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我曾是个小女孩

第一章 出生

布宁和库尔尼克的居民对于辛波斯卡出生地的争论充分体现了这位誉满全球的诗人在当地的知名度。她对这此却毫不在意，认为这一争议完全是行政区域重新划分、乡镇合并所导致的。她并不吝惜对大波兰省的赞美和牵挂，将那里称作勤劳善良、勇敢率真的人民的家园。她很喜欢库尔尼克及周边地区，但是她却认为那只是和其父一生息息相关之地，因为她几乎记不得任何在那里度过的时光，毕竟她的父母在她三岁时就搬到了托伦。

在她获得诺奖后，库尔尼克庄园的一栋房子上立刻支起来一块牌子，写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斯瓦娃·辛波斯卡于1923年7月2日诞生于此”。布宁辛波斯卡纪念馆创始人及馆长卡齐米日·克拉瓦日博士认为，这座房子的立牌所言并不准确，事实上辛波斯卡应该出生在那座房子对面的庄园主楼之中。克拉瓦日博士找到了当时的出生登记簿，根据记录，辛波斯基夫妇在女儿出生后不久便搬到了另一座公寓中。越是寻找，疑虑越多……

就让诗人的出生地成为当地一段传说吧，但她的出生日期是毋庸置疑的。出生证明上写着：今日，在为本文书签字的民政官面前，文岑蒂·考尔文·辛波斯基，职业：知名主管，居住地：普罗文特，信仰：天主教，特此申报，其妻安娜·辛波斯卡，婚前姓：卡尔普·罗特蒙德，居住地：居住于其夫在普罗文特的户口登记地，信仰：天主教，于1923年7月2日下午3时生产一女，并为其取名为玛丽亚·维斯瓦娃·辛波斯卡。[16]

当时女性的“官方”登记文件中都会有“居住于其夫”一词，这就证明了男人才是房屋财产的主人。但是辛波斯基先生并未遵循当时这一观念，他们四年后在克拉科夫购买公寓时，房屋产权夫妻双方各占一半。

* * *

玛丽亚·维斯瓦娃·辛波斯卡出生时，辛波斯基夫妇已经结婚六年了，辛波斯卡的姐姐娜沃亚在前一年12月已满五岁。辛波斯卡的母亲安娜即将三十三岁了，而父亲文岑蒂·辛波斯基已经五十三岁了，他们并非一对年轻的父母。

对于安娜和文岑蒂不变的爱情故事如何开始，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们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年在扎科帕内相识。彼时她在卢博米尔斯基亲王临时从克拉科夫迁到塔特拉山脉下的办公厅工作，他则管理着扎莫伊斯基伯爵在扎科帕内的庄园地产。若不是战争，他们怕也不能相识。又是谁介绍他们认识的呢？也许是安娜的叔叔，他曾是沙弗拉雷教区的主教；又或许是安娜的表哥弗朗齐歇克·考辛斯基，他曾和文岑蒂一起工作。他们有很多共同的熟人好友，所以很难说究竟是谁让他们结识。

文岑蒂先生在写给齐格蒙特·采利霍夫斯基（扎莫伊斯基家族全权大使）的信中曾写道自己的一个猜测：由于战争动乱导致男丁缺少，罗特蒙德家的安娜已经决定嫁给自己这个大她十九岁的男人了。毕竟在这个祸不单行的年代，伴随着男丁缺少的还有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克拉科夫市民饱受食物供给匮乏的困扰，尽管相比之下扎科帕内的情况略好，但是战争所带来的饥贫也不曾对这个并不富裕的女孩心慈手软。

罗特蒙德一家世代居住在克拉科夫。安娜的父亲和他的父亲及兄弟一样，都在铁路工作。1914年他和妻子及最小的儿子一起搬到了博赫尼亚。战争的爆发令他们一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他也失去了在铁路的工作，因为那时候铁路已经成为奥匈帝国的产业了。他的妻子卡罗琳娜（婚前姓为库巴斯）来自博赫尼亚，在那有一幢带花园的小房子。她可以在小院子里种种菜、养养鸡。在那里他们的生活负担稍稍减轻了些，起码不用再额外负担房租。安娜因为当时在办公厅中工作，所以留在了克拉科夫。后来由于卢博米尔斯基亲王将办公厅迁到扎科帕内，她就住到了她的叔叔毛雷齐·罗特蒙德在沙弗拉雷的修道院中。

