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世界大战的曲折道路

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来自伦敦和巴黎，而非柏林。希特勒要的是巩固他对波兰的征服并实现德国对中欧和东欧的控制，而不是与这两个西方帝国发生大战。但事情并未如此发展，这大部分是因为1939年时英法的自信渐长，相信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从长远看足以打败德国，而且法国和英国的部分公众也逐渐下定决心，认定若要解决压抑了自己近10年的重大国际危机，唯有重新捡起1918年的枪，再打败德国一次。英法两国的宣战远比三个侵略国发动小规模战争重大得多，因为它们明白，这种战争一旦打起来就是全球战争，它们在各大洲所有的帝国利益都会卷入其中，而受到威胁的不是一个地区，而是三个。选择首先对抗德国，部分是由波兰危机的偶然情况所决定的，但主要原因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胜国开始认为，1919年和约遗留的问题使得第二次欧洲大战不可避免，它们希望在第二次大战后能够建立更有弹性的国际秩序，这样，欧洲的和平与帝国的和平诉求或许就能得到永久保证。

这是在数年动荡之后做出的决定，但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经历之后做出的关乎命运的艰难决定。虽然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领导层都想过会在某个时间点面临其他国家对它们新领土帝国的挑战，并与这些国家爆发大规模战争，但他们并不希望也没想到战争会在20世纪30年代到来。另一方面，对于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而言，新的战争一旦到来，就将是新一轮的“总体战”，新型武器的出现会令这场战争更加血腥，代价更加高昂，而这场战争也会给经济稳定性带来深刻影响，这些是不言自明的。只有在对帝国安全和国家存亡的威胁确实足够严重而且不可逆转的情况之下，它们才会接受战争。英法两国认为，三个轴心国政权的越发好战和军力增长主要针对的是自己，认为这只是从1914年以来列强争霸的延续，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领导层则持有更功利的观点，认为战争是获取对帝国领地统治权的必要手段。在这三个国家中，德国是最令人恐惧的，这不仅是因为德国潜在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还因为希特勒似乎是敌视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的代言人。整个20世纪30年代，西方主要民主国家一直希望自己对危机的判断是错误的，希望自己面对的新一代独裁者能够像自己一样厌恶再来一次血流成河的世界大战，而不会像英国政客常形容的那样做出“疯狗行为”。[1]这些是它们的主要考量，解释了英法两国在面临30年代国际危机时的小心谨慎，也解释了它们在1939年时无论结果如何都要直面灾难的最终决定。

英法两国政府不愿意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在战间期，两国公众中都存在一股强有力的反战情绪，他们反对以战争来解决未来的任何危机，并对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恐惧。民众的各种担忧源于那些经历过堑壕战的军人，他们不想在20世纪30年代与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打仗，对他们而言，和平是一种政治承诺。如果说绝对的和平主义（或者像法国人说的“全面”和平）只局限于反战运动的一小群人，那么对新一场战争的敌意则适用于大部分人。大型反战组织，英国国际团结联盟，拥有名义会员100万人，他们在全国各处大力宣扬和平的价值，反对战争的威胁。1936年，布鲁塞尔一个大型的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发起了一项国际和平行动，旨在将整个西欧的反战与和平主义团体联合起来；其英国分会主席是国际团结联盟首脑兼主要创始人塞西尔勋爵。[2]直到1939年，反战团体始终致力于实现和平。英国国家和平委员会在1938年末组织了一次要求召开“新和平会议”的请愿，就在张伯伦首相向波兰做出那个历史性保证的几天前，他们收集了100万人的签名，并把请愿书提交给了首相。[3]人们普遍相信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必然会导致平民遭到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攻击——炸弹、毒气，甚至是细菌战，这又助长了反战运动的声势。对轰炸的恐惧如此之深，使得英法两国的政客们相信，要用尽办法避免爆发总体战，尤其是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的后果是立即让自己脆弱的城市遭到毁灭性空袭。[4]1938年4月起担任法国总理的爱德华·达拉第认为轰炸是“对文明自身的攻击”，而他持和平主义的外交部长乔治·博内（Georges Bonnet）则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前认为“有轰炸的战争”将会导致革命。[5]就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前夕，张伯伦告诉内阁他是如何从德国飞回伦敦的，并想象着德国高爆炸弹的火舌和烟雾笼罩着首都的样子：“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的战争是对这个国家每个家庭的直接威胁。”[6]

