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于无声处听惊雷：现代心灵的震悟瞬间
李双志
1924年6月3日中午，在距离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2公里的一所寂寂无名的私人疗养院，尚未满四十一岁的弗朗茨·卡夫卡因肺结核去世。三天之后，在卡夫卡出生的城市布拉格，一份捷克语日报《民族报》刊登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作者是女记者米莱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á），卡夫卡最亲密的友人之一。耶森斯卡如此描述道：“一位在布拉格生活过的德语作家，在此处少有人知，因为他是一位独来独往的孤行者，一个对这世界心怀恐惧的人。……他写出了新近德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书；今天整个世界一代人的斗争都在他的书中，尽管其中没有任何宣扬政治倾向的词汇。”
一百年后，卡夫卡之名在全世界已是人尽皆知。任何一部介绍现代主义文学的教科书，若是错过他的名字，都是不合格的。任何一个列举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名家的榜单，少了他的名字，都不会让人信服。卡夫卡能走入这一文学经典的万神殿，很大程度上源自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背叛”。卡夫卡在自己病情加重之际，两次给自己的一生挚友马克斯·布罗德写了遗嘱，请他烧掉自己所有未发表的手稿和画作。在他死后，布罗德非但没有烧掉他的手稿，还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先后整理、加工、出版了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审判》、《城堡》和《美国》，又从他的遗作中整理出了两部短篇小说集《中国长城建造时》和《在法的门前》，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在柏林出版。1937年，布罗德还为这位好友写了第一部传记。在他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卡夫卡的作品越来越得到关注，跨出了国界乃至欧洲大陆。从1930年至1938年，苏格兰作家埃德温·缪尔与妻子薇拉（Edwin Muir，Willa Muir）将这三部长篇小说与其他短篇作品译为英语出版。英语译本在美国引发了第一波卡夫卡热潮，诗人奥登在1941年写下了被后世多次引用的评价：“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直至今日，卡夫卡对于现代文学和现代人的意义已是举世公认，英语和德语中都增添了一个以他命名的词，用来指称他的作品刻画出的反常、悖谬、惊悚、莫名其妙、往往突如其来而让人无力挣脱的生存状态：Kafkaesque/Kafkaesk（有人将其译为“卡夫卡式的”，其实不妨取其发音和含义，译为“卡夫卡时刻”）。
生前落寞无人识，身后盛名满天下，卡夫卡作为现代文学巨擘的遭遇，似乎与梵高这样被后人发现的艺术大师颇为相似。不过，虽然他的世界声望主要由布罗德为他出版的长篇小说《审判》和《城堡》奠定，但是他在世时也并非毫不知名的隐士作家。他的亲密友人刻意打造的那种离群索居、深藏不露的神秘高人形象，多少是为其增添神话色彩的夸张之举。他离世前发表的短篇作品，尤其是七部单行本，已经吸引了不少识才慧眼。魏玛共和国时期最出名的讽刺作家库尔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对他赞赏有加。同为现代文学巨匠的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曾向他约稿。1915年，卡尔·施特恩海姆（Carl Sternheim）获得了德语文学界专为叙事文学设立的冯塔纳文学奖，却将自己的奖金转赠卡夫卡，以表达对他的文学才华的认可。当时已经声名卓著的赫尔曼·黑塞在卡夫卡逝世前不久的1924年1月，为《新苏黎世报》撰文评论最新的德语文学，也对这位“来自波希米亚的德语作家”报以热烈的赞美之词：“他的德语之好，胜过三十个其他作家之和。”