文岑蒂·辛波斯基早在1906年——一直以来抚养并支持自己的祖母过世后，就来到了扎科帕内。窘迫的经济条件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了本打算在弗罗茨瓦夫进行的农学专业的大学学习。他也放弃了拯救在查尔特基的家族庄园的想法。在艰难困苦时期庄园一直由年事已高的祖母管理，早已负债累累。文岑蒂从未指望过父亲能给予自己任何帮助，因为他几乎不曾和那位一生放荡不羁、游历世界的父亲有过任何接触。1881年父亲过世后，也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可以继承的遗产。他选择前往扎科帕内主要是害怕感染肺结核，在他还年少时他的妈妈被这个病魔夺去了生命，而山区的气候一直被认为是治疗肺部疾病的良方。他非常喜爱为扎莫伊斯基管理地产这份工作，兢兢业业，干劲十足，因此也得到了赏识和晋升。到了战时，他已经成为主管了。他积极应对艰难的外部环境，把伯爵的地产打理得井井有条。伯爵弗瓦迪斯瓦夫·扎莫伊斯基和他名下地产的动荡命运在文岑蒂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多年来，文岑蒂作为庄园主管，在仕途上走得平步青云，然而一切却在1923年——维斯瓦娃出生那一年瞬间崩塌。就在那一年，他们搬到了库尔尼克。

在翻阅罗特蒙德一家的信件往来和档案时，我就在想，这对年轻夫妇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应该离不开托马什·布瓦的帮助，他是和安娜（家里人都叫她小安）相交甚好的表姐雅尼娜·罗特蒙德的丈夫。他认识文岑蒂，也知道那是个正人君子，而且他也是个靠自己双手打拼做出了一些成就的人，肯定能理解一个没有嫁妆也没有财产的自食其力的年轻女性的处境。小安和自己的表姐妹雅尼娜和尤利娅关系一直很好，她们年纪相仿，经常一起在叔叔毛雷齐的修道院玩耍，甚至也许曾经一起在那里居住过一段时间。在一些保留下来的合照上，她们都穿着漂亮的山民传统服饰。我觉得，她们应该一同在扎莫伊斯卡伯爵夫人所创办的女子家庭私塾中学习过。小安，也就是后来的安娜·辛波斯卡，十年来一直与和被女学生们叫作采普簇莱克的主管尤利娅·扎列斯卡是好朋友。如果文岑蒂和安娜的结合真的是布瓦牵线搭桥，那不得不说他这个月老成就了一对年轻人的幸福婚姻，然而他自己的幸福之路却颇为坎坷。雅尼娜在分娩时不幸去世，而他也在几年后撒手人寰，留下年幼的儿子独自一人。

小安和文岑蒂的订婚持续了几个月，对此我们也只能从他们之间几张往来的明信片中略知一二。1916年4月29日安娜在明信片上写道：“扎科帕内-库希尼采，尊敬的庄园主管文岑蒂·辛波斯基先生。”这有点像那些在辛波斯卡获得诺贝尔奖后交到她手上的那些信（确切地说是交到她的秘书的手上的），很多都只写了“克拉科夫，维斯瓦娃·辛波斯卡”。显然文岑蒂先生是当时扎科帕内地区的名人。那张明信片是一张弗朗齐歇克·茹穆尔卡的画作：一位陷入沉思的栗色头发女子。或许这位女子和寄信人有几分相像吧？“尊敬的主管先生！”这位在办公厅工作的小姑娘的信函开场白非常正式，在询问了委托她传达的信件是否送到后，她又写道，“你们那里的春天真美啊，虽然有时阴晴不定，但万物丛生，令人欢喜。致以我无尽的诚挚问候并与您紧紧握手。”若不是春天和紧握的手，这也许只是一封索然无味的信，然而正是这两个词让人联想到书信往来双方的情谊。

文岑蒂先生回信的明信片上是特奥多尔·阿克森托维奇的画作——一位面带如阳光般灿烂笑容的、戴着宽檐帽的年轻女子。他的回复也颇为官方，在结尾处他也提到了天气：“我们这里阳光明媚，主佑世界如此美丽。”他附上了吻手礼作为问候并告诉她，自己将到克拉科夫来。安娜那时就在克拉科夫，因为扎科帕内的工作只是暂时的。文岑蒂的下一封信写于1916年6月，收信人是“克拉科夫嘉尔采尔斯卡街24号，尊敬的安娜·罗特蒙德女士”。

由此可见，罗特蒙德家的安娜小姐当时住在修女开办的女生宿舍中。1891年圣约瑟夫·塞巴斯蒂安·佩尔查尔大主教在嘉尔采尔斯卡街24号建立了该宿舍，由波兰圣母玛利亚兄弟会管理（后由同样在佩尔查尔大主教的主持下创办的圣心修女会管理）。兄弟会的使命之一就是改善那些来自克拉科夫周边农村的来此当女佣的女孩的经济状况，并提高她们的宗教道德水平。虽然安娜不是女佣，但是她的工资并不足以负担她的房租，所以在此情况下，住在教会女生宿舍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文岑蒂先生在信中写道：“困难阻碍我，[……]让我无法集中精神。”他肯定也因此没能写一封长信，只是寄来了一张扎夫拉特山路景色的明信片，上面承载着“最诚挚的问候以及迫不及待想要以最快速度见到您的心情”。他还说自己复活节时也是形单影只：“我只能靠我对克拉科夫和博赫尼亚之行的回忆慰藉我的孤独。”显而易见，从4月到6月，他们之间的关系飞速进展，这位单身男士也被介绍给了安娜的家人认识。“我开始计划去克拉科夫的事情，我渴望能够将时间安排妥当，尽可能长久地与最亲爱的你待在一起。”他还请安娜在回博赫尼亚的时候，将问候带给她的家人，而对安娜本人则说：“通过这封信吻你的玉手千百遍。全心全意爱着你的文岑蒂。”