在法国和英国的全球帝国中还有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安全因素，令它们很难接受再次发动一场代价巨大而且危险的战争。牢记这一点十分重要：英法虽然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都是国际联盟体系的领导者，而且是军力最强的主要强国，但它们并不像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它们虽是强国但处于相对衰落之中，负担着沉重的全球义务，关键是选民不会轻易接受战争，而且其受大萧条影响的经济也尚未完全恢复，这令进行大规模军事投入的决定不得不与民主社会的社会需求和经济期待相平衡。在这种环境下，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完整和帝国安全，同时避免大规模战争，这些都是要经过复杂权衡的。和那些蠢蠢欲动的国家不同，英法两国从自己的世界地位中获益颇丰，这么一来，它们若早早就与新一轮帝国主义浪潮开战，那将是令人惊讶的，不过当时和今天的许多批评者或许希望它们如此行事。对这两个全球帝国而言，世界由和平转向战争带来的剧变将令它们的太多利益面临危险。“我们已经拿下了世界的大部分，或者是最好的部分，”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在1934年说，“我们只想保住我们已经得到的，阻止其他人把它们夺走。”[7]当1936年英国议会提出要把坦噶尼喀托管地归还给德国时，时任殖民地大臣的安东尼·艾登提出了反对，认为“任何领土转让都有重大的道德和法律障碍”。[8]1938年，英国和法国进行了一项关于让出任意一处海外领地的民意调查，结果绝大多数人投票反对。约有78%的英国受调查者宁愿打仗也不愿放弃任何一处交给英国托管的前德国殖民地。作为对意大利声索突尼斯和科西嘉的回应，达拉第在1938年11月公开声称法国不会放弃“一厘米土地”。[9]直到1940年5月，两大帝国才开始考虑让出领土，当时它们在法国战役中拼命想要换取意大利保持中立。但是当英国战时内阁就把马耳他交给墨索里尼进行辩论时，多数意见仍然是反对，虽然只领先一票。[10]

尽管英法两国在20世纪30年代花了很大力气来强调帝国团结以及帝国带来的诸多形式的好处，但海外领土仍然始终是不安全的来源——既有来自内部的不安全，也有来自外部的不安全。中东托管地和法属北非的阿拉伯人起义连绵不断。英国在1932年给予伊拉克托管地自治权（虽然英国的非正式控制继续存在），1936年与埃及签订《英埃条约》，同意埃及实际独立，并同意埃及参与对苏伊士运河的联合控制。英国还在巴勒斯坦驻扎了2个师以对付阿拉伯游击队以及阿拉伯和犹太居民之间的冲突。巴勒斯坦冲突是英军在两次大战之间参与的最大的军事行动，对游击队的野蛮镇压导致至少5 700名阿拉伯人死亡，2.17万人重伤，有些人未经审判就被下狱，而英国对安全部队实施的严刑拷打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1]在印度，经历了一轮骚乱和刺杀之后，英国拿出“民事戒严法”，以便在高压期内关押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反抗者——1930—1934年有8万人成为政治犯。罢工和反抗总是遇到成排的子弹。1931年在坎普尔，141人被打死；1935年3月在卡拉奇，又有47人死亡。[12]印度最终在1935年得到了一些有限的自治，但只有15%的印度人口得到了选举权，而且这没能满足国民大会党关于完全独立的要求。在遭受经济衰退严重影响的非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包括坦噶尼喀、北罗得西亚、黄金海岸和特立尼达，罢工活动和劳工反抗此起彼伏；在非洲铜矿带，工人们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袭击浪潮中被射杀；1937年在巴巴多斯，抗议经济困难的民众中有14人死于子弹和刺刀之下。[13]

这些贫困的工人和农民发动的反抗大多被算到了当地共产主义运动的头上，对此，所有帝国主义势力都报以残酷的驱逐、关押和镇压，但也有部分政治运动代表的是1919年以来出现的民族主义抱负，其中有些运动成功获得了有限的国家权力——例如在伊拉克和埃及——也有一些遭到了挑战，其参与者被当场逮捕，反帝组织和出版物被取缔，比如1939年法国在帝国全境宣布戒严。[1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上就是要致力于消灭帝国主义的殖民运动，这就解释了英法两国的焦虑。当英国空军部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规划设计“理想”远程轰炸机时，其航程并不是为了对付德国的威胁，而是为了应对与苏联之间可能的战争，飞机要能够从英国帝国领地的空军基地出发去攻击苏联城市和工业中心。这种远航程也能为对抗苏联时的所谓“帝国增援”发挥作用。[15]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也解释了它们对西班牙内战的矛盾态度，当时英法在形式上采取了不干涉政策，没有去支援民主的共和国政府。英法此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是对全面战争的普遍恐惧，另一方面其全球帝国也很难应对外部的威胁和内部的政治抗议，维持团结困难重重，因此，降低风险成了20世纪30年代英法两国战略的核心。

