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言：过渡中的思想史

达林·M.麦克马洪 塞缪尔·莫恩

人们很难记得曾有过这么一段时期：思想史在更为宽泛的历史研究以及整个人文学科中占据着如此中心的地位。思想史领域当然只是众多相互竞争的学科路径中的一个。可对于它的精英主义以及无关紧要的指责却挥之不去，这些指责也许永远不会平息。不过，相对而言，目前思想史正享受着一个几十年来所未有的声名鹊起、充满自信的时刻。然而，对于一个其实践者以智识上的自知为傲的领域来说，与其名声的上升相伴的可能是自我反思的衰退，这就颇令人惊讶了。

最近，鲜有在理论上试图为思想史“正名”，试图解释是什么使其实践具有价值、在方法论上具有合理性的论述。这种情况颇具讽刺意味。关于思想史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曾经存在激烈且引发分歧的种种争论，那个充满争论的时代可能仍是一段鲜活的记忆，但它是一段遥远得不可思议的记忆。大家如今似乎相处甚睦：思想史家与其他史学领域的史学家、思想史家彼此之间都是如此。然而就在一代人之前，这一领域还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力量对它的边缘化——如果不是要将其灭绝的话，这意味着将它强制放逐；这导致一个时代的出现，那个时代充满激烈的理论上的自我审查和争论。现在，思想史正处于上升阶段；一种相互推崇在曾经发酵了尖锐争辩的地方蓬勃发展，甚至达到自鸣得意的程度。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曾用《士师记》（21:25）中的箴言来描述当前的史学实践：“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1]事到如今，建立一种共同制度的希望也破灭了。每个人都在打理各自的私人花园，仿佛书写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个人任务。

这本论文集的目的，正是反思此种非同寻常的逆转，并规划该领域未来的方向。这些论文出现在一个“过渡”时刻，因为欧洲思想史这一领域正处于关键时刻。尽管思想史家在最近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他们如今无法宣称已经就如何开展研究工作达成广泛共识，而且他们似乎常常缺乏把替代方案讨论清楚的意愿。当前这种状态是轻松舒适的。然而，缺乏自我反思和理论竞争——这些曾经是强制性的，而且可以说是过度的——就可能演变成在一顶宽敞舒适的帐篷下对折衷主义的庆祝。

如果折衷主义是一种风险，那么它也是一种机遇，它为思想史家提供了一种前景，即通过新的开放和交流来丰富自己的领域以及进行更广泛的历史实践。一个更加广阔的学科世界在召唤着我们，一个往往难以捉摸的学科交叉（及国际）的空间也在召唤着我们。思想史家在培育这种空间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欧洲思想史的史学家尤应意趣盎然地去这么做，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刻：许多研究者与欧洲人曾经统治过的遥远土地以及他们的思想长期旅行的地方没有联系，“欧洲”研究对他们而言似乎越来越狭隘。在这个全球时代及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一领域的关键时刻，从实践中抽身出来，进行一次理论反思是合适的。现在正是总结欧洲思想史的发展历程，评估它在当前所处的位置，并反思其未来可能性的时候。[2]

思想史的复兴

“一种萎靡不振的情绪正在思想史学家中蔓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一篇首次发表于1980年，且经常为人引用的文章中说，“20年前，他们将自己的学科视为历史科学的女王。今天，她似乎很卑微了。”[3]达恩顿承认，这种失势既不突然也不彻底。严格而言，思想史并未达到过他所暗示的高贵地位。然而，这篇文章很好地捕捉到了思想史家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享有的声望是如何从60年代开始遭到质疑，并在随后的20年间不断受到侵蚀的。

这一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是社会史的惊人崛起。这是方法论上的一次突破，它常常与量化方法联系在一起，并引导了这样一种普遍的情绪，即关注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就是忽略了人类中的很大一部分成员。通常，社会史学家有充分的理由指责，思想史翱翔于观念论式的抽象化，在飞行中迷失了自己，它低估了物质因素对于塑造人类过去的重要性，并忽视了普通人的困境。因此，他们尽一切努力将被排斥在外的人纳入历史记录。不久，社会史的潮流进入了其自身的自我审视和“危机”时期，因为一些最有能力的实践者开始感到，对量化的不懈关注使历史学家忽视了甚至是最卑微者的生活中富有意义的维度。长期以来，法国的“心态史”传统一直试图再现普通人的心态习惯，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则旨在通过向人类学及其他理论的全新求助来解释意义，这些理论将“文化”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符号网络来加以理解。“新文化史”对传统思想史的影响与上一次的攻击相似。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史认为过去的思想形态只要不被其精英主义所沾染，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关紧要的，与之类似，新文化史对意义的关注，表现为给予对普通男性和女性精神世界的深描以特权，并倾向于不去考虑在它看来已经过时的思想史。[4]

