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拔剑四顾心茫然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更南浦，送君去。
——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上阕
南宋建炎元年[1]七月，也就是公元1127年8月下旬到9月，对驻扎在南京应天府[1]的近十万宋军将士来说，是人生中极为艰难的一段时光。
艰难来自前途的不确定，以及只能被动等待的煎熬：两个月前的五月一日，宋徽宗第九子、年仅二十一岁的康王赵构，在他们的护卫下于南京应天府登基称帝。作为靖康之难后宋徽宗皇帝赵佶仅存于大宋疆域内的亲生皇子，这位新“官家”[2]的合法性无可置疑，登基是人心所向。人人都盼望年轻的官家能给时局注入青年人的活力，奋天子之怒，还都东京。甚至再进一步，亲统大军北伐，救国救民于水火，终结猝然降临的乱世。
然而，赵构虽然在登基第五日就任命了名满天下的抗战派领袖李纲为相，却也同时任命了两名亲信——一直以避敌议和为主要政治主张的中书侍郎黄潜善、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分兼御营使和御营副使，执掌兵权。
到本月，赵构再发诏令，命相关官员准备将元祐太后[3]及六宫妃嫔迁往扬州。
紧接着，新官家又派人到东京开封，将大宋历代官家的神主牌位，由太庙迎请至南京应天府。
……
种种迹象都表明，新君不但不想还都东京，还有南渡长江之意。
就是这个信号，让驻扎在南京应天府的宋军将士人心惶惶。这支宋军是赵构登基前以“河北兵马大元帅”身份，从河北（今河北省中南地区）、京东（今山东省大部分地区）各州县陆续招至麾下的勤王军，军中土生土长的北方人居多。朝廷南渡，意味着他们要背井离乡，深入陌生的江南地区甚至更远的地方。长途跋涉，水土不服，因为弃土避敌而被千夫所指、愤恨嘲笑……都不难想见。而且，由于乱起仓促，这些人的妻儿老小有不少未能按宋军传统随军而行，而是留在了原驻地。倘若自己跟随大军南下，被抛在身后的老弱妇孺，该如何在遍地战火的北方故土上求生？
但不随朝廷南下，前途也不会更光明。留在北方，意味着直面强敌，九死一生。在朝廷大踏步后撤的情况下，留下的部队难道不是君王的弃子？不仅随时都可能直面金军军队的攻击，还可能被遍布北方的金军、溃兵、土匪……慢慢绞杀殆尽也无人存问。
最后，还有一个终极问题，很多人现在还不敢公然议论，甚至想都不敢想，却不妨碍它本身如一头盘踞在前的猛兽，虽然面目尚在阴影中若隐若现看不分明，但遥遥传来的危险气息，已经足够让人战栗：
官家南渡后，还可能再回来吗？
所有的疑问都关乎自己和亲人的悲欢离合、生死存亡；但所有的疑问，又都不是自己能决定的，甚至连出言议论都不能。随着朝堂上不同派别官员间的角力渐趋白热化，这种等待靴子落地、利剑降下的焦灼感和无力感，像野火，也像瘟疫，越积越重，越传越广，将城池狭小的应天府死死笼罩在“人心未安”的低气压下，即使初秋的新凉天气，也不能缓解半分。
打破窒息的惊雷出现在七月底八月初的一天。这一日，忽然有官吏来到御营使司军中军（天子亲军之一部）的驻地，找到中军统帅——中军统制官张俊，宣布了来自最高统兵机构枢密院的一道命令：
御营使司军中军有一名官至武翼郎的小军官岳飞，日前不循职守，擅自越级议论军国大事。现决定革去此人军职，贬为平民，并令其立即离军还乡，不得稍有迟延。
听到命令的主将张俊不禁愕然：早在今年四月岳飞正式被拨入他麾下之前，他就听说过岳飞——这人在去年十二月官家刚在相州开府募兵时，就投到了当时的大元帅府军前军主将刘浩麾下，“从龙”时间比自己还早一个多月。之后，这个不过二十五岁[4]的年轻人几乎参与了大元帅府所有重大军事行动，仗仗对阵的都是旁人闻之色变的金军铁骑，却奇迹般地做到了每战必捷，很快从手下只有百余名兵的基层苦力，升到了部伍近千人的中层军官。要不是今年二月初跟着刘浩从前线撤回后，他就一直待在后方拱卫大元帅府，没再捞着仗打，大概还能升得更高。