这种风险规避常常被称为“绥靖主义”，但正如其倡导者之一、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后来所说，这是个不幸的词语。西方面对独裁统治时的表现长期遭到大量抨击，“绥靖主义”成了众矢之的，就连今天西方没能强硬面对安全威胁时，人们都会用它来形容。[16]然而，作为对20世纪30年代英法两国战略的描述，这个词却又是高度错误的。首先，这个词意味着两国之间以及负责做出战略判断的官员、政治家和军人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实际上，政策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反映了多种假设、愿望和期望，这些都会根据环境随时变化，政策制定者们要考虑广泛的可选项以维护英法战略中的关键元素：帝国安全、经济力量，以及国内和平。其实，20年后冷战时代的一组常用词更适合用来在许多方面描述这一战略——遏制和威慑。[17]两国在应对20世纪30年代国际问题时的凡此种种，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软弱和不负责任，而是一种在日益加剧的国际不稳定和保护自己帝国现状的需求之间寻求妥协的长期努力，即便这种努力有时候会前后不一。

遏制作为今天所谓的“软实力”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在很多地方，从法国努力在东欧维护盟友体系到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都是如此，后者就德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重建海军达成了一致。经济上的妥协和协定也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普遍认为贸易协定或贷款能够缓和潜在敌国的战争愿望，或者赢得新的盟友。尤其是在英国，人们认为只要让列强一起坐下来重新评估《凡尔赛和约》及其后续事务，或许就能实现总体协定——也就是张伯伦所说的“大协定”，这一想法虽然从未被认真尝试过，但展示了一种在洽谈和相互理解基础上灵活面对战后秩序的愿望。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的“世界新政”也与此相互映衬，他认为，一旦侵略国被孤立，和平谈判就能进行了。遏制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想法最终被证明是虚幻的，但是西方列强一直在试图限制日、德、意三国可能造成的破坏，令三国备感憎恨，这也说明各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很难用“绥靖主义”来形容。[18]

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也倾向于对新帝国主义者采取遏制战略，但更为优先的则是制止对西半球的任何威胁。罗斯福对于日本和德国可能会借道中美洲和南美洲“曲线”威胁美国给予了过多关注。西半球防御战略由于无须在国外主动发动战争并迎合了孤立主义思潮而受到欢迎。孤立主义政客们在1935年和1937年先后推动国会通过了两个《中立法案》，这束缚住了总统的手脚，但未能阻止1938年的《文森法案》将美国海军扩充到1930年《伦敦海军条约》规定的上限以遏制对西半球的任何威胁。[19]由于担心巴拿马运河可能会被从南美洲起飞的德国飞机炸毁，或者被日本人夺占，美国人花了很大力气扩建了那里的美军基地，最终建起了134处陆军、海军和航空兵设施。[20]美国同时还通过资助亲美报刊和对侵略国家所需的稀有关键性原材料进行“清空式”买断来应对日本和德国的宣传，以及它们在西半球更大范围内的经济利益。在巴西，关于德国要来吞并当地德语地区的流言四起，于是华盛顿政府拿出了一套武装解决方案，随后又在1941年保证保护巴西免遭任何外来威胁。[21]但这些无一是要介入更大范围内的世界战事，罗斯福也没能拿到开战授权。1936年进行的最初一次民意调查发现，95%的受访人希望美国远离所有战争；1939年9月，只有5%的受访者愿意帮助英国和法国。[22]

遏制的另一面便是威慑。这个词在核威胁时代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就已被广泛使用。张伯伦在1939年波兰危机最终爆发前向他的妹妹说的话很好地总结了威慑的目的：“你并不需要一支强大到足以赢得压倒性胜利的进攻部队。你需要的只是一支实力足以让其他人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防御部队，除非他们愿意付出让胜利变得不值得的代价。”[23]在整个30年代，英法两国都选择把限制军事开支转为进行大规模而且昂贵的扩军备战。英法的重新武装并非对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做出的突然回应，而是至少从1934年起就一直在执行的政策（这遭到了国内相当强烈的反对），只是其节奏在1936年之后更快了而已。英国政府在30年代中期就已意识到，各种潜在威胁迫使自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军事化计划。1933年后期成立的国防需求委员会在1936年提出了一份为帝国国防而大幅增加军事开支的计划，该计划优先考虑皇家海军和建设一支强大的攻防兼备的空军。一份“四年计划”草案预计国防开支将从1936年的1.85亿英镑增长到1939年的7.19亿英镑。据英国情报机构评估，可能爆发的对德战争将不会早于30年代末，这样英国与德国的军事支出都踩上了相同的节奏，唯一的区别是，1934年时英国已经武装起来，而德国没有。[24]