这些同时代的作家同行所盛赞的，并非写《审判》与《城堡》的那位卡夫卡，而是仅仅以短篇小说示人的卡夫卡。他给整个现代文学与现代美学造成的初次震荡，他的“卡夫卡时刻”的最早爆发，是以为数不多的短篇作品来实现的。与擅长以长篇巨制惊艳文坛的另几位现代文学大师如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德布林相比，卡夫卡可谓独辟蹊径，以小篇幅的惊世之作开启了全新的美学格局。黑塞如此来回忆他在1915年、1916年之交初次读到卡夫卡作品时受到的震动：“我一次次翻回到封面，拼读作者的名字，因为在我眼里，这奇幻同时又可怕、美丽的小说出自一种极为特殊的、童话般的奇异材料，一种由游戏与血淋淋的严肃，由梦幻与最深的奥义组成的蜘蛛网。虽然这前所未闻的小说里有让我当时迷惑不解甚而反感的东西，但我还是为它着迷，从此之后再也忘不了。”这篇奇幻、可怕又美丽的小说正是世界文学中最经典的短篇杰作之一《变形记》。
《变形记》写于1912年11月至12月，1915年10月发表在德国表现主义期刊《白色书页》上，同年11月德国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了该小说的单行本。这部小说的确是卡夫卡短篇小说的顶峰之作，集中体现了他的荒诞美学和叙事艺术，因而也被众多短篇小说选集包括本书选作标题。小说第一句就已经释放出了巨大的爆炸性能量，成为世界文学中最著名的小说开头之一：“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甲虫。”人化为虫，固然惊悚奇异，但是更为荒诞的却是这个炸裂式开端之后渐次展开的整个故事。描述完这奇幻的变形之后，卡夫卡在读者面前勾勒出一个小职员的辛劳日常：变成虫子的他依然在为不能按时上班而焦虑。而公司居然还真的派人上门来催。另一边则是为他不能上班而焦急的三位家人，因为格里高尔是养家糊口的家庭支柱。人虫之变仿佛一道霹雳，在炸碎家庭与工作两套运转机制之际，也让主人公身陷双重束缚的处境显露无遗。接下来，溜出房间的巨虫吓跑了公司协理，遭到家人围堵而退回房间中去，随后逐渐被家人视为异类而报以封锁、鄙夷、冷落，被父亲砸来的一颗苹果重创之后孤零零地死去。发生在家宅之内的围困、歧视、施暴和毁灭，才是这个乍看上去有童话色彩的奇幻故事中最惊悚之处，也是最能撼动世人的阴郁所在。家庭关系里隐含的压迫力量在此浮出表面，借由虫变的机缘，显形为污蔑、排斥并摧毁异类弱势者的实在暴力。变形的已不是那只“害虫”，而是定义“害虫”并惩戒之的所谓“常人”。其中的“卡夫卡时刻”，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的真实的荒诞感和荒诞的真实感。与这种震撼力相对应的，则是卡夫卡叙事的沉着功力。他对细节的精确把握，对节奏的张弛调控，尤其是叙事语言上的干净利落，都让这个恐怖故事具有了格外锐利又层次分明的美学质感。就仿佛他不动声色地引爆一个又一个心灵上的惊雷。移居美国的俄裔作家纳博科夫在他对《变形记》的评析中如此总结道：“你们要注意卡夫卡的风格：它的清晰、准确和正式的语调与故事噩梦般的内容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没有一点诗般的隐喻来装点他全然只有黑白两色的故事。他的清晰的风格突出了他的幻想的暗调的丰富性。对比与统一、风格与内容、形式与情节达到了完美的整合。”
