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庙的长长暗影

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也就是7 000年前，据说美索不达米亚之神马尔杜克命令他的祭司和崇拜者在名为埃利都的地方建造一座寺庙。1854年，考古学家在今日伊拉克一片风吹沙丘之下发现了这座城市，很多人认为它就是最古老的城市。然而，在此之前很久，公元前600年，一群巴比伦诗人已经将埃利都视为隔离的发源地，声称这座城市是在马尔杜克命令其追随者拱卫“他的圣所……众神栖居的神圣之地”时形成，在周围为服务圣所的凡人提供单独的住处。[1]

早在马尔杜克的权力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的不动产之前，人类聚居地就已有各种各样的分界线。当然，本质上来讲，所有住所的墙壁与屋顶其实都是把受庇护的空间与暴露的空间进行“隔离”。如果没有一簇簇墙壁屋顶构成的蜂巢般的建成环境，无论是城还是镇，都将是无法存在的。但是，我们确乎有可能去设想并不存在马尔杜克提出的那种类型隔离的聚居地。事实上，考古学家于1960年代在土耳其一个名为恰塔胡由克（Çatalhöyük）的地方发现了这样一个“原型城市”。恰塔胡由克房屋的内部结构比埃利都还要古老1 000多年，它们本身以简单却又熟稔的方式进行了细分。烹饪空间被壁炉隔开；食物存储区中有地窖谷仓；祈祷、睡眠和做爱则发生在别处；逝者也有自己专门的地方——埋葬在地面之下。与晚近城市中的情况相比，男人和女人的地位显然要平等得多，尽管有人可能会认为某一性别的日常活动要超过异性。

恰塔胡由克的户外，由房屋的墙壁划分为独立的单元格。但是在城镇的蜂巢之中，甚少证据表明有多样化活动或者功能的隔离，而这样的隔离是把城市与单纯的聚居点加以区分的关键。恰塔胡由克的所有居民做着近乎相同的事情：他们都务农。一些城镇居民兼职做工匠，但他们的作坊似乎占据的是房屋中的另一个空间。唯一清晰可辨的大尺度分界线是将城镇与周围的农田和荒野截然分开的界线。恰塔胡由克的建造者甚至未在城镇建筑之间为街道留出空间，这些建筑共用墙壁彼此紧挨（为了四处走动，人们可能会爬上梯子穿过顶棚上的门，然后在屋顶上行走）。所有房屋看起来几乎是相同的。有少数房屋比其他略大，有的房子地面之下埋葬的逝者比其他房子要多几个，暗示某些地方可能是比其他地方更为重要的仪式场所。但它们都有大小近乎相同的容器以储存谷物，这意味着人们的经济状况大致平等。关于分割空间的问题，可能导致若干复杂的政治戏码。比如，究竟哪些空间属于社群中不同的成员可能会引发争吵——在某些社会中，这种冲突可能会导致私有物业之间划地为界。然而，无论恰塔胡由克的居民之间是否存在上述矛盾，他们几乎没有利用城市空间隔离作为区分富人和穷人——或区分强权者和从属者的手段。[2]

那么，正如巴比伦诗人所言，马尔杜克要求为诸神另辟专门空间栖居，“其心悦之居所”，诗人正是如此称呼埃利都的神庙，因此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这样就把神圣城市区域与普通人的居所分离开来。

不言而喻，神圣的指尖一抬，城市中的不平等和隔离随即出现。尽管埃利都在神话中的地位是苏美尔王权的发源地（在叙事中会提及的另一个姓名是恩基，也就是马尔杜克的父亲和地球的创造者，也是这个城市的创立者），但埃利都的神庙1 000多年来一直平淡无奇，平面图可见它易于接近，畅通无阻。古代的城市不平等形式并非总需要依赖隔离呈现，反之亦然。在埃利都的第一个千年里，该地区其他地方的人在附近建造了无独立城镇的崇高圣地，以及并无神圣区域的城镇，但看上去不平等愈演愈烈。[3]

尽管如此，很明显自公元前4000年之后，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时代，以埃利都为模本的苏美尔独立神庙区已成为城市精英官员与知识分子——本地祭司之间发生重大政治冲突的场所。这些冲突最终导致专制派系的统治，进而导致第一批神圣任命的城市之王和王后的出现。在这些城市中，围绕着神庙发展出更大面积的“神圣政治区”，其中包括皇宫，以及更重要的城市粮仓——表明中央控制食物分配体系的发展。有史以来第一次，令人生畏的城墙把神圣之王的城市领地围绕起来，表达了有意把除了城市特权人群之外的所有人排斥在外的信号。

随着政府和宫廷知识分子职权的强化，他们也对城市土地的分配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权力，城市隔离措施愈发严重。君主和祭司渴望满足神明对辉煌居所日益增长的需求，很多世纪以来反复下令重建宫殿寺庙（palace-temples），通常每次重建都扩大规模，使它们更加宏伟。由于旧建筑拆除之后的瓦砾通常会被仔细地堆放，成为新建筑的基础，因此神明的专属居所就开始向上伸展。[4]

