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手工艺、氏族、种姓和性别之分

隐藏于强大的城市分裂和把陌生人与替罪羊加以分离的古老政治之下的，是导致社会分裂的更多基础力量：来自阶级、手工艺、氏族、种姓和性别之分。上述所有社会分歧也对现代以肤色和种族为基础的城市隔离政治产生了更广泛但通常含混难辨的影响。

阶级隔离的故事是这些戏剧中最为复杂和广布的，且与所有其他类型隔离产生关联。阶级隔离可以宽泛地定义为将那些对社会经济资源拥有权力的人和对这些资源毫无权力的人加以分离的冲动。祭祀区、城墙、商人区和犹太人替罪羊隔都无不包含阶级隔离的元素。毕竟，近代城市的财富不平等令人难以置信。在很多地方，法律禁止贵族之外的任何人拥有土地，富人通常居住在城镇通风最佳、最豪华的地方，通常是寺庙或宫殿的附近，并通过建造（尽管小但却）华丽的宫殿复制品来宣示他们的财富。而穷人的住房则往往是自建的，卫生状态欠佳，有时不得不住在高高的公寓楼里，这必定会导致疾病和早逝。最倒霉的人住在城墙之外的棚屋里，这里弥漫着皮革制造厂、染布厂和动物脂肪提炼厂的恶臭。在历史可追溯到古埃及时代的若干城市中，大型雇主在城中建设了独立的工人村，旨在控制他们的劳动力。与此同时，几乎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前现代文明中都可以找到禁奢法，这些法律规定了其所认为适合不同阶层的人的衣服和个人装饰品的种类。古怪的服装并非仅为犹太人保留。这些法律旨在突出阶级差异，并使社会等级在城市生活的匿名喧嚣中更加清晰可见。[37]

另一方面，也有大量证据表明，城市住区中的阶级界线可能并不那么清晰，且具有相当强的渗透性。事实上，某些城市中最富的居民常常真能容忍甚至更愿意与最穷的人生活在一起。例如，在罗马最富的街区帕拉蒂尼山（Palatine Hill，“宫殿”这个词的词根来源于此），富丽堂皇的罗马宅邸与无数小单间公寓、面包店、手工艺品店铺，甚至该市众多的葡萄酒馆和妓院共用一个街区如此司空见惯。在一个大多数人步行或坐轿子的城市里，精英对于城市资源的控制可能意味着坚持让这样的店铺近在咫尺。用最著名的罗马街道观察者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话来说，“家里没有面包师或酒窖，面包来自面包店，葡萄酒来自酒馆”。[38]

富人的土地投机也可以像隔离一样轻易地创造出阶级“融合”的形式。这是古罗马最常见的建筑，被称为因司拉（insulae）的五层公寓楼。为了使这些建筑物产生回报，因司拉的房东通常将较低的楼层租给较富的人，而将不太方便的高楼层租给较穷的租户。楼上的垃圾和人类粪便经常会穿过豪华的窗户倾泻到街道上，噪音和恶臭无处不在，但这都是富人与穷人共享的城市氛围的一部分。

富人对阶级声望的追求也可能带来邻里融合，其地位的标志之一在于被大量地位较低的门客、奉承者和仆从环绕。富有的金主通常希望这些随从居住在邻近。罗马的富人通常允许门客随意进入私宅。他们甚至在家中专门设置了公共区域，以巩固这些跨阶级的关系。但是，导致居住阶级之界线被打破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富人渴望对另一种重要经济资源加以控制，即私人仆从的劳动。贵族的私宅，就如同我们这个时代世界各地的贵族豪宅一样，充当着为富人制造休闲和愉悦的工厂。贵族通常与数十名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生活在一起：厨师、园丁、贴身护卫、乐师、舞者和其他专门的仆人，其中大多数是奴隶。尽管罗马家庭的奴隶住宿区通常被设置在外面的走廊，但将他们与精英家庭最私密的空间隔开的门，即便有也很少。[39]

因此，为控制经济资源付出的努力，可能在导致隔离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居住的阶级融合。此外，其他社会分裂的界线可能会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一种原因在于，富人希望偶尔从城市喧嚣的氛围中解脱出来。富人总是能够买得起城市边缘的第二居所，大多数情况下，这里能远离充满恶臭的工厂和棚户区。当然这样的工厂和棚户区也早就被推挤到城墙之外。公元前532年，有位匿名的巴比伦人在一块泥板上表达了他对郊区的热爱，听起来与今日人们的体验非常相似：“我们的房产似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离巴比伦如此之近，我们可以尽享这座城市提供的诸般好处；但回到家时，城中的喧嚣和灰尘荡然无存。”西塞罗本人创造了郊区（suburbium）这个词。他和其他富人的第二居所散布在罗马周围的乡村，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大城市别无二致。诚然，陪伴罗马贵族金主在郊区度假的门客和奴隶的队列，只算是一种含糊的阶级隔离的增加。然而在17世纪晚期，当伦敦的富人组织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联合运动，以创建一个法律约束的阶级专属住区时，他们选择了一大片郊区土地——西区——而非本城城墙围绕着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市中心。[40]

