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历史（自序）
我的这本回忆录初版于1951年，我原取名为《卡夫卡对我说》，出版社负责人改为《卡夫卡谈话录》。读者、报纸与广播台的书评家以及职业文学批评家立即对我的文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在此后的岁月中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浓厚了。我的这本平淡无奇的书变成了被严肃评价的文学性研究资料。因此，在《卡夫卡谈话录》德文本出版后不久，很快就出了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英文、南斯拉夫文、西班牙文译本，甚至出了日文译本。
于是我收到从世界各个角落寄来的大量书信，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始终一一作答。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对那些难于回答的问题，我可以避而不答，但是，在与从世界各国到布拉格的卡夫卡崇拜者的越来越多的谈话中，这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常常只好保持缄默，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比我更熟悉卡夫卡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对他们来说，《审判》、《美国》和《城堡》不像对我那样只是书名；他们大多对这些书进行过真正的研究。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对这些来自法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日本和奥地利的来访者，我不能这样说。即使说了，他们也肯定不会正确地理解我。这一点在一位年轻的、富有才气的布拉格文学研究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身上得到了证实：我试着向她讲真话时，她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就弗朗茨·卡夫卡这一文学现象写过一篇内容广泛的博士论文。她那撮圆的嘴巴和瞪得滚圆的黑眼睛无言却十分清楚地告诉我：“这可太荒唐了。”但对我来说，我对卡夫卡过世后出版的遗作其实只是通过道听途说而略知一二这一事实是完全自然的事，在我看来，这是任何人都非常容易理解的事。
我不能阅读弗朗茨·卡夫卡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和日记。这并非因为他对我来说很生疏，而是因为他离我太近。青年时的困惑迷惘，随后几年的内外交困的处境，对幸福的种种设想的破灭，一切权利的突然被剥夺和由此而引起的日益加剧的内心的孤独和与外界的隔绝，充满忧伤、提心吊胆的日子，所有这些经历都使我紧紧地胶着在耐心地忍受命运的弗朗茨·卡夫卡博士身上。对我来说，他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文学现象。他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弗朗茨·卡夫卡博士至今还像多年以前一样，一直是我整个人的保护外壳。他是以他的善良、宽容、坦诚促进和保护我在冷风凄雨中自我发展的人。他是认识和感情的基础，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怕的洪流中，我仍站在这坚实的基础上。
除了自己青年时代不可磨灭的经历的力量，对他的书进行解释的各种尝试能给我什么呢？只能是密封的感情与思想罐头。我所认识的活生生的弗朗茨·卡夫卡博士比他的书、比那些被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拯救出来免于毁灭的书伟大得多。我曾经拜访过、在布拉格陪伴他散过步的弗朗茨·卡夫卡博士是如此伟大，如此坚固，以至我今天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任何坎坷挫折时，都能像抓住坚固的铁栏杆那样抓住他的影子。弗朗茨·卡夫卡的书对我意味着什么呢？