如此罕见的勇士，张俊总体上是欣赏的，虽然这个岳飞有两个习惯让他很头疼：一是太看重军纪，尤其反感部下骚扰百姓，对胆敢违纪之人执法极为严厉，绝无说情余地；二是禁止主将对下属私设刑罚、随意打骂，甚至连支使小兵们干点私活儿都不准，总之禁止一切法外的虐待、压榨。
作为同样从基层军官干起、只是出道比岳飞早了十几年的老行伍，张俊在这两点上都和岳飞恰好相反：他觉得士兵只要听话就是好兵，除此之外其他的条条框框都没必要较真；同时他也习惯了拿倒霉手下泄火出气，有时甚至会以折磨犯了军法的士兵为乐。虽然岳飞现在还不至于连他也管，但有这么个对下严而不酷的部属在身边比照着，难免让他手下那些一直以为挨主将打骂驱使是天经地义的官兵们，心里多了不少指指戳戳。不过，现在是乱世，有个特别能打的部下比什么都重要。何况张俊一直坚信一点：人都是看利害、随大流的。只要自己笼络有术，这位现在清如水、直如弦的“小岳武翼”[5]，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被“原地转化”到自己更习惯的轨道上。
没想到，还没等他琢磨出怎么让小了他足足十七岁的岳飞快点“懂事”，岳飞就作了这么大的死。张俊一瞬间竟有些轻松，但也恼火万分：这大元帅府军中头一把“撒手锏”到了自己手下以后，还一仗没打、寸功未建呢！自己白受了几个月的不自在，却没沾到半点儿光，真是倒霉透顶。
所以岳飞这次这个“越职言事”，到底说了些啥？又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居然能让一帮重臣屈尊过问一个平常根本不看在眼里的小军官，还非要将其开出军队不可？
在一片震惊和狐疑中，传令官吏给出的解释让张俊和其他闻讯的军官士兵们差点儿惊掉下巴：
岳飞此次“越职言事”，竟是自己动笔写了一篇足有好几千字的长文，直接投到了当时的“大宋信访局”登闻鼓院。而登闻鼓院的官吏，不知道是到了这时候还在老实打卡认真履职，还是纯粹看热闹不嫌事大，还真把文章从信箱里拿出来递上去了……
然后就是接到这篇文章的高级官员们——很可能正是执掌最高兵权的枢密院正、副使黄潜善、汪伯彦本人，再倒霉点也许还有官家本人——打开上书，一看头几句，就看到作者指责他们不但不能辅佐新皇北上收复失地，还要筹划南渡，“有苟安之渐，无远大之略”[6]。是可忍孰不可忍！至于“苟官”的具体名单，不光有一直在张罗对金议和的黄潜善、汪伯彦，连向来被天下人视为恢复疆土之希望的李纲都没放过，即使李纲此时给皇帝的建议，仅仅是去关中或南阳地区暂驻以图后举，比起汪、黄建议南渡扬州的计划，已经积极多了。
不仅如此，上书还特别强调：如果这帮中枢执政水平不行，那么“虽使将帅之臣戮力于外，终亡成功”[7]。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要是领导瞎指挥，我们前线卖命的将士再能打也白搭，早晚会被坑死！末了，在把当朝重臣批了个遍之后，上书又吁请皇帝尽快还都东京，亲统大军北伐，认为只要把握住军兵复仇心切、故疆民心可用的机会，再利用好敌军新占领土尚未巩固，对宋军也疏于防备的窗口期，就一定可以尽复失地。
老实说，这封上书指出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倒也不是只有岳飞一个人看出来、说出来。至于点着宰相、枢密使的名字大批特批，虽然狂妄了些，但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违者不祥”[8]的太祖祖训镇着，本也算不得特别离经叛道。
然而现下毕竟是非常时期，很多本朝前、中期通行的政治游戏规则，都渐渐有些行不通了。比如，刚过去没多久的靖康之难中，东京城里一个名叫司文政的教坊乐工，就因为上书言及天子而被枭首示众，引得城中士论一时大哗。再如，赵构登基前夕，大元帅府中有个早先奉钦宗之命给赵构传送密诏的小军官侯章，也因为公开议论靖康之难的种种细节，被赵构亲自下令治罪，最终被定为金军奸细而被公开处斩。
