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去追花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养蜂的好奇停留在去沈家蜂场买蜂蜜时，坐在帐篷里听守场的沈伯伯讲故事。一边津津有味地听，一边不加掩饰地感慨。走出蜂场后，回味着那些扣人心弦的历险，我甚至还会作出不切实际的设想：如果我也能到外面去养蜂，那么属于我的，将是什么样的传奇？二〇二一年的秋天，我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渗透到蜂农的队伍中去，亲身体验一次北上追花的旅程。
我在小镇菜市场摆流动小百货摊。摊子上出售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从市区的大型批发市场搬回来的。二〇一〇年初秋的一天，我搭乘中巴去四十里外的市区进货。车上乘客不多，我挑了右边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子走走停停，沿途载客，开下去二十来分钟，到了一个名为“黄浦岭”的地方。透过车窗，我突然发现马路边有序地摆放着几长排方方正正的蜂箱，蜂箱一侧搭着两顶墨绿色的帐篷。帐篷的“门”开着，但因为相距较远，看不清里面是否有人。
隔日下午，我特地去了一趟黄浦岭的蜂场，在购买蜂蜜时，和家在慈溪市周巷镇的养蜂人沈柏土伯伯有了首次简短的交流。
养蜂靠天吃饭，需要追花。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很大，像浙江的油菜花三四月份就会开放，内蒙古的油菜花要到七月份才开。蜂农追赶花期，实际上，追随的是春夏两个季节的脚步。
慈溪是有名的养蜂大市。小规模养蜂一般采用近地小转场的形式，范围在慈溪当地和浙东四明山一带。大规模养蜂为了多赚钱，就必须背井离乡去“追花夺蜜”，采集的蜜源有油菜、紫云英、草花、洋槐、椴树等等。
以沈伯伯的蜂场为例，每年的三月初，油菜花陆续开放，他们家便带着一两百箱的蜜蜂启程了。气候有偏差，赶花期的时间不同，抵达地点也要作出相应调整。第一个花期有时在安徽，有时在江苏南通。随后半年间，他们就要循着花香，一路往北。
慈溪的蜂农们有自己固定的追花路线。第一条是东线，从慈溪出发，辗转到东北三省。第二条是西线，从慈溪到青海、内蒙古。第三条是中线，从慈溪到四川、湖北、山西等地。无论当年走的哪条路线，八月底或九月初，蜂农都会回到余姚梁弄镇越冬。此时全国的蜜源基本结束，追花返回的蜂群如同战场上归来的士兵，死的死，伤的伤，元气大损，所以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秋繁”（所谓秋繁就是蜜蜂界的改朝换代，在人为干预下，让新蜂王淘汰掉老蜂王）。秋繁能治螨，也能储备年富力强的工蜂，既为了越冬，也为来年的春繁打下基础。
在持续向沈家蜂场购买蜂蜜的十多年里，我有意无意地将视线投向了候鸟般的蜂农。沈伯伯给我讲述过许多他养蜂生涯中的点滴，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在内蒙古海拉尔的某草场上，被手拿武器的地头蛇敲诈勒索；在山东某处，深夜有好几个蒙面人闯到帐篷里持刀抢劫；在安徽某处，暴躁的蜂群一连攻击了多人，尽管有熟人担保，还是损失了一大笔钱；在河北秦皇岛某处，装载着蜂箱的货车出现意外，车头掉进了沟里；在陕西某处，水源稀缺，蜜蜂成群结队飞进周边老乡家的猪圈里去汲取水汽，把几百斤的大肥猪蜇死了……诸如此类，惊险极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养蜂的好奇停留在去沈家蜂场买蜂蜜时，坐在帐篷里听守场的沈伯伯讲故事。一边津津有味地听，一边不加掩饰地感慨。走出蜂场后，回味着那些扣人心弦的历险，我甚至还会作出不切实际的设想：如果我也能到外面去养蜂，那么属于我的，将是什么样的传奇？二〇二一年的秋天，我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冲动——渗透到蜂农的队伍中去，亲身体验一次北上追花的旅程。
可要跟着蜂农出行，没那么便当！
首先，我得停止菜市场摆摊的工作。这么一来，就等于切断了我唯一的收入来源。光凭在公众号上每天更文的几块钱广告费，估计连白开水都不敢敞开肚皮喝。
其次，出门在外，谁都不想多事。老话有云，宁可带根绳，勿可带个人。能否找到愿意带上我的养蜂户，还是个大问号。我倒是与沈伯伯父子有十多年的交情，而且沈家父子作风正派，质朴诚恳，但沈家女主人近两年来留在慈溪家中照料两个孩子，外出养蜂的只有他们父子俩。一个女人屁颠屁颠地跟着两个大老爷们儿驻扎在离群索居的蜂场，总是不大方便！我压根儿没想开口为难他们。
