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新旧交替的民国时期，虽然文字内容上承递原始面相的古籍，一般被视作“过去的”传统之物，但其特点则远非“传统”一词所能涵括殆尽。相比于过去，它实在是一个新生之物——首先，民国古籍的出版，始终发生于建构现代的新型社会场域内，这同过去的传统出版语境截然不同。其次，在多种指向于现代建构的时代命题宰制下，古籍通过对自身的回收与管理，既获取了现代身份，又同尊西趋新的民国实现了共融。
本书于体例结构上，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古书热与复古之象”，对各大出版机构的大型古籍丛书出版活动，给予了细密的梳理与过程展示。一方面，通过典型样本的呈现勾勒出时代整体的古籍出版图景；另一方面，典型样本的具象勾画，也为全书的案例书写提供了具体出版情境的展演过程。第二部分“文本的生产与消费”，既是古籍出版与消费的实录，也是对出版活动中社会观念与出版逻辑的剖析与论解。在复原古籍的生产与发行、流通与阅读诸面貌的基础上，探讨古籍如何新造，包括对传统善本观的改造，副文本的制作、新读者的锚定、购买的机构化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机构、副文本外包小作坊、政府机关与藏书机构（传统藏书楼、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出版家、藏书家与潦倒的文化工人，文化街的看客与犀利的时事评论者，亭子间的穷人与大客厅的贵胄，本土与海外，共同构筑出庞大的古籍出版场域，诸般古籍新象于此诞生。本书通过对传统文化管理者、出版者、学术群体、普通民众等族群之于古籍的态度、观念与行动的考察、追索与探析，以回答出版图景背后的逻辑。
本书就古籍施予建构现代社会的多项作用，主要从知识、政治与学科制度三个向度进入对民国古籍身份变迁的研究，这是第二部分背后的主要逻辑，也同样构成了第三部分“传统知识的再造与致用”的整体脉络。
在政治文化意义层面，本书认为古籍的文化资本价值于民国时期被大量置换成了政治资本。该资源于民族危机严峻的20世纪30年代被大量运用到了国家与民族主体的现代建构上，于国际上成为塑造国家与民族形象的重要角色。《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出版，是民国古籍发挥政治资本功能的典型事件。此外，古籍在对内的国家统治与中央权力的现代架构中也不乏助力。作为转喻地方权力、寓意政治符号的方志，对其编辑权与阐释权的出版控制，一度成为北伐成功后新兴的中央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接管地方事务的重要手段。
在知识文化意义层面，本书认为相比于为维系政治符号的纯洁性而以不变姿态存活的政治工具身份，古籍在民间场域内的再生产活动中则不得不对自身进行重构以适应文本内容的现代应用问题。于是置身民间场域的方志，便出现了诸多同西方价值观合流的出版行为，同时不断加强对传统的规避程度。同样的行为也发生在传统中医药古籍的出版上，只不过相较于方志大张旗鼓的西化，中医药古籍对传统的态度则隐晦许多——它在同现代西医药竞争的场域内，以接受知识环流的方式肯定了西方的“知识侵略”。
在学科制度意义层面，本书认为现代学术界对古籍的认可，需要首先解决古籍的学科归属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实际指向，则在于传统文化同现代学科的汇流路径上。大型古籍丛书《丛书集成》在出版时，通过将四千余种古籍归置于“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体系的尝试，自觉对传统文化实施了现代化的学科管理；历史领域内的专史化倾向和“君学”转向“民学”的现代学科转型，也为正史古籍的出版带来了必须重置知识定位与类别归属的出版命运。于新式的知识呈现中实现同现代学科体系的汇流也意味着，古籍在容受外来分类法则的概念指涉过程中，极易经此被重构意义体系，并于现代身份的再造中逐渐脱离传统自我。
在政治、文化、学术三大场域内，古籍在“变”与看似“不变”的自我赋值行为中，均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现代转型。这说明古籍在对自身传统质素的管理与回收过程中，并非只有通过现代意味的“变化”（意即通过价值重构和知识分类等方式）路径才能实现同现代的合流。变与不变，均是其文以致用之道，同归于建构现代社会的时代命题为始终。
(1)融：《杂志年与古书潮》，《申报》1934年12月22日，第21版；范璞：《一年来之中国出版界》，《申报》1935年1月13日，第21版；卫术：《旧书年》，《申报》1935年4月10日，第16版；秉：《为出版业进一言》，《申报》1936年3月26日，第6版；邢仪：《古书翻印的探讨》，《民德月刊》1936年第4—5期，第8页，等等。
(2)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页。
(3)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4)Helen F. Siu, “Recycling Rituals: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in Unofficial China: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ed. by Perry Link，Richard Madsen & Paul G. Pickowicz. Westview Press, 1989:121—137; Yunxiang Yan,The Flow of Gifts: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M］.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38.
