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5年12月，美国前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他重病缠身，无法出席颁奖仪式，于是写了一段话以支持在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残酷的战争所带来的可怕苦难”之后寻求和平。[1]人们都知道赫尔一贯用词夸张，但他的这一表述十分贴切，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当时都一样。赫尔的那个时代见证了规模大到史无前例的全球战争，而在“世界大战”这个大概念下的众多战事则带来了几乎无边无际的痛苦、贫穷和死亡。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无论之前还是之后都没有发生过，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及。未来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世界大战，就像赫尔在1945年时说的能够“毁灭我们的文明”的那种，但它们迄今都还没有发生。

如此广泛而残酷的战争在许多方面给历史学家带来了挑战。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难以想象这个世界上会有超过1亿男人（还有数量少得多的女人）穿上军装，下场厮杀，他们手中的武器在“一战”中得到磨砺，其破坏力在随后的年月里大幅提升。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世界上主要的大国竟然能令民众接受把2/3的国家产值投入战争之中，接受让数亿人陷于战争带来的贫困和饥饿之中，或者接受让他们在和平年代辛苦积累的财富被战争的无底洞吞噬一空。轰炸、驱逐、强征和掠夺竟会带来如此大规模的贫穷、匮乏和损失，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这场战争还挑战了现代人的良知，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数十万人会实施如此众多的暴行、恐怖行径和罪行，而这些人通常都是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笔下的“普通人”，而不是施虐狂或者疯子。[2]虽然暴行在今天的内战和叛乱中也时有发生，但暴力胁迫、关押、折磨、驱逐和大规模种族屠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了主流，而举起屠刀的既有穿着军装的士兵、安全部队和警察，也有游击队和平民，不分男女。

曾经，人们满足于将这场战争解释为爱好和平的国家与欧洲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以及东亚的日本军部这些帝国主义野心家之间的对抗。无论是西方的标准口径，还是苏联的官方战史，都在着力讲述盟国和轴心国之间的军事交锋。军事交锋的历史早已被梳理清楚，优秀的相关著作已是汗牛充栋，因此这里就不再赘述了。[3]对战争结果的关注固然重要，但也有很多其他疑问有待解决，包括引发战争的大危机、各个战场的性质差异，以及战争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最后还有在1945年战争正式结束后仍然久久不熄的暴力。最重要的是，传统的“二战”历史观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部视为危机的原因，但其实他们正是危机造成的结果。若要正确认识战争的起源、过程和结果，就需要了解20世纪头几十年里导致世界范围内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连年动荡，并最终促使轴心国采取领土扩张政策来应对的宏观历史潮流。而这些野心家的失败也反过来为全球的相对稳定和领土帝国主义的最终倒台渐渐铺平了道路。

这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新著将基于四个主要前提。第一，这场战争的传统时间边界不再适用。战争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并于1945年之后的10年里在中国、东南亚、东欧和中东逐渐平息。1939—1945年的战事或许能够成为叙事的中心，但战争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时，并延续到由大战导致的起义和内战最终结束之时，到1945年时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不仅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的战事，给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观点，把两次世界大战分开看待并无益处。它们可以被视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的不同阶段，这一战争在帝国主义的危机阶段重新构建了世界体系。本书的结构就反映了这一反传统的视角。关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内容很多，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就无法合理解释世界大战的特点、打法，以及当时人们的理解。

第二，这场战争应当被理解为一场全球性事件，而非轴心国在欧洲被击败是重头戏，太平洋战争只是个陪衬。中欧、地中海地区和中东，以及东亚的区域性不稳定都促成了更大范围的全球稳定性危机，并解释了战争为什么不是仅仅发生于几大列强之间，而是蔓延到了诸如北太平洋的阿留申群岛、南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以及加勒比海的岛屿之类的偏远之地。亚洲的战事及其结果对于塑造战后世界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在欧洲击败德国，甚至尤甚。在这方面，与世界大战同步而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殖民帝国的崩溃。