海外的防御准备是英国本土列岛防御的有力补充。英军驻扎在整个中东，包括伊拉克、约旦、埃及、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埃及被认为尤其重要，苏伊士运河被认为是“帝国的中心”，因为它是连接欧亚两大战区的重要海上通道。1936年与埃及签订的条约允许英国在运河驻扎1万人的守军，亚历山大港仍然是英军的重要海军基地。为了防守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英帝国的领地——约占英帝国领地的5/7——英国于1933年批准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大型海军基地，花费了6 000万英镑后，这一基地在5年后竣工。[25]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中国的局势更加棘手，想要在坚决进攻的日军面前守住香港被认为是不现实的，但英国人给中国军队提供的贷款和物资援助使得他们能够打一场所谓的“代理人战争”，同时保卫英国和中国的利益。[26]这些措施无助于缓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此时面对日本威胁时产生的孤立无援的焦虑，但英国也别无他法，由于需要照管的范围太大了，它只能把自己日益增长的防务更稀疏地摊到整个帝国中。

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也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开始扩军的，其陆军比英国陆军庞大得多，海军也颇具实力。3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拉低了军事开支的水平，但到了1936年，受到德军重占莱茵兰的刺激，新当选的人民阵线政府联合了左翼和中左翼政党，采取了大规模的重整军备计划，与英国和德国的同类计划一样，法国的计划也是打算在1940年达到顶峰。军事开支将从1936年的1 510万法郎增加到1939年的9 360万法郎。法国的优先项目是建造马其诺防线，并为其配备武器和装备：由于德法两国在人口方面的差异，此举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的军队主力不必驻守边境，法军高层在1918年击败德国的一系列战役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战术理论。这套理论以猛烈火力为核心，将其作为支援进攻和消灭来袭敌军的手段，这令步兵（仍被视为“战场王后”）得以一步步占领地盘，虽然他们的机动性有限。对火力的运用需要一种高度集中和协调的“有条不紊的作战”，诸如坦克和飞机这类辅助武器在战斗中将扮演支援角色，而非为机动作战打开通路。火炮和机枪是关键，步兵只能随着支援“弹幕”的步伐行动。[27]对法国本土预设战场的重视，意味着法国的规划者们对帝国领地的关注没那么多。殖民地要担负它们自己的防务开支：阿尔及利亚要找出2.89亿法郎来满足米尔斯克比尔法国海军基地的现代化改造之需；自从法国海军总司令达尔朗海军元帅否决了在金兰湾建立一支潜艇部队的计划后，中南半岛就再未建造过大型海军基地，达尔朗明确提出，一旦战争爆发，法国的亚洲帝国是守不住的。[28]

威慑政策的框架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危机时就已展现得很明显了，一年后尤甚。正是遏制与威慑这对孪生策略支持了英法的战略，这些战略旨在避免战争并维持足以保护其全球经济和领土利益的力量。不要忘记，甚至在1939年9月战争爆发之前，这些主要民主国家就已经到了与新帝国主义国家开战的边缘。在南海，日军和英军之间陷入了一触即发的武装对峙状态，双方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在1935—1936年的埃塞俄比亚危机期间，英国当然做好了对意大利开战的准备，以此制约其对中东和非洲英国殖民地利益的威胁。1935年8月，28艘军舰和航空母舰“勇敢号”被派往亚历山大港，作为对意大利的警告；中东的英国皇家空军得到了加强，陆军援军也已出发。当地的海军司令急于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但英军参谋长会议和法国政府都希望避免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可能会瓦解整个地区的帝国利益。[29]1938—1939年，轮到法国海军迫不及待想要寻机突然击败意大利舰队了，这次是英国制止了他们，英国希望墨索里尼仍然能够采取谨慎的外交政策，与希特勒保持距离。