通过这种方式，美索不达米亚著名的塔庙不断发展，巨大的城市建筑诞生了，在延续至当今时代的城市分裂政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传奇暴君吉尔伽美什时代，乌鲁克的伊安娜神庙区（女神伊安娜或伊什塔尔的家园）建造于高高的人造土丘之上，四周为巨大的城墙环绕——高耸如山，把神庙与城市其他地方隔离。平等主义的证据早已不复存在：

他建造了坚固的乌鲁克城墙，

伊安娜耀眼的宝藏（或仓库）！

看，它的墙壁如同黄铜一样闪闪发光，

就这样俯瞰着下方，再也没有平等可言了

沿石级而上，从遥远的岁月走来

来到伊什塔尔的居所——伊安娜神庙，

自此之后，未来之王，任何人类，都不会再有平等可言。[5]

自下向上观之，塔庙及其周围的建筑提供了天堂一般的景象，漂浮于城市其他部分的上方，展示着它的威严。因此，圣域成为当时重要的大众传媒，散布实实在在的宣传，即众神和他们的皇室仆人将确保每个人都获得丰收、繁荣、健康与和平——或至少战争胜利。[6]

考虑到战争，吉尔伽美什这样的统治者强化了第二种巨大城市隔离的基本形式——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隔离。乌鲁克城环绕的高墙几近十公里长，围墙也宣告了这座城与神的联系。

向上走，走出乌鲁克的城墙

细察它的基台，细究它的砖砌

砌筑它的不是窑中烧出的砖吗？

为它奠定基础的不是七位巧匠吗？[7]

在复杂的城市出现之前，城墙就已经到来。一万年前，所有已知原始城市中最早的耶利哥城就已经被著名的城墙环绕，这道城墙随着约书亚号角的吹响而倒塌。(1)相比之下，乌鲁克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才建起了城墙，之前已有一千年的无城墙历史。然而，城墙为城中王室带来诸般好处。除了提供军事防御和加强神圣统治宣传外，城门还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地方，可以向外来者征收通行费。城墙的保护，可以确保城市居民的忠诚；被视为不忠的人可能会被驱逐到城墙之外。城墙可供城市炫耀财富——正如吉尔伽美什的编年史记录者指出的，砌墙用的是窑烧的砖，而不是阳光下晒干的廉价砖！更抽象地讲，城墙也可供把城市的优越文明与腹地文明加以对比。城墙之内的城市居民可以享有闻所未闻的财富和闲暇，瞧不起周围田地上劳作的农民。在史诗中，美索不达米亚人把城市生活与城外荒野的境况加以对比：城市中充斥着盛宴、欢乐和刺激的性行为尝试，而城外荒野中生活的人则是乡巴佬、苦力、野蛮部落、流浪者、帐篷居民、半兽人和草寇。[8]

这两种最古老的城市隔离形式，也带来了与之相关诸多悖论中最持久的一种。如果说纪念性建筑和城墙能够极大地提升天赐的王权，那么它们的创建本身就需要耗费巨大的权力和资源。乌鲁克的神庙需要耗用数千万块砖，而城墙所需砖数以亿计。每块砖的烧制，都需要大量稀缺的燃料。还需要数万双手去砌筑。然而，这样的庞大建筑也同样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建造它们的神圣之王的脆弱性——最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抵御无数强大的敌人，从王室的敌对成员到不开心的纳税人，再到成群结队的牧民，这些人有时确实会从荒野中集结起来冲进城墙之内。

然而，最大的威胁来自其他城市。随着像乌鲁克这样的地方不断发展，为了养活城市人口，就不得不向农村深入，因而增加了它们侵犯其他城市聚居地疆域的可能性。敌对的神主对于这些威胁作出反应，建造起辉煌的庞大建筑和令人生畏的城墙，自己也发动起征服战役，有时还会把大量城市笼络于一个帝国的控制之下。

正是以这种方式，政府和它们的祭司阶层做出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动：他们开始跨越漫长距离散播城市隔离。首先，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地区的塔庙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威严[乌尔城的塔庙被称为“基台被恐怖覆盖的房屋”（house whose foundation platform is clad in terror）]。随后它们向北和向西扩散到新月沃地。例如，在尼尼微，亚述皇帝辛那赫里布建造了一座“无可匹敌的宫殿”（公元前700年）。一个世纪之后，巴比伦皇帝尼布甲尼撒为马尔杜克建造了一座巨大的两层塔庙，他称为天地之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巴别塔。与此同时，这些古老的构筑物有助于激发更远地区城市划分的其他宏伟的标志——埃及城市的法老圣殿；波斯、小亚细亚和希腊的卫城；以及罗马卡比托利欧山上的朱庇特神庙。在塔庙的所有嫡系后裔之中，对后来的世界历史最重要的，是公元前950年左右由虽小却统一的以色列和犹太王国的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建造的，包括一座王宫和一座供奉圣经神耶和华的庙宇。锡安山注定要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世界三大一神教信仰不朽的城市避难所。[9]

