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中国等地的科学和工业

考察中国现代史上的民间工业主义，就要关注制造业、工业以及认知方式上那些不同寻常的权宜之计。这一方法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科学，增加了一条重要的替代路线。中国现代工业和科学的历史发端于“洋务运动”（1861—1895），那是一场得到政府支持、发展技术和工业以增强国力的正规尝试。经过半个世纪的内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疲弱的清政府在19世纪下半叶进行了最后关头的改革，意图挽救垂死的王朝。因为感受到了政治和技术的危机，中国地方大员与西方传教士、专家以及中国工匠密切合作，开发了一系列项目，包括在广州、宁波、北京和上海兴建军工厂、造船厂、技校和翻译馆。早先关于“洋务运动”的学术研究，虽然揭示了该运动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但倾向于将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经验当作评判成功与否的不言自明的标准。写过中国现代化学诞生历程的史学家詹姆斯·里尔登——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1991）就认为，中国初涉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是不全面的、延误了的。里尔登——安德森指出，中国的这些工业建设活动源自西方，是被移植到中国的，往往并不完善，而且遭到相当程度的抵制。(15)直到“南京十年”时期，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支持，真正的——与西方工业企业高度相似的——现代化学工业方才诞生。

然而，较新的修正主义历史研究证明，19世纪晚期的中国如何与技术和工业发生关系要复杂得多。有论者质疑，引进技术和科学以扶持风雨飘摇的清帝国，以及军工厂的军备制造和相关的矿业工程，其本质是混杂的，是由国内外共同开发塑造的（Meng 1999; Elman 2005; Shellen Wu 2015）。军工厂雇佣的中国译者和外国传教士密切合作，翻译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16)与此同时，发生在这些地方的变革，还吸收了身处江南地区的数学家和技术员的知识。文人也开始熟悉科学技术，因为他们和中国的这些技术员、工程师以及熟练的手工艺人共同参与军工事业。作为军工厂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文字活动为如下理念正名：技术和科学的造诣，在保证国家富强方面，恰与道德素养同等重要。最后，“洋务运动”不仅仅是行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成熟”工业化阶段之前的过渡时期。更确切地说，只是因为1895年甲午战争清廷战败，“洋务运动”的内容设计才忽然被认为不够充分（Elman 2005, 355, 392—395）。

即便对“自强”计划不再信赖，建设工业和从事科学的努力并未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陷入停顿。尽管这一时期中央政府萎靡不振，一大批非官方的行动派涌现出来，在官方范围之外建设工业。(17)盐商和农村的造纸商继续控制当地工业（见Zelin 2005; Eyferth 2009）。新兴的文化企业——包括充满活力、野心勃勃的现代媒体和出版行业，在上海之类的城市涌现（Reed 2004; Culp 2016）。这也是地方企业家建立现代商业帝国的时代，比如大生纱厂的创办（Köll 2003）。然而，针对工业领域的分析或基于公司的史料来研究工业化，自然而然会导致这样的工作只关注正规工业及其相关技术。例如，基于公司的研究，倾向于考察特定公司的活动；即使考察公司以外的实践情况，也倾向于关注最终“导向”公司成立或工业成就的因素。此外，在某些研究中，组成正规工业实践、基于西方标准的“现代”公司结构，和中国家族企业的“传统”实践活动，被作了区分（如Köll 2003）。

类似的，针对中国现代科学的研究，关注的也是那些最终实现“科学”的正规领域和职业。这些研究弥补了早先主要运用观念史方法的学术范式，通过考察正规科学机构和实践活动，目光独到地发掘出了各种各样后来走向专业化并为中国现代科学提供制度性身份的初始形式。(18)如上所述，科学著作的翻译早在“自强”时期的军工厂内就已开始（Elman 2005）。由于政府活动在清末民初相对缺席，晚清学术团体和20世纪10年代的新式科学组织（如中国科学社）纷纷涌现，充当起了科学探索的场域。(19)《科学》之类科学期刊的出版，致力于将科学提升为一种脱离日常生活的超然真理（H. Wang 2006）。于是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大学学科的建立和专业“领域”（fields）的纵深发展，便出现了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制度化。最近有一系列关于地理学、法医学和中医药等学科领域正式诞生的研究，贡献巨大。其中详细阐述了制度化过程如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发生，并展现了长期存在的认知方式如何（时而不太适宜地）被整合进这些新兴学科。(20)然而，为了理解正规知识的形成，这些研究不太在意那些更异端、更混杂、更不合宜的认知层面或方式，可以承担多么非同一般、丰富多样的历史功能。

