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兴起于20世纪末，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是这一领域的首倡者、开拓者，他出版的《环境想象》（1995）、《环境批评的未来》（2005），被认为是这一学科领域的奠基之作。新世纪伊始，布伊尔开始在中国受到广泛关注。
这本《生态文艺学》初版于2000年，写作大约开始于1996年，那时我刚到海南岛不久，在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了精神生态研究所并筹办了内部学术交流刊物《精神生态研究通讯》。由于地处偏远，更因为自己学识浅陋，在出版这本关于文学艺术的生态批评著述之前，我对于西方的生态批评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
况且，当初我并没有计划要写一本生态文艺学的书。计划中要写的是一本《精神生态学引论》，观察的视角是我所熟悉的文学艺术。恰恰这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STS）在筹划出版一套“生态文化丛书”，邀我来撰写其中的一种，而且一定要做成“学科”模样。于是，我仓促上阵，便有了这本《生态文艺学》。
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文艺学的教学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曾经参与中国“文艺心理学”学科重建，90年代之后注意力转向生态学与文艺学的跨学科研究，曾发表过一些文章，可以说这些便是我撰写《生态文艺学》的前提。
如今回忆起来，我写作这本书时缺少西方生态批评的最新信息，而我能够凭依的学术资源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使我坚定地把世界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没有任何已经进化的事物与其他事物毫不相干地独立存在，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所有事物都是有机整体的组成部分。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对工业社会的反思、对未来社会的企划，让我对生态时代充满期待。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的《人的系统观》启发我将人的精神纳入地球生态系统，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却在征途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成了我守护“精神生态”的一面旗帜。
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后期存在主义现象学特别关注地球人面临的生态危机，他指出：当人类囿于技术的框架，只从技术的视角去看待一切自然事物时，那将意味着对自然生态的全面破坏。海德格尔不同凡响地寄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的希望于文学艺术，他宣称：只有一个上帝可以救渡我们，那就是诗。舍勒（Max Scheler）的精神现象学更善于从资产者的人格结构与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上揭示其“贪婪”“算计”的本质。他说，正是这批人主宰了现代社会，把整个社会变成了“数量的”“商品的”“消费的”的社会。舍勒也认为诗人是“最深切地根植于自然幽深处的人、原生自然中的人”。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报复人类的精辟论述，使我恍然大悟：人类在整体意义上也是会犯错误的，高智商的现代人则会犯下更大的错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持守的批判理论指出：启蒙运动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工具理性已经化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业时代控制与统治大自然的那种力量实际上也在控制、统治着广大人民群众。在这样的社会里，就连文学艺术也已经“物化”，被纳入一体化的“文化工业”的生产营销流水线，“独特的个性”“细腻的感情”“自由的精神”如果不能被制作、包装成时髦的商品投放市场，就会被视作“无用的东西”遭遗弃。真正的艺术精神会通过让物化了的世界讲话、唱歌，甚或起舞，来同物化作斗争。
四、在当时的条件下我能够搜求到的几本生态学的专业书。其中有比利时学者迪维诺（Paul Duvigneaud）的《生态学概论》、美国学者莫兰（Joseph M.Moran）的《环境科学导论》、德国学者萨克塞（Hans Sachsse）的《生态哲学》及我国学者马世骏主编的《现代生态学透视》、余谋昌的《当代社会与环境科学》等。读这些书，我等于通过自学了解到一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以及生态学研究的动态。
