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的话

徐梵澄（1909年10月26日—2000年3月6日），原名徐琥，字季海，湖南长沙人。幼塾就学于近代湘中巨子王闿运（湘绮）之再传弟子，其师杨度、杨钧辈，尝讲汉魏六朝古文。后进新式小学，开国领袖毛泽东为其地理老师。再后入教会所办之雅礼中学，接受全面现代教育，并得到了良好的英语训练。1926年春，遵父命考入湘雅医学院。1927年春，自作主张转入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开始发表文章，谋求自立。1928年春，又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西洋文学系。同年5月，因聆听鲁迅讲演并作记录，遂与鲁迅通信，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29年8月至1932年7月，梵澄赴德留学修艺术史专业，分别就读于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其间为鲁迅搜求欧西版画，并自制作品寄与恩师，其作品为中国现代版画最早之创作，被业界誉为“第一人”者。回国以后，寄寓上海，为《申报·自由谈》撰写杂文和短篇小说，并受鲁迅之嘱，有规模地翻译尼采著作，包括《尼采自传》（良友公司1935年），《朝霞》（商务印书馆1935年），《苏鲁支语录》（含《人间的、太人间的》节译，生活书店1936年），《快乐的智识》（商务印书馆1939年）和《葛（歌）德自著之〈浮士德〉》（商务印书馆1939年）。又译出《佛教述略》（英译汉，上海佛教协会1939年）。

抗战爆发后，梵澄随国立艺专前往湘西，复又辗转昆明。1940年底，艺专回迁至重庆，梵澄遂入中央图书馆，独自编纂《图书月刊》，并授课于中央大学。值1945年抗战胜利，梵澄加入中印文化交流计划，于年底飞赴印度加尔各答之桑地尼克丹的泰戈尔国际大学，任教于该校之中国学院，尝讲欧阳竟无唯识思想，并编辑《天竺字原》（佚失）。1950年，梵澄赴名城贝纳尼斯（今名瓦拉纳西）重修梵文，其间译出印度文学经典《薄伽梵歌》和《行云使者》（迦里大萨）。1951年春，梵澄又入南印度琫地舍里（今名本地治理）之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学院，并受院母密那氏（Mira）之托任华文部主任。1950年代，是梵澄于印度韦檀多学古今经典的译介期，古典有《奥义书》（梵译汉）五十种，今典有阿罗频多的《神圣人生论》，《薄伽梵歌论》，《瑜伽论》（学院版，六册，1957年、1958年、1959年、1960年），《社会进化论》（学院版1960年）和《伊莎书》，《由谁书》（学院版1957年），皆英译汉；以及院母的《母亲的话》（学院版，四册，1956年、1958年、1978年），为法译汉。1960年代，是梵澄于中国传统学术菁华的宣扬期，其以英文著译《小学菁华》（学院版1976年），《孔学古微》（学院版1966年），《周子通书》（学院版1978年）和《唯识菁华》与《肇论》。1970年代，是梵澄将中、西、印三大古典文化思想之玄理整合的会通期，其标志乃为疏释室利·阿罗频多《赫拉克利特》之《玄理参同》（学院版1973年）。

1978年底，梵澄回国。1979年春，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直至2000年春殁世。此一末期，先生隐然有着确立中国精神哲学之努力的倾向，他的工作成果也不断被推向社会：1984年，《五十奥义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神圣人生论》（商务印书馆）出版；1987年，《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安慧〈三十唯识〉疏释》（梵译汉，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1988年，《异学杂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和《老子臆解》（中华书局）出版；1990年，《唯识菁华》（新世界出版社）出版；1991年，《周天集》（英译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94年，《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先生故去以后，《薄伽梵歌论》于2003年面世（商务印书馆）；又由编者所辑《徐梵澄文集》十六卷于2006年推出（上海三联书店）。

纵观先生一生，注重非在某一学，如印学、西学或中学，尽管其治思于各家研讨极为深湛，要其着力所在仍为精神哲学，正如他自己所言：“最是我所锲而不舍的，如数十年来所治之精神哲学。”这一端头是依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启始，这一线索是从希腊古哲赫拉克利特（永恒之“变是”）和德国近哲尼采（精神之回还），到印度古“见士”（由“无明”见“明”）和近代“圣哲”阿罗频多（自性高栖，有为人生，终与“至上者”合契），再回吾华儒家，并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变化气质，转化人生与社会），收摄、重冶三家并塑模自家学说之雏形。于此可问：先生的尝试成功与否？或许“成功”不见！又有可说者，这是一“渊默而雷声”之事，影响或在久远的将来，它是浑融在中华民族未来希望之曙色中的，并渐行渐起，直趋“午昼”（阿罗频多语）。再问：到了“午昼”又如何呢？一个更高远的、更阔大的目标在上，即“超心思”之域，也可以称之为“精神道”。50年前，国内“文革”尚未消歇，只身寄寓南印度一海隅的梵澄就发出了其深情的期待，他说：“将来似可望‘精神道’之大发扬，二者（哲学与宗教）双超”（《玄理参同》学院版）。复问：“‘精神道’之大发扬”为何种境界？乃光明倾注天理流行矣！