我住在布拉格民族街。我的小房间里笨重难看的暖气片上放着一架橄榄绿手风琴，上面有一个石棉衬底的木制书架，卡夫卡的书就放在这个书架上。我有时取下这本书，有时取下那本书，读上那么几句或者几页，但每次我的眼睛很快就感到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压力，血液在颈动脉里有力地跳动，不得不把刚拿下的书迅速放回到书架上。读他的书是与往日留下的、珍藏在我心里的、依然非常清晰的印象和回忆相违背的，当时，我的心完全被弗朗茨·卡夫卡博士以及他对我说的话所占据、所迷醉，他的话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使我敢于在批判性地评价和把握世界并进而评价和把握自我方面有意识地迈出突破性的第一步。
我不能阅读弗朗茨·卡夫卡的书，因为我担心，研读他去世后才出版的作品，会减弱、淡化，甚至也许会完全消除他的人格留在我心中的魅力。我害怕失去继续活在我心中的“我的”卡夫卡博士的形象，直到现在，每当我感到在害怕与绝望的旋涡里快要沉没时，他的形象作为不可动摇的思想典范和生活榜样就给我新的力量，使我镇静。
我担心，阅读他的遗作会使我不祥地疏远我的卡夫卡博士，从而失去我青年时代令我十分陶醉的经历所具有的经常催人振奋的推动力。因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卡夫卡对我来说并不是抽象的、超人的文学现象。我的卡夫卡博士对我来说是一种深刻体验的，因而又完全是现实的私人宗教的偶像，这种私人宗教的影响却超出了纯粹个人的事务，它的精神使我得以对付某些荒唐的、笼罩着毁灭阴影的局面。
我所熟悉的《变形记》、《判决》、《乡村医生》、《在流刑营》和《致米莱娜》的作者对我来说是一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坚定的伦理责任感的宣告者。他是布拉格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忙于公务的职员，但是，在他那看似平凡的公务生涯中却闪耀着最伟大的犹太先知们对神和真理的包容大地的渴念的无望余火。
对我来说，弗朗茨·卡夫卡是最后的，也许是最伟大的——因为离我们最近——人类信仰与思想的宣告者之一。
在我和他相处的年月里就已经风烛残年的弗朗茨·卡夫卡博士唤醒了我的感情和思想。他是精神上最伟大的人物，因而也是对我青年时代的发展影响最大的人，一个真正的、为真理和人生价值而苦斗苦争的人，我目睹了他为生存所进行的顽强斗争。他的脸部表情，他的轻声话语和大声咳嗽，他那又高又瘦的身躯和那双纤手的优美动作，他那双富于表情的大眼睛中的忧郁和光彩——他常用这双眼睛的光芒强调他的看法，他的人格的永恒而无与伦比并因此永不再现的东西，他的外在的与内在的气质，这一切都在我心里颤抖，像在我的岁月的各种通道和峡谷里回荡的回声，不断地以清晰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这种回声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越清晰。
我的卡夫卡博士不是我们时代文字记载中迟早要失去光辉的形象，而是始终活着的、起着典范作用的人，是一束光，它的温暖和不断增强的光亮从我的青年时代到现在一直陪伴着我，像指引我保持善良和真正的人性的可靠的指南针那样，忠实地陪伴着我来到迅速临近的死亡的门槛。
我的卡夫卡博士是我青年时代最重要的基本经历，是一种又甜又涩的、调动我的所有生存力量的振动，是生长的脊椎。我在与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相处的日子里，主要通过认真记日记的方式设法促进它的生长。我首先记下他的言论。至于产生这些言论的情况，则概略做了记载。我觉得这些情况不重要。我只看“我的”卡夫卡博士。他是思想焰火，其他的一切都在它的影子里消失。这当然也影响我的记载的语言和形式，这种影响在我的日记里不像在专门记录里那样大，我把那些专门记录写在我看作自己的常备“思想库”的灰色厚记录本里。
在这个本子里，我非常杂乱地储存了引语、诗歌、小块剪报、文学计划和奇思妙想、逸事、小故事、我一时想到的事情以及从三教九流那里听来的事情，首先是卡夫卡对各种不同的事情和事件的议论。您可以从这个“思想库”里取材，编出一本可观的惊人的格言集。但是，把相关的文字机械地收集在一起，并不能编就这样一本集子，因为我常常把这些不同警句的出处和如何产生的略而不记。今天看来，我的“思想库”只是零星地、随便地记录下来的各种阅读和对话时的片段材料的大杂烩，我也许只在记录的当时才确切知道这些材料产生的背景情况。
这一点，我在弗朗茨·卡夫卡逝世后两年就清楚，当时我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高原的斯塔拉里斯市捷克正统天主教徒、政论家和出版商约瑟夫·弗洛里昂家逗留了几天，和他及在他的家庭中生活的弗拉那神甫讨论弗朗茨·卡夫卡和现代文化的各种发展可能，我们整整讨论了几个下午和晚上。