五、生态文化经典论著。比如，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沙乡年鉴》、拉兹洛（Ervin László）的《决定命运的选择》、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的《哲学走向荒野》、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的《自然之死》、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的《濒临失衡的地球》、格里芬（David Griffin）的《后现代精神》，还有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发布的关于人类当前与未来的处境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还有一些中西方自然写作的文本，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徐刚的《守望家园》等。
利奥波德写下的一句话强烈地震撼了我：有机会看到大雁要比看电视更为重要，有机会看到一朵白头翁花如同自由谈话一样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拉兹洛再三强调：人类面临的生死存亡不是外部物质极限，而是人的内在限度引发的恶性竞争、管理失当、盲目自大、鼠目寸光，社会生态被严重扭曲。拉兹洛也认定伟大的艺术与美学经验能够帮助人们恢复在追逐财富与权力过程中丧失的整体意识。
格里芬关于“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主义”的判断，使我开始相信后现代是生态时代，建设性的后现代或许能够协调现代与前现代的差异，创造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更和谐的时代。
六、古代中国典籍《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中呈现的宇宙图景及对于理想社会的憧憬，是我关于生态文化思考的底色。我的故乡豫东平原，是老子、列子、庄子的出生地，诸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知白守黑、抱朴怀素”“物无贵贱，万物为一”“万物有灵，善待万物”“敬畏自然，顺遂自然”“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明道若昧，进道若退”“柔弱胜刚强，欲速则不达”这些传统文化精神也许早已存在于我内心深处的潜意识中。中华民族古老的生存智慧，如今看来也应该是为现代人尊重、借鉴的生态意识。
七、我在课堂上近30年讲授文艺理论积攒下来一点家底，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在文艺学与心理学的跨界研究中，接触到精神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些理论知识，其中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对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我的这本《生态文艺学》，就是在上述学术土壤中“早产”的一株稚弱的小草。虽然稚弱，但它毕竟是存活于我自己的学术生命之中的。
“生态文艺学”，并不是我自己的标新立异，原本是丛书主编的安排。既然已经做成这个样子，我想，还是有必要正一下名。
“文艺学”这个概念，目前在我们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学科设置中看就有些紊乱。顾名思义，“文艺”应该包括文学和艺术，但在当下大学文学院的教学中，竟直截了当地定位为：“文艺学”是一门以文学为对象，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研究文学的性质和特点及其发生、发展规律为目的的科学；文艺学的三个组成部分为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文艺学”中的“艺术”没有了，只剩下了“文学”。按照这个定义，“文艺学”应该改为“文学学”才对，然而“文学学”从字面上看显得很别扭。况且真要让文学院的文艺学教师同时讲授音乐、绘画、雕塑，那也太为难了，如今这些已经放到“艺术学概论”中，另设为一门学科了。由此看来，中国的“文艺学”只应叫作“文学理论”，仅相当于西方的“文学批评”。
“文艺学”的原意并不是这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陈望道主编的《辞海》中，“文艺学”条目为：“研究文艺的各种现象，从而阐明其基本规律及基本原理的科学，亦称‘文艺科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文艺理论、文艺史、文艺批评三个方面。”其中的“文艺”是既包括文学，也包括其他艺术门类的。更早一些的先秦时代，“文”，也不单指文章，《论语·八佾》中的“郁郁乎文哉”，就包括了“礼乐典章”。古代的文化人，像白居易、苏东坡，不但会写诗著文，也都是通音律、善书画的。直到民国时代，像李叔同、丰子恺也还都是诗文、音乐、绘画的通才；鲁迅对于绘画、雕塑绝对是内行；沈从文后来转业从事服饰研究，水平高出一般专家。只是到了现代社会，专业越分越细，教授文学的专家也就绝缘于其他艺术门类了。
这本《生态文艺学》中“文艺学”的含义，还是更接近《辞海》中的解释，既包括文学，也涵盖艺术。只是我对于文学之外的其他艺术领域也知之不多，只能勉力而为，还是以文学为主要对象。概而言之，我持守的“生态文艺学”的宗旨即：