9月末的时候他告诉安娜（通过一张寄到位于克拉科夫巴什托瓦大街10号的卢博米尔斯基亲王办公厅的卡片），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协助他打理庄园的帮手，这样他就可以来克拉科夫“一解相思之苦”。1916年12月5日他对寄来的包裹表示“感谢惦念和善心”。这份善心体现在何处我们无从知晓，因为缺少包裹的相关信息。我们只知道，文岑蒂先生似乎并不满足于只收到一个包裹，因为他在卡片中这样写道：“可惜包裹里一个字都没有，那是我日夜思念等待的。”

思念和等待在几个月后就结束了。我们在沙弗拉雷罗马天主教教会政府的婚姻登记册中可以看到：1917年2月17日，“文岑蒂·弗瓦迪斯瓦夫·辛波斯基，安东尼·辛波斯基与斯坦尼斯瓦娃·普萨尔斯卡之子，出生于大查尔特基，四十七岁”，娶“安娜·尤利娅·尤瑟法·罗特蒙德，扬与卡罗琳娜·罗特蒙德之女，于1890年7月13日出生于克拉科夫”为妻。婚礼由新娘的叔叔神父毛雷齐·罗特蒙德主持，女方的证婚人为新娘的父亲扬·赫里佐斯托姆·罗特蒙德，男方的证婚人为托马什·布瓦。

他们结婚后住在了扎莫伊斯基伯爵位于库希尼采的一栋房子中。也是在同年的12月，玛丽亚·娜沃亚出生了。辛波斯基夫妇搬到了位于克希切利斯卡山谷口的基里的一座庄园之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还算不错，有自己的院子和一头奶牛，但是文岑蒂先生作为庄园主管的工作却十分辛苦，为此他甚至搭上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卡齐米日·克拉瓦日博士提到，在寻找文岑蒂先生作为主管的相关信息时，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时与一些当时还在世的、与之有过交集的人聊过。除此之外，他还阅读了大量存放于库尔尼克图书馆中的辛波斯基先生的信件。正是由于他查找收集到的这些资料，他在1992年访问辛波斯卡时才能讲述在她出生之前辛波斯基先生的故事。克拉瓦日博士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辛波斯卡对于自己父亲所做的工作所知甚少，看来在家中的时候也不曾有人谈论这些问题。

1888年的时候，扎科帕内成为扎莫伊斯基伯爵的私有财产。当时他花了远高于土地价值的价格买下这片土地，就是为了不让犹太人有机会购买，这样的做法是符合在当时情况下他的爱国情怀的。当时山区的森林资源被严重破坏，既有天灾，也有人祸。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当时遭受的毫无节制的乱砍滥伐及频繁被作为猎场使用使这片土地急需森林和生态系统重建。扎莫伊斯基发掘到了当地及周边地区作为度假胜地的潜力，并希望能够开建通往扎科帕内的铁路。他在世界各地旅游时，非常关注地区发展与铁路网络联通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当时他的地产主管维尼亚尔斯基先生并没能实现这位伯爵的设想，因为维尼亚尔斯基先生对那些态度强硬、油盐不进且不愿接受改变的山民手足无措，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改革，哪怕是任命了森林警卫也无济于事，扎莫伊斯基的财产还是经常被抢劫。扎莫伊斯基伯爵任命了自己信任有加的职员——当时三十四岁的辛波斯基为地产主管。他在1903年到1904年期间负责扎科帕内的管理工作。事实证明，这次任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决定，这位年轻的主管成为一名大刀阔斧的投资者，主持修建公路（其中包括“海之眼”湖[17]到克希切利斯卡山谷路段）、建造铁路，创办塔特拉山区博物馆等，提出了在库希尼采建雪橇滑道的想法。他还促成了波兰大集市百货大楼的创办。他也参与了塔特拉山区志愿救援队的创建工作，为塔特拉山区森林资源的管理和利用做出了巨大贡献。卡齐米日·克拉瓦日博士提到，文岑蒂·辛波斯基先生知识面宽且爱好广泛，自学了历史、地理、塔特兰山脉采矿历史、林业学、树木学等相关知识，一直手不释卷。他和扎莫伊斯基都是著名的加利西亚森林协会的成员，并且在防治塔特拉山区树木蠹虫虫害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还计划在扎科帕内进行电气化改造，但是这项工作最终失败了，因为他所选择的移动式发动机供电方式效率低且成本高。