应弗洛里昂的要求，我从日记和“思想库”那毫无文学色彩的记载中编了一本语言上大家都能懂的言论集，弗洛里昂想用捷克文出版这个集子。这件事没有成功，因为我的感情与思想和弗洛里昂的正教思想无法取得一致。于是我就只好离开了。我开始了在不同的人、城市、价值观和职业之间不安地进行摸索的漫长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新的体验冲刷了我青年时期的感情与思想经历。卡夫卡博士的形象苍白淡漠了。我离开了我青年时代的精神上的根本经历，因而也就离开了我自己，离开了只保留给我一个人的、发展我独特的现实的各种可能性。就像那些写得很工整的回忆和记录连同那本厚厚的灰色“思想库”笔记本放在我的书柜里旧的乐谱、乐曲初稿、图画和剪报下面“闲居”那样，我与卡夫卡博士相处的日子留下的情景和话语也沉没在对幸福和生活真谛的各种杂乱无章的错误想象中。后来，在战争和暴力的高压下，我才开始清理我的思想。《变形记》中的昆虫生活和《在流刑营》中的冷酷无情的行刑机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的装订工当时在我的卡夫卡早期小说集上绘制的燃烧的荆棘丛，“我的”卡夫卡博士多年以前试图只把它看作必须摈弃的夜魔的世界观和信仰浮现在我的脑际，弗朗茨·卡夫卡的地狱突然变成我的日常体验的普通组成部分。
我曾与我的朋友、布拉格著名音乐家格奥尔格·瓦霍弗斯及他的妻子雅娜谈论强烈地触动我心灵的世界气氛的转变。他们认为，我对弗朗茨·卡夫卡的回忆不属于我一个人。
“一个人从酸甜苦辣的经历中榨出的经验之酒是属于大家的，”雅娜说，“因此应该用语言的盘子把酒传递给大家。”
我的朋友也赞同她的看法。他说：“你一定得把这些谈话整理出版。你是卡夫卡的见证人，你也许掌握着理解他的内心本质的重要钥匙。”
听了他们的话，我回答道，我不了解他的全部作品；我当时并没有把他当作诗人与他来往，而只是把他当作我父亲的同事。对此回答，我朋友的妻子却火冒三丈。她一边在空中挥舞双手，一边嚷道：“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对全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作品要求一个人全身心地投进去。这一点在你们的谈话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法学博士卡夫卡和作家弗朗茨·卡夫卡之间并没有把他们分割开的隔音水泥墙。这一点，在他和你进行的谈话中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出来。你和他的谈话是他作品的一部分。因此，你不能把这些谈话据为己有，不公之于众。”
对此，我无言以对。
我从柜子里取出我的记录，交给我朋友的妻子打字誊清，因为当时（1947年）我在臭名昭著的布拉格潘克拉克监狱[15]无端地受了十四个月监禁之后，精神受了打击，身体十分虚弱。
约哈娜·瓦霍弗斯[16]没用几天，就一式三份打完了我的稿子，并做了注释。她没有问我一声，就于1947年3月21日通过布拉格邮政总局把稿子寄给了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马克斯·布罗德。然而过了几星期后，我朋友的妻子没有得到回音，心中十分不安，她又把一份复写稿寄给她住在斯德哥尔摩的伯父埃米尔·科萨克，一位印刷专家。斯德哥尔摩也没有回音。于是我决定把我的书提供给属于玛丽·S.罗森贝格夫人的一家犹太小书社，她住在纽约西100区72街。她很快复了信，并于1947年9月10日来到布拉格，从国家手里买了大批被没收的德语旧书运回美国。对我的书稿《卡夫卡对我说》——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只表示了礼节性的兴趣。但对我这样一个刚刚被释放的、受了百般折磨的拘留犯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别的人对我的信都不做答复。我抱着一丝出版的希望，把最后一份打字稿给了罗森贝格夫人，而没有向她要收条，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份稿子。
雅娜·瓦霍弗斯把我的回忆录称为卡夫卡资料集，现在这本资料集无声无息了。我试图把我的回忆录当作一次失败的因而毫无意义的文字，忘掉它。然而到了1949年圣诞节时，我收到了一封落款日期为1947年12月14日的信，信是卡夫卡的忠实朋友和知己马克斯·布罗德寄来的，他在信里谈了对我的稿子的看法。他指出了注释中的几个小错误，在总体上则把我的书称作一本“很好的、很有启发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书”，他将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奔走。