“边缘政策”最清楚的例子出现在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关于在慕尼黑会议上德国一再威胁、英法背信弃义、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则被迫同意德国占领苏台德德语区的故事，常常被作为软弱且具有欺骗性的绥靖政策的高潮。但实际上，慕尼黑会议时希特勒正是考虑到与英法大规模开战的风险（认为这在当时过于冒险）而被迫放弃了他孜孜以求的生存空间之战。从当时的角度看，是希特勒被迫接受了英法本已打算同意的领土变化，这是卓有成效的遏制，即便这无法令捷克斯洛伐克满意。在慕尼黑会议前的一个星期，英法两国军队都进入了戒备状态。英国皇家海军收到了动员令，人们在伦敦的公园里草草挖掘了堑壕以作为临时防空掩体。法国也于1938年9月24日下达了动员令，100万人枕戈待旦，虽然此时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长们并没有信心通过战争阻止德国，因为重新武装计划尚在进行中，马其诺防线也没有完工。[30]

然而，战争动员正是1914年让欧洲陷入战火的导火索。希特勒并不希望如此，在计划中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日期的几天前，他还向他焦急的将领们坚持说英法不会干预。虽然英法担心会引发一场它们打不赢的战争，但两国政府谁也没打算允许德国最终放手入侵并征服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9月25日，柏林有目击者看见希特勒“在张伯伦的坚定立场前退缩了”，这与人们对这位英国领导人的通常印象大不相同。[31]两天后，当希特勒想要下令动员时，张伯伦的私人代表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发来了一封电报——他两次要求译电员确保希特勒明白，称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将遵照条约与德国开战。威尔逊继续说，这一次“协助法国是英格兰的荣誉之所系”。[32]希特勒愤怒地回答说，若如此，欧洲战争将在一周内爆发，但是这次商谈也令他胆战心惊。第二天上午，法国大使确认，法国会反击德国的入侵。以赫尔曼·戈林为首的一个代表团很快来到希特勒面前，问他是不是无论如何都想要打一场全面战争，对此，希特勒答道：“你什么意思？无论如何？显然不是！”[33]他气鼓鼓地同意了墨索里尼在英国怂恿下提出的建议，与英法会谈。他的陆军副官在日记中写道：“元首不想要战争”，“元首最重要的是不想与英国开战”。柏林的让步显而易见。“元首放弃了，彻底放弃。”另一个人在9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两天后，“元首做出重大让步”。[34]

一场欧洲大战在1938年得以避免，这不仅是简单地因为英法政府的畏惧，也是因为希特勒在威慑之下未能跨过那道门槛。值得一提的是，当会后张伯伦乘车穿过慕尼黑的大街时，他受到了德国民众的欢呼，他们由于避免了战争而真心放松了下来。英国和法国的反应也是发自内心地松了一口气，和平保住了。法国女人们缝制了手套送给张伯伦，供他在往返德国的飞机上御寒；巴黎的一条街道被连忙改名为“9月30日大街”；一种新的舞蹈——“张伯伦舞”——也被发明出来，虽然其用意或许有些讽刺。[35]慕尼黑会议次日，法国《时报》（Le Temps）评论说，承担着全球帝国义务的法国对和平的追求是“深刻而绝对的”。[36]此时，英法是否真的打算在1938年开战仍然值得怀疑，但最后结果是没有，因为这次希特勒认定风险太大。一年后，当德国威胁波兰主权的危机降临时，两国都接受了战争的可能性，虽然它们仍希望希特勒会再次被吓住。直到德国在9月1日入侵波兰前的最后一刻，英法仍然认为如果自己格外明确地表达出开战的意图，希特勒就会再次放弃冒险。

从1938年9月到1939年9月，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这让英法政府有更充分的自信在面对德国对波兰的威胁时采取强硬路线。虽然张伯伦和达拉第都对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没有导致战争感到释然，但他们并没有抱什么幻想，如果希特勒继续向东欧扩张，他们就会使用武力来挡住他。这并没有排除通过外交手段或经济妥协来阻止德国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1939年这些手段都被用上了。但是当德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在1939年3月15日将捷克斯洛伐克变为保护国时，各民主国家都很清楚，下一次就是战争。不久后，情报部门告诉张伯伦，德国即将进攻波兰，他便心血来潮地于3月30日在英国下议院为波兰的主权做了担保。几天后，法国也做了同样的担保，但是担保名单里加上了罗马尼亚和希腊。波兰本身对于英国和法国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几乎是出于偶然，它成了对阵双方最终摊牌的契机，而非诱因。西方列强不知道的是，由于1939年初波兰拒绝在但泽自由市地位以及穿过前普鲁士领土的波兰“走廊”问题上向德国让步，希特勒便于同年4月下令准备在当年8月末发动旨在摧毁波兰的战役。如果德国对波兰的威胁成为现实，那么英法就被绑在了战车上，无法逃避。从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到波兰危机之间的这一年里，英法两国最终同意采取一致行动。整个20世纪30年代，法国一直受制于不能确定英国在欧洲战争爆发后是否会在军事上支援法国军队。1939年2月，双方同意进行参谋部对话，一个月后，一套“战争计划”被制订出来，它复刻了曾在1918年带来胜利的战略：法国的筑垒地域将在为期三年的战役中耗尽德国的力量，经济封锁和空中作战将持续到希特勒崩溃或者无力抵抗英法的进攻为止。该计划最后总结道：“一旦我们能够调动英法帝国的全部作战力量，我们就将对战争的结果充满信心。”[37]