上述对于专业化、有组织的或正规领域的现代科学的优先关注，呼应了承袭自时代弄潮儿的叙事。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由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发起，旨在抗议《凡尔赛和约》（Versailles Treaty）中丧权辱国的条款，冀望国家强大，对内抵抗军阀，对外抵抗帝国主义。作为提升现代社会科学权威这一世界潮流的组成部分，该运动的参与者从相关的“新文化运动”中汲取资源，认为旧道路应该抛弃，要引入一种包括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在内的“新文化”。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有一篇文章，作者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主张以“赛先生”和“德先生”来破除旧时代的迷信以及儒家思想和传统主义的沉重镣铐（陈独秀1919）。“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两个重要理念，成为“五四”抗争者的重要口号，并被奉为中国现代性的标志和关键。(21)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把“赛先生”视为只有从业人员或专家才能付诸实践的东西，而是当作全世界像他们一样有知识的公民都应追求的某种理念。不过与此同时，他们的追求又需要被理解成对有序而清晰的“科学”领域宣布所有权的尝试，用高端的（通常是学术的或哲学的）术语界定其范围的尝试，以及明确表达其主要诉求以助力于建设中华民族的尝试。

关于中国正式的工业史和科学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这有利于反击那种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科学并不完善，甚至工业化失败的论调。关于科学和工业的正规化有着丰富的实证研究，充分展现了现代中国是何等惊人地灵活变通而又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并建立起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哪怕处在帝国主义和政治衰败的不利环境中。然而，较少受到注意的是超出正规工业化和正规“科学”之外的生产制造实践。本书采用的民间工业主义研究方法，建立在上述研究所铺设的基础之上，后者记录了政府资助的技术进展、正规的工业机构、公司主导的开发活动以及现代科学的勃兴。而本书注意到一些貌似与之无关的实践活动，为这幅图景做了增补，因此提供了一个特别有效的观察视角，去欣赏中国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如何从一条势所必然的道路上偏离出去，却最终走向正规的工业化和现代科学。

陈蝶仙的事迹就展示了若干另类途径。例如，陈蝶仙在制造业和化学方面的活动，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其轨迹都偏离了往常那种直截了当的叙事：一家公司从小企业发展成大工厂。从手工作坊到半机械化厂房和铸造厂，这些小规模公司在20世纪早期主导了中国的轻工业部门（Dikötter 2007）。也有大规模的工业联合体，比如英美烟草集团（British American Tobacco）之类的大型海外跨国公司，还有大生纱厂这样的本土企业——该公司由地方工业家创办，时逢晚清政府一度引领工业发展（Köll 2003; Benedict 2011）。乍看之下，陈蝶仙的公司——家庭工业社，似乎是小规模、家族式企业成功发展为垂直一体化（vertically integrated）工厂的典型案例。但只要将陈蝶仙的工业主义版图置于20世纪早期的中国工业化历史中，不抱预设地详加审视，就会发现它自始至终都不完全符合我们先前所理解的小规模或大型工业企业的构成。

陈蝶仙的民间工业主义中，非正统元素是多重的。当政府资助并不十分充裕，而帝国主义的经济威胁日趋深重，陈蝶仙用兴旺的出版市场来促进祖国制造业，靠自己的创作收益创办日用品公司（第二、三章）。在那个时代，建设工业所需的材料和资源——包括核心原料都十分稀缺，常常难以获得。于是陈蝶仙用乌贼骨、盐卤之类的本地原材料，代替昂贵的进口原料（第三章）。他在化学和制造方面进行了广泛实践，其中包括一些不合常规的活动——不论是在竹枝词里探讨新技术、新工业（第一章），抑或是对名牌化妆品进行逆向分析（reverse-engineering）以鉴别其中的化学成分（第四章）。这些离经叛道的工业尝试不仅仅是残余的“前现代”手工艺实践——后者依赖的是没有技术含量、半文盲劳动的家族式作坊。(22)这些尝试既不是阻碍专业化、毫无用处的文人爱好，也不是无法转换成生产实践或科学事业、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相反，陈蝶仙对泡沫灭火器之类的设备进行了貌似无关紧要的试验，这项工作从他在杭州作为一名“鉴赏家”开始，延续至后来批量生产“无敌牌”药水龙（第三章）。他汇编自己的商业信函作为“尺牍偶存”——一种在中国历史悠久的独特教学文类，以确保他的影响不仅在于创办家庭工业社，还要鼓励和推动小型新兴企业和年轻工业家。这些努力——其中一些貌似很随性——所起的作用是激发人们对工业、制造和化学的兴趣，以及实实在在的参与。