先生著、译述，除佚失和未采者，文集之收录约合650余万字。据他本人的想法，全部文字可分为三个部分，他说：“编拙稿成集，细思只合分成三汇。属‘精神哲学’者一，则《薄伽梵歌·序》等皆收。属‘艺术’者一，则论书画者收之，当待大量补充。属‘文学’者一，则自诌之俚句，及所译文言诗，并诗说者属之，犹待大量补充。”（《梵澄先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其中三汇之“艺术”者和“文学”者，极为粲然，可入乎美学畛域，编者无似，读者自鉴。此就“精神哲学”者略说，这一宗学问在我国古代属内学、玄学，也即形而上学，有伦有序而不违逻辑，立义黏柔而超乎知识，故“从此一学翻成西文，舍哲学一名词而外，亦寻不出恰当的称呼。”（《陆王学述》）

那么，当解“精神”二字，与寻常概念不同，他以人“型”（the Ideas）来打比方的：

……而人，在生命之外，还有思想，即思维心，还有情感，即情感心或情命体。基本还有凡此所附丽的身体。但在最内中深处，还有一核心，通常称之曰心灵或性灵。是这些，哲学上乃统称之曰“精神”。但这还是就人生而说，它虽似是抽象，然是一真实体，在形而上学中，应当说精神是超乎宇宙为至上为不可思议又在宇宙内为最基本而可证会的一存在。研究这主题之学，方称精神哲学。这一核心，是万善万德具备的，譬如千丈大树，其发端初生，只是一极微细的种子，核心中之一基因（gene），果壳中之仁。孔子千言万语解说人道中之“仁”，原亦取义于此。（《陆王学述》）

这“精神”，在徐先生的语境中，也被称为“知觉性”“力”“气”，即一超乎现象的基本力，在黑格尔或叫作“自然”；亦被称为“心灵”“性灵”，即那“极微细的种子”，在柏拉图或叫作“灵魂”。前说好比大树之整个，后说有似其发芽破土的“种子”，二者是一事。又可表之：在本原性东西（宇宙之树）之内的一种自由（心灵或仁）。

先生所治之精神哲学，又分次第，初赫拉克利特和尼采，中诸《奥义书》和《薄伽梵歌》，后阿罗频多和儒家。初则赫氏与尼采之思想，不为“大全”，其精神只行进在半途，盖因赫氏不言“本体”，只说一永恒的“变是”，尼采否定“上帝”，只认一不歇的“心思”力。中则诸典，因受“空论”和“幻论”的消极影响，其真精神泯漠不彰垂二千余年。后则阿罗频多，欲挽沉滞，力振国运，重铸韦檀多哲学，并以《薄伽梵歌》为经，以诸《奥义书》为纬，教示其人民：以工作实践化除私我，以瑜伽精神奉献上帝。而阿氏之学，又与我国宋明儒家心学一路符契，梵澄说：“鄙人之所以提倡陆、王者，以其与室利·阿罗频多之学多有契合处。有瑜伽之益，无瑜伽之弊。正以印度瑜伽在今日已败坏之极，故室利·阿罗频多思有以新苏之，故创‘大全瑜伽’之说。观其主旨在于觉悟，变化气质，与陆、王不谋而合。姑谓为两道，此两道有文化背景之不同，皆与任何宗教异撰。亦与唯物论无所抵牾，可以并行不悖。”（《梵澄先生》）

又说先生之勤力，中年以后主要当在印度古典和阿罗频多诸书。其中翻译《薄伽梵歌》有句，“盖挥汗磨血几死而后得之者也”（佛协版“序”）；又有翻译《神圣人生论》曾云：“‘母亲’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我能够把室利·阿罗频多那样精深的《人生论》翻出来，没有精神力量支撑是不行的。”（《梵澄先生》）其自著之书，《老子臆解》也是颇费了不少心神，曾与友人说道：“这是‘狮子搏兔’的工作，是用过全身气力的，几十年来断断续续，不知费了多少功夫。”（《徐梵澄传》）对于这些文字的研读，仿佛有见一条基线，引向那本深而末茂的幽隧、高山而仰止的化境……于此可想，入蹊者定会兴味无尽，昭晰者必能疑窦释然，因为那是一注“神圣之泉”（阿罗频多），“没有汲桶放下去不能汲满着黄金和珠宝上来”（尼采）！而先生的自著文字，皆是简洁、雅健、灵犀、深锐，其中传映着他优游涵泳、从容论道的儒者气象，使人读来每每如沐春风而怡然自适，如饮醇醪又不觉自醉。