第三，这场战争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战争形式，它们应该被区别对待。首要的形态还是人们熟悉的国家之间的战争，包括侵略和自卫，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动员起足够的资源来支撑大规模的战争。然而和主要战事一同燃起的还有内战——发生在中国、乌克兰、意大利和希腊——这种“全民战争”可以是对抗占领军（包括盟军）的解放战争，也可以是民众自我保护的努力，主要是应对轰炸的影响。有时候这些不同形式的战争会与国家之间的战争重叠或融合，例如苏联的游击战争和法国的抵抗运动——但是游击战、内战和起义大多属于与大战同时进行的小型战事，其主角主要是平民，为的是自卫或者解放。而民众的动员也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了“总体战”属性，这种属性也在后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所有这三项——时间、地域以及定义——都基于这一主张：漫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帝国战争。大部分关于这场战争的通史聚焦于“大国”之间的冲突以及意识形态所扮演的角色，但忽略或掩盖了“领土帝国”在定义这场长期战争的性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漫长的战争始于1931年，终于1945年之后的乱局。这并非要通过单纯的列宁主义视角来观察这场战争，而只是想要承认，将所有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战争连接到一起的，正是当时存在的帝国主义全球秩序，这种秩序由英国和法国主导，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野心正是在这种秩序下形成的，其模仿的也正是这种秩序，这些所谓的“无产”国家想要通过征服更多的土地来保障其国家的生存，并表达其民族认同。直到最近，才开始有历史学家主张，轴心帝国想要的其实是建立自己的全球“关系”以仿效那些它们想要取代的老牌帝国。[4]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甚至是之前的帝国主义架构和危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过程设定了框架，而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则宣告了500年来殖民主义的终结并支持了民族国家的形成。[5]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的无情扩张让位于收缩。在1945年之后的几十年里，残存的旧殖民规则迅速崩塌，而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则主导了全球新秩序的建立。

后文的叙述将围绕这四条主轴展开。本书包括5个综述章节（序章、第一至三章、第十一章）和7个专题章节。头几个章节将探讨导致20世纪30年代危机和战争爆发的长期因素，这些因素根源于19世纪后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帝国竞争与国家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并非不可避免，但是20世纪20年代全球贸易和经济体系的崩溃刚好遇到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越发不稳定，加之民族主义在民众中的兴起，这就导致了国际关系的紧张，并产生了难以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的野心。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危机和机缘巧合，三者相结合，促使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开始寻求帝国主义“新秩序”，老牌帝国——英国、法国、荷兰，甚至还有比利时——则在1940—1942年那一连串令人猝不及防的败退后遭遇了巨大的灾难。虽然这些“新秩序”国家原本是想搞自己的区域霸权而不是去招惹苏联和美国，但它们发现若不能打败或压制这两支力量，它们的野心便无法最终实现，结果便是“巴巴罗萨行动”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战争也是一个特例，希特勒政权说是这些人密谋发动了全球战争，并挫败了德国人的民族自信。这一部分内容描述了一个国际关系和政治都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下，新帝国似乎有望在美国和苏联的潜在力量被动员起来之前赢得胜利。

随后的章节描述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这场战争将新帝国的领土野心打翻在地，也为建立一个不同的、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创造了条件，这一新秩序以民族原则为基础，以帝国主义的消亡和20世纪30年代崩溃的全球贸易与经济体系的重建为前提。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解释了这样的转变。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两国都对传统殖民帝国的存续持敌对态度——事实上，另一个主要盟友中国也是如此——它们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塑造了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的新世界，在许多情况下，这个世界为冷战中的超级大国所主导，而非被领土帝国统治。德国和日本由于担心自己的国家灭亡而选择了死战到底，但也在国内的帝国主义势力被打败后重获新生。在这一部分，新帝国的失败显而易见，却也并非完全命中注定。参战各方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付出了最大的人员牺牲和资源耗费的代价，才最终决出了胜负。1945年之后，随着战争中残留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在帝国和超级大国的野心消退的背景下逐渐被解决——虽然不是全部解决——后续战争的规模便小了很多。这就是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传统帝国最终崩塌，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今日世界横空出世。

“帝国战争”这一理念为一些专题章节提供了框架，以在更大范围内探讨战争经历中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既涉及数以百万计的参战军人，也涉及承受着总体战的平民社会。[6]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动员起所需要的巨量人力和物力资源？结果如何？参战军队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效果如何？国家、政党和个人如何证明他们所参与的战争是正当的？怎样承受那些被迫卷入甚至要面对失败的代价高昂、常常非常残酷的战役？与主战场平行的那些全民战争或内战是如何发展的，且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最后，还有一些章节讨论了战争给所有身陷其中的人带来的伤害。“战争中人们的心理、精神和情绪”试图发掘战争给所有被迫卷入者带来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影响，尤其是对超过1亿被动员参战的男男女女的影响。战争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和期望，这是由人类的多种不同情感驱动的：一方面是恐惧、仇恨、埋怨或愤怒，另一方面则是勇气、自我牺牲、焦虑与热忱。这正是一项很难从历史角度描述，却又是解释战争对个人的影响时不可或缺的战争经历，无论是否身处战场，这些人都会发现自己承受着战时特殊环境的持续压力。最后一个主题旨在探讨战争带来的过度暴力和罪行，它们导致了广泛的暴行和数千万人的死亡，死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平民。这里会有两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军人和平民的死亡人数都如此之多——大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5倍，以及为什么所有战区的作恶者愿意实施而且能够醉心于各种堪称残忍的暴行？这两个问题显然相互关联，但并不相同；死亡形式多样，原因不同，无情地与战争相伴产生。