(5)〔美〕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王宪明、李海燕校：《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6)罗志田借用柯睿格（E.A. Kracke，Jr）发表于Far Eastern Quarterly（Aug.1955, pp.479—488）的论文“So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中的“在传统中变”的概念，认为西风东渐前这种“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变化模式，是中国发展的普遍模式。
(7)罗志田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因为中西文化的竞争，存在一个思想权势的转移，即从以己为尊到尊西趋新。独尊己身时为“道出于一”时，到了趋之若鹜于西学，且在各个层面尤其思想层面转向西化时，是为“道出于二”。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与社会的权势转移》，罗志田《道出于二：过渡时期的新旧之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
(8)文化保守主义与守正主义，在此需要做一说明之：前者是浸染过西学再回过头去尊儒者，对传统文化体系的认知胸中自有丘壑，甚至对传统常有出自自我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改动。文化保守主义一方面与新派对抗，一方面用自己的方式捍卫旧的价值体系。总之，是有意识的有选择的反思化尊儒。后者则是以传统的见地来尊儒，是无意识的无选择之选择。王汎森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并以钱穆为例做了更好的阐释。王汎森：《从经学向史学的过渡》《钱穆与民国学风》，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8、173页。
(9)文本污染（textual pollution）的论述，见〔美〕戴维·斯科特·卡斯顿（David Scott Kastan）著，郝田虎译：《莎士比亚与书》，商务印书馆2012年；另参见〔英〕戴维·芬克尔斯坦（David Finkelste）、［英］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Alistair McCleery）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4—26页。
(10)民国纪年中发生的多起文化论战，如民国初年（1912—1917）的孔教问题之争论，以及后期的整理国故、尊孔读经等所谓的“复古运动”，皆逃不脱以“传统文化是否应当继续存活下去”的发问为所指，所指背后自然关涉到对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古籍之价值以及存废问题的争论。二者的关联，几乎是一体两面之所系。关于民初孔教问题的争论，参见黄克武：《民国初年孔教问题之争论（1912—1917）》，黄克武《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307—333页。
(11)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四（1919年）》，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4—345页。
(12)〔加〕季家珍（Joan Judge）著，杨可译：《历史宝筏：过去、西方与中国妇女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页。
(13)所谓两个源自儒学的机构：一者，由政界元老组成的专门机构，即执行孔子所倡导的“批评君主所犯的错误”职能的检察院；二者，仿制帝制时代翰林院的考试院。见〔美〕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著，高专诚译：《孔子与中国之道》，大象出版社2014年，第287—289页。此外，沟口雄三对此亦有相同见解，他认为对于共和革命来说，儒教不仅仅是将要被消灭的旧体制的遗物，儒教的思想反倒是和共和思想多有联系。如儒教核心思想之一的“仁”从“自他相关之仁”发展至“平等之仁”，制度上作为经世论的“封建论”“井田论”到清末已经发展成为地方自治论和土地国有论。见〔日〕沟口雄三著，龚颖、赵士林等译：《中国思想史——宋代至近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55页。
(14)王汎森：《钱穆与民国学风》，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研究中国近代的史家认为，不论是以钱穆、蒙文通、汤用彤乃至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为代表所谓的保守主义者，还是全盘接受西学的激进主义者，20世纪中国读书人不论是维护还是反对中国传统，基本上都是以西方观念为思想武器，本质上呈现出西与西战的谬象。这也从侧面佐证了古籍在此语境下，已经丧失掉了古往以之的质性，蒙上了中西浑融的时代烙印。
(15)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4页（1929年4月27日日记）。
(16)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221页。
(17)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6页。
(18)胡适：《编辑后记》，《独立评论》1935年第142期，第23页。
(19)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3—14页。
(20)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罗志田《道出于二：过渡时期的新旧之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6页。
(21)此间“传统”，也可用“过去”一词指谓。下同不赘。针对由线性历史（liner history）观念主宰的历史叙事，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提出了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又译“分叉的历史”）的观念。复线历史观不赞同历史的非循环、不可逆的单线动态运行观，认为历史并非仅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延伸，而是以多重样态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线性历史观的垄断叙事会导致许多历史事实遭遇遮蔽与曲解，甚至还会刻意统摄和隐匿与其世界观不相适应的历史事实。古籍出版研究中也存在被线性历史观宰制下的事实遮蔽与解读错位，在此点上，复线历史观在还原古籍出版的事实本相上可规避社会达尔文话语权势的绑架。参见〔美〕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王宪明、李海燕校：《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页。
(22)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3—154页。
(23)可华：《商务印书馆之购书案：股东将提出质问》，《晶报》1927年4月30日，第2版；绿衣：《正商务印书馆之购书案：〈四部丛刊〉之来源，股东会未提出质问》，《福尔摩斯》1927年5月3日，第2版；张树年：《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86—287页。
(24)融：《杂志年与古书潮》，《申报》1934年1月22日，第21版。
(25)李麦麦：《论竞出古书与民族自杀——请四万万同胞照照镜子》，《文化建设》1935年第11期，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