随着影响深远的隔离由苏美尔向外传播，类似的政治戏剧也在世界其他联系不那么紧密的地区上演着。这些意义深远的隔离新传统向外辐射，遍及广阔区域，偶尔还与别处辐射的其他传统交汇。今日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萨拉斯瓦蒂山谷中分裂程度没那么严重的城市，包括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可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它们与同时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有贸易往来，并可能引入了苏美尔城市政治的若干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最早的城市文明中的城市，比如克尔马、梅罗埃和纳帕塔，于公元前2200年之后在尼罗河中游地区兴起。几乎可以断定它们影响了埃及法老的城市实践。[10]

相比之下，后来在非洲其他城市发展起来的最早的神圣政治区（sacropolitical districts）——例如西非（公元500—800年）被称为“宇宙之脐”的伊莱-伊费（Ile-Ife）或大津巴布韦和非洲南部其他地区的石头宫殿（公元1000—1500年）——是在相对隔绝、未受外部影响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美洲的古老城市也是如此，例如今天秘鲁的卡拉尔（公元前2600年），用于颂扬和安抚诸神的专属之地正是从此城向北散播到中美洲，最终抵达宏伟的特奥蒂瓦坎城，坐落在今日墨西哥城的位置，日后对玛雅若干伟大城市产生影响，也对阿兹特克人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产生了影响。[11]

与此同时，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中国，正处于商朝，也近乎独立地开启了纪念性城市建设传统。此时的风水学家撰写了现存最早的城市规划著述，最著名的是《周礼》。其作者坚持认为，国君应居住于正中间有围墙环卫的“禁城”或“皇城”之中，城市的其余部分则由更大的一圈四四方方的围墙包围，围墙的方位与指南针定位分毫不差。这种基本形式可有若干变体，为贯穿中国三千年历史的王朝都城提供了范本，终于在公元1421年之后的中古时代的北京城达到顶峰。类似的城市分区模式传播到韩国、日本和今日所称之越南。[12]

在东南亚，中国传统与同期在印度产生的更为多样化的纪念性建筑的传统发生重叠。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颂扬古老的因陀罗——战争与风暴之神，而因陀罗城（Indraprashtra）可能位于今天德里的城市范围内——“城墙高与天齐”“城门如在云端，高如曼陀罗山”。德里后来的君主，无论他们是印度教徒、佛教徒、波斯人、穆斯林还是阿富汗人，似乎都一心想要自己建造的不朽的因陀罗城，每位都在亚穆纳河畔同一地区的不同位置营建。莫卧儿皇帝沙贾汗在17世纪超越了所有人，他以巨大的红堡为他建造的德里（他称之为沙贾哈纳巴德）加冕。在印度各地的城市中都可以发现类似的纪念性建筑。但在所有印度教和佛教君主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首都无疑是位于今日柬埔寨的吴哥。这座城市高耸的莲花塔上有着繁复的装饰性雕刻鎏金图纹，意在唤起人们对于印度教众神栖居山脉的想象。[13]

就世界上大多数最宏大的帝国而言，似乎都发现城市的纪念性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分裂政治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权力表达方式。但是隔离的蔓延并非已成定局。在某些地方，至少在特定的时期涌现出了另外的可能。例如，在穆斯林文化中，一种更谦逊、开放和平等的城市想象在不同时期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城市中都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所有人都可以礼拜的地方，也是统治者会聆听他的臣民抱怨的地方。然而，随着伊斯兰教在三大洲的扩张，哈里发越来越多地诉诸城市来表达力量，在巴格达、开罗、伊斯坦布尔、阿尔及尔、非斯、拉巴特和科尔多瓦等地建造了纪念性城市。[14]

在欧洲，日耳曼入侵者洗劫了罗马帝国的众多城市，在这一所谓的黑暗时代，纪念性建筑荡然无存。当它重新出现时，当权者在彼此难求安定的竞争中建造了大教堂等神圣纪念建筑和领主城堡等政治纪念建筑。在十字军东征期间，随着基督教战士在他们征服的圣地区域建造威严的山顶堡垒，上述建筑竞争才开始减弱。这样的山顶要塞（citadella）后来在饱受战火蹂躏的近代欧洲大量出现。当欧洲人扩张到美洲，又从非洲扩张到亚洲时，他们把对城堡的狂热带到了远至波多黎各圣胡安的埃尔莫罗、魁北克城的高堡、西非的黄金和奴隶贸易堡垒，以及亚洲殖民城镇中围墙环绕的欧洲区——“西班牙马尼拉”“荷兰巴达维亚（爪哇岛）”和“英国马德拉斯”等地方。在这些地方，官员再次把政治和神圣加以统一——至少名义上如此——因为他们往往会把高墙拱卫的地区称为“基督教城”。[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