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贝克尔的《局外人》

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

So let it out and let it in

——甲壳虫乐队：《嘿，朱迪》

霍华德·S.贝克尔是当代社会学界谜一般的人物。他曾获美国社会学会终身成就奖，这几乎是美国社会学家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他还曾当选为社会问题学会会长，这同样是青史留名的荣誉。他的《局外人》高居国际社会学会选出的20世纪百大著作第31名，问世至今从未绝版。然而，这样一位名满天下的学者在社会学界却是一个数得着的异类。他虽不乏“顶刊”论文，投稿却屡屡被拒。他在名校教书，却没几个人能说得出他教出了哪些大牌的学生。他在社会学界无人不知，他的理论和方法取向却从未成为主流。他倡导清晰朴实、言之有物的文风，新一代学者却往往以艰深晦涩、炮制术语为时尚。他做研究的方法再简单不过，今日的“顶刊”论文却充斥着令人炫目的公式和图表。他研究音乐和吸毒者，将音乐而非社会学视为自己的主业，甚至毫不讳言自己吸毒的经历，这更是令我们这些等闲之辈难以仿效。可以说，贝克尔本人就是美国社会学的“局外人”。

《局外人》以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话开篇：

所有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规则，并尝试在特定的时间以及情形之下执行这些规则。这些规则会对各种情境和相应的行为种类作出定义，将其中一些行动认为是正确的，而将所禁止的另一些视为错误的。当特定规则得以执行之后，被认为违反了规则的那个人就会被群体视为一种特别的人，一个被认为无法遵循群体所制定的规则生活的人。他就被视为局外人。

作为老师，我曾不厌其烦地将这段话推荐给我的研究生，因为这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的写作范本。深刻的思想从不需要晦涩的语言来掩饰。简洁有力，拒绝故弄玄虚，却在质朴无华的语言中传递出深刻的社会学思想，这是《局外人》的独特魅力。关于这本书的学术思想，我在这里简单说两点。

首先，《局外人》是符号互动论的杰作。芝加哥社会学派先驱W.I.托马斯（W.I. Thomas）曾有一句名言：“如果人们将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它们的结果就是真实的。”这至今仍是符号互动论最重要的理论主张。此处的关键在于，人们的选择和行动并不是基于研究者在内的他人的思维方式，而是基于他们自己对其眼中世界和自我的理解方式。符号互动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芝加哥大学。不同于当时已经蔚为大观的心理学研究，符号互动论将自我置于社会互动中来考察。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强调行动时所发生的实际状况，认为行动者总是在积极寻求解决自身遇到的实际问题，并在其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寻求创造；自我绝非一个静止的、孤立的客体，而是始终处于活跃的反思状态，始终在观察周边的事态并调整自身的策略，因此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始终受到我们所理解的他人反馈的影响，我们不断与我们自己进行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审视和评估自我。社会学家常说自己是研究社会的，但如果不做进一步说明，这种说法就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贝克尔睿智地指出，社会学家研究的对象其实是集体行动，因为人的行动总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即使一个人关起房门干鬼鬼祟祟的勾当，他同样在行动的同时关注他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作所为以及可能的反应，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贝克尔反复告诫我们，无论是大麻吸食者还是舞曲音乐人，从这些“局外人”本身的特质来定义他们或预测他们的行动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些人的特质恰恰来源于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以越轨者为例，统计分析是研究越轨最常见的手段，但它的基本思路是将有别于寻常状态（往往以平均值测量）的人和事物视为偏差，因此势必将许多越轨者排除在外，同时将许多未违反规则的人包括在内。另一种方式是将越轨行动加以病理化处理，但一方面，我们很难找到众口一词的判定标准；另一方面，病理标准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重大变动。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大量关于自闭症、抑郁症以及其他精神疾病的社会学研究。另一个例子是种族。黑人和白人如何区分？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但一旦我们深入历史的细节，问题就会越来越复杂。比如，直到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裔在美国一直被视为有色人种。因此，在贝克尔看来，族群只有一个可靠的判定标准，那就是群体内部的人自认为是一个族群，同时外部的人也认为他们是与自己不同的族群。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我想知道中国最知名的知识分子是以什么标准将自己划入某某“主义”的阵营，但当我采访他们时，却发现即使被贴上同一标签的知识分子，对这一标签的定义都是相互矛盾的。我意识到，当倾听一个知识分子谈论自己的立场时，我必须知道他心里所想的对立面是什么，因为抛开参照群体谈论他们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回到越轨的例子，贝克尔并不是在通常的意义上要求我们探究越轨行动的社会起源，而是敦促我们关注“越轨者”这一标签本身。在他看来，不是越轨定义了行动，而是行动定义了越轨。换言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什么人越轨，而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人要给另一些人贴上“违规”或“越轨”的标签，这种贴标签行为的后果又是什么。