对两国而言，最优先的事都是确保如果战争在1939年到来，自己的帝国能够切实团结起来。对英国来说，这远远谈不上确定，它的各个主要自治领不久前都决定不支持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开战。但是在1939年春，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争取到了国内的支持——他可以在任何可能的欧洲战争中加入英国一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也在新加坡海军基地于1938年完工后和长期以来英联邦“一个声音”的主张下紧随其后。在南非，非裔族群对于发动战争的强烈抵触导致了白人族群的分裂，分裂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之时，直至新任首相扬·史末资说服国会相信宣战也是为了保护南非自身利益免遭德国新殖民主义威胁为止。当战争到来时，印度的英国总督林利思戈勋爵（Lord Linlithgow）直接宣布印度将加入，不考虑印度人的意见。[38]对于急于巩固其大陆战略的法国而言，其帝国在1939年欧洲战争的准备中甚至更加重要。这部分反映在关于“le salut par l’empire”（拯救整个帝国）这样的官方宣传中，这在战争前的几个月里显而易见。达拉第下令严控整个殖民帝国中的政治反对派时，却对公众打出了“1亿精兵，我们不可战胜”的大旗。他们拿出计划要征召相当数量的殖民地士兵前往法国服役，或者把海外执勤的法国士兵替换下来，到1939年，法国组建了5个西非师、1个东南亚师，以及6个北非师，总共52万军人。[39]集中帝国经济能力生产更多军需物资的努力基本失败，但是对法国的原材料和粮食供给确实扩大了。无论做得好不好，在与敌人的对抗中，对帝国的依赖都被视为一个不错的优势，因为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可以随意切断敌人的海外物资供应渠道。

《慕尼黑协定》带来的轻松感导致的民众态度的变化，与军事和战略形势的变化相辅相成。民意调查发现，《慕尼黑协定》的墨迹未干，绝大部分人就已倾向于不再向德国妥协。1938年10月，法国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70%的人反对再放弃任何东西；1939年的几次民意调查显示，76%的法国受访者和75%的英国受访者支持用军队保护但泽港的地位。[40]最重要的是两国反战团体态度的重大变化。民众对欧洲危机的反应迥异于1914年时的那种民族主义热情。他们此时的态度更多是源于他们相信国际主义计划的崩溃和军国主义独裁统治的兴起对西方文明构成了深刻的挑战，而这种挑战已经无法再被忽视了。这种态度是一种无奈，战争当然不会广受欢迎，但是人们越发感受到自己对于维护民主价值观和阻止黑暗时代（今日许多作者戏剧化地视其为黑暗时代）到来的责任。1939年，伦纳德·伍尔夫写出了《门外的野蛮人》（Barbarians at the Gate）一书，意在警告世人，被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现代世界是多么脆弱。[41]

战争并未因1939年的这些变化而成为必然，但在波兰成为德国侵略目标时变得难以避免。法国政府希望达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一边与苏联达成某种协议包围德国，一边从美国那里获得更多支援。1938—1939年法国向美国发出了大批飞机和航空引擎订单。虽然保守派对苏联的动机怀有深深的不信任，但双方还是在1939年夏末试图达成一项军事协议，但该协议由于无法让波兰军政高层允许苏军踏上波兰土地而被搁置。英法两国的军队高层都没有把红军视为有价值的盟军，他们都夸大了波兰军队的潜力，这样的误判缘于波兰早先在1920年打赢过苏联红军。当1939年8月24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公布时（23日签订），张伯伦对“苏联的背叛”大发雷霆，但他对和苏联的军事协同从未热心过，而且这份条约也没有让英法政府对波兰（在遭受德国入侵时）的承诺发生什么变化。[42]关于斯大林是否会真诚地加入联盟，这仍然是个猜想，而非事实。与德国的条约更切合斯大林和苏联的利益，也更符合苏联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希望看到资本主义帝国之间爆发战争，这样共产主义苏联就能最终拿下一地瓦砾的欧洲。