如今来看，文岑蒂·辛波斯基所做的管理扎莫伊斯基伯爵在扎科帕内地产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与成功。然而当时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每天不是和山民们发生无穷无尽的冲突，就是与当时的政府法院斗争，他所面对的是奥地利政府。另外他还要与犹太人作对，因为他认为是犹太人把波兰的土地和房屋都买走了，他们想要把扎科帕内变成“小耶路撒冷”。当地的犹太人经常会去住在波波瓦街的拉比那里去告文岑蒂的状，看来他的确是对犹太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为了能够推行计划实施的改革，他也开始在加利西亚政府官员中寻求盟友——众所周知，腐败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产物。辛波斯基先生经常邀请当时的“决策者们”去打猎或是参加纸醉金迷的奢华晚宴。就是这样，他帮扎莫伊斯基争取来了制酒贩酒许可[18]和开采售卖矿泉水的许可。当地人最信任神父，因此为了获得当地神父的支持，他将砍伐的木材中的一部分用于建教堂。也正是他在担任主管期间所付出的这一切努力，让扎莫伊斯基伯爵在扎科帕内的庄园地产发展得欣欣向荣。

辛波斯基机智周旋时最高明的一点就是保证了伯爵的所有财产在战争时期也能免于被没收。在萨拉热窝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扎莫伊斯基一家作为法国公民自然就成了自己这片位于奥匈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土地上的敌人。克拉瓦日博士自己也承认，他现在还没有找到解开这一谜题的关键，但是他猜测，辛波斯基一定是伪造了账簿中的一些信息，才得以让扎科帕内的庄园地产没有被奥地利人通过国有化而收缴。

“这也成为后来他被指控的主要原因。”卡齐米日·克拉瓦日告诉我，“他本人并没有贪污或者诈骗，只是尽可能地将缴税额降到最低并尽可能在战时动荡时期降低成本。他只对自己的雇主忠心耿耿，而不是对侵略者。他竭尽所能挽救着扎莫伊斯基的财产。”[19]

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命运从此急转直下。当扎莫伊斯基伯爵在1920年五旬节期间回到扎科帕内时，许多“诚实善良”的人把他团团围住，争着抢着当他的顾问。其中一个是亨里克·维尔钦斯基医生，他一直都照料着伯爵的母亲雅德维加·扎莫伊斯卡。维尔钦斯基的话术应该比他的医术高明多了，所以很快就得到了扎莫伊斯基伯爵的青睐和信任，获得了大波兰地区希罗达希莱尼察村庄园的租约，并且经常去库尔尼克。不久之后，扎莫伊斯基伯爵的身体健康开始恶化。卡齐米日·克拉瓦日怀疑，扎莫伊斯卡的去世就是维尔钦斯基医生治疗不当所导致的。沃伊切赫·杰杜舍茨基伯爵告诉克拉瓦日博士，他之前曾目睹过扎莫伊斯基的运动成绩。据说扎莫伊斯基身材高大，壮硕如牛。当他划桨前行时，装了马达的小船也追不上他。他生活规律，饮食健康，然而就是维尔钦斯基医生的拙劣医术导致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可扎莫伊斯基却对他深信不疑，而且不仅仅是在健康问题上。维尔钦斯基很快就从伯爵那儿获得了扎科帕内地产的全部管理权，尽管他根本没有任何资质。

维尔钦斯基医生还建议辛波斯基一定要好好修养，注意自己的心脏问题。对此，文岑蒂先生在给妻子的信中嘲讽地写道，在伊沃维奇的疗养院给他的药量，他都怕吃了会中毒。维尔钦斯基坚持认为，扎科帕内的山中气候非常不利于文岑蒂的健康状况，并建议扎莫伊斯基把他调到库尔尼克工作。众所周知，扎科帕内的气候不适合“有心病的人”，但是根本不难想到，这位医生其实就是想把主管赶走，自己好乘虚而入坐上这个位子。最好的一个借口就是为库尔尼克基金会的成立做准备工作，从一开始辛波斯基就负责这项工作。

所以塔特拉山脚下的安稳生活文岑蒂先生并没能够享受多久，1923年他就被调到了库尔尼克，负责扎莫伊斯基伯爵在那里的庄园财产。因为当时安娜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全家的搬迁也拖后了几个月，文岑蒂自己先去了库尔尼克，安娜暂时留在了扎科帕内。分别对于这对夫妇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日常书信往来中读出这种感受。一共有五封在那段时间里文岑蒂写给自己“心爱的安安”的信。然而并没有找到回信，尽管安娜肯定写了信并且已寄出。这些信装在了一个灰色的大信封中，信封皮上是辛波斯卡的笔迹，写着“父亲写给母亲的”，这些信被转交到了维斯瓦娃·辛波斯卡基金会档案馆。这个信封和很多卡片文件等都被藏在了一个硬纸板手提箱中。