现如今，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料已经足以让任何新的史学作品对这一切做出公正判断了。40年前，当我第一次提笔撰写关于这场战争的文字时，读完大部分关于这场战争的言之有物的作品还是有可能的。在过去的40年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前后年月方方面面的历史著作在全世界范围内呈爆炸式增加。这让我只能汲取现有文献的一小部分，因此，我只专注于能够支持本书核心论点的史料，而不打算写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想在单卷本里写出权威的“二战”史是不可能的了，多卷本也不行。新近出版的《剑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写了三大本，即便如此也没法包罗万象。我遵循的大致原则是，使用过去几年里新出版的材料，因为它们通常都包含了某一领域内的大部分既有知识，虽然许多关键性研究是在很久之前进行的，而我也尽量不去忽略它们。我十分幸运，尤其获益于大量关于帝国主义和亚洲战争史的新研究，它们都是在历史学研究中被长期忽略的方向。我会使用一切能拿到的与我研究领域密切相关的档案论据。历史学家们现在可以获得丰富的个人收藏，这些收藏以书本或口述档案的形式出现，它们能够解释，有时是反驳历史学家关于战争经历的描述，我也会用到这些材料，虽然用得比近期许多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叙述要少。读者们将会发现，许多内容不可避免地被放弃或者被草草简述；他们还将发现，有些熟悉的话题会被拆散放到不同的专题章节中——明显的例子是轰炸、大屠杀、战斗力——但是我相信战争的历史意义的核心已经足够清楚，无须赘言。本书旨在通过探讨战争年代的重大问题，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时人们被迫卷入的框架，从而让读者对个人的经历更加感同身受。这还是一部关于死亡、恐惧、毁灭和贫困的历史，也是科德尔·赫尔所言的“可怕苦难”的历史。鲜血与废墟正是它的痛苦代价。

理查德·奥弗里，2020年11月

[1] Frederick Haberman (ed.), Nobel Lectures: Peace, 1926–1950 (Amsterdam, 1972),318.

[2] Christophe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London, 1992). See too Richard Overy, ‘“Ordinary men”,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historians,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Holocaust’,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0 (2014), 515–30.

[3] See recently Gordon Corrigan, The Second World War: A Military History (London,2010), Antony 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13), Max Hastings, All Hell Let Loose: The World at War 1939–1945 (London, 2011) and Andrew Roberts,The Storm of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9).那些不太关注军事的著作中最好的有Gerhard Weinberg,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Cambridge, 1994), Evan Mawdsley, World War Two: A New History(Cambridge, 2012)，以及Gordon Wright的经典作品，The Ordeal of Total War, 1939–1945 (New York, 1968)；更新近的作品有Andrew Buchanan，World War II in Global Perspective: A Short History (Hoboken, NJ, 2019)，以及Victor Hanson,The Second World Wars: How the First Great Global Conflict was Fought and Won (New York, 2019)。关于战斗结果的争议，还有一本颇具启发性的著作：Phillips O’Brien, How the War was Won (Cambridge, 2015)。

[4] Reto Hofmann and Daniel Hedinger, ‘Axis Empires: towards a global history of fascist imperialism’,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12 (2017), 161–5. See too Daniel Hedinger, ‘The imperial nexus: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Axis in global perspective’, ibid., 185–205.

[5] 关于世界大战及其对帝国的影响，见Robert Gerwarth and Erez Manela, ‘The Great War as a global war’, Diplomatic History, 38 (2014), 786–800; 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 ‘Empires after 1919: old, new, transformed’, International Afairs,95 (2019), 81–100。

[6] 关于“军事史”的局限性，可参见Stig Förster的颇具启发性的讲话，‘The Battlefield: Towards a Modern History of War’,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London, 2007 Annual Lecture，以及Jeremy Black, Rethinking World War Two: The Conflict and its Legacy (London,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