流和文明互鉴中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这样激荡着文学、文化对话的时代语境下，经典文本复译既是必然，也十分必要。于是，就有了读者诸君面前这一套新译《魔戒》三部曲。
三
《魔戒》立足古典叙事，以时间为主轴线性推进，因果关系清晰，与传统英雄传奇的基本结构一脉相承，有稳定而可信的运行逻辑。托尔金融合了自身对宗教、北欧神话、日耳曼神话、古典学、古代欧洲语言与现代英语的学识，为虚构世界赋予了物理真实性，编织起一个庞杂却又严谨有序的故事体系。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文本，作为译者的我们，在确保字句信息忠实的前提下，首要的任务是将一个虚构的异质性世界及发生在其中的故事置于当下的语言及文化时空里进行重构，在“妥协式”二次叙事和“创造性”二次叙事之间有效博弈，努力实现故事整体构架上的“还原性”二次叙事。托尔金对想象的中土万物进行命名，为生活在虚构世界的各族群创造了语言，神祇、魔怪、精灵、半精灵、人类、矮人各有语言，各族在跨越数千年的历史中又产生了多种语言变体。其中，霍比特人使用的语言接近现代英语的平实易懂，怪物的言语粗俗简陋，精灵使用的昆雅语、辛达语优雅神秘，有北欧语系的特征，词汇丰富，句法成熟。书中人物用各自的语言进行交流，书写本族的历史，吟唱先祖的传奇，打造了一种独具托尔金特色的多声部叙事。小说叙事者的语言也经托尔金着意设计：主体叙事用散文（prose），形式上倾向古典化，一些非常规句法现象如副词转移、主谓倒装、系词倒装等频繁出现，随着故事从古意盎然的田园传说推进到惊险恢宏的英雄史诗，风格渐次发生变化。书中根据行文需要还夹杂有大量韵文（verse）：古雅的歌谣、神秘的铭文咒语、铿锵正大的颂诗、荡气回肠的叙事长诗、优美典雅的诗篇、俚俗俏皮的小调……
为了尽最大可能实现“还原性”二次叙事，我们进行了整体上的语言设计，随着故事发展得越来越壮阔，语体风格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对于书中人物语言的跨语际转换，我们努力从他们的出身渊源、品格性情、相互关系出发，尽量确保对话贴合人物性格，再现人物神采。对于托尔金自创的词与专有名词，我们注意到附录《翻译原则》预设的目的语为欧洲语言，某些情况下与汉语的达意机制及读者习惯违背，需要进行适度调整与改写，故采取了音译、直译、意译、多种译法结合，乃至创译的方式。英国翻译理论家蒙娜·贝克在《翻译与冲突》（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中指出，叙事的关联性使得译者不可能将一个词语从一个给定的叙事或一系列叙事中剥离出来，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语义单元对待。译者考虑的，不仅有原文叙事，还有现代汉语已包含的既定叙事。
大量诗歌贯穿《魔戒》始终，精灵族热爱吟唱，比尔博写诗教授弗罗多以历史，汤姆·邦巴迪尔以欢乐的歌唱代替交谈，阿拉贡行险亡灵路之前吟诵先辈盟誓以壮行，吟游诗人以长诗记诵希奥顿王东征，传递捷报的大鹰以喜悦的诗歌告知人民……书中的各类诗歌承载着托尔金奇幻世界的独特叙事，共同参与建构恢宏的中土世界历史文化。基于对诗歌叙事功能的体认，我们秉承互文叙事的原则，将诗歌置于其所出现的大小语境中进行域境化转换，确保重构完整、流畅的阅读场域。同时，我们采用适度归化的翻译策略，将诗歌叙事功能有效融入主体叙事之中，打造多重叙事，确保再现原文的整体肌理。在结构上，我们以叙事进程组织语篇，以指示性标志提示情节的层进与转折，使读者无须借助繁杂的“前知识”或脚注等副文本信息，便能读懂诗歌所讲述的传说传奇、人物行状、历史事件。
翻译是无限迫近的艺术。本雅明认为，一切伟大的文本都在字里行间包含着它的潜在文本，而译者的任务是在译作的语言里创造出原作的回声。我们提供的译文是原文的一种广义互文文本，是原文的回声激荡。翻译亦是遗憾的艺术。如履薄冰开展《魔戒》复译工作，我们深知，虽已穷尽心力，译本中不尽如人意之处仍在所难免。译者团队三人携手踏上《魔戒》之旅，在将近两年的艰辛旅程中，同心协力护送它到达目的地，现在交到读者手中，热切地邀请读者诸君进入这个有魔力的文本世界，构建自己的审美空间，与我们携手，共同打造更充实、完善的《魔戒》学术共同体。
阎勇、辛红娟
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