努力以现代生态学的视野观察、阐释文学艺术现象。这与西方的“生态批评”专以文学为对象也是不同的。
布伊尔教授本人对生态批评的空间倒是持全方位开放的姿态。2002年他到中国来，在和我国青年学者韦清琦博士的对话中，曾谈到他关于生态批评的见解：
生态批评通常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生态批评家不赞成美学上的形式主义，不坚持学科上的自足性。生态批评特别注重从跨学科研究中吸取阐释模型。随着生态运动的持续开展，“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也会越来越复杂，其批评的领域也将不断扩大，它批评的对象不仅是自然写作、环境写作和以生态内容为题材的作品，还将包括一切“有形式的话语”。因此，不同的生态批评家之间可能呈现巨大差异。[1]
侥幸的是，我的“不专业性”反倒让我在更开放的批评空间里的摸索少了许多限制，布伊尔教授的宽容也为我的生态批评留下一席之地。
早期生态学中的“生态”，原本指的就是“自然生态”，是大自然中的生物体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生态学就是一门自然科学。一旦这个“生物体”由动物、植物、微生物转换成“人类”时，生态学就顿时变得复杂起来，它不得不同时面对人类社会发生的所有问题。雷切尔·卡森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她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将原本属于生态科学中的问题转换成生态文化问题，为生态学的发展前景开拓出一片崭新天地。
通过研读上述学术资源，西方生态科学家们撰写的《生态学概论》《环境科学导论》让我初步领略了“自然生态”方面的常识；马克思、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学说将我的视野由“自然生态”扩展到“社会生态”领域；舍勒、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又启发我在自然与社会之上窥见一个“精神生态”的层面，而且这个层面与文学艺术、与审美拥有“本源”性的密切关联。所有这些，我又可以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中找到原始的、浑沦的踪迹，这给了我一定的自信。
也正是因为我读书的纷杂，我的这本《生态文艺学》并没有局限于“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是让文学艺术面对整个开放的生态世界——从自然生态到社会生态，乃至精神生态。生态学在我这里变成一种世界观；从自然、社会、精神的“生态三层面”分析评价文学艺术现象，成为我用来观察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的方法。
也许还可以有另一种写法，对文学艺术家、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从其自然属性、身体属性、生理属性分析探究，从而对开拓、丰富现代生态学理论做出贡献。这种研究的落脚点在生态学，可以命名为“文艺生态学”。而我所能够做的还仍然不过是“文艺学”研究，是将文学艺术问题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加以研究的文艺学。
没有想到，差不多就在我思考精神生态问题的同时，法国著名哲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出版了他的《三重生态学》（1989）一书，书中论证了生态学的三重性——“精神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自然生态学”。有人猜想我或许是借鉴了加塔利的说法，实际上我在撰写《生态文艺学》时并没有读到他的书，甚至也不清楚这个人。这一“巧遇”倒是能够说明“生态无国界”，在生态问题日益全球化的语境下，东西方的生态智慧（Ecosophy）总会呈现出彼此呼应、相互生成的状态。[2]
我自知我的学养与我的初心并不般配，2000年版的《生态文艺学》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粗疏的、青涩的，它至多不过是为构建一门学科尝试着搭起一层脚手架。
本书原为14章，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侧重揭示时代面临的生态困境，从自然、社会、精神三个层面大致论述了生态学因应时代变化做出的拓展。我试图将“精神”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引进生态学学科；同时将“生态”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导入审美与文学艺术研究领域，期待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文学艺术参与到世界生态运动中来。下卷，努力运用生态学的知识与理论对文艺学中一些固有的基本问题，诸如创作主体、创作动力、创作题材、文学艺术鉴赏、文学艺术的价值、文学艺术的地域风格、文学艺术的历史演替、文艺批评的尺度等做出新的阐释。概言之，上卷带有总论性质，下卷则重在发挥理论针对具体文艺学问题的实际应用。