其次，《局外人》展现了过程社会学的精髓。虽然黑格尔、马克思、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等哲学先贤对社会过程有过深刻的论述，但除了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等少数学者，社会学向来重结构而轻过程。在理论层面，社会学的“静态化”在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社会系统那里达到顶峰，承担不同功能的AGIL子系统将结构功能主义的静态均衡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方法层面，基于变量的回归分析早已成为社会学的标准手法，量化学者们费尽心力用一个又一个建立在均值基础上的自变量来预测因变量。贝克尔反其道而行之，强调越轨是一个社会过程，是行动者与其回应者之间互动的过程。首先，越轨往往始于违反某种规则的行动，而且往往是非蓄意的违反行动——并非越轨动机导致了越轨行动，而是越轨行动引发了越轨动机——这其中涉及行动者让自己降低甚至消解对规则的敏感性的过程，或者说，行动者在与其他越轨者的互动过程中习得了特定越轨活动的亚文化。其次，尽管有一些越轨者渴望被他人发觉，但大量越轨者在越轨初期会进行某种形式的自我惩罚。再次，一旦越轨行动被他人发现，越轨者会被贴上各种负面标签，他人会以类似于平均值的普遍思维方式来看待越轨者，这很可能导致越轨行动的持续，使越轨者发展出非法的例行生活，直至达到越轨生涯的最后一步，也就是加入有组织的越轨群体。当一个越轨者发现自己的所有朋友都是同一越轨行动的参与者时，他就知道自己再也没有退路了。在足以称为传世之作的第三章《成为大麻吸食者》中，贝克尔基于深入的田野工作，指出对于大多数初次尝试者来说，吸食大麻并不是特别愉悦的经历——他们是学会享受大麻的！这些越轨者通过与其他大麻吸食者的互动，一步一步学会吸食大麻的技巧，一步一步学会如何体验大麻所带来的快感，一步一步学会享受大麻的药效。其实，何止是越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都可以从社会过程的角度加以分析。我的老师黛安娜·沃恩（Diane Vaughan）在《分手：亲密关系的转折点》（Uncoupling：Turning Point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中告诉我们，“分手”是一个情侣双方以及相关他人相互协商的社会过程，这一过程始于看似微不足道的单方秘密；在充满了偶然和意外的过程中，情侣们一步一步走向分手。事后看来，一切似乎从一开始就已注定，但对于当事人来说，这却是一个爱恨交加、追悔莫及的过程。

贝克尔于2023年8月16日去世，社会学界失去了最有灵气的一位学者，他所代表的那种摸爬滚打于街头、出入于市井之间的社会学家早已不是学界的主流。那么，今天读《局外人》还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关键不在于具体的论点，而在于它所代表的视角。正如贝克尔反复提醒我们的，我们之所以有太多糟糕的研究，原因并不在于具体的研究技术或理论，而在于做研究的视角；如果转换视角，我们往往会有焕然一新的发现。《局外人》的意义正在于，它让我们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做研究，社会学还可以具有如此的想象力。

李钧鹏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主编

2024年2月2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