然而，说到自己的工作，他尝言：“我的文字不多，主要思想都在序、跋里了。”“我的英语文字多于文言文字，文言文字多于白话文字。”惜乎在本次文集的编辑过程中仍未能如意尽收，可知其一生有多少劳作皆付之东流了，这又是人生无可奈何之事。好在“基线”昭然，于是可问：先生为什么要去印度并且一滞就是33年呢？回答：是为了实现鲁迅的理想，即挹取彼邦之大经大法。百余年前，鲁迅就已明示：“凡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而今日转为影国者，无不如斯。使举国人所习闻，最适莫如天竺。天竺古有韦陀四种，瑰丽幽瓊，称世界大文。其摩诃波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摩罗诗力说》）故先生去国，译出经典是首要任务，因为“若使大时代降临，人莫我知，无憾也，而我不可以不知人，则广挹世界文教之菁英，集其大成，以陶淑当世而启迪后人，因有望于我中华之士矣”（《薄伽梵歌论》案语）。

诸《奥义书》乃韦檀多学之经典，韦檀多乃韦陀之终教，为刹帝利族所擅，其陈说巫术祭祀少，探讨宇宙人生多，被称为韦陀之“知识篇”，与婆罗门族所执之“礼仪篇”相对。大致公元前750年后，战事稍息，农耕始稳，刹帝利支配力扩大，王庭成为教学的中心，王者成为主宰者，一转婆罗门“祭祀万能”之外求，诉诸内中“心灵”之醒觉，迈出了寻求普遍性的步伐，憧憬最高者、最广者、最完善者，也即“真理”者——“大梵”“上帝”“逻各斯”“道”“太极”等等。德哲雅斯贝尔斯将其称为人类的“轴心期时代”。诸《奥义书》首推《伊莎书》与《由谁书》，是为其体系之两柱石。《伊莎书》主旨在：揭示宇宙本然之大经大法，乃彰显大梵圆成之境。此是为入道者说法。《由谁书》所表在：由用达体，描述求道之过程，只止于“阿难陀”之境。此是为普通人说法。前者可看作精神哲学，后者应当作精神现象学。尤其《伊莎书》，其密接韦陀之根本，反映古韦陀圣人之心理体系，即精神实用者也。徐先生指出：阿氏“疏释”之简约一卷，“而韦檀多学之菁华皆摄。有此一卷，即是书古今余家注疏皆可不问。”（前记）

阿罗频多为印度近世韦檀多学之集大成者，其学说又可以称之为“大全瑜伽论”。1972年，阿氏百年诞辰，院母为其出版全集，煌煌然三十巨册。徐先生采译最重要者，乃其中四部，分属世界观者（《神圣人生论》）、人生观者（《薄伽梵歌论》）、修为观者（《瑜伽论》）和历史观者（《社会进化论》）。四者实“而一而四、而四而一”之论。设若以《薄伽梵歌论》为寻常本（俗谛义），后二者则皆为其系论；如果以《神圣人生论》为超上本（真谛义），余三者则又皆为其系论。《瑜伽论》补白“从成熟的低地（身体）出发”（康德），《社会进化论》注目集团、民族、国家的命运。四者或可一言以蔽之，曰：神圣人生本体论！于此足觇先生印学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说，他在这方面的贡献至少表现在二个方面：第一，于《薄伽梵歌》和《五十奥义书》之雅言风格的翻译与经典范式的注释——是基础性的；第二，于阿罗频多博大与精深之思想的介绍与显扬——是方向性的。阅读徐先生的文字，需要跳出寻常知觉性加以体会，或许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他造就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思维风格和语言风格；另一方面，他指出了一个新的哲学工作的方向。

时光迅迈，陵谷替迁，《徐梵澄文集》出版已然17年了，先生示寂也23年了。这期间国家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何可计量？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先生曾在街头看到一拨拨的农民工穿着西服，于是高兴得像小孩似的回来逢人便讲；又在90年代末，他尝与友人聊天，感慨地说道：“南水北调如果成功了，南方没有水灾，北方也不干旱，那中国就是天堂了。”（《徐梵澄传》）如今，这梦想已经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若果他在天有知呢，会对我们再说点儿什么？也许，他会勉励我们要把这一和平的局面再坚守“一世”（30年），或“两世”“三世”……“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论语·子路篇》）他会希望我们将中国人和平发展的理想推及全世界。因为我们无论多么强大，其根柢都是以“文教”立国的理念，它保证了吾华族“宜尔子孙绳绳兮”之不竭的国运。今兹文集分期再版，正为长久，因为先生的目光始终是发到前方的。而前方正是我们的期许，也是现代文明世界所有人的期许，即“人类同一”的世界。虽然，这“期许”从未在人类社会实现过。然而，正如先生所言：

直至今日，这理想仍然只是理想，然而无论这一理想有多广大，却并非不可企及，仍属物理世界，终将实现于有限未来的某一刻，为一普遍真理的最终胜利。（《孔学古微》）

孙　波　写定于癸卯雨水日　2023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