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东汉建初四年（79），汉章帝召集当时一些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场会议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会议期间，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诸儒作答，汉章帝亲自裁决，“考详同异，连月乃罢”。此后，会议讨论结果被编纂成《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

一

该书得名与白虎观会议密切相关。白虎观位于东汉都城洛阳的北宫，其本身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与文化意蕴。这与东汉是一个完全沉浸于儒家氛围里的朝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汉定都长安标志着刘邦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承秦制，长安也更多被认为是霸业根基所在。而东汉选择定都洛阳，则鲜明地体现了东汉一朝对于儒家王道政治的向往。儒家所推崇的政治理想存于夏、商、周三代之治，东汉选择洛阳作为都城，宣告了自身试图继承上古三代的传统，故在实际政治中极为重视用儒家思想来教化引导民众。

东汉洛阳城本身的建筑设计也带有鲜明的儒家色彩。根据现在的考古资料可见，洛阳城位于东周王城的故址，在今洛阳市东三十里白马寺以东，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城南北长九里七十步，东西宽六里十步，通称“九六城”，平面为长方形，有12座城门。洛阳城的总体布局是在纵向轴线上，依西汉旧宫经营南、北二宫，两宫相距一里，其间以三条复道相连。以后又陆续添建东、西二宫。北宫大规模修复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先后历时五年。白虎观位于北宫，其具体规模形制已经不可考。一般而言，作为建筑物的“观”有两种意义：1．古代宫门外高台上的望楼，亦称为“阙”；2．楼观，宫廷中台榭之类高大华丽的建筑物。根据各类历史记载，东汉南、北两宫的建筑中名为“观”者，有北宫的增喜观、白虎观，南宫的东观、承风观，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观。东观是东汉时期设立于南宫中的藏书著述之地，史书中多有“校书东观”的记录。白虎观在《后汉书》中的记录只有三条：“（章帝）建初元年，诏（贾）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章帝）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和帝）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宫章德殿，讲于白虎观”，这些记录共同说明了白虎观与皇帝参与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东观的作用是以藏书校书等事业为主，那么可以说白虎观在东汉时期一般被作为经学讲学讨论的场所。

那么“白虎”有什么象征意义呢？为什么东汉一朝将讲论经学这类大事多放在白虎观中进行呢？史书并没有提出明确解释，清代惠士奇在《礼说》中有一种相对比较合理的解释：“路寝制如明堂，面有四门。虎门者，路寝之西门也。西为成熟之方，学贵成熟，故小学在西，亦名西学。《祭义》云‘食三老五更于大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大学在成均，则西学在虎门之左明矣。古者学在门，缪公学著人。《齐风·毛传》云‘门屏之间曰著’。著人者《楚语》所谓‘位宁有官师之典’，盖师氏、保氏也。师氏、保氏同居门左，各司王朝。保氏不言者，省文可知。或云南称门，北称闱，此臆说也。萧子良云‘萧何以署书题苍龙白虎二阙’，不知据何书。后汉德阳殿，东门云龙，西门神虎。虎金兽也，故在西，则虎门为路寝，西门又何疑乎？家之学在门侧之堂，故国之学在虎门之左，此蔡邕所谓周官有门闱之学也。《左传·昭十年》‘栾高与陈鲍相攻，遂伐虎门，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盖以虎门师保所居讲学视朝之地，故朝服立于其外欤？东汉有白虎观，肃宗诏诸儒论定五经同异于此，白虎门名于门，立观因以名之，盖取地官师氏虎门之义也。”

这段材料大致指出了“白虎”的三种内涵：一、与虎门有关。虎门是路寝的西门。路寝是帝王正殿所在，意指古代天子诸侯的正厅。西方象征着成熟，学贵成熟，因而西方也象征学术，故虎门意味着贤者所代表的学术。二、与五行中的白色相关。虎是一种金兽，属于西方，在东汉所尊奉的谶纬中有“《文耀钩》云：西宫白帝，其精白虎”，虎门与白色是联系在一起的。三与师氏、保氏有关。《周官·地官》中对于师氏、保氏记载有明确分工，两者都担负着教导帝王的职责。前者在于以善道感召，以德行为主要教诲内容；后者在于劝谏过失，以道艺为主要教诲内容。他们都居于虎门左边，在这里对天子进行讲学、监督、劝谏。根据这种解释可见白虎观象征着学术，也象征着师氏、保氏等人的学术活动与政治职能。东汉章帝将讲经论道的活动安排在此地，不仅符合经书中的安排，而且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