文岑蒂给安娜写的信情意绵绵，关切地询问了安娜和娜沃亚的身体健康情况，他们称娜沃亚为“淘气包”（“抱紧你，吻你，将我日思夜想的淘气包贴近我的心窝”）。第一封信上的日期是1923年2月26日，上面写着：“我一直在想着你们，我最亲爱的人们，但是每当我想到你们，悲伤都会涌上心头，难过我无法陪在你们身边。我的安安，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千万不要冒险出门或者去走什么危险的路。我的爱人，我求你了！”肯定是安娜女士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让丈夫担心了。也许是她计划要去博赫尼亚，找她的母亲，并且开始寻找新的家园。辛波斯基一家的生活状况非常不稳定，精力充沛的安娜或许想靠自己的双手重新规划全家的未来。未来的安家计划在信件中占了很大篇幅，但是信中并未提到他们将来会一起住在库尔尼克。辛波斯基心里非常清楚，他是很难和扎莫伊斯基说得通了，所以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你愿意，那就必须要尽快在博赫尼亚或者维利奇卡买一座小房子，克拉科夫周边也可以，反正就是让我们能尽快住在一起。但是我绝对不想在新塔尔格或其他远离主要铁路交通线的地方。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也可以勉强答应在古拉卡尔瓦里亚买房，但是那没有小娜沃亚和小维斯[20]可以就读的学校。你要是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就写信告诉我，到时候我去那儿看一看。”

显然安娜没有打算放弃克拉科夫周边的地方，这肯定是考虑到了那里离自己娘家比较近，而丈夫也同意她的这种考虑。从这封信里我们还了解到，他期待能迎来一个小男孩儿的诞生，并为他起好了名字。我们无从得知，当他期待的小维斯出生时是个小女孩，他是否失望了呢？我们当然希望他没有，但是维斯瓦娃自己却以为（在读了那封信后），自己从一出生就让父母失望了。[21]

在这封和接下来的几封信中，都显现出了辛波斯基先生职业变动后的惨淡景象：他在失去了扎科帕内庄园地产主管的职位后，成了一个没有使命、没有具体工作、没有实现各种先进计划可能性的人。他写到这些的时候笔触平静，波澜不惊，然而我猜，他当时一定经历了巨大的失落感。在他刚到库尔尼克的时候，工作开展得毫无头绪：“我最近还不错，工作也不忙，因为我根本还不知道真正的工作该如何着手。伯爵他可真会用奇奇怪怪的方式打发时间啊，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后面，他在信中提到了工人和承租人雇佣的事情，其中也提到了维尔钦斯基医生的名字。文岑蒂先生认为，他对伯爵财产管理不善。“维尔钦斯基医生做得太不好了，这样他会导致伯爵好几年都没好日子过。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和维尔钦斯基医生搞好关系，因为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回头就讲给你听。”他一定已经感受到了维尔钦斯基的不友好的态度并且知道了由此所带来的威胁。

在1923年3月6日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我很高兴，你给我写了信，而不是只寄了卡片。卡片很漂亮，但是每一封你的来信都让我欣喜万分。[……]我身体很好。休息一周后我又要开始涂碘了。”尽管他说自己身体非常健康，但还是要进行某项治疗。涂碘是一种用于补碘的民间偏方，但是我也不确定他说的到底是不是这个。他的工作情况尚不明朗，他在信中对妻子说：“我并不担心。”但他在库尔尼克住在城堡中，所以还是离不开扎莫伊斯基的。“[……]伯爵那摇摆不定的态度让人失望。我们至今还没谈过住房的问题，我倒是愿意暂时搁置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房子这个理由可以让我全身而退。或许维尔钦斯基医生作为整件事的发起人能够搞定这件事。”

辛波斯基一直在犹豫是否要继续为扎莫伊斯基效力，因为这份工作越来越像要随时满足伯爵那些一时兴起的需求。他也一直在努力不让妻子为这些问题担忧，扎莫伊斯基和维尔钦斯基肯定会让安娜心烦意乱，这时以她的身体情况可不应该动怒。哪怕是让他从博赫尼亚或者是维利奇卡长途跋涉，哪怕是从古拉卡尔瓦里亚去上班他都愿意，只要他的妻子能过上安稳生活，他再也不用寄人篱下看别人脸色。他也知道，他很难再找到一份薪水如此丰厚的工作了。但是他向他的小安安保证，复活节假期的时候他会去扎科帕内，然后共同商议未来。

财务问题是两人共同关心的话题：“你写信告诉我，他们要出大价钱买我们房子的时候，我们其实不必卖掉它。但是我得先把和塔尔诺夫斯基的事解决掉。我也不知道，谁会是新的买家。立刻就把伯爵的房子卖了也不太合适。”看来，房子可能是扎莫伊斯基所赠，作为对辛波斯基工作的奖励。务实的安娜只想把房子尽快卖掉后拿到现金，文岑蒂对于他是否可以这样做却心有疑虑。不卖这座房子又很难买新房子。辛波斯基心意已决：“[……]我同意卖掉所有的股份，然后在克拉科夫买幢房子或者在华沙买个公寓。你要是见到考辛斯基的话，让他给他哥哥写封信，也许华沙有这样的房子呢。如果还有其他生意，我也可以从库尔尼克经华沙再到其他地方。”