说是“实际应用”，但也很少落实到具体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这固然是由于一本书的容量毕竟有限，同时也因为仓促成书，尚未能沉下心来在具体的作家、作品上下功夫。让理论在批评实践中得到检验与充实，对于一门学科的建树是必不可少的。劳伦斯·布伊尔就曾强调把对于作家、作品的生态解读作为生态批评建构的基础，他欣赏的案例是利物浦大学教授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从文化与环境的视野对19世纪作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和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的分析评论。这两个人，一位是以细腻笔调描绘小城风情的女性作家，她的书中展现了尚未受到工业革命冲击的英国乡村的人际关系与田园风光；另一位是出身底层的小说家，以赤子之心与古朴的文字抵御工业文明对自然的侵袭，从而守护了心中那片天然的荒野。布伊尔称赞他们的创作为英国文学乃至文化批评指明了“绿色方向”。
我将生态文艺学的观念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评论之中，已经是在这本书出版10年、20年之后了。我选定的是两位中国古代诗人、小说家，一位是一千六百年前的陶渊明，一位是三百多年前的蒲松龄。其成果一是2012年出版的《陶渊明的幽灵》，一是2023年出版的《天地之中说聊斋》。
在我看来，面对当下世界性的生态危机，中国古代的陶渊明与西方现代的梭罗，其价值和意义都在于创造了一种与自然和解的生态型的生存方式，我把它称作“低物质消耗的高品位生活”，其实也就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陶渊明的幽灵》中，我希望以陶渊明的心灵之光在这个天空毒雾腾腾、大地污水漫漫、人间物欲炎炎的时代，为世人点燃青灯一盏，照亮世人内心潜伏的自然。
在《天地之中说聊斋》中，我希望在生态文化的视野里，运用生态批评的方法对中华民族的文学瑰宝《聊斋志异》做出新的阐释，由此展现伟大作家蒲松龄为女性造像、为荒野立言、守护人类天性、善待自然万物的淳朴人格与博大情怀，从而在民众间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与精神生态。
这两部书的成败，对我的生态文艺学观念显然是一个严峻的验证。我也衷心希望有机会读到这本《生态文艺学》的朋友，也关注一下我心目中的陶渊明与蒲松龄、桃花源与聊斋。
《生态文艺学》出版后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书中提出的“生态学三分法”，如今似乎为年轻的研究生们提供了一个似乎很是“顺手”的写作模式，这是我撰写此书时从未想到的。日前有人在互联网上检索，截至2019年竟有150余篇研究生学位论文运用了“生态学三分法”的理论方法，论述的对象堪称横跨中西、丰富多样。看到自己提出的理论得到诸多青年学子的采纳，当然感到欣慰；但我衷心希望大家更要对作为新时代世界观的生态学多一些深入的理解，以免把自己的文思局限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
这本书从初版面世到如今已经22年，写作的初衷原本是受到日渐严重的生态灾难的逼迫，所谓“发愤著述”的激情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22年，从时间跨度上看已经超过了人生的四分之一，22年前出生的婴儿也已经长成堂堂成年人。22年过去，地球的生态状况是否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好转？我只能悲伤地回答：没有。不但没有根本的好转，局部的好转也不多，地球整体的生态状况还在持续恶化。聊以为慰的是生态意识已经开始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逐渐普及，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达成少有的共识；从科技创新、社会管理等方面对环境问题进行治理已经受到重视，并且投入逐渐加大。遗憾的是，仍旧说得多做得少，实际成效不足；防污治污本末倒置，结果犹如扬汤止沸。而且，其中还不免掺杂一些口是心非、借助生态工程牟取私利的投机者，败坏了生态运动的声誉。
本书曾将拯救的希望寄托于人们的精神变革、伦理变革，寄托于由文学艺术导向的心灵变革。现代人内心、精神的清洁与丰盈，才是地球生态清新与平衡的根本保证。今天看来，人文学科的发展踟蹰不前，“日常生活审美化”完全为资本市场掌控，能否畅销与盈利成了衡量文艺作品优劣的尺度，精神世界的颓败让期许中的生态前景依然暗淡迷茫。
在《生态文艺学》出版后的一个时期内，我对生态运动及社会转型充满热情和信心。我曾豪情满怀地宣告：人类历史已经到了该“转弯”“改道”的时刻。工业社会之后的理想社会，不是工业社会的持续发展，而是一个超越了现状的新社会。在这个时代，生态学将起到关键作用，人们将摆脱机械思维的束缚，走出经济利益的狭窄牢笼，人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欲将受到抑制，“人类福祉”将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人类对地球的压力将由此得到减缓。文化的、审美的、象征性的价值一旦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人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将同时降临。
至今我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只是随着老之将至，自己的心情已经变得愈加沉重。我越来越感到，解救现代社会的生态困境不会是一两代人的事，人们应该做长久的打算。