卡夫卡的这种清晰、准确和丰富，在他一生创作的作品中都有体现。如果将《变形记》看作一个关键节点，我们不妨把他的生活与创作分成三个阶段。1883年7月3日，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白手起家的商人，为人精明彪悍而强势，在家中有至高权威。卡夫卡从小就感觉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在布拉格的德语学校完成中学学业后，于1901年10月进入布拉格大学。最初他选择了化学，两周之后就转而学法学，同时旁听了大量哲学、德语文学、心理学和艺术史的课程。在大学期间他已经开始了文学创作，并且结识了终生都钦佩和支持他的布罗德。1906年他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1907年首先就职于忠利保险公司，一年后换到了波希米亚王国劳工工伤保险公司。在这家准官方机构里他一直工作到1922年——他因病提前退休。他选择这份职业，主要是因为在这家机构只需从早上八点工作到下午两点，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写作。就在他入职的那一年，他首次在文学杂志《许佩里翁》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八则带有随笔性质的小品文。1912年，他在好友布罗德的督促下，汇集了自己十八则短篇作品，交给德国的出版家库尔特·沃尔夫出版，作品集的标题是《观察》（Betrachtung）。英语界将其译为《沉思》（Meditation），国内部分学者和出版者沿用了英译标题。这部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卡夫卡第一个创作阶段的完结。
也是在1912年，卡夫卡的人生发生了巨大转折：他在8月13日认识了菲丽丝·鲍尔（Felice Bauer），从9月开始给她写信，开启了一场曲折、纠缠、离奇的恋情。正是在这场恋情的触动下，卡夫卡在9月22日至23日的夜晚一气呵成地写出了短篇小说《判决》，而且激动地向布罗德透露，这是他最成功的一次创作经历。在这部小说里，一个即将结婚的青年男子遭到父亲呵责，并接受了父亲对他“投河自尽”的判决，真的投河自尽了。从卡夫卡当时的处境来看，这不亚于一次极端化的文学实验，以极度强化的方式展示了家庭内部残酷的权力对抗，更透露了身为儿子的弱势者对婚恋难题的无奈和绝望。这一年的11月，他写下了上文详述过的《变形记》，进一步确立了奇幻、犀利、冷酷、荒谬又意蕴深邃的独家特色。这两部在世界文学史上颇有石破天惊意义的作品，也让卡夫卡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创作阶段。在生活境遇中，他与菲丽丝·鲍尔的感情波澜起伏。1914年6月两人正式订婚，同年7月解除婚约。1915年两人重逢，1916年两人和好，1917年7月两人第二次订婚，但不久卡夫卡的肺结核病暴发，他于年底解除婚约，两人彻底分手。在鲍尔之后，卡夫卡在1919年1月结识了尤丽叶·沃里泽克（Julie Wohryzek），并于9月与她订婚。但这次婚约依然没有兑现。1920年7月卡夫卡取消了订婚，此时他与已婚的捷克女记者米莱娜·耶森斯卡往来密切。但两人在1921年1月也中断了恋情。与这些流星般灿烂又短暂的情事同步，他陆陆续续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尝试写两部长篇小说《审判》和《美国》，但都未完成。《美国》的第一章于1913年以单行本出版，标题为《司炉》。《变形记》和《判决》也都分别于1915年、1916年出版了单行本。这三部作品都是以与家庭有矛盾的年轻男子为主人公，所以卡夫卡一度想以《儿子》为标题出版一个合集，但没有实现。写于1914年的短篇小说《在流刑营》在1919年以单行本出版。1920年出版的《乡村医生》合集收录了他在1916年至1917年创作的十四部短篇作品。这五部作品可视为他的第二个创作阶段的创作主干。从狭仄的家居四壁，到不知名的行刑之地，再到风雪夜里的广袤乡野，卡夫卡的笔墨在越来越辽阔缥缈的空间里驰骋，但无不状写出遭受莫名侵袭而茫然失措甚而走向毁灭的个体生命。随着描写题材的扩展，他的想象力之丰沛、叙事之精确、构思之幽深也愈发挥洒自如，荡人肺腑。