转让股份也是伯爵奖励员工的一种方式，也正是因此辛波斯基手中才握有波兰矿泉水公司的股份，公司的成立也要归功于辛波斯基。弗朗齐歇克·考辛斯基曾在信中提到，相比依靠雇主，他更加依靠朋友的帮助来解决住房及生活问题。考辛斯基是扎科帕内贸易公司的总裁，也是辛波斯基多年的朋友，辛波斯卡姐妹在1945年后仍与考辛斯基一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文岑蒂先生无意中见证了扎莫伊斯基伯爵与其姐玛丽亚伯爵关于争夺全权代表权的对话，他们俩谁都不想放手。“我觉得在将军夫人去世后，玛丽亚女士一定会想要和哥哥分家，而且会尽可能地将财产据为己有。现在她只是暂时将自己对哥哥的恨意埋藏在心底。”将军夫人虽然“仍一息尚存”，但是不难预料到，她已命不久矣。辛波斯基还向妻子袒露，他不希望自己这段时间待在库尔尼克，因为他担心会有巨大的动荡出现。他在信的结尾提出了一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对于你所提到的事情，我想告诉你，这里的奶牛贵得离谱。一头好的奶牛要900万。你的那头暂时不要卖掉，等到4月的时候就可以放出去吃草了。”

文岑蒂在3月写给妻子的信中讲述了他去那些富裕的“贵族地主”朋友家做客的事情：“他们都说，要是他们能有像咱们家淘气包一样的女儿，他们情愿放弃整个拉塔耶区。”六岁的娜沃亚写的几行字让他十分感动，他也借此告诉安娜不要自己教她，因为“教育需要专业的人来做，请别人来进行启蒙教育比母亲来做这件事更合适”。

最后他向扎莫伊斯基“申请”一套房子，扎莫伊斯基回复他可以将半个城堡赠予他。辛波斯基痛苦地表示：“这也不过是说说而已，真到需要的时候连一套房子也找不到。”曾经许诺给他的那栋位于普罗文特的带花园的房子一直由管家采利霍夫斯基博士所居住。采利霍夫斯基去世后，他的遗孀住在这栋房子里，迟迟不愿意搬走。“只要一天不给她养老金，她就会一直住在那儿不肯搬走。伯爵一向都愿意这样解决问题，所以他也一直拖着不解决她的养老金问题。”文岑蒂先生估计，有朝一日他也会受到同等对待，所以他寻找其他的途径来保障家庭的经济状况。他想到的是股票，他在信中也告诉了妻子这个想法。但是他没能预料到30年代股市崩盘，让这些股票贬得一文不值。他对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非常满意，他这样写道：“亲爱的小安安，你看，我这个当爸爸的还是很有办法的，我已经将你们的未来安顿好了，绝对不用再为了养老金而担忧了，我们也能更安心地规划未来了。”

他经常在信中讲述自己的工作，也会强调这份工作并不繁忙。他说他从下午2点到8点都一直坐在伯爵家里，结合上下文的信息来看还有些好笑。他经常是边读“17世纪舍普特茨基的事迹”，边等待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终于有一天，他们提到了要将“所有的财产捐赠给基金会”。“对于这件事情本身我很高兴，”文岑蒂评论说，“但是国家将成为财产抵押权人的形式与我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这样基金会就会变成一个比国库负担更重的机构[22]，尽管建立初衷非常高尚，但是这样带来的利益也会微乎其微。”时间证明，文岑蒂先生是完全正确的，基金会根本无法支撑运转下去，更不要提什么收益了。最终以基金会将扎科帕内的土地作为未按时缴纳税款的补偿金上缴国库告终。

他在信中告诉妻子即将搬家的消息：“[……]我从下周三开始就要重新粉刷栗树别墅了。”同时他也在考虑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购买属于自己的房产。他还请求妻子去和医生谈谈，是否能在怀有七个月身孕的情况下前往库尔尼克，“我甚至想了想，是不是如果你能在库希尼采休息一段时间更好？等到8月之后再彻底搬来库尔尼克。”对妻子的思念和担忧让他心神不宁。

小安可不是什么弱不禁风的女孩儿。她患上了感冒，这让她的丈夫非常担心，但是她同时还在忙着搬家的事情。辛波斯基在信中提醒她：“不要让任何陌生人进门，以防他们把百日咳传染病带进家来。[……]你去问问加布雷舍夫斯基医生，扎科帕内现在有没有传染病？通常这个时节都会有猩红热，所以你买牛奶回来一定要加热煮沸后再喝。”