认为希特勒见到英法帝国迅速重新武装或是各个民主国家涌起的反法西斯思潮时就将被吓阻，这样的盘算并非完全错误。1938年，一支不算强大的力量就曾迫使希特勒走下战车。情报显示德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甚至还有发生反希特勒政变的可能性。即便在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张伯伦还是给他机会撤出军队以免面对一场世界大战。9月2日，意大利领导人一度提出过会谈的主张，这和墨索里尼在1938年9月的介入遥相呼应，但是英国开出的条件，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的意大利同行齐亚诺所说的，是“德国军队撤出波兰领土”，这终结了和平的一切可能。[43]历史学家们想要寻找可信证据来证明张伯伦即便在这为时已晚之时也想要逃避他的义务，但这样的证据并不存在。只有德国完全遵从英法的要求停止使用武力，才能避免世界大战，而到了1939年9月1日，这已是最不可能的结果。这一回，遏制与威慑都不再奏效。9月3日上午11点15分，张伯伦通过无线电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达拉第则于当天下午5点宣战。帝国精英和民主反法西斯人士的短暂联盟让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成了可能。“我们不能输。”英国陆军参谋长在他的日记中评论道。[44]

[1] Keith Neilson, Britain, Soviet Russi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Versailles Order, 1919–1939 (Cambridge, 2005), 328–9.

[2] Ibid., 257–61.

[3]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rchive, National Peace Council papers, 2/5,minutes of Executive Committee, 13 Mar., 17 Apr. 1939.

[4] Josef Konvitz, ‘Représentations urbaines et bombardements stratégiques,1914–1945’, Annales, 44 (1989), 823–47.

[5] Daniel Hucker, ‘French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the prospect of war in 1938–39: “pacifism” or “war anxiety”?’, French History, 21 (2007), 439, 441.

[6] Gerald Lee, ‘“I see dead people”: air-raid phobia and Britain’s behaviour in the Munich Crisis’, Security Studies, 13 (2003), 263.

[7] Lawrence Pratt, East of Malta, West of Suez: Britain’s Mediterranean Crisis 1936–1939 (Cambridge, 1975), 3.

[8] Ibid., 239–40.

[9] Hucker, ‘French public attitudes’, 442–4; Donald Watt, ‘British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war’, in Comité d’Histoire de la Deuxième Guerre Mondiale,Les relations franco-brittaniques de 1935 à 1939 (Paris, 1975), 257–8; Charles Robert Ageron, ‘Vichy, les Français et l’Empire’, in Jean-Pierre Azéma and François Bédarida (eds.), Le Régime de Vichy et les Français (Paris, 1992), 122.

[10] Donald Low, Eclipse of Empire (Cambridge, 1991), 11, 29.

[11] Matthew Hughes, Britain’s Pacification of Palestine: The British Army, the Colonial State and the Arab Revolt, 1936–1939 (Cambridge, 2019), 377–84.

[12]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 ‘The British Empire’, July 1935, 4–5.

[13] Martin Thomas, The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Imperial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Manchester, 2005), 226–32; Timothy Parsons,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 In the Crucib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nham, Md, 2014), 86–96.

[14] Claude Quétel, L’impardonnable défaite (Paris, 2010), 206–7.

[15] TNA, AIR 9/8, Air Staff memorandum, 15 Jan. 1936; Air Ministry (Plans) to Deputy Chief of Air Staff, 24 Sept. 1936.

[16] 关于绥靖的历史脉络，可见Brian McKerch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imperial defence: British grand strategy and appeasement 1930–1939’, Diplomacy & Statecraft, 19 (2008), 391–42; Sidney Aster, ‘Appeasement: before and after revisionism’, ibid., 443–80。

[17] 例见Martin Thomas, ‘Appeasement in the late Third Republic’, Diplomacy & Statecraft, 19 (2008), 567–89。

[18] 例见Pierre Guillen, ‘Franco-Italian relations in flux, 1918–1940’, in Robert Boyce(ed.), French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y, 1918–1940: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a Great Power (London, 1998), 149–61; Greg Kennedy, ‘1935: a snapshot of British imperial defence in the Far East’, in Greg Kennedy and Keith Neilson(eds.), Far-Flung Lines: Essays on Imperial Defence in Honour of Donald Mackenzie Schurman (London, 1996), 190–210; Thomas, ‘Appeasement’, 578–91。

[19] Sidney Paish, ‘Containment, rollback,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 1933–1941’, in Kurt Piehler and Sidney Paish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Perspectives on Diplomacy, War and the Home Front (New York,2010), 42–3, 45.

