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谈话录

1920年3月底的一天，我父亲在吃晚饭时要我第二天上午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我知道，你常常逃学，到市立图书馆去。”他说，“明天到我那儿去一趟。穿整齐像样点。我们去见个人。”

我问，我们一起到什么地方去。我觉得，我的好奇让他高兴，但他没有说到哪里去。“别问，”他说，“别好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快中午时，我来到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四楼我父亲的办公室。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打开写字台中间那个抽屉，拿出一个上面写着“古斯塔夫”几个美术字的绿色公文包，放在自己面前，然后又打量了我好久。

“你干吗站着？”他过了一会儿说，“坐下。”我脸上紧张的神情使他狡黠地微微皱了皱眉头。“别害怕，我不会责骂你的，”他和蔼地说，“我要像朋友对朋友那样和你说话。你要忘记我是你的父亲，好好听我讲。你在写诗，对吧？”他看着我，好像要给我一张账单似的。

“你怎么知道的？”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从哪儿听说的？”

“这很简单，”父亲说，“我们每月付一大笔电费。我研究了耗电量这么大的原因，于是发现你房间里的灯深夜还亮着。我想知道你都在干什么，就注意观察你。我发现你老是写呀画的，写了又撕，或者把它塞到钢琴下面。有一天你去上学时，我看了你的东西。”

“你发现什么了？”我咽下一口口水。

“没什么，”父亲说，“我发现了一个黑皮笔记本，上面写着‘经验集’。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但当我发现这是你的日记时，我就把它放到了一边。我不想窥探你的灵魂。”

“可是诗你读了。”

“是的，诗我读了。那些诗放在一个黑色公文包里，取名为‘美好集’。好多地方我不懂。有些东西，我只能说挺傻的。”

“你为什么读我的诗？”我已经十七岁，碰我的东西就是对我的大不敬。

“我怎么不能读你的诗？我为什么不能了解你的诗作？有几首诗我甚至很喜欢。我很想听听行家们的评论。所以我抄下了你的诗，在办公室里用打字机打了下来。”

“你抄了哪些诗？”

“所有的诗，”父亲回答，“我不仅仅尊重我理解的东西。我让人判断的不是我的鉴赏力，而是你的诗。因此我抄了所有的诗，交给卡夫卡博士评价。”

“卡夫卡博士是什么人？你从来没有说过他。”

“他是马克斯·布罗德的好朋友，”父亲解释道，“马克斯·布罗德的书《第谷·布拉赫[21]走向上帝的路》就是献给他的。”

“那他就是《变形记》的作者！”我高喊起来，“这篇小说妙极了！你认识他？”

父亲点点头。“他在我们的法务部工作。”

“他对我写的东西怎么说？”

“他称赞了你的诗。我原想，他只是这么说说而已，但后来他请我把你介绍给他。我跟他说了，你今天去。”

“这就是你说的去见人的事，是吧？”

“是的，就是去见他。”

父亲带我走到三楼，来到一间布置得很好的大办公室。房间里两张办公桌并排放在一起，一张桌子后坐着一个又高又瘦的男子。他一头黑发向后梳着，大鼻子，窄窄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漂亮的灰蓝色眼睛，微微苦笑着。

“这肯定就是那个孩子啦。”他说，连句问候也没有。

“就是他。”我父亲说。

卡夫卡博士向我伸过手来。“在我面前您不用害羞。我也交一大笔电费。”他笑起来，我的胆怯消失了。

他就是神秘的甲虫萨姆沙[22]的作者，我心中想道。我看见面前站的是个简朴的普通人，不禁有些失望。

“您的诗里还有许多喧闹，”父亲走出办公室后，弗朗茨·卡夫卡说，“这是青年人的并发症，他们生命力过于旺盛。甚至这种喧闹也是美的，虽然它与艺术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喧闹妨碍表达。但我不是批评家。我不能很快变成什么，然后又很快回到我自身中，精确地测量距离。我已经说过，我不是批评家。我只是个被审判者，是观众。”

