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明初的南京，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它继六朝和南唐7个朝代建都后再次成为都城。其特殊价值表现在几个大的方面：从城市面积来看，较之南唐都城扩大近三分之二，并沿袭了约600年未有大的变化；从中国古代行政地位来看，首次成为中国大一统时期惟一建在江南的京师；从世界城市史来看，当时230平方公里的南京已然成为公元14世纪世界规模最大的都市。综合南京、中国、世界的城市历史比较，元末明初朱元璋与南京确实有许多值得潜心思考和研究的领域。

朱元璋在南京42年的时间里，不仅独具匠心地扩建并营造了这座匪夷所思的都城，还与众将及谋士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东讨西征，最后平定、统一天下。他曾在这里招募天下贤达英杰谋划新王朝体制的恢弘架构，稽古创新，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典、章程及制度，从而开创并奠定了大明王朝277年的基业；曾在这里为维护皇权和强化中央集权统治，或惩治贪官污吏，或网织罪名大肆杀戮功臣并累及家人和族人，仅洪武一朝诸狱中耸人听闻的“四大狱”就斩杀了10余万人；也曾在这里利用他手中不断膨胀的皇权话语权，或装神弄鬼、故弄玄虚，或假借儒、释、道的传统文化，为构建空前的中央集权制披上一层惑人的外衣；还篡史改迹掩其真相，甚至延及有明一代的皇子、皇孙和编撰史记的文人……朱元璋在南京创造的业绩和“奇迹”，以及他本人性格和思想的复杂多重性，至今令人叹为观止。

公元14世纪中叶，朱元璋在南京举全国之力耗时30余年扩建了这座城池。这座由宫城、皇城、京城与外郭四重城墙所组成的京师城池，创造性地将南京自然界的山、水与人造的城、池结合起来，就其形制的独特、规模的恢弘、筑城技术的广泛传播、涉及地域的广袤以及参建人员的众多和影响的深远，在人类城市规划和建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据此我曾在《符号江苏·南京城墙》里提出明南京城墙为“旷世城垣”，其实造就旷世的城垣首先得有“旷世”的思想为基础和前提。这“旷世”的思想，便是本项课题研究的重点，即朱元璋内心谋求的“宅中图大”，以实现其大明开国都城传统意义上的“居于中心，谋划四方”。也正因此，南京城墙绝非是孤立的一重重城垣，而是与城市有着密切关联的有机整体，诠释着朱元璋心目中“国之中土”的都城以及所追求的“宅中图大”。这样来看，当年城市（包括城墙）之“卜”与先后两个阶段的营造、洪武年间两京制的设置与废黜、中都的营建与罢建，以及城墙与城市的关系、城市空间与中央集权制度下京城建筑的等级设置，均有了末之本、水之源。撇开当年朱元璋一代人的“旷世”思想，就城墙论城墙、就城市论城市，难免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学术”泥潭。

这项课题的完成，得缘于近30年对南京城墙进行基础性研究后，仍存学术探求的欲望；得缘于三年全球性新冠疫情暴发、滞留在德国反而有了将南京城墙放在国内外城墙比较研究平台的机会，这就是受邀德国柏林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中文名：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Dagmar Schäfer（中文名：薛凤）教授提供的课题研究项目、学者交流以及查找资料诸多便捷条件，其中得到该所图书馆专员Cathleen Päthe（中文名：白灵）博士帮助良多。课题主要依据明清的史料（包括正史、文集、笔记、墓志，以及少量野史）、近现代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地方志以及近30年本人对南京城墙收集的各类资料。研究的路径有二：其一，朱元璋相关思想与当朝相关制度的起因、缘由、积淀和运用，简单说属于非物质层面；其二，京师城内各类建筑物（当然包括四重城墙）的营造、改建、扩建及相互之间的关系，简单说属于物质层面，结合这两点的考辨为主干，由南京城墙作为切入点，延伸到城市，最后回到城墙作为反证。研究的方法是运用现有的资料，尽可能回归当时的社会环境，探索历史中的个体与群体乃至与社会层面的相互作用。研究的目的是更加关注城墙与城市的关系，究竟谁是明初南京城营造的主导者，以及皇权作用下南京都城营造所体现的中国独有的集权思想与传统文化，以便厘清元末明初在定都、择都和两京制以及南京城先后两个阶段营造的史实。

人的认知，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个人经历的阶段性。朱元璋一代人营造南京如此，今人研学亦然。对历史而言，所有的研究，都不可能是重现历史。所谓研究，至多是通过浩瀚的故纸堆与古人的不断“窃语”，从而能接近历史，这便是我的奢望和索求，也是我的乐趣所在。

我是南京人，面壁城垣而神往，心无旁骛数十载恍若旦夕间。云烟尽散，过客无踪，不停、平和、享受。惟善缘所赐，得以再度回眸故乡那座久远的旷世之城。是为序。

杨国庆 记于德国·柏林Zehlendorf寓所

2023年3月18日初稿

2024年1月30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