[20] Orlando Pérez, ‘Panama: nationalism and the challenge to canal security’, in Thomas Leonard and John Bratzel (eds.), Latin America during World War II(New York, 2006), 65–6.

[21] Neill Lochery, Brazil: The Fortunes of War (New York, 2014), 39–40, 61–2, 70.

[22] Sean Casey, Cautious Crusade: Franklin D. Roosevelt,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New York, 2001), 23.

[23] Chamberlain Paper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NC 18/1/1108, Chamberlain to his sister, Ida, 23 July 1939.

[24] George Peden, ‘Sir Warren Fisher and British rearmament against Germany’,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4 (1979), 43–5; Robert Shay, British Rearmament in the Thirties (Princeton, NJ, 1977), 159, 223; Joe Maiolo, Cry Havoc: The Arms Rac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1–1941 (London, 2010), 99–101.

[25]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1, 95–6, 180–86.

[26] Franco Macri, 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 The Allied Nations’ Proxy War with Japan, 1935–1941 (Lawrence, Kans, 2012), 119–20, 154–7; Ashley Jackso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2006), 17–19.

[27] Eugenia Kiesling,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French military doctrine between the wars’, War in History, 3 (1996), 215–18; Robert Doughty, The Seeds of Disaster: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Army Doctrine, 1919–39 (Mechanicsburg, Pa, 1985),95–105, 108–10.

[28]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312–13, 323–5, 333–4.

[29] Morewood, British Defence of Egypt, 37–48.

[30] Peter Jackson, France and the Nazi Menace: Intelligence and Policy Making 1933–1939 (Oxford, 2000), 289–96.

[31] Hans Groscurth, Tagebuch eines Abwehrofiziers (Stuttgart, 1970), 124.关于《慕尼黑协定》的这一观点，见Overy, ‘Germany and the Munich Crisis’, 193–210。

[32]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ärtigen Politik, Series D, vol. 2, 772, minutes of meeting between Hitler and Horace Wilson, 27 Sept. 1938; Wacław Jȩdrzejewicz (ed.), Diplomat in Berlin, 1933–1939: Papers and Memoirs of Józef Lipski (New York,1968), 425, letter from Lipski to Josef Beck.

[33] H. Michaelis and E. Schraepler (eds.), Ursachen und Folgen vom deutschen Zusammenbruch 1918 bis 1945. Vol. 12: Das sudetendeutsche Problem (Berlin,1976), 438–40, Fritz Wiedemann über seine Eindrücke am 28 Sept. 1938.

[34] Groscurth, Tagebuch, 128, entries for 28, 30 Sept. 1938.

[35] André Maurois, Why France Fell (London, 1941), 21–2.

[36] Jean Levy and Simon Pietri, De la République à l’État français 1930–1940: Le chemin de Vichy (Paris, 1996), 160–61.

[37] TNA, AIR 9/105, chiefs of staff, ‘British Strategical Memorandum, March 20 1939’, pp. 6–7.关于英法联合战争计划，见William Philpott and Martin Alexander, ‘The Entente Cordiale and the next war: Anglo-French views on future military cooperation, 1928–1939’,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3(1998), 68–76。

[38]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2009), 494–7; Christopher Waters, ‘Australia,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War & Society, 19 (2001), 93–4.

[39] Thomas, French Empire between the Wars, 314–25; Martin Thomas,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limits to mobilization in the French Empire 1936–1939’,Historical Journal, 48 (2005), 482–90.

[40] Hucker, ‘French public attitudes’, 442, 446; George Gallup (ed.), The Gallup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Polls: Great Britain, 1937–1975 (New York, 1976),10, 16, 21.

[41] Richard Overy, The Morbid Age: Britain and the Crisis of Civilization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2009), 21–2.

[42] Neilson, Britain, Soviet Russia, 314–15.

[43] TNA, PREM 1/331a, note on Italian proposals, 2 Sept. 1939。

[44] Brian Bond (ed.), Chief of Staff: The Diaries of Lieutenant General Sir Henry Pownall: Volume One (London, 1972), 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