“不是法官？”我问。

卡夫卡尴尬地微微一笑。

“我虽然是法庭工作人员，但不熟悉法官。也许我只是个小小的法庭杂役。我没有什么明确固定的任务。”卡夫卡笑了。我跟他一起笑，虽然我不懂他的话。

“只有痛苦是确定的。”他严肃地说，“您在什么时候写作？”

我没有想到他提这样一个问题。我很快回答道：“晚上，夜里。白天很少写。白天我不能写。”

“白天是个大魔术师。”

“光亮妨碍我写，工厂、房子、对面的窗户都妨碍我。最主要的是光，光使我不能集中精力。”

“光亮也许把人从内心的黑暗中引开。如果光征服了人，那很好。如果没有这些可怕的不眠之夜，我根本不会写作。而在夜里，我总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单独监禁的处境。”

难道他自己不也是《变形记》中的不幸的甲虫吗？我心中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

我很高兴，这时门开了，我父亲走了进来。

卡夫卡浓眉大眼，眼睛是灰色的。他褐色的脸生动活泼。他用表情传言。

只要能用脸部肌肉的运动代替话语，他就这样做。微笑，皱眉，蹙起前额，努嘴或撮尖嘴唇，这些都是他代替说话的动作。

弗朗茨·卡夫卡喜欢手势，因此他轻易不用手势。他的手不是伴随谈话的辅助手段，而仿佛是独立的动作语言的话语，是一种交际手段，绝不是被动的反射，而是有目的的意念表达。

十指交叉，或手掌摊开放在办公桌的桌面上，上身舒适而又紧张地后靠在椅子上，脑袋前倾，双肩微耸，把手放在胸口——这就是他有节制地使用的表达手段的一小部分。他在做这些动作时总露出请求原谅的微笑，仿佛他要说：“这是真的，我承认我在做游戏，不过我希望，我的游戏能让你们喜欢。而且——而且我这样做也只是为了争取你们片刻的理解。”

“卡夫卡博士很喜欢你，”我对父亲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因公事认识的。”父亲回答，“我设计了卡片柜以后，我们的来往就更多了。卡夫卡博士很喜欢我做的模型。于是我们就交谈起来，他告诉我，他下午下班后，会在卡林区波德布拉德街上的科恩霍伊泽木匠家‘干几个钟头’。从那时起我们就常谈私事。后来我把你的诗给了他，我们就成了熟人。”

“为什么不是朋友？”

父亲摇摇头说：“要交朋友嘛，他太胆怯，太内向了。”

我第二次去看卡夫卡时问他：“您还到卡林的木匠家去吗？”

“这您知道？”

“我父亲告诉我的。”

“不去了，我早就不去了。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去。身体陛下不许。”

“这一点我能想象。在尘土飞扬的作坊里劳动不是什么舒服的事。”

“您这就错了。我喜欢作坊里的劳动。刨花的气味，锯子的吟唱，锤子的敲打声，这一切都让我着迷。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夜晚的到来总让我感到十分诧异。”

“晚上您一定很累。”

“我是累，但也幸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纯洁的、摸得着的、到处有用的手工艺更美好的东西了。除了木匠活，我也干过农活，莳弄过花草。那些活都比办公室的徭役美好、有价值。表面看来，办公室里的人要高贵一些，幸运一些，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人们更孤独，更不幸。事情就是这样，智力劳动把人推出了人的群体。相反，手工艺把人引向人群。可惜我不能到木匠铺或花圃里干活了。”

“您不会放弃这里的位置吧？”

“为什么不呢？我梦想到巴勒斯坦当农业工人或工匠呢。”

“您把一切都留在这里？”

“为了到安全优美的地方找到有意义的生活，我愿把一切留在这里。您知道作家保罗·阿德勒吗？”

“我只知道他的《魔笛》[23]一书。”

“他在布拉格，和妻子儿女在一起。”

“他的职业是什么？”

“他没有职业。他只有使命。他带着妻子儿女从一个朋友家到另一个朋友家。他是个自由人，自由作家。在他身边，我总感到良心不安，我就这样让我的生命在办公室里窒息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