从1917年被诊断出肺结核后，卡夫卡便屡次因病休假，赴外地疗养，却始终无法疗愈。1922年1月，他到捷克北部的施宾德尔梅勒疗养，在其雪景的启发下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城堡》，但也没能完成。1922年6月，他因日益加重的病情而提前退休。1923年7月他在波罗的海的海滨度假时，结识了小他十五岁的多拉·迪亚曼特（Dora Diamant），与她相恋。9月，随她移居柏林。在柏林，卡夫卡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写下了大量短篇小说，可惜其中大部分都在他的督促下被多拉烧毁。1924年3月，他病情恶化，不得不回到布拉格，不久之后转入维也纳附近的疗养院，在离他四十一岁生日还差一个月的时候病逝。8月，他未曾得见的小说集《饥饿艺术家》在柏林出版，包含了他的四部短篇小说，其中创作于1922年的《饥饿艺术家》与他最后一部作品《约瑟芬，女歌手或老鼠的民族》都堪称经典名作。卡夫卡惯有的悖论式书写在此再臻佳境，不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存在困境，都获得了极为鲜明又匪夷所思的诡异形象：以绝食为业却也绝食而终的艺术家和仅靠口哨声而赢得歌唱家盛名的老鼠歌手。仿佛卡夫卡在自己的个体生命将终之际，留给了世人两个似是而非的艺术家背影，为现代艺术本身留下了绵延不绝的震荡波。
读者面前的这部短篇小说选，让这横跨百年时空的文学震荡，以传神的中文译文，再次密集又深切地敲击我们的心灵。这里主要汇集了卡夫卡生前以完整、成熟、确定的文本形式正式发表的短篇作品，既有上述七本书中收录的所有篇目，也有发表在期刊报纸上的精彩短文，如《布雷西亚的飞机》和《骑煤桶的人》。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有赖于布罗德对其遗嘱的背叛而传世，即使是残篇，也足可成为现代文学的高峰。但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有着毫不逊色于其长篇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冲击力度，在他在世时就已经赢得了同行的青睐赞许。这些多不过数十页，少则寥寥几行的故事与随笔，在有限的叙事空间中造就了层出不穷的文字奇观，打破了一切既有的写实或浪漫文学传统，仿佛一个个意义的旋涡，将我们拉出看似静好、正常的日常秩序，让我们临近一个个引发惊恐的深渊，刺激我们去反思自己的生活。卡夫卡的荒诞和悖谬，之所以让我们困惑又让我们着迷，也许就在于卡夫卡的怪异图景，对应了我们心灵中最隐幽的恐惧和迷惘，展露了我们那些清晰、理性、常规的世界感知所遮蔽的真相，关于权力，关于压抑，关于认知的真相。他的回环曲折的叙述话语，撼动我们笃信不疑的一切，也撼动文学本身，让我们看清一切言语表述都包含的迷惑性。他在第一阶段创作的极短小文《树》便是如此一篇震撼心灵之作：
在他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创作的那些奇幻故事，将他自身体验过的上个世纪布拉格犹太青年的困苦，配以对暴力的极限想象，演绎成了超越单个特殊实例而具有普遍指向的现代寓言。正是这种寓言性，让我们可以在无奈绝望的儿子、孤独卑微的甲虫、行刑机器上的军官、迷失荒野的医生的身上看到一个又一个随时也可能降临于我们的卡夫卡时刻。但也正是这极端化的文学想象，打破了遮蔽，释放了压抑，让我们拥有了更加敏锐的耳目，去投入这个注定不完满的世界，去体验注定充满无奈的人生。
这本短篇小说选的译者赵登荣，是德语界享有盛誉的一位资深翻译家，求学、任教、治学于北京大学德语系，先后翻译过海涅、黑塞、卡夫卡的多部作品。他所译卡夫卡，深得原作魅力三昧，不刻意追求文笔绚丽，而是在保证中文流畅的同时，着力显示卡夫卡的明快、清晰、准确，在措辞和节奏上都极好地复现了卡夫卡文字的质感和气韵。比如《乡村医生》的开头，中文的简洁洗练恰如原文，寥寥几句，就让一幅画面跃然纸上：
赵先生已于2021年9月仙逝。他留给我们的卡夫卡译文，正如卡夫卡百年前离世时留给世人的奇特文字，都有着恒星般的光辉，穿越黑暗的浩渺时空，与当下正阅读着的我们相遇，让我们于无声处听惊雷，让我们在人生之旅中拥有心灵震悟的瞬间，拥有直面困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