与此同时，手工艺、氏族、种姓和性别的政治，都可以在更加矛盾的方向上为阶级的空间政治施加推拉之力。最著名的是从事不同手工艺工作的匠人倾向于聚集在不同的街道上，许多街道今天仍然有着与这些手工艺相关的名字。历史学家对大多数手工艺匠人聚集于这些同名街道中所持续的时间表达了若干怀疑。然而，工匠试图对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控制，有时确实意味着把同业公会的会馆设置在同名的街道上，并且某些行会还会对街道上的商业行为加以监管。直到今天，就某些类型的商业而言，当同一市场的竞争对手将他们的店铺集中在城镇的同一区域时，业务才能做得最好。[41]

在住区由宗族政治决定的城市中，阶级界线比其他地方更加模糊。比如西非的约鲁巴兰，从奥巴（国王）中央宫殿向外辐射的街道将城市划分为若干个楔形区，分别由不同世系家族的庞大院落占据。家族中较富裕的成员为贫寒的亲属提供经济接济，包括在院落中为他们腾出空间，恰可借此彰显他们的显赫地位。某些世系家族比其他更具有特权，住所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差异。但即使在城市的中心，即奥巴王宫周围的地区，也基本上没有富人聚集，因为禁止奥巴国王的亲属享受他的王位所赋予的财富或地位。[42]

相比之下，印度部分地区和其他印度教社会实行的种姓政治，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收紧了阶级界线。种姓政治起源于古代，可能是当瓦尔纳（varna）的宗教观念与基于氏族的社会类别阇提（jati）融合之时。瓦尔纳，有时被误译为“肤色”，更为准确地表示出人们与众神相关的仪式纯洁能力（capacity for ritual purity）。印度社会的三个上层瓦尔纳或“种姓”就其奉献而言是最洁净的——婆罗门（祭司）位居其首，其次是刹帝利（统治者和战士）和吠舍（地主和商人）。低种姓，或首陀罗，通常被认为完全不具备仪式洁净能力。阇提或者“出生”这一概念，最初可能是指早期印度社会的氏族关系，但它也可能有助于将一个人的仪式纯洁程度固化为一种遗传特征。阇提还是用以指称每个瓦尔纳中众多亚种姓的词，通常由不同的手工艺和职业群体定义，也被视为由出身决定。[43]

由于高种姓成员必须避免与低种姓接触以避免污染，因此瓦尔纳和阇提要求空间分离。即使是一个不洁之人的影子掠过婆罗门的路径，都将触发繁复的净化仪式。上层种姓通常被禁止与低种姓的人分吃面包，通婚更是一种诅咒。公元前300年的一篇关于种姓的文字，就如何把城市划分为不同的种姓社区向国王提供了精准建议。而且在许多地方，种姓领袖或长老会（panchayats）会与执政者就包含独立住区等特权进行协商。

也就是说，前现代的印度社会从来没有任何类似单一种姓制度的东西。在广阔的次大陆上数百种瓦尔纳和阇提的地方传统共存。在城市的匿名空间，种姓可能与阶级一样难以确定。来自其他城市的移民也会让情况进一步复杂化，战时干扰也可能导致同样后果。违反禁忌的性和婚姻不断创造新的种姓亚群。长老会精心设计的分离模式，可能会屈服于变幻莫测的房地产市场。但就种姓群体与经济地位的联系而言，种姓政治的戏剧代表了一种比现代早期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彻底、更明确的按地位和阶级实施居住隔离的计划。[44]

性别的居住隔离也与城市中的阶级政治相交。深闺制度——或称“帷幕”，旧指妇女蒙面纱、为不同性别的人提供相互独立的便利设施，以及将妇女限制在家庭中独立的区域——可以追溯到古代亚述和巴比伦。早期和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包括拜占庭帝国，也实行女性隔离和遮盖，印度的葡萄牙人在17世纪也是如此。伊斯兰社会在中世纪采用深闺制度，蔓延范围之广，从北非直到东南亚。这种最刺目的性别隔离形式一直持续到我们当今时代。深闺制度对城市居住隔离产生的最重要影响是在家庭内部，女性往往被限制在独立的房间中，在阿拉伯语区称为harem（闺房），在南亚称为zenana（也是闺房的意思）。并无任何记录表明曾有过在城市中为男性和女性创建专属的独立住区的努力，但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托普卡帕宫内的大哈里姆（harim）与之非常接近——这是苏丹数十位皇妃的住所。

苏丹的哈里姆更能解释另一个观点——女性在家庭中的隐居也可以当作城市空间阶级鸿沟的又一个炫耀性建筑标志。由此观之，深闺制度反映了城市性别和阶级隔离历史中一个更大的趋势。在所有文明中，城市的发明似乎与男性对社会统治的急剧增加相吻合，与诸如恰塔胡由克在内的较少等级制度的原始城市定居点相比肯定如此。但富人最有能力在空间上表达这种支配地位，将男性认同的工作和国家治理的公共空间与以家庭为中心的私密的女性空间分隔开来。相比之下，对于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城市居民来说，工作和家庭的隔离程度要低得多。男性当然是统治者，但就前现代世界的大多数城市市场、店铺和街道而言，性别之间的空间界线并没有那么严格。[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