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是一部写在三十年前的书，如今又将有新版面世。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快节奏时代，一本书能够受到持久的关注，让我感到欣慰。

这部书从酝酿到写成出版，正值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鼎盛时期，即被史学家高度赞誉的80年代。在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大量西方现代学术著作被翻译介绍进来，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的独立思考、自由写作得到一定程度的宽容，中国的思想界进入继“五四”时期后又一个难得的活跃期。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先生计划出版一套“文艺新学科”丛书，我的《超越语言》便是这套丛书中的一部。

我出生在中国腹地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开封，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在这座古老而又封闭的城市里度过的。在大学读书期间，由于社会动荡，我未能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地一步步走过来，凭借的是我对文学艺术拥有天然的浓厚兴趣，再就是我热爱读书、写作，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生命的本分。我乐于将习得的一些知识与理论的碎片按照自己的感悟与理解愉快地拼接连缀成文。

可以说，这些在《超越语言》中全有所体现。

仅从书名上看，这应该是一部归类于语言学学科的书，其实并不尽然。

在写作这本书之前，我曾在文学心理学研究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当“文学创作心理”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的时候，我发现“语言”就成为一个必然面对的“关口”，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于是，我开始关注语言学理论，这就让我自然地与西方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遥相呼应起来。

心理学研究重视主体的、个体的、内在的、精神维度的活动过程，这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路向并不一致，从这本书中很容易看到我对结构主义哲学的抨击，言语上有时显得过分冲动。

我与生俱来的“东方情结”，让我很难接受以“逻各斯”为中心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实证主义”的西方近现代主流哲学，很难把握“概念形而上”的思维模式与书写风格。而对于西方后起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现象学哲学、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则更容易产生亲近感并融入其中，西美尔（Georg Simmel）、舍勒（Max Scheler）、韦伯（Max Weber）、卡西尔（Ernst Cassirer）、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都是我喜爱的思想家、著作家。在这部《超越语言》的写作过程中，德国的海德格尔，法国的杜夫海纳，便成为我的精神向导，杜夫海纳的一句话，甚至成了我叩开“超越语言”之门的锁钥！而在语言学方面，我尊敬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但更倾心于浑身散发着文化历史芬芳的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需要特别做出声明的是，我的这本《超越语言》与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超越语言学》并无直接的关涉，我在写作此书时没有读过巴赫金的书，甚至也还不清楚这位学术大师。我的“超越语言”是动宾结构，我希望做成的一门学问不是“超越语言学”，而是“文学言语学”，当然，并没有做出来。但我的心似乎与这位大师是能够呼应的，因为在面对索绪尔与洪堡特时，我不能不对“抽象的客观主义”的索绪尔有所保留，而更倾心于“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学中的文化内涵、精神取向，总能激起我的兴奋。

在中国，我的故乡原本是三位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庄子、列子的诞生地，在我的思想深处始终隐匿着一个古老的文化幽灵“老庄哲学”，体现在文学艺术创造领域，便是魏晋风度与魏晋时代的美学。

在这部书中，读者将会看到，一个当代中国人文学者如何将东方的老子、庄子、陆机、刘勰、李商隐、司空图，翁方纲、鲁迅、王蒙、莫言，与西方的洪堡特、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皮亚杰（Jean Piaget）、索绪尔、海德格尔、杜夫海纳、司汤达（Stendhal）、布勒东（André Breton）糅合在一起。

相对于理智，我更看重感悟；相对于逻辑，我更钟情直觉；相对于科学，我敬畏神秘。我相信文学艺术研究不只是单一的思维活动，更是一种特定的、持续的心境或精神状态，是一种对于研究对象的悉心体贴与无端眷恋，一种情绪的纠葛与沉溺，一种心灵的开阖与洞悉，那应该是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思”的状态。我不能算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不是一位合格的大学教师。

在我看来，文学性的核心是诗性，诗性也是人性的底色。我写作这部书的初心，是要探究一下“文学语言的心理发生”，亦即诗性在人性中的发生与遗存。文学语言是如何在一位作家或诗人的心中产生并呈现出来的？诗性的语言如何在人性中扎根生长？这些问题往往被正统的语言学家忽略了，我自不量力地希望补充上这一课。

我的“胆大妄为”无意间惊动了国内语言学界某些权威人士，一时间几乎引发对我的“群殴”。一位权威语言学家竟写了数万言的文章痛批我的“胡言乱语”。

与此相对，这本书出版后却受到文学创作界的好评与鼓励。

该书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享有盛誉的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在审稿的过程中就写信告诉我，说这是一部有创见的好书。

国家文化部前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在声誉显赫的《读书》杂志发表专题文章，评价说这是“一本超拔的书”。

作家韩少功先生，理论评论家南帆先生，以及陈力丹教授，刘士林教授，都曾对《超越语言》写下许多赞赏的话。

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身世坎坷的唐浩明先生。当时他在台湾政治大学任教，特意写信来告诉我此书“切中时弊，对文学大有功德”。

此书在1988年有一个“油印本”，供课堂教学使用；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印行，1994年重印过一个增订版，后来还有出版社提出再版。

为了修订这本书，我曾经收集了一书架相关的书、刊。遗憾的是，我发现全面修订比最初的书写还要困难得多，修订再版的计划也就搁置下来，一搁就是二十多年。

当年写作此书时，我还是血气方刚的青壮年。一位挚友戏言，读《超越语言》可以感觉到作者充盈的“性冲动”。如果把“性冲动”改为“生命冲动”，我是可以欣然接受的。如今，我已经须发斑白、年逾古稀，且不说“全面修订”已经心力不足，其实我还担心衰老之年的修订很可能会损伤原书的有机性，销蚀掉原书蕴含的情绪与直觉、生气与活力，事到如今也只有放弃。

这次出版，除了对书中一些明显的错误加以纠正之外，基本上完整地保留了30年前的“容貌与体魄”，也保留了它的偏颇与执拗。为了多少弥补一下缺憾，这次重校我在每一章的后边添加了一篇“补记”，结合当下的感悟，做了十分有限的一点补充。

30年过去，随着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扩展，许多新的问题又展现在人们面前，如人类语言交流载体的数字化、电子化、网络化，如言语主体生态环境的变化。

诗是人类的母语，诗性是人类的天性，语言现象亦即生命现象。当诗意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渐行渐远时，文学如何持守自己的本真天性再度完成对时代的超越，对于日常生活的超越，更加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

学术探究永无止境，此书如果能够为继往开来的“超越者”提供一块“垫脚石”，我将感到万分荣幸！

鲁枢元壬寅立春，于姑苏暮雨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