社会史危机后意义的回归对思想史而言是不利的，这似乎令人惊讶，尤其考虑到新文化史的一些拥护者，追随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相关文学学术运动，他们最终最感兴趣的是利用对于意义的人类学重构，来阐释与高雅文化相关的文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思想史家自己开始坚持一些理论的重要性及其中心地位，这些理论阻止他们自己的学科在文化史崛起中扮演任何公认的角色。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日益关注表明，过去的历史学家对意义和文本性作了相当简单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工作，现在则需要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正是这种新发现的复杂性导致了晦涩难懂的阋墙之辩，这些辩论意在于整个历史学科中将思想史边缘化。

因此，在思想史离开历史研究受优待的中心的同时，思想史家自身也在进行着尖锐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性考察研究。20世纪70年代，思想史家就已经在谈论他们学科中的“危机”。1980年，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L.Kaplan）在康奈尔大学组织了一次大型会议，主要就是为了应对这种自我诊断出的痼疾。由此出现的论文集，《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并没有声称自己是全面综合的，但它的确是变化的晴雨表。思想史是否应该进行一次语言转向？如果应该的话，那么转向什么方向？有哪些不同的方法可以用来将意义和语言理论化？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所开创的工具和批评视角是否可以为思想史家提供一种阅读文本的新方法论？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作为年鉴学派的最新接班人代表学派发言，他认为对于思想史学家而言，仍存在着撰写文化的社会史或社会文化史的途径，这种文化的社会史或社会文化史更多关注思想的传播、接受、生产和消费等问题。论文集的撰稿人探讨了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作出了回答，这些回答认真深入，在今天仍有价值。[5]

卡普兰和拉卡普拉的冒险事业将欧洲思想史带到敏锐性的高点，带到前所未有的自省式诘问。同时，这项事业似乎将思想史家与历史学科的其他分支分离开来，那些分支的成员并不总是有同样的紧迫感，感到需要理论性阐述和反思。事实上，思想史家的自省似乎让一些人几近“退役”。在一篇经典的评论文章中，约翰·特夫斯（John Toews）担忧，对思想的语言维度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史学实践的大量竞争性指导，正使得一些人绝望地举起双手。他写下了阅读理论严谨的思想史的经历：“人们开始怀疑，是否有可能在不必停止‘做’历史，且不必只限于思考历史的情况下，完全避免（有缺陷的）理论陷阱。”[6]

尽管该论文集的一些撰稿人仍然感到25年前的那个自省时刻有其必要性，或者渴望恢复它所失去的一些特征，但它也许已经值得研究者去超越了。对于危机和边缘化的反应引发了思想史家开创性的自我审视，这种自我审视不仅导致了阋墙之争，而且还造成了该领域的自我隔绝，因为对于怀有兴趣的行外人士而言，进入该领域——哪怕只是友好地理解该领域，其门槛都变得令人生畏。对一些人来说，专注于方法论和理论上的自我审视，就有将思想史转化为史学批评的风险，并由此放弃与更宽泛的历史学科建立更有成效的关系。

在当代人眼中，学术的视界却完全不同。敌对势力不再出现在大门口，这个领域似乎已经远离了危机时期。所谓的文化转向已经被它的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所放弃，而史学政治的发展方式也有助于思想史摆脱其污名，甚至使它再次流行起来。[7]美国国内一些知名大学任命了思想史讲席教授，《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等老刊物复兴，《现代思想史》（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等新刊物创刊，学生、出版商和读者重新产生兴趣和激情，这些都证实了这样一种明显的感觉：某些变化已经发生。然而，这种成功本身也为自我质疑提供了新理由。今天，是什么将思想史家团结在一起？他们如何回应一种持续存在的当务之急，即找出一种合理性的依据以界定该领域的路径和方法？这些路径和方法与更宽泛的史学事业的路径和方法息息相关。

一系列提议

这里收录的论文代表了欧洲思想史的新一代研究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作出的尝试。这些论文反映了作者对前几代历史学家的深切感激，那些历史学家培养训练了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了关键性的方法论指引。它们也表明了一种新的信心、种种新途径和出发点。

开篇的一组论文回顾了20世纪一些主要的思想史流派，并力图展现在理论和方法论的介入中，哪些流派延续了下来，哪些可能已然耗尽了生命。达林·麦克马洪首先考察了观念史的边缘化——也许是考察了它的回归。他认为，尽管该学科的创始人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今天更多遭到忽视而鲜少为人所阅读，但他理应得到后人更高的评价，并且可能仍然是当前反思的一个富有成效的源泉。彼得·戈登质疑了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这位杀死非语境“观念史”之龙的著名圣骑士对穷尽式语境解释的热情。这两篇文章结合在一起，表明了一种精神：尽管该精神仍然是极度历史主义的，但它决心从事在短短几年前会被谴责为观念论的东西的研究。对麦克马洪而言，观念历经时间，具有足够的一致性，这值得在“长时段”中加以解释。对戈登来说，历史学家所参与的批判过程要求他们关注他们所研究观念的超越性语境以及具有约束性特征的语境。