这次会议召集者为皇帝，讨论在宫廷中进行了数月之久，仅仅看作是一种学术争论不足以解释这次会议。根据典籍所记载的与会学者基本情况，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有几大特点：第一、与会者主要因其经学背景被召集，其中多通《诗》《尚书》《春秋》之人。其中特例是淳于恭，他的学术长项为《老子》。此次讨论会所牵涉的不仅限于经学，以《老子》为代表之道家思想并没有完全绝迹，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会议的政治意味多于学术意味。淳于恭本人也颇具儒者风范，他行为举止均符合礼，但其“进对陈政，皆本《道德》”，据史书记载章帝对其讨论政事的言论也非常欣赏。第二、这次会议讨论所涉及的经学范围相当广泛，参会者有好几人都是博览书传之人。第三、这次会议尽管时间长，但规模应该不大。姑且不论现今可考者只有这十几人，仅就这些参加会议的学者具体情况来看亦如此。就地域而言，在会议召开前这些学者就已聚集于京城洛阳，没有任何外地学者加入。就这些学者当时职务而言，一系以太常为首，包括其所领博士；一系以光禄勋为首，包括大夫、中郎将；还有一系为负责宫廷宿卫的卫士令、校尉等。卢恭时任太傅府吏，所以云“特以经明得召”。这群人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宫廷，很多人可以说是章帝很熟悉的人，如召驯曾为章帝侍讲，张酺、桓郁担任过章帝的老师。第四、这次会议并非学者的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而是具有很强的政治实践意义。不仅因为有汉章帝、陈敬王等政治地位极高的人参与，还因为其他参与者中很多人兼具实际政治才干。他们不少人经明行修，仕途从郡县小吏等低级职位开始，经过了一番磨炼才进入中央。会议之后，张酺、丁鸿、鲁恭、魏应、召驯也担任了县令、太守等实际职务，为政一方。其中张酺虽是儒生，但是本传记载其“性刚断”“擢用义勇，搏击豪强”等实际行政方式，其治理才能丝毫不逊于老练的文吏。最后，张酺、丁鸿、鲁恭甚至位至三公。在行政理民、治国安邦的事业中，他们自身的经历也充分践行了儒家的政治理想。

论者多倾向于将《白虎通》与《石渠议奏》对比，通过对比来说明该书的性质。史书所记载的石渠阁会议相关资料非常简略，现在只能依照唐代杜佑《通典》所辑与清代洪颐煊等撰集《石渠礼论》残存部分佚文，推测石渠阁会议之梗概。现存之《石渠议奏》与《白虎通》有很大文本差异，故学界一般公认：白虎观会议有《白虎议奏》与《白虎通》两种成果，一为详细的原始记录，记载下了所有讨论过程，类似于《石渠议奏》，即《白虎议奏》；一为经过章帝裁决后，史臣纂写的简略本，作为官方指导性文书，即《白虎通》。两者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章权才先生曾经分析过《白虎通》中“通”的意涵，他认为《白虎通》《白虎通义》《白虎通德论》三者都以“通”字相标榜，是“很关紧要的字眼”。他从三个角度来理解“通”字：一从地位上看，《白虎通义》是由“皇帝钦定的阐发经义、阐发圣人之道的书”；二从内容上看，“通过考详同异，使在各类经籍和有关书籍中找到了共同点，这就是所谓‘通义’或‘通德’”；三从作用上看，“这部书据说不仅可以用之经纬社会，而且可以指导长远”。