他在信的结尾说：“最后，我要再次对您说，您的记录使我感到很高兴，它让我那难忘的朋友的某些重要特征——其中一部分增加了新的细节——又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令人十分感动。请告诉我您贵体如何。”
这是在担惊受怕和蒙受耻辱的漫长岁月后听到的第一句亲切的、给我刚刚萌发的自我意识以力量的话，而且由“我的”卡夫卡博士所敬重的、以他的安静而又恳切的方式喜欢的人说出来，对我的效果就更加强烈。
我于1950年1月5日给马克斯·布罗德博士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写道：“您的信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圣诞礼物。您当然可以在附录（雅娜·瓦霍弗斯以阿尔玛·乌尔斯的笔名写的注释）里按您的意见改动和更正。我为此非常感谢您。我并不把我关于弗朗茨·卡夫卡的书看作文学作品，而是看作资料：它不外是一个见证人的陈述，和对我青年时代的环境气氛的一次盘点，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在信的结尾，我给马克斯·布罗德博士对我的书进行必要修改的权利。对布罗德博士亲切的话语，我报之以完全的信任，待到书出版——合同和修改稿我从未见过——我对他的信任受了一次令人非常沮丧的打击。原稿的很大一部分在书里不见了，包括不少我非常看重的地方，因为这些材料反映了《变形记》和《在流刑营》的充满梦幻的作者迄今为止未显露的反叛精神，他的坚定地反官僚主义的态度，他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发出的呻吟和不时出现的苦涩的绝望情绪，他对布拉格历史的深切关注，他对语言的双关字义充满幻想的执着追求，他对假社会主义政党党魁的辛辣讽刺，他对任何一种政治幻想的现实目光，他那略带阴森味道的幽默，以及他那有力的、批判性的处事态度。
所有这些在1951年由费舍尔出版社出版的书里几乎都被删去了，我的书成了没有头没有四肢的躯干，一具残疾的躯体，一副可怜的残体，看到它，我的心就抽搐。这是一本蒙上眼罩的书，一条因乱砍乱删而变得模糊朦胧的地平线，一张疲乏的、露出犬齿的歪嘴，一个遭受阉割的废物。
马克斯·布罗德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我的记录要以这种侮辱卡夫卡其人的、歪曲的形式出版？
难道我的质朴无华的回忆组成的斑驳图像妨碍了某个我不知道的文化纲领？
难道我的卡夫卡博士与他的遗作的编选者所希望的不同？
他为什么删去揭示卡夫卡属于无政府主义者的、迄今鲜为人知的根源的段落？
难道真像布拉格左派杂志《青年犹大》的共产党发行者恩斯特·科尔曼1920年在一份传单中所说的，马克斯·布罗德是一个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为什么在我的记录里到处乱删？谁讨厌这些东西？
我越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越在我的脑子里萦回。要搞清这些问题，最简单的也许是给马克斯·布罗德写封信。然而，正是这一点我不能做。布罗德曾为出版我的书而奔走，我为此应该感谢他，而且我曾授权他做某些删节和修改。我现在无法抗议。我只能紧闭嘴巴。可是，在这方面我没有一丁点儿天赋。我不高兴的时候，很难掩饰我的情绪。这次我的书被搞得断了胳膊缺了腿，我也是这样。我沉默，我后退，但我嘟哝，而且常常很响[17]。
听见我发牢骚的人从他们的兴趣出发做出了反应。
来自罗马（路德维希街16号）的意大利记者内里奥·米努索离开布拉格前不久由年轻的捷克记者扬·帕里克介绍与我见面。他对我说：“您是最后一个在布拉格还活着的认识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的人。您应该把您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告诉大家。每个细节都可能是一把钥匙。您不能沉默，使他罩上一层迷雾。”
我大为震惊。我把卡夫卡看作我们时代最深沉、最痛苦的精神冲突的耀眼烽火，难道我要让这样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让这样一束指引方向的光蒙上一层雾霭？——我无言以对。我承认，当内里奥·米努索和他的朋友们突然动身前往机场时，我是多么高兴。
我书里的漏洞并不是我造成的。它来到我手里时已经是一具缺头断肢的躯体。我很愿补全它，但我没有办法。三份打字稿都没有了。我没有副本，我的日记在我无辜坐监时被妻子烧掉了。那么那本“思想库”呢？我不知道放哪儿去了。对过去的事，我怎么能理清脉络呢？
我和杰出的卡夫卡传记作者克劳斯·瓦根巴赫通过几个月的书信，在布拉格一连几天一起追寻《变形记》和《在流刑营》作者的足迹。他对我说：“您一定得把您知道的有关卡夫卡的事情写下来。时间不多了，过不了多久，就再也没有人能回忆当时的情况了。”
