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自晚清中西会通以来，古籍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整理与出版高峰。第一次发端于太平天国运动后的同治光绪年间，在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倡导与垂范之下，地方或奏请或自行开设了诸多地方官书局，刊印了大量经史典籍。这一过程与洋务运动交织展开，互为注脚，旨在通过重建道统，以修复帝国重心倾斜的社会文化秩序，呈现了“中体西用”主导思想下的古籍整理出版的政治与文化功能。

第二次高峰同石印技术的东渐有关。十九世纪末，石印技术开始成为东渐的西式印刷技术中大受欢迎的首先，以点石斋、同文书局、扫叶山房等为代表的诸多民营石印书局，利用这一技术大规模印制了《康熙字典》《殿本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士子们过去无力购藏的大型古籍文献。不同于第一次高峰时的官方行为，这次主要以商业方式实现的古籍出版活动，说明科举未废之前的古籍，于彼时的民间知识社会中依旧拥有无法撼动的重要位置。

清末实行新政以后，科举被废，新学获得普遍的尊崇。以新学名义流布的现代型知识，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领域内开始扮演神明救世的角色。与此相对的古籍，则被视作旧学的载体，弃如敝屣，退居边缘位置。在遭逢冷落长达二三十年之久后，有意思的事发生了。恰是以激烈批判旧有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重启了近代西学东渐以来第三次大型古籍整理与出版活动的高峰。这股风潮自二十年代初期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首开序幕，逶迤至三十年代初、中期达到高潮，影印了包括《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等在内的大型古籍丛书，以及包括《百衲本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二十五史〉补编》等在内的正史古籍，《宋碛砂版大藏经》《道藏》等宗教古籍，《六十种曲》《古今碑帖集成》等文化艺术类古籍。这一次古籍生产活动的品种数量之巨，专业化程度之高，推广宣传力度之强，时人为之瞩目，引发了广泛的文化与思想论争，1930年代前期更常常被冠以“旧书年”“古书年”“古书潮”“旧书重出的古董问世年”等称谓，古籍出版成为热极一时的文化现象(1)。

民国时期的这次高峰是古籍从过去毋庸置疑的出版物核心地位，经由西学大潮的强力挤压而仅为其中的一个出版门类之后，中国近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古籍整理和出版活动。放眼于整个古籍出版史的悠久长程来看，这也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出版活动。同往昔迥异的是，民国二三十年代的古籍整理是在现代学科知识备受尊崇，置身于现代规制中展开的出版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支撑古籍命脉的体制化支架，科举制度也已经崩塌日久，现代学科体制和教育系统也早已取代故往的教育制度。这不禁引人困惑：从政府到民间，自上至下殷切盼望现代化的时代，缘何会出现这“忤逆”现代性的复古出版行径？挤压在沉重的过去和众望所归的现代化未来之间的夹缝中，这一时期的古籍出版诉求究竟是什么？

现阶段对民国时期古籍出版做出的价值判断，普遍集中于两点：其一，它创造了商业上的巨大收益；其二，它对于传承传统典籍劳苦功高。诚然，古籍出版物不需要支付大笔的作者酬劳，在经济凋敝的30年代为出版机构创造了财富与出路；另一方面，古籍出版对于发扬国故、传递传统文化方面自有其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是如果桎梏于以上的历史线性思维，带着这一显而易见的历史预设性的目的论框架去衡量这一时期的古籍出版，必然会弱化其价值，最终流失掉它独有的意义：或深陷由商业普遍化带来的意义虚无中，或滞歇于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葆有古籍生命的这种静态化和线性化的认知上。当然，以上作用不可忽视，但是更加不可忽视的一个重点在于，对故学的传承也正是古籍出版与生俱来的作用和题中之义，千百年来，古籍的出版无不是带着这一如既往的价值属性来去，这种价值也并未丧失在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活动中。换句话说，这不是民国古籍出版的独特价值，而是古籍出版的普遍价值。承认这个前提，我们会发现，民国时空的独特性在研究中被忽视了，它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塑造成了一个哑然的缄默者形象，丧失了与发生在自身身畔的出版活动和社会现实之间进行互动的生命力，沦为了一个静态的摆设。正是这个忽视，造成了在线性目的论的框架中，古籍自有其意义；若轰开历史的连续性，聚焦于民国的历史时空，在彼时的当下去观察古籍的出版，那么以往认定的古籍出版的意义就并非无懈可击了。