总体而言，该书得名源于白虎观会议，会议成果有二，赞词有一。其中，《白虎议奏》是白虎观会议中积累下来的原始文件；《白虎通义》是史臣根据章帝的结论所纂写的文本，代表了治国的大经大法，《白虎通》为其简称。《白虎通德论》是班固所写的一篇关于白虎观会议及其成果的赞颂之辞，属于文学作品。

二

在各类目录中，对《白虎通》的作者有不同记录。如《隋书·经籍志》记载为《白虎通》六卷，不录撰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记载《白虎通》六卷，汉章帝撰；《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的是班固等撰《白虎通》六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认为《白虎通》为班固所撰写。作为文字流传物，尽管历来不同诠释者会给予文本不同的诠释向度，但最初作者是该流传物之意义的最先规定者，他的诠释对该流传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讲，《白虎通》意义的最先规定者是汉章帝，因而将汉章帝作为该书的作者也是情理之中，但是具体执笔者应该另有其人。下面紧接着要讨论的是，现在所看到的《白虎通》究竟是不是班固执笔？

班固（32—92）是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曾先后担任兰台令史、郎官、玄武司马等职务，长期活跃于东汉宫廷，是皇帝身边重要的侍读官员与政事参谋，对东汉前期的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史学界，他因《汉书》的写作与司马迁一起被并称为“班马”或“马班”；在文学界，他创作了著名的《两都赋》等作品，与扬雄、张衡一起被称为“班扬”“班张”，也有人将他与马融并称“班马”。在后代，他的作品尤其是《汉书》成为历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官修史书基本都沿袭了《汉书》的创作体裁；同时《汉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其语言雍容典雅、叙事生动客观，对后世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先来看相关材料：

1、《后汉书·班固传》：“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班）固撰集其事。”2、《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3、《后汉书·儒林列传》：“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4、《后汉纪·孝章皇帝纪》：“是秋，诏儒会白虎观，讲五经同异，曰《白虎通》。”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明确和班固有关系的是《白虎通德论》，“通义”为“史臣”所著。班固是否就是文中所指的“史臣”呢？详考《汉书》里班固本传有：

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先是扶风人苏朗伪言图谶事，下狱死。固弟超恐固为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曲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及肃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后迁玄武司马。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

这里有几点：一、班固修《汉书》原属于私人行为，所以才会被人以“私改作国史”的名义告发并因此被逮捕。后来因祸得福，他这种修史行为得到了汉明帝的认可，方才掺杂官方色彩。二、在东汉，修史一事可由各种官员兼职。班固被安排“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他写作《世祖本纪》是与另外三人合作，其余三人当时有其他明确的行政职务。在东汉并无专门职官负责修史，其史官制度并不健全。这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并无专职史官，即便太史令也不负责修史。《后汉书·百官志》中有太史令“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太史令主要掌握的是天文历法和记录灾异祥瑞等事件，并无著作史书的职责。其次，并无专门的修史场所。汉明帝时著述机构为“兰台”，这是汉朝宫内藏书之所，因其资料丰富等便利条件也是官员修史之处，但“兰台令史”也并非史官职务。《后汉书·百官志三》中很明确地说“兰台令史，六百石。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可见其职务主要是掌官奏议、文书、印章等事务。《后汉书》相关记载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如《后汉书·祭祀志上》有“二月，（光武帝）上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这里兰台令史是带着工匠到山上刻石。在当时，兰台令史多为有文才的人担任。傅毅即为一明证，史云“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傅毅的主要事迹为校书作颂，并无修史之事。这样的还有孔僖、班超等人，其事迹具在《后汉书》本传中。第三、班固在白虎观会议召开时已经迁任“玄武司马”，这不是文学性的职务。《后汉书·百官志二》有“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比千石……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右属卫尉”，这一职务主要在于负责宫廷警卫。章帝时期，卫尉系统的官员很多。因为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为宫廷，其中也有一些人参与礼乐制作、文学著述之事，如前文提到的贾逵当时就是南宫卫士令。因此，班固不一定是纂写《白虎通》的史臣，纂写者可能另有其人且可能不止一人，但班固对此书的重要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三