瓦根巴赫的话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身体虚弱、随时会死这一事实。他说得对，我该怎么办？是否该对马克斯·布罗德博士和《卡夫卡谈话录》这一不完全的版本表示怨恨和不满？
克劳斯·瓦根巴赫是布罗德的熟人，是费舍尔出版社的编辑之一。我以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为借口，谢绝了他愿意帮忙的表示。那借口是什么，我今天已经记不起来了。
但是，我内心的痛苦并未因此而有些许减轻。相反，这本缺头断肢的书给我造成了精神创伤。我是重要的见证人，却不能做证。我感到很内疚。于是，我很自然地向许多人求教，但是，当一个人处在一种触及最隐秘的生命之根的痛苦中时，他总是孤独的，别人帮不了忙。他们说的话全都是隔靴搔痒——倘若他们没有真正的、不拘俗套的爱的话。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和奥地利文学学会的秘书沃尔夫冈·克劳斯博士一起坐在已经关门的安静的墓地里，坐在弗朗茨·卡夫卡墓旁。他对我说，我应该把我的回忆写下来出版。他说：“没有地方规定，您除了那本获得成功的《卡夫卡谈话录》外，就不能出版您自己关于您熟悉的这位布拉格作家作品的研究文章。”
对他的看法我没有说什么。在这位叫人喜爱的维也纳文学研究者面前，我不能说，弗朗茨·卡夫卡对我来说不是文学研究的材料，而是悄悄形成的个人宗教的轴心。对我来说，弗朗茨·卡夫卡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轻松愉快的文学事项，而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信仰楷模和生活典范。
到现在为止，知道这一点的人当然只有少数几个，因此，许多外国出版社纷纷找我，向我提出各种不同的出版要求。比如慕尼黑的金德勒出版社就要求我找出我的资料箱，帮助他们出版一本有关步卡夫卡后尘的人的书。我于1961年5月25日婉言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事情很清楚，我没有必要的材料和条件。我既没有未经删节的《卡夫卡对我说》原稿的复印件，也没有旧的“思想库”记录本。况且，即便我找到丢失的灰色记录本，我也很难回忆起那些言论是怎样产生的。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很可能会把某条记录误安到弗朗茨·卡夫卡头上，而按照实际情况，这条记录是从现在已经遗忘的某本阅读材料中摘引出来的。
我还能做什么见证呢？我不能胡乱想出点什么，给世界某地的某些猎取新闻细节的猎手端上几盘逸事佳肴。我的每一句话都必须严格限制在尽量精确的证词上。就连这样的证词也被误解了。
一次，意大利电影导演费尔南多·吉亚玛特奥到布拉格为意大利电视台拍摄一部关于卡夫卡和布拉格的短片。我带他走过管道状的、黑暗的房子通道，当查理大桥的高塔和布拉格城堡的侧影突然从雾霭中出现在面前时，他对我说：“您是一位作家。”
“您是一位作家，”他又说了一遍，“对您来说，卡夫卡是您在青年时代遇见的不寻常的人。”“这话不错，”我说，“他是一位先知。弗朗茨·卡夫卡不是生活在布拉格。布拉格只是跳板。弗朗茨·卡夫卡生活在神圣的殿堂里。”
因此，我觉得丢了我的回忆录是一种过失，是一个严重的过错。
巴黎克拉维电影制片公司负责人露西·乌尔里奇在布拉格逗留期间，我曾把我的上述想法告诉过她。她对我说：“请您冷静。卡夫卡是预言家。您记下了他的声音。预言家的声音不能湮没。您其余的谈话片段一定能找到。弗朗茨·卡夫卡不是一般的文学事项。卡夫卡的声音是给我们时代所有人的重要讯息。您的《卡夫卡谈话录》一定能不加删改地完整出版。”
我们在瓦茨拉夫广场[18]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漫步。露西女士的声音充满炽热的信念。我感觉到这种信念，但我不相信她的话。对我来说，她的热情只是一种姿态。我的谈话录的原稿和复写稿都没有了，不会出现什么奇迹把稿子送回来。我觉得很难受。我感到我就要因糖尿病而昏厥过去。我的呼吸很急促，背上渗出了冷汗。露西女士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回市郊我住了很长时间的房子。
她告别时对我说：“您不能垮下去。正像卡夫卡说的那样，绝望是最大的罪过之一。您一定要相信公正和仁慈，然后一切都会变好。好事常常穿着灾祸的外衣来到我们身旁。”
露西女士说得对，但这一点是我很久以后才体验到的。在我和露西女士谈话时看到和经历的是，我被剥夺了任何权利，处在重重困难之中，毫无出路，这种情况不是由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外部情况，而是由事情和人自身的内部魔力所造成的。
