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向觉得作者最好在讲述的开头就把自己的目的告知读者。因此我首先要声明：本书所记录的并非大事，而是我在战争开始后的十五个月中经历的一些小事。到现在，欧洲诸强陷入这场骇人的争斗已经超过两年。众多小国遭到入侵；法国也被征服。这些大事已有报纸报道，也将载入史册。生活仍在继续。人们仍旧每日三餐，仍旧相爱，结婚，老死。然而在我看来，这场天降灾难还是以千百种细微的方式影响了每一个人，至少在欧洲是如此。这些小事对剧变的洪流而言无足轻重，对受其影响的人来说却并非不重要，而在我所知的范围内，还没有一个人认为它们值得留意。因此我觉得，若我能在遗忘之前将那些本身甚为琐屑却似乎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走向的事情记录下来，或许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本书所讲述的纯属个人私事，若非如此便毫无意义。不过我仍要请求读者相信：在整个世界的未来都悬之一线的此时此刻，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个人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1939年夏天，我在家中避暑。我的住所位于费拉角——尼斯和蒙特卡洛之间一条突兀探入地中海的海岬，是一栋四方形的白房子，建在一片小山坡上，让我在房中就可以坐享面朝蔚蓝大海的广阔视野。十二年前，我厌倦了四处漂泊的生活，买下这处房产。价格相当便宜，因为它造得实在丑陋，让所有见过的人都觉得只能拆掉重建。整个房产包括一座荒废的大花园，此外还有一片地，以地价昂贵的里维埃拉的标准来说算是不小。房子由一名退休的天主教会主教在本世纪初建造。他在阿尔及利亚工作了一辈子，在建房时便采用了他在那里的住所的形制，在中间留出一个中庭。他在屋顶安放了一座摩尔式圆顶，在墙上开出马蹄形窗孔，还造了一道横越客厅的摩尔式拱门。接着他又想出一个糟糕的主意，在房前添了一道文艺复兴式的凉廊。我意识到这些摩尔式的大杂烩和文艺复兴式的铺张其实只不过是板条抹灰，完全可以拆掉，只留一栋平顶的普通房子。于是我买下它，按我的想法改造，从内到外粉刷成白色，再用我的书、画和我在漫游中搜集的各种物件装饰起来。我的计划是在此终老，就在卧室里那张彩漆大床上咽下最后一口气。有时我甚至会双手交叉相握，闭上眼睛想象自己终于变成一具尸体躺在那里的样子。
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到一大片废弃花园和一块山坡地会带来什么样的诱惑。此前我从未拥有过花园，并不知道一个人拥有的花园越多，就越想要更多，而在花园里干活越多，就越有更多的活儿需要干。我的花园里有松树、橙树、含羞草、芦荟，还有缠结不清的野百里香和野迷迭香。这个国家的园丁收费低廉，当时一天只要一美元多一点，而且不管种什么，只要浇水就能长得好。我种了夹竹桃、山茶花和各种开花灌木，又从加利福尼亚买来鳄梨树。前七年里这些树一枚果子也没有结，可到了我离开之前，每年已经可以收获三四百枚鳄梨。四处的人们都赶来观看，因为它们是欧洲种植的第一批鳄梨树。然而，里维埃拉最大的宝藏其实是草。此地的草难耐漫长炎热的夏季，因此每年春末都需要挖掉，等到秋季再重新栽种。这项工作既费力又费钱，然而新生的草叶刚冒出来就鲜嫩得夺人眼目，有一种流动的光彩，如同年轻女子初登舞会时的顾盼。我在通往前门的车道两边都铺了草坪，又营造出一条在松阴下蜿蜒、通往花园尽头的绿色小路。在户外凉台上，我整整齐齐地种了橙树。夏天晚上我们通常会在这里用餐。在山坡高处，我修了一个十八世纪风格的游泳池。其入水口是我在佛罗伦萨找到的一件大理石人面雕刻，作者是贝尔尼尼。游泳池后有一个天然的小山洞。如果天气太热，泳者就可以到洞中乘凉。在洞口两边，我各摆了一只很可能曾经属于蓬皮杜夫人的铅瓮。站在这里你可以随意瞭望地中海。尼斯就在你的右方，远处则是宏伟的艾斯特雷山。