两汉时期，学术文化以经学兴盛为主要标志。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华民族由原始宗教的蒙昧走入理性主义的清明，这些现象都多么令人欢欣鼓舞。而到了汉代，以经学为标志的思想界却再度陷入神学的迷狂中，被后世思想家们指责为理性的倒退，其中清醒者只有扬雄、王充等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而已。在宋明理学时期，以朱熹为代表，不少理学家都认为按儒家道统而言，孟子之后，汉唐一千五百年间都是“人欲流行”的时代，“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思想上无可称述。在清代朴学时期，朴学家们认为汉代一朝的学术，除了许慎、郑玄之学值得推许并可尊为典范之外，其余似乎都不足为观。

而与思想史对于汉代的贬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至今我们都不得不承认汉代是一个壮志飞扬又瑰丽多彩的时代，作为历史上盛世的代表，其流风余韵至今让人追慕不已。不论是汉高祖的匹夫仗剑夺天下，汉武帝的横绝大漠远征匈奴，抑或新朝王莽打着周公的幌子堂而皇之篡夺皇位，党锢名士之任情肆意、激扬名声，粉墨登场的各种人物、因缘际会的非凡事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都包含着启迪后世的无穷智慧。每当朝代更替、农民起义之时，革命者多推崇刘邦；每当受到异族攻击，尤其是割地赔款、屈辱求和之时，人们不由自主会神往当年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的风采；每当权臣打着“和平过渡”的旗号篡夺最高政权之时，哪一个没有或明或暗地使用过两汉之际王莽的种种伎俩；而党锢清流士人之高尚气节，评劾裁量公卿，更是开创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羡慕的自由境界。

言及两汉思想或学术，“两汉经学”作为习惯性的概括描述，往往会遗漏历史的种种细节，也不足以诠释所有思想的具体流变。谈及汉代思想，一般以西汉为主，东汉末期因为和三国紧密相关往往被划至魏晋南北朝研究之中，东汉尤其是东汉前期被研究者关注的很少。以徐复观三卷本的《两汉思想史》为例，西汉的种种著作与人物是他重点描述的对象，对东汉仅仅涉及了王充的《论衡》、班固的《汉书》，这种研究体现了两汉思想史研究中的一种偏重。事实上，西汉与东汉的思想有着很大不同。西汉刘邦集团在政治制度上继承秦制，在思想上承接的也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余绪，黄老思想、儒家思想、法家思想各有其活动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在西汉发展经历了种种曲折反复。即便在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的真正兴盛也要等到西汉中后期才慢慢实现。随着西汉政治危机的加深，王莽在试图完全实行“王道”的呼声中上台，他力图将当时儒家的政治空想强行推之于现实，但因抛弃了实际政治应该具备的理性精神而造成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痛苦。东汉建国之后，紧承西汉中后期儒学发展的良好势头，儒家思想因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很自然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儒者气象”为后世所津津乐道。清代史学家赵翼讲：“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相孚合。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本皆一气相钟，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整体而言，东汉儒风更为纯粹，儒学传播更为广泛，儒家思想对政治实践社会生活影响更为深远，这些都是西汉社会所未曾有过的景象。

其次，“经学”一词也需深究。现代说“经学”基本指以十三经为代表的传统学术。但若要论传统社会中“经学”的含义，朱维铮先生的定义颇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特指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学说。具体地说，它特指西汉以后，作为封建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的学说”。他还列举了经学所需要具备的三个条件：“一、它曾经支配中国封建时代的思想文化领域；二、它以封建政府所承认并颁行标准解的‘五经’或其他经典作为理论依据；三、它具有国定宗教的特征，即在实践领域中，只许信仰，不许怀疑。”（朱维铮：《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而若将经学的范围扩展到稍微宽泛一点，则正如张广保先生所言，经学“是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融思想与制度于一体的文化创造。它凝结了中国先民古老的政治道德智慧，是他们漫长的政治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简单地说，经学乃是以意义信仰为归依，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以道德践履为手段的一套价值制度体系”（张广保：《〈白虎通义〉制度化经学的主题思想》，收入姜广辉主编《经学今诠三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若要用这样的定义来考察两汉经学，西汉并不能称为纯粹的经学时代。汉昭帝时盐铁论会议中以桑弘羊为首的御史大夫一系曾对当时以经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发出种种质疑，汉宣帝在训斥太子刘奭（汉元帝）时所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等一些例子都可以证明经学在西汉时期远未达到支配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程度。直到东汉，经学才真正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