我摊出相应条件，委托沈伯伯的儿子沈建军在他的蜂农圈里询问。大概等了半个月，总算有一对五十多岁的蜂农夫妻有带我的意向。我高兴极了，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人家又反悔了，解释说儿子不同意，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眼看光凭自己的力量，想找到接纳我的蜂农怕是不大可能，沈建军给我出主意，不如请慈溪农业局的金汤东先生帮忙牵线，他在慈溪养蜂界的名望很高，是个热心的人。
二〇二一年腊月的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前往慈溪农业局，在金汤东先生的引荐下，和养蜂的刘文井大哥、郭新丽姐姐会了面。刘大哥直截了当地说：“外出养蜂没你想的那么浪漫，还有风险，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们去年到吉林汪清县的红旗林场采椴树蜜，刚安顿下来两个小时就接到通知，说俄罗斯过来的老虎正在朝着蜂场赶来！不光老虎，有时还得与狼迎面对视。至于各种各样的蛇，那更是随处可见。粗的，如小孩手臂；细的，十有八九是毒蛇。”我被刘大哥的开门见山折服了，壮起胆子表态：“不怕！你们能去，我也能去。”
剩下的就是我儿子那一关。儿子读寄宿高中，每周五下午四点左右放学，周日早上七点前去学校。如果我奔赴外地，那他周末就是一个人。好在他爷爷奶奶家离我们村不过几分钟的路程，有什么事他爸爸（我前夫）也能配合。早在儿子读小学时，我就着手培养他做家务的能力，常规的烧烧煮煮、洗洗涮涮，他都应付得了。在听了我的心声后，他干脆地同意了。
有了稳妥的蜂农搭档，有了儿子的表态，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我的身体弱，免疫力差，这样那样的小状况不断，是否扛得下五个多月的辗转颠沛？
在梁弄周边越冬的除了沈家父子，还有不少其他蜂农，他们来街上采办物资，有时也光顾我的小摊。为了提前了解外出的细节，也为了给自己鼓劲，我找机会和几个蜂农聊了天，想通过他们的侧面反映获得更多的信心。
一个五十岁出头的蜂农在听说了我的计划后，竭力劝退我，愁眉苦脸地直嚷嚷，说“犯不着”，说“下雨天，帐篷里潮湿得要命”，说“苦死了”。
一对四十多岁的蜂农夫妻的说法不太一致。妻子劝我不要做这事情，“日脚苦煞了”“难熬煞了”，尤其到辽宁那边采椴树蜜时，林区连手机信号也没有，遍地是蛇，去小溪洗东西都得穿齐膝高的长筒靴。他们家请的帮工躺在床上睡觉，毒蛇居然从帐篷顶掉到帮工的肚子上了，几乎把帮工吓得魂飞魄散。至于为什么这么苦、这么难熬，还要坚持养蜂，女人提高音量，说了好几次“阿拉是没有办法”。她的丈夫则说：“陈慧又不是出去干活的，不像我们这样担责任，要不停地操心养蜂的事。她写写文章，捎带帮人家做点小事情，也不会辛苦。”
最后，一个河南籍的养蜂姐姐说：“陈慧，你不要东找人打听，西找人打听，没多大意义。同一个行业不同的人做，感受自然不同。有的人迫于惯性养蜂，有的人为了生计养蜂，有的人出于喜欢养蜂。我老公十二三岁就跟在熟人后面学了这一行，跑遍全国各地，从来没觉得难熬，一直很享受养蜂的乐趣。一个人如果沉浸在自己心甘情愿做的事情里，是觉察不到辛苦的。《小马过河》的寓言你读过吧？道理是一样的！”
我总算拢起凌乱的心绪，开始有计划地准备出行的物资：一顶宽两米、长三米的铁皮架子帐篷，以及折叠床、充电宝、简易太阳能充电器、野营灯、被子、褥子、衣服、鞋子、常备药物……
二〇二二年正月十二，我骑着摩托车去了刘大哥家位于慈溪市下舍的蜂场。临走时，新丽姐给了个大约的启程日期：三月底或四月初。
三月中旬，我就已经把所有的行李打包好堆在客厅里。然而，一直到三月底，下舍蜂场那边都没有动静。我按捺不住焦灼的心情和新丽姐联系，她说，三月初外出采蜜的蜂农朋友传来了消息，由于新冠疫情的扩散，外省多处封控。她不敢贸然行动，要观察观察。这一观察，又过去了一个月。
五月初，各地的封控依旧，新丽姐打电话给我，说她家将要去山东徂徕山赶洋槐花期。但那边有规定，一个蜂场只有两个名额，多一个人都不行。我想了想，只好放弃了。
虽然没能顺利实现我的“野心”，但我和新丽姐一直保持着联系。二〇二二年底，跟随蜂农出行的事又被我扒拉出来了。想到要睡在旷野里的帐篷中，我还迅速领回了一只双满月的四眼“铁包金”田园犬，训练它坐自行车、乘摩托车，为了它不久之后能不害怕地坐在大货车上转场。
二〇二三年，封控断不会重演了，该准备的已经准备了，心理上的忐忑也被我打上了马赛克。
刘大哥决定，四月七日，去江苏东台。
四月六日傍晚，儿子从学校打电话问我：“妈妈，你明天要出发了吗？”
我说：“蜂场的车子还没定好，大概要八号走。”
儿子欣喜地说：“太好了！妈妈，那我们还能再一起吃顿饭。”
四月八日早上八点半，我叫了一辆小型货拉拉，拉上我的行李。自己则背上双肩包，挂上手机导航，骑上我那辆十三岁的红色铃木125摩托车，向五十五公里外的慈溪下舍蜂场前进。车座后的纸箱里坐着我的四眼傻狗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