和露西·乌尔里奇女士谈话后，我在可怕的重压下生活了好几个月，我做了种种努力都摆脱不了这种重压。我一天比一天昏聩。我的妻子海伦妮长期重病后去世了。不久，我的女儿安娜骑摩托车出事丧生，我未能参加她的葬礼，连妻子的丧葬费我也只付了一部分，因为我的一切生计都已断绝。我在布拉格一家有名的出版社任社外编辑和译者，但这家出版社的女经理自杀身亡了。出版社新领导不肯承认主要是口头委托的任务。整整干了一年，没有得到一分钱，当我对这种不公正待遇进行抵制时，我非但没有得到钱，还被切断了所有活计。与此同时，我在德国图书市场上与几个纳粹分子发生了冲突，他们施展诡计，破坏我的一本书的出版。我在这本书里突出描写了种族迫害引起的心灵上和精神上的后果，写了遭受种族迫害的人把爵士音乐当作他们争取心理解脱的手段。因为我不仅了解黑人音乐，而且熟悉特雷津[19]集中营里年轻犹太人的“音响面包”，我多年的朋友、作曲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忘我地支持他们。
这些事实当然不合昔日为种族干部、而今摇身一变成为干练的民主主义者的人的胃口，他们用非常卑鄙的手段破坏我的《死亡布鲁斯》一书的出版，当我进行抵制时，我的《相逢在布拉格》一书也被压下，没有再版，而此书第一版在此以前几个星期销售一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苏联利沃夫大学要莱比锡的保罗·李斯特出版社供书，均一无所获。
我由于坚定的、人道主义的、与对弗朗茨·卡夫卡的信仰和怀念密不可分的思想而毫无法律根据地受到迫害，被逼到了生存受到威胁的境地。他们封住我的嘴巴，企图剥夺我从事活动的一切手段，以此加速我的内耗，摧毁我。
他们的阴谋几乎得逞。我长期病魔缠身，心灵备受煎熬，现在又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为日常衣食操劳，因而我的新陈代谢功能受了影响，失去了平衡。我心灵上和肉体上都衰颓了。其结果是，我逐渐陷入外部与内心的孤独中，这种孤独感没有使我的内心变得冷酷漠然起来，相反，使我产生了一种任人摆布的无可奈何的感觉，心情越来越烦躁不安。
与我交好的医生诊断，我很容易受各种疾病的感染。我几乎高烧不退，离不开病床。除了身体的衰败，智力的逐渐衰退也显现出来。我迄今为止都很出色的记忆力出现了漏洞。我转瞬之间就忘记已经定型的动作和日常小事。我的生活似乎没有价值了。我已经成为加缪、贝克特[20]和其他荒诞派大师的写作对象了。我只有一种前景：死。我要安详地、悄然地等待死亡。我现在的唯一希望是一切都井井有条。由于得到许多好人无私的帮助和关怀，我得以坚持到现在，我不愿给他们留下债务和混乱。于是我又回到我在民族街的老宅，自从妻子去世后，我很少到这里来，而且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我想找出留在这里的图画、衣服、瓷器和其他东西送人。翻了约半小时后，桌子上堆了一大堆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我想找一个箱子。房间里没有箱子。先前，我在厕所的杂物架上看到过几个硬纸板货箱。我从那里搬过来一个磨损得很破旧的大纸箱。箱子里装满了各种衣料布头、毛衣针和发黄的裁剪图案。我把箱子里的东西全倒到地上。最下面有一本约翰·施特劳斯的华尔兹乐谱，而乐谱下面竟是我的灰皮旧笔记本“思想库”。施特劳斯华尔兹乐谱中夹着打字纸，那正是我的《卡夫卡谈话录》删节段落的原稿。我不禁坐下读起来。
马克斯·布罗德博士在我的书里并没有随意乱删。他一段都没有删。我冤枉了他许多年。错误在于我什么都不当回事儿的偷闲作风。较之远者，我给予了近者更多的信任。约哈娜·瓦霍弗斯因为焦急——自然是好意——没有把全部打字稿寄给马克斯·布罗德。这就是事情的原委。这些打字稿怎么会夹到乐谱本里，又装到箱子里，我不清楚。不过现在这也不重要了。露西·乌尔里奇女士说得不错。她说得太对了。她的热忱并不是姿态。像冤枉了马克斯·布罗德那样，我也对不住她，因而也对不住自己。预言家的声音是不会湮没的。这一点，露西女士早已看到并且说过。
因此，在整理我一生遗留给后世的东西时，第一桩事只能是补充有关卡夫卡的见证材料，但这不是结束，不是坠落彼岸，而是开始，是归返。不仅对我，而且对许多默默无闻地工作、为美好的明天努力的人，都是如此。
正如善良忠诚的马克斯·布罗德博士所说，我的卡夫卡博士是指路人，因此，我在这里写下的公开忏悔和谢罪的文字不是终结，而是一扇敞开的门，一片希望，一次呼吸，给我们这些虚弱的人身上——在我们经历了恐惧与失望的种种折磨后——还活着、尚未被摧毁的东西带来新的力量。
古斯塔夫·雅诺施
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