如此高压的手段下，言者无罪的传统摇摇欲坠，又正逢政坛大佬争斗已酣、图穷匕见之时，哪能容一个小军官突然插进来，颐指气使？外加黄潜善、汪伯彦其实也知道自己的主张不得人心，深恐上书内容一旦传扬开，会引发更大的变乱，所以很快就给出了处置意见。
至于为什么没让岳飞步司文政、侯章的后尘，可能是因为岳飞毕竟不是教坊艺人和一般小军官，而是有奇功在身又颇得人心的御营勇士，黄、汪一党怕处罚太过，反而更容易在敏感时期激发舆论风潮，所以不但没有开刀杀人，而且连命令文书的行文都很克制，没用什么严厉措辞申斥岳飞，只是强调“越级议论本职外事务”的违纪性质，以求尽量淡化事态，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听明白了始末因由的张俊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此时的他还不懂多少官场门道、前朝掌故，但跟着赵构、汪伯彦、黄潜善等人混了几个月后，他已经深知保富贵的要术之一，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尤其不要掺和什么北上还是南下、抗敌还是议和的国家大计。所以他一面连连保证此事纯属岳飞个人胆大妄为，绝无私下串联；一面当即令人去军营中找来岳飞，对之宣读了枢密院的命令，亲自监督岳飞脱下军服、交还军官证“告身”，卷了行李由几个亲信士兵押送出军营辕门。
好在岳飞自己也干脆，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辩白求恳的话，只叉手应了个喏，就沉着脸将上峰的要求一一照办，毫无犹豫惶恐之态。张俊再次暗暗吃了一惊。但饶是如此，他还是不敢完全放心，直到押送岳飞出城的士兵前来复命，说已经亲眼看着岳飞出了应天府城北城门，一去无踪，才总算松了口气。
这般果断处置，让原本隶属于岳飞的近千名将士，以及散落在中军其他各部的原大元帅府前军的老兵们，别说讲情告饶、请愿挽留了，就连道别送行，凑点儿盘缠衣物略表同袍之谊都来不及，只能私下里在睡前饭后一遍遍议论着这名猝然消失的年轻同袍。
和主将张俊不同，对于岳飞被革职离军一事，这些低级军官和士兵们心里的难过要真实得多。他们大多自去年年底以来就和岳飞并肩作战，可以说是眼看着岳飞从白身农家子一步步拼到中级军官的。而比起岳飞两军阵前的神勇，更让他们感念和庆幸的，是职权的骤升并没改变岳飞正直善良的天性，倒让他为人处世的优点随着官衔的提高惠及了更多同袍。
在部伍管理上，岳飞虽然执法严格，但一来赏罚公平，明察秋毫；二来既不克扣钱粮，也不允许对士兵随意责罚辱骂，士兵的实际待遇要比其他部队好；三来能够以身作则，就连衣食住行标准都向最低等的新兵看齐，士兵还睡在野地自己就决不进屋借宿，士兵吃不上饭自己也不会吃一口，其他违法乱纪问题更是一点儿不沾。所以就算约束比别部将官严格数倍，士兵们也张不开嘴抱怨。
在用兵作战上，这个青年军官身先士卒也从不来虚的，几乎次次都要“自为旗头”，也就是自己来当最容易成为敌军箭靶子的掌旗传令官。此外，他还热衷向他人传授武艺。虽然他会的招数一般人要学都不太容易，比如“左右射”——这是种箭术绝技，掌握之后双手都既能张弓也能控箭，而不是只能固定一种左右手搭配，这可以增加实战中的攻击角度，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虽然练成这种箭术的门槛颇高，十个人中能有两三个练出来就不错了，但岳飞还是一有合适的机会就主动教，教了学不会也不会发脾气，倒比寻常村镇里教小孩子认字的村学先生还耐心些。
更新鲜的一点是，虽然出身于贫寒农家，但岳飞居然识文断字，正经读过不少书。偶尔有了闲空儿，岳飞最喜欢拉着身边人讲古，尤其擅长“说三分”，什么关、张、赵、马、黄优长短板各自如何，诸葛亮的隆中对到底高明在哪里，甚至关云长好读《春秋》《左传》、曹操给《孙子兵法》作过注……有些段子是最流行的评话戏文里都没提过的，讲起来着实新鲜热闹，也填了不少老兵痞酗酒赌博、斗气滋事的闲空儿。