现代人的急功近利，本是启蒙理性的固有之义。人类从使用火来烤肉到用火把水烧成蒸汽用来推磨，即将热能转换成动能，至少用去30万年的时间；而从蒸汽机到核电站，将热能转换成核能，只用了300年。工业革命之前，人口繁衍至6亿用了20万年；工业革命后，地球人口猛增至72亿，仅仅用了不到300年！现代人在“大干快上”的时候只看到当前的利益，看不到日后的结果，甚至全不顾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后果。300年的成就辉煌灿烂，300年酿下的祸端也地覆天翻，而且这些灾难性的后果几乎总是不可逆的。在许多时候，人类将自己当作自然万物的中心，并不考虑自然自身的价值与规律，一味地自作聪明。最终，人算不如天算，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次次遭到自然的报复，一步步走进自己挖下的陷阱。
20世纪中后期，同时也是生态运动的高涨期，中西学界几乎都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二个轴心时代已经到来，也就是说一个创造新文明时代的机遇已经降临。在上一个轴心时代，人类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新时代的文明应是与农耕时代、工业时代都不相同的文明，即生态文明。第一个轴心时代从公元前7世纪到前3世纪，绵延了500多年，而实现这一时代的理想又花费了2 000年。那么新轴心时代的到来以及“新轴心思想”的开花结果，即使不说2 500年，起码也要500年吧。
前方的道路尚有九十九道弯，急于求成是不行的，但必须从当下就开始出发。
近20年来，尽管困难重重，中国的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文化批评等研究领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中西方之间的学术交往增多并建立起切实的联系，人文学界的许多中青年学者跨进生态学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显著成绩，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心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生态批评由早先较为狭窄的文学领域拓展到电影、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电子传媒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建设美丽乡村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生态美学理论的介入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与20多年前撰写《生态文艺学》时相比，所有这些都为我当下的修订提供了太多的方便。
在这样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重新写一部《生态文艺学》，然而我已经深感心力不足，这只能寄望于更年轻一些的同道。况且，作为一本中国生态批评发轫期的著述，我还是想让它留下一点历史的光影，作为一个时代的参照。
鉴此，这次修订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吸收国内外相关的一些新的资讯，采纳学术界某些重要研究成果；更新部分过时的相关数据，补充一些生态保护运动中出现的典型事例；某些章节做了适当调整，书后增加了对于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生态文化研究领域一些常用术语的界定。
从整体上看，修订版仍然保留了原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保留了原书的书写风格，保持了与初版的连续性。
前面我已经说过，撰写《生态文艺学》本是承接中国社会科学院STS研究中心的一宗“订货”,“生态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至今仍然没有被官方认可，今后也不一定会。新世纪以来，我对“学科建设”的热诚已经消减。一门学科的建成，既是时代的需求，更是几代学人不懈努力的结果。作为个体学者，倒是应该把精力放在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上。于是，在这本《生态文艺学》出版之后，我又出版过《生态批评的空间》《生态时代的文化反思》，以及由我主编的《生态文化研究资源库》。在这里，我也衷心希望读者能够把这些视为《生态文艺学》一书的拓展与补充。
世界生态运动方兴未艾，生态社会的到来长途漫漫，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能够融入时代大潮中，成为洪流中的一滴水、一粒沙子，是侥幸的，也是荣幸的。
2022年清明时节，姑苏独墅湖暮雨楼
【注释】
[1] 参见韦清琦: 《打开中美生态批评的对话窗口———访劳伦斯·布伊尔》,《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2] 参见胡艳秋: 《三重生态学及其精神之维》,《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