与此同时，陈蝶仙那些不正规的、偶然的、非系统性的、驳杂的实践活动，不能仅仅根据它们在中国工业现代化或建设现代化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理解。这些活动发生的时候，建设工业和从事科学的方法变化无常，正处于形成期。因此，或许有人会把他的业余爱好、游戏性的技术知识写作和“仿冒”实践，简单描述成一条不可改易的发展道路所必经的阶段或“出发点”，最终通向“真正”的、正规的中国化学工业。但这种解读对于上述实践的多面性着实不公，而且忽略了一点：哪怕其中某些活动确实在陈蝶仙（和其他人）的工业建设中发挥了作用，它们也还负有其他目的和功能。假如把陈蝶仙闲暇涉足的实践活动或对业余化学知识不遗余力的推广，与其营利性的创作联系起来，我们便可以在他身上看到民间工业主义的某些方面如何促进市民读者的自我修养，或帮助界定其身份和品味；而另一些方面，则有助于养成围绕化学实验的社交新形式。

经过迅速培育，陈蝶仙的工业活动变得民间化、本土化，而且理念上是手工艺式的。在本土主义生产时期，这不啻为一种有价值的现代策略。“民间工业主义”的实际边界，随着陈蝶仙事业的发展而游移变化：它首次出现是因为创新的需要，那时候资源稀缺，条件恶劣；后来则演变成一种深思熟虑的品牌策略。陈蝶仙的工业主义有一个核心层面，尤其在他事业早期，那就是因地制宜，将手头掌握的零散、匮乏的资源转化为优势。他建设工业的最初尝试显然是不上台面的、家族式的，他随性地摆弄，并开动脑筋做起了实验。陈蝶仙早年采用的方法或许可以概括为“弱者”策略，其中包含战略上的“剽窃”，即吸收外国技术并寻找本地原料，改进现有技术而非从事大规模的发明。陈蝶仙的民间工业主义，因而包括了仿制［或称“仿造（copying）”］、实验（experimenting）和改良（improving）(23)小技术。

陈蝶仙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成为著名的资深工业家，他的民间工业主义道路便不再呈现当年那个博学的业余爱好者和胸怀抱负的制造家的特点。他的工业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新的意义。应运而生的最核心的实践活动——“玩创”（tinkering）、(24)仿造和改良，成为陈蝶仙为公司打造本土品牌并主导国内外市场的基本策略。在那个时代，爱国主义的制造观念和本土主义的工业精神定义了“国货运动”（陈蝶仙堪为其领袖）的内涵，陈蝶仙以及后来的国民政府都称赞仿造、试验和改良是具有道德示范意义的技巧（第四章）。家庭工业社的民间工业主义，进而被描述成可以取代全球资本主义和经济帝国主义的爱国高尚之举。该公司以自给自足和立足本土闻名（哪怕现实中一开始就已融入全球流通），使其有资格对抗国内的全球竞争者和遍布东南亚的离散华人市场。

简言之，关于民间工业主义的研究可以提醒我们：基于工厂的制造业和正规工业并非工业实践在当时的唯一构成形式。它还让我们得以更充分地表达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事实。多方面的缘由和利益（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促成了中国在20世纪早期的一系列工业、化学及制造实践，其中一些最终在工业领域获得巨大成功，还有一些则发挥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功能。扩大工业劳动的定义，用更广阔的视野关注工业化的驳杂策略——无论是正规还是非正规，进而强有力地矫正这样一种描述：始终把该时期看成工业化停滞的时代，所进行的都是低级、次要的科学制造活动。该时期也不仅仅是这样一个“过渡”阶段：中国不过是在一条不可改变的、令人向往的现代化道路上姗姗来迟。本书的关键在于修正了关于中国的某种叙述，这种叙述里的中国是一个不完善、不完整的工业开发者，以至于比较研究学者和世界史学者在现代世界的建构中一再将西方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