尽管辛波斯基在库尔尼克庄园地产的工作上尽心尽力，付出得越来越多，但是他却没能摆脱窘境。他对伯爵的忠诚并未对得到一块地或者买房上有一丝一毫的帮助。他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写道：“在库尔尼克买房现在是没戏了。我也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花园，但是现在既然没可能，也只能算了。”他仍忙着装修那幢属于扎莫伊斯基的栗树别墅，那里本来应该成为他们的容身之所。他还告诉妻子，四间房间已经粉刷完了，地板也都打过蜡了。他想着，等安娜来了一定会根据他们的需求安排其他的房间该怎么使用。出于对妻子身体的关心以及对孕中的她能否忙得过来的担忧，他甚至给安娜的妈妈写了一封信，请她过来照顾女儿。他还请了自己的表弟去帮助搬运物品和家具。“我特别害怕你会在打包物品的时候伤到自己。我真的太担心了。我求求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比起你自己忙前忙后，最好是能雇几个人，然后请他们来做这些事情。”

终于，这位“全心全意深爱着的丈夫和思念成灾的父亲”在库尔尼克等来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们。小安在搬家过程中毫发无伤，辛波斯基一家也在1923年7月2日迎来了他们第二个孩子和女儿。1923年7月3日他们在布宁民政局登记了她的出生，编号79，布宁市长文岑蒂·弗兰斯在孩子父亲的申报表上签字。两个月后孩子在圣道博教堂受洗，尤利娅·扎列斯卡（她曾是家庭女子私塾的主管）是她的教母，来自拉泽夫的弗朗齐歇克·杰林斯基是她的教父。[23]

我一直在想，辛波斯基夫妇为什么把两个女儿的第一个名字[24]都取作玛丽亚。一般来说，人们不会给兄弟姐妹起一样的名字，哪怕是考虑到一些更实际的原因也不会这样做。而两个孩子的第二个名字又都非常罕见。他们给大女儿起的名字娜沃亚就是根据古波兰词源学来的，而这个名字并不在天主教教历中，所以他们在给女儿进行教区新公民登记时遭到了神父的反对。尽管如此，文岑蒂先生在给第二个女儿起名时也并没有放弃这种原创性。很明显可以看出他根本不在乎教历上要求的名字，但是为了少点麻烦还是将古波兰语名字维斯瓦娃放在了第二位，而把玛丽亚放在了第一位。

娜沃亚从一开始就被称作娜沃亚。而维斯瓦娃可完全不一样了，在她小时候大家都叫她玛丽赫娜[25]，叫得快了就变成了伊赫娜。家里人都叫维斯瓦娃伊赫娜、伊赫卡，她自己在写信给妈妈和其他儿时相识的亲友时也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学校里的女同学也都这么叫她。她开始使用维斯瓦娃这个名字时，已经成年了。1971年辛波斯卡四十八岁时，她正式更改了名字的顺序。克拉科夫兹维日涅茨区国民议会内务部在1923年的出生证明上添上了一条手写注释，将原名顺序“玛丽亚·维斯瓦娃·辛波斯卡”更改为了“维斯瓦娃·玛丽亚·辛波斯卡”。尽管这张证明的登记日期是4月1日，但是政府盖章可以保证这绝对不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维斯瓦娃曾回忆说，她是个非常麻烦的小孩儿，经常大哭大闹，父母都认为她爱哭是因为焦虑紧张。他们在给这个爱哭的小女儿找保姆方面也是困难重重，一个又一个保姆都辞职不干了。慢慢地，她爱哭的毛病没有了，从照片上看也是个又白又胖的乖宝宝。

位于大波兰省的库尔尼克是一个祥和宁静的小镇，特别适合小朋友：你可以想象，公园景色优美，池塘明澈清幽，庄园古堡四周绿草如茵，一派田园风光最适合漫步和休养。文岑蒂先生肯定没能好好享受这怡人美景和休闲时光。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库尔尼克基金会的创建及初期工作之中，积极与律师和捐赠方进行合作。1923年10月，就在玛丽亚·维斯瓦娃出生几个月后，老伯爵夫人雅德维加·扎莫伊斯卡去世了。也正如文岑蒂先生之前所担心的那样，葬礼筹备工作的重担也落在了他的身上。几乎就在一年后，弗瓦迪斯瓦夫·扎莫伊斯基伯爵也离开了人世。扎莫伊斯基伯爵与辛波斯基不仅仅有主仆关系，他们之间还有多年友谊相系，哪怕这份深厚情谊也许并不是完全对等的。若没有辛波斯基的协助，扎莫伊斯基恐怕早就保不住扎科帕内的地产了，而辛波斯基若不是为这位伯爵工作，也可能无从积累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扎莫伊斯基伯爵的葬礼同样由文岑蒂主持。文岑蒂在这位大贵族的棺材旁发表了庄严的告别词，另外还为他还写了一首悼念诗。他甚至还计划要写一部扎莫伊斯基传记，但是这个计划也未能实现。[26]