我的房子和花园便如上所述。这座山丘的山顶是一处军事设施，最高处有一座信号塔，还有用来保护它的大炮。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前那段动荡时期，此地发生的一件怪事曾让我不安。有一天，我收到消息说有一队海军军官要从土伦到这里来，希望我能和他们见面以商讨某件事务。我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但也回复说欢迎他们随时过来。第二天一早便有两辆汽车开到我家门口。于是我的客厅迎来了六位中年男士的拜访。他们身穿军装，纽扣眼上别着荣誉军团勋章的花结。其中三人留着大胡子。因为他们袖口的金色条纹，我能看出他们的军衔都很高，有一位是海军上将。他们郑重其事地坐下来，然后其中一位清了清嗓子，开始说明他们的来意。听起来，他们是希望我能让出山坡高处的一小溜土地，方便他们修建一座炮台。他们显然觉得我会反对，因为另一个人插话解释说炮台完全不会影响我，反而会为我的房产增添便利；此外（此人说话相当随便），万一战争爆发，能坐拥一门可以回击海面上的意大利军舰的新式大炮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毕竟它就装在我家后院。我猜那位海军上将觉得这个玩笑有失分寸，因为他打断了那个人的话，表示我素有与法国友善的名声，而法国和英国又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同盟，让他很难想象我会阻挠一项事关法国安全的紧急而必要的计划。此前我一直不想打断这几位先生的话（面对穿军装的人我总会有些胆怯，因此为了让自己感觉自在些，我只能在想象中剥掉他们的军装，换成连衫裤），现在终于可以表明我的态度。我表示商议其实全无必要，因为不论法国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多大一块土地，我都很乐意让出来。六位先生低语起来，语气中不无赞许。然后上将和第一个开口的那位火炮专家都对我的爱国精神表示感谢，还对我的英国同胞们一致表现出的公共意识做出了几句恰当评价。之前几位访客的举止一直礼貌而矜持，此时却变得近乎热烈。在一片交谈声中，我无意间听到一位蓄着大胡子的军官对另一位评论说我是如何友好，还说他多么希望法国人在面对这种事情时像我一样好打交道。随后我们重归正题。此前一直没有开口的一位军官向我发表了一篇不短的致辞，用语考究，正是一位有教养的法国人的拿手好戏。他指出：近年来里维埃拉的土地价值已经缩水，再考虑到战争可能爆发，只会继续下跌；他们需要的那块地对我并无用处；他们仅仅需要若干米×若干米的面积，一旦炮台完工，我甚至不会觉得有什么变化。与此同时，六双眼睛一直紧紧盯着我。最后，致辞者终于直接提出问题：让出这一小块全无价值、毫不起眼也完全无用的土地，我需要什么样的报酬。
“什么都不要。”我说。
六位勇敢的先生因为震惊而脸色苍白。这倒是我平生未见的画面。
“可是你说你不会反对我们在你的地产上修建一座炮台。”
“我不反对。我很乐意把这块地免费让给你们。”
“我们不介意支付合理的价钱。”
“我相信你们不会介意，”我回答道，“可是我在这个国家已经生活了许多年，也无数次受惠于法国人民。因此，在你们出于国防需求向我索取一小块土地时，我怎么能要钱呢？”
客人们沉默了。他们的眼睛仍然紧盯着我，可我发现他们在偷偷交换眼色。此前一直友好的气氛明显地冷了下来。随后其中一位开口了：
“当然，我们非常感谢你的慷慨。”
海军上将迟疑了片刻，站起身来。
“我一定会将你富于公心的提议告知部长。我们会在合适的时间将我们的安排告诉你。”
他们彬彬有礼地与我握手，然后鱼贯而出。我不禁觉得，尽管他们的工作就是乘风破浪，此刻他们心中的波澜却胜于往时。两天后，我收到从土伦寄来的一封口吻生硬的公函。他们在信中感谢了我对访客团的款待，然后表示：经过再三考虑，他们决定放弃在我的土地上安放大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