东汉前期，人们所关注的最大现实问题即是怎样才能将儒家思想与政治现实结合起来，什么样的儒家思想才能够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一直等到汉章帝时期，经过白虎观会议的反复讨论，汉章帝亲自裁定，朝廷上下就“儒家思想如何用以指导现实”这一问题才基本达成了共识。而《白虎通》正是经学制度化、儒学实践化的重要里程碑。

《白虎通》作为经学文本，与后世看到的经学注疏文本有极大不同，其特点也非常鲜明。可以概括为三：一、在文本组织结构上，“以礼名为纲，不以经义为区”，纲举目张，有总有分，秩序井然。其贯群经，《诗》《书》《礼》《易》《春秋》均被揽括；其言礼制，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婚冠丧祭无所不包；其研礼意，不仅明确具体礼节仪文在现实中的含义，而且深入探索每项礼制最初设立之本义；其论实践，针对现实需要，论述完整清晰，使得实际操作有章可循、有理可依，是我国礼学史上第一部既考礼制又深研礼意，既贯穿群经又自成体系，既有理论观点又能够具体指导实践的礼书，其后以《通典》为代表的专门礼仪制度史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继承了《白虎通》“论礼”的传统。二、在行文方式上，“设主客之问，望似繁碎，其实简明”。《白虎通》的问答式对话以现实需要为指导，以达到实用效果为目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意义，是非常严肃而深刻的一种对话。三、在语言特点上，“一字而深穷意义”，融合了汉代今文经学所推崇之章句与古文经学所推崇之训诂两种经学阐释方法。《白虎通》对于各种规范意义的阐释蕴含了价值判断，它所要提供的是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与导向性知识。它之所以具有种种与一般经学文本不同的特点，是因为其并非仅仅就经学而讨论经学，而是有着重要的政治目的与政治意义，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四

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具体社会生活情境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白虎通》一直被视为类似于《说文》《尔雅》之类的经学字典。即使有人注意到其思想性或现实意义，也只将该书归为礼学经典或是诸子百家之流。这些变化从该书在传统目录学中地位的升降就可见一斑：《隋书·经籍志》中该书被列于“经部”，与《尔雅》诸书并列—《旧唐书·经籍志》中被归为“七经杂解”类—《宋史·艺文志》中被归为“经部经解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被归为“子部·杂家”类—《书目答问补正》被归为“经部·礼类”。

大体而言，在《隋书·经籍志》中《白虎通》作为经学解释的参考文献放在“经部”是合适的，但与其同时被作为经学解释文献的《尔雅》，后来地位被提升为“十三经”中的一种，而《白虎通》仅仅成为了众多经学解释文献中的一种，这就显出了该书地位的某些变化。到了清代，该书被归为“子部·杂家”而排除出了“经学”类别，这也是该书地位下降的一种标志。这种目录学的归类影响了研究者相应的态度。