伯爵去世后文岑蒂先生在基金会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库尔尼克基金会董事会聘请了安东尼·帕岑斯基作为基金会主席，却没有给辛波斯基安排任何职位。他们只是建议付给辛波斯基每月300兹罗提的终身养老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薪水。但是我能想象，这对于时年五十五岁、经验丰富、忠心耿耿、成绩斐然又精力充沛的辛波斯基来说，无疑是一记羞辱的耳光。如今，我们很难去判断为何辛波斯基会遭到如此对待，但是克拉瓦日博士将辛波斯基失去在基金会的地位都归咎于维尔钦斯基医生的阴谋。也可能是因为辛波斯基习惯了多年来独自一人打理伯爵的财产，所以无法和大批的基金会职员保持顺畅的沟通交流。失去职位是导致辛波斯基一家从库尔尼克搬离的主要原因，他们于1926年1月搬到了托伦。

在搬家之前，文岑蒂先生出发去了特鲁茨卡维茨疗养，这也是我们通过他从桑波尔火车站寄给妻子的明信片上（波兹南郊区的库尔尼克，尊敬的安娜·辛波斯卡女士收）所获知的。正如辛波斯基所写，从库尔尼克到位于利沃夫附近的特鲁茨卡维茨的旅途十分漫长，需要多次中转。所以小安的家人在博赫尼亚火车站等着他，在他于此地中转换车时，为他送上烤鸡、橙子、萝卜和茶叶等食物，以便应对后半段旅程。文岑蒂还告诉妻子，他去看了戈德莱夫斯基医生。或许他还在克拉科夫停留了一下吧，正是戈德莱夫斯基发现了他的心脏虽然有问题但尚不严重，并强调，去特鲁茨卡维茨疗养应该就会对他的病情有所帮助。

辛波斯基一家为什么选择了在托伦这个地方安家呢？我猜测，这可能是一个情急之下的仓促之选，当然他们也考虑到了如何保证家庭财产安全。从日后安娜·辛波斯卡所写的信中我得出结论，很可能就在辛波斯基出售掉部分股份之后，那些在基金会创立之初与文岑蒂先生有过合作的律师们帮助他在托伦买了两栋公寓楼。然而不幸的是，辛波斯基所投资的托伦糖厂的股票在战乱时期失去了价值。辛波斯基一家当时住在莫斯托瓦大街18号，但是居住的时间非常短暂，因为1927年文岑蒂先生就一直在为购买克拉科夫公寓的事情而努力，而他所做的一切都受到了通货膨胀和即将到来的世界经济危机的阻碍。

库尔尼克的生活并未在伊赫娜的脑海中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而这段日子对于她的父母来说无疑是一段艰难岁月。从日后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出，安娜女士仍将在库尔尼克度过的时光看作是一段美好回忆。她心怀感恩，总是提起在那里结交的朋友和他们所给予的帮助。其中一位雪中送炭的挚友便是小安在扎科帕内就结识的闺蜜，维斯瓦娃的教母尤利娅·扎列斯卡。辛波斯基一家的另一位好友是杰出的画家亚历山大·奥古斯特诺维奇，他是战时著名的肖像画画家、美术促进会成员、爱国主义者，曾为波兰前总统伊格纳齐·莫希奇茨基及波兰重获独立后大波兰省第一位省总督维托尔德·采利霍夫斯基画像。采利霍夫斯基也是辛波斯基一家多年的好友。他曾是一位律师，对重获独立后恢复波兰在大波兰省的行政管理做出了卓越贡献。他还是人民阅览室协会[27]的创办者之一。在波兰被占领期间，面对被捕威胁的采利霍夫斯基曾躲藏在辛波斯基一家位于克拉科夫的家中。

几年过后，十几岁的娜沃亚曾这样回忆亚历山大·奥古斯特诺维奇：

“我记得我们住在库尔尼克的时候，优秀的画家奥古斯特诺维奇经常从波兹南到我们这儿来，他每次来都会在我们家住上较长的一段时间，在库尔尼克城堡中开展绘画研究，他的绘画作品中有数不尽的从这里获得的灵感，比如参天大树林立的库尔尼克公园中的秀美风景，或者库尔尼克和布宁周边小镇中的古老建筑。

“为了感谢我们的热情款待，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张十分温馨的画，画上是一栋18世纪末巴洛克风格的庄园，我的小妹正是在这里出生。除此之外，上面还画有一片湖景（字迹不清）。每次看到这幅画，我心中都涌起阵阵温情，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时光。这幅水彩画呈现出一片奇异的寂静之景。湖面如同一块平滑的玻璃，对岸是茂密的（字迹不清）和菖蒲，以及那片名为兹维日涅茨的秀美森林。松树和橡树织出的苍翠中点缀着如同斑驳铁锈般的树干。”

接下来，娜沃亚对这幅画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这应该是她写的关于最爱的美术作品的中学作文草稿。娜沃亚的笔触细腻且富有诗意：“整幅画深深地呼吸着这份宁静。”即使娜沃亚只是通过这幅画记住了库尔尼克的景色，而且在伊赫娜的脑海中没有留下关于此地的任何痕迹，但明镜般的湖水、郁郁葱葱的树木及那笼山络野的宁静也依然赋予了她们的童年时光以和谐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