这样一个年轻人，没法让人不喜欢、不信任。“被消失”之后，也没法让人不惋惜、不想念，尤其是在眼下这种时局叵测、人心惶惶的时刻。但越是念叨他的好处，士兵们也越发困惑。
一个聪明机警绝对超过他们平生所见之人，还认得字、念过书、见过世面的青年才俊，为什么要做上书骂大臣这种自断大好前程的事呢？他文章里说的那些话，确实是不少人的心里话，但那是能直接说给高官甚至皇帝听的吗？小小武翼郎[9]，何必去掺和神仙打架？直道事君、一言可以兴邦亦可丧邦之类的堂皇大义，对这个段位的芝麻官来说遥远而虚无，当不了饭吃也换不了钱使。一重一轻，一近一远，该顾哪头，按说是人都能拎清，怎么智勇双全的岳飞反而犯了糊涂？难不成这小子看书看呆了，以为凭几句话就能打动天心，知遇明主的传奇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何况不管他怎么想的，现在事情闹大了，搞砸了，也没有什么明君彻悟、奸臣被斥的反转，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却丢了饭辙的年轻人，能再去哪儿谋生？另寻其他官军投奔？还是加入当时遍地都是的民众自发组织的抗金义军？
可人家拿命换回来的官职，因为说了几句话就被一撸到底了，哪能再有心气替赵官家卖命！所以他大概会就此回家乡务农，做个大宋（也没准是大金）治下的顺民吧？
不过他那一身的武艺和智谋胆气太出色，出色到让接触过他的人都会觉得，他就没有默默无闻过寻常日子的命。所以保不齐这后生从此就变心翻脸，去做了土匪，或是投了金军也不是没可能。万一真是这样，那以后要是在阵前遇上他，怕不是要倒血霉了。
以上的猜测，尽管后人看来近乎可笑，但在当时，却是每一种假设都有大把的真实案例。那些案例可以供南京城内的宋军将士，以及后来也渐渐听说了这桩奇闻的部分官僚士大夫们，拿来和岳飞的未来对号入座，遐想一阵，议论一番。
包括岳飞自己，在愤然离军、孤身北上的途中，大概率也把这些人生选项挨个捋了一遍。历史文献只记载了岳飞在这个关口的最终选择——再赴河北前线从军，却没有也不会记下他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前，有没有愤怒、委屈、唏嘘、伤感，甚至一瞬间产生过更自暴自弃、大逆不道的念头？倒是岳飞自己在若干年后的一次上书中，坦然承认自己在这次被罢职后是“孑然一身，狼狈羁旅”，显然从经济状况到精神状态，都不能更糟了——这也难怪，因为这次罢官，已经是岳飞第三次从军官被打回普通平民了。尽管岳飞在这一年还只有二十五岁，三次从军的时长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三年多。
比起个人挫折，更让岳飞焦虑的是，眼下的时局已经危如累卵，如果自己再从普通士卒做起，恐怕很难在即将到来的新一轮宋金战争中发挥多少作用了。不过，就算从此报国无门，真回老家，或去其他远离战火的州县种地养家，又有何不可？宰执大臣，或许还有皇帝本人都无意北伐，朝廷随时可能放弃中原、两河，自己又有什么继续戎马生涯的必要呢？
建炎元年秋八月，在明净高旷的碧空下，在南京应天府通往河北的大路上，在寒意渐浓的凉风里，在浊水急如箭的黄河边，不少南下避难的士人百姓和无家可归的流民看到一个气度英武却衣衫敝旧的年轻人，神色郁郁、心事重重地行过他们身边，却绝难想到他心里正翻卷着怎样的波澜。他们更想不到，若干年后，曾与自己擦肩而过的这名青年，终将成为他们家国的屏障和收拾旧山河的希望所在。
当然，对于后一点，此时的岳飞恐怕也未能料到。无数往事，尤其是始于五年前的、实在过于坎坷曲折的从军之路，在他心里从头到尾回放了无数遍。但眼下他唯一能够、也必须尽快思考的问题是，到何处去，以及以怎样的方式重启被朝廷猝然中止的人生。
[1] 同一年份后文不再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