撇开对古籍出版上述天然属性的认知，它和当时的社会到底有着怎样的勾连，创造了哪些独特的意义？这涉及怎么看待古籍出版同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这也正是本书论题研究的核心指向所在。正如研究中国现代化的学者所共同认知的那样，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是西方的镜像投射，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只是现代化的一种典范，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完全等同于西化(2)。对旧有的完全否定和对西方的完全模仿，都有悖史实，忤逆实际。中国的传统之物，在现代化的碾压下不会安然逝去，裂变成碎片粉末随风飘走，或者沦落至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所认为的只剩下审美价值的“博物馆化”（museumization）境地。诸多研究已经注意到，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于所谓的过去之物中吸收了诸多灵感。比如，民国时期北京的现代化城市建设活动，便从传统文化和旧有的生活方式中“回收”了诸般要素，并将之投入到了建设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去。包括在城市空间转型和城市审美风格的定位中，通过向中国古文化传统中寻找灵感，并对之进行调整和改造，建立并维系了同古代的联系，利用这种联系，在古以致用中实现了极具个性的城市现代化转型(3)。这也正是北京既现代又古雅的“老北京”形象得以形成的关键。再比如于现代化建设的时空中，中国传统的公共庆典仪式和民间礼仪非但没有成为强弩之末，反而通过对传统的承袭、改造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安然走进了现代化的世界，成为具备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内容之一(4)。那么，中国的古籍出版是否在现代化的建设环境中，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换言之，在神往并努力践行现代化的民国时空中，古籍通过出版而非自我博物馆化，是否参与到了现代化的建构之中？进一步讲，在建构民族国家、塑造国民意识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议题中，古籍出版于其中贡献了什么力量和作用？

此外，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说的，“无论是简单的连续的观念还是发明的观念，都无法准确描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奥妙的交易关系。过去并不仅仅以在现在之中的延续而塑造现在。它促成了对现在的改造并在此过程中使自己也得到改造”(5)。传统之物，在古衣旧帽间，是否藏匿着崭新的肌理和灵魂？古籍同现代性的勾连中，在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自己是否也发生了嬗变，实现了自身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建构？这种嬗变是否是其参与建设现代化所必然需要作出的让步？比如《丛书集成》在出版过程中，作为一部丛书，放弃了传统的编排逻辑，按照现代学科概念进行了图书的重新组排，这种改变对于现代学科建制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与此相反，《四库全书》在出版过程中，被一再执着于清代版本的影印还原，这种对传统的不变是否在实际上是对现代的变的因应呢？

民国时期古籍出版活动中的新与旧、变与不变间的张力，体现出了“回收传统”（recycling tradition）这一概念的真谛。“回收传统”理论，正如前文所述对民国北京城、传统节庆典礼以及人际交往礼节的研究中应用到的那样，为物质和精神文化方面描述了并且在理论上建构了一个有关于它们的生产和流通的模式，用以揭示那些置身于现代化世界中看似“格格不入”的传统之物的特点。面对现代化发展时期中的种种危机，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都在努力通过回收传统（既包括实物传统，更包括意象传统）来推动社会和国家的转型。古籍作为实物遗产和文化意象层面兼重的传统之物，于回收传统以构建现代的这一民国实践活动中可谓意义深远。本书焦距于这一重要之物，试图解答在发展现代化的民国时期，对于大规模出版古籍这一看似逆反历史动向、抵牾现代化建设之行为背后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