近代以来，因反封建反压迫等现实需要，社会上的时代思潮一直以批判宗教神学、批判等级制度、反对纲常名教、要求个人自由与国家独立自主为主流，故《白虎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常被作为封建法典和宗教神学批判。20世纪80年代，学者开始发掘其更深层次的内涵。林丽雪认为其意义在于引经书定礼制作为治国凭借，礼制人伦的制定才是最主要的目的。通过辨析，她指出“三纲”在当时仍有团结而非压制的意义，后发展为专制的护符也非班固等人的原意。余敦康则回顾了今古文经学和谶纬三派的相继出现与斗争，指出各派在“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纲纪”的基础上建立了统一经学的认识，该书是一部简明扼要的经学百科全书，标志着统一经学的建立。金春峰则认为该书基本是一部经学名词汇编，已清除了谶纬中许多简单粗糙的神学说教，学术性在书中占主导地位。但他认为白虎观会议作为统一学术思想的会议彻底失败了，从实质看来是经学走向破产的标志。祝瑞开则指出该书把封建纲常明确规定为“三纲六纪”，使“三纲”更具体完备，其性情学说是对《礼记·乐记》中天理人欲思想的进一步阐述，对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他还特别注意到该书与东汉实际政治制度的具体关联。章权才认为白虎观会议的目的是重建统治思想，作为皇帝钦定阐发经义和圣人之道的《白虎通》不仅可以用之经纬社会，而且可以指导长远。葛兆光则为该书所含有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学说作出了合理解释，他认为叙述这些宇宙法则是为了论证人间秩序。张广保认为白虎观会议从某种程度上说相当于东汉一代的制宪会议，该书凝聚了当时经学大师的集体智慧又经汉章帝“称制临决”，在东汉具有宪法的地位，为章帝之后的东汉诸帝确立了施政理国的大经大法，该书对经学由单纯理论体系到制度体系的跨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李宗桂则认为该书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对董仲舒之后的经学中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理论做了总结和发挥，重点论述了封建社会政治秩序和自然秩序的合理性和神圣性，确立了以“三纲六纪”为主的封建道德观。

就其各方面特点而言，《白虎通》更应该被视为经学、儒学、两汉哲学中的重要政治文献。首先，白虎观会议本为一场政治性会议，其召集者为汉章帝，与会者多为朝廷大臣，讨论主要针对的是合适的政治理念、有效的社会规范、权力合法性、政府职能等现实政治问题。其次，在《白虎通》中得以成型确立的“三纲六纪”等一系列的政治思想对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实践影响相当深远，这是需要进一步分析阐释的。而且《白虎通》政治思想确立时，尚未受到外来佛教等其他思想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中国本土特色。该书确立了经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而上学基础，表达了种种独具特色的政治理念，代表了中国本土固有文化中政治思想的独特个性与魅力，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发掘考察的。

自东汉以来千百年间，史书及私人藏书目录多将《白虎通》归于“经解”类文献，这与其曾是皇家文献的性质有关，也与谶纬的命运有着很大联系。梁武帝天监年间、隋文帝开皇时期对谶纬大规模的禁止、烧毁对《白虎通》的流传有很大影响，“大概到晋宋以后，白虎议奏部分主减三十了。只有《白虎通义》还流传着，唐宋时期被刻印成书。但后来经过宋金多年战火，文献书籍又遭损失”。一直到元大德九年（1305），东平张楷得到刘世常家藏《白虎通德论》后，称“平生欲见其完书未之得也”，遂“镂板以广其传”。这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元大德本。明、清以后刻印的《白虎通》，大致都是出于这一版本。有了《白虎通》的文本，后世研究才有了基本的文献依据。自乾隆年间，卢文弨集清儒十余人，校正《白虎通》（见《清史稿》本传）之后，始有庄述祖《〈白虎通义〉考》、孙诒让《〈白虎通义〉考》。句容陈立“初治《公羊》也，因及汉儒说经师法，谓莫备于《白虎通》。先为疏证，以条举旧闻、畅隐扶微为主，而不事辨驳，成《白虎通疏证》十二卷”（见《清史稿》本传），是目前《白虎通义》最好的校释本。清末至民国时期，刘师培是相关研究之集大成者，他著有《〈白虎通义〉源流考》《〈白虎通德论〉补释》《〈白虎通义〉阙文补订》，《〈白虎通义〉佚文考》，《〈白虎通义〉斠补》，《〈白虎通义〉定本》。1931年，洪业的《〈白虎通〉引得》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本书正文文字以《白虎通疏证》为准，采用光绪元年淮南书局刊本为底本，分卷也以该底本为准，参考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吴则虞点校的《白虎通疏证》（“新编诸子集成”本，书中简称“新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影印本《元本白虎通德论》（书中简称“元本”）等。每篇均包括题解、正文、注释、译文四部分。因为该书牵涉经学问题众多、引用经学文献也非常广泛，有些文献散佚不可考，难免有谬误和不足，敬请诸位时贤俊彦批评指正。

肖　航

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