麦克马洪和戈登对昆廷·斯金纳著作的讨论，都让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本论文集中没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与剑桥学派相关的思想史方法，而剑桥学派是由斯金纳和诸如J.G.A.波考克（J.G.A.Pocock）、约翰·邓恩（John Dunn）等同事一起创立的。这种排除既非故意，亦非有预谋。事实上，本书的不少撰稿人（最著名的是大卫·阿米蒂奇）是直接在这一传统中接受学术训练的，而很多论文本身，从麦克马洪和戈登的论文开始，到杨—维尔纳·米勒和塞缪尔·莫恩的文章，即便有时表现出批评，但它们显然是出于尊重以及邀人展开更进一步对话的目的而写的。如果说英国剑桥在这里更多是作为反思的对象和批评的目标，而非未来思想史的发源地，那么，其原因仅从地理因素就能体现出来：讨论这些论文的研讨会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举行的。这本论文集的美国来源、它的大多数撰稿人以及它在时间上对近现代思想史的关注，无疑和它的结构息息相关。出于一些从未有人作过恰当解释的原因，剑桥学派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局限于对近代早期的研究，它并未对美国从事近现代研究的学者产生普遍的影响，而美国的“思想史”学科无疑提出了令人兴奋的理论建议，也有其本土传统。它们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得到更多的关注，但本论文集也为与“政治思想史”的英国传统的进一步对话留下了非常大的可能性。

米勒和安托万·里勒蒂则转向欧洲大陆，他们研究了近年来发生着重大演变的思想史流派和史学流派。里勒蒂是《年鉴》的前主编，他探讨了为什么迄今为止，思想史在法国难以找到学科定位，同时也回顾了法国的社会文化史传统是如何继续提供丰富的新方法，以供学科以外的人展开思考，并加以适应的。米勒对德国“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进行了体现出最高研究水平的思考，尽管梅尔文·里克特（Melvin Richter）作出了英雄般的努力并开展了一些国际对话，但在英美范围内，“概念史”从未完全本土化。

下一组论文探讨了现代欧洲思想史与几个相关领域的关系。朱迪丝·瑟吉斯尖锐地提醒我们，如何最好地理解近期文化史对于思想史的、有时会引发分歧的替代。她提出，这两个领域之间繁杂的补充关系比对峙和相互蔑视更为可取。塞缪尔·莫恩着手讨论长期存在于思想史之中的对实践的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厌恶，并同样认为维持怀疑和回避的关系不再有意义。他声称，有赖于社会理论的历史和如今广受讨论的“社会意象”范畴，社会史的地位上升得如此迅猛，以至于严重受损的思想史需要那些暂时被社会史征服的领地——反之亦然。接下来，苏珊娜·马钱德考察了“学科史”的兴衰。学科史提供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方法，让思想史与知识社会学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的建立即便不是通过将观念与更广阔的生活世界相联而形成的，那么，至少也是通过展示建立和维持学术领域的政治活动如何严重阻碍了这些领域中的思想特征而形成的。最后，约翰·特雷施回顾了致使科学史独立的分裂。科学史是近期人文学科中在方法论上最能引人振奋的领域之一，这恰是因为它以种种新方式强调了观察和实验等社会实践。特雷施认为目前思想史和科学史之间明显的差别颇令人遗憾。马钱德对（经常与科学研究相关联的）学科史的持续创造力持更为悲观的态度，而在这方面，特雷施则与麦克马洪相似，在洛夫乔伊那里找到了未来和谐的丰硕源泉。

第三组论文提供了更多的主题性反思，这些反思多涉及往往为前几代思想史家忽视的主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性别和主体性主题。这组论文中的每一篇都表明，纠正过去的疏漏不再如发现自我（及其具体表现的维度和情感维度）如何有可能促使在未来对思想史的理论和方法加以修正那样有趣。特蕾西·马蒂西克展示了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米歇尔·福柯的持续使用是如何超越性别史的，而性别史往往是他们影响力最重要的受益者。玛茜·肖尔则借鉴了当前欧洲现象学的研究成果，为观念的传记式语境化提供了一个案例。这两篇论文都证明了这一领域目前正在进行的“主体转向”，尽管对于将思想与自我联系起来意味着什么，尚无明确共识。事实上，马蒂西克的建议和肖尔的建议指向相反的方向，一个敦促加入正在进行的理论冒险，以便在观念领域（ideational realm）采取更敏锐、更积极介入的方法，另一个则呼吁某种不那么越俎代庖的移情，就像是思想史有时太过学术性，以至于无法把握对过去的行动者而言，什么攸关其个人成败。

作为思想史的故乡和本论文集的主题，欧洲大陆如今发现自己日益丧失中心地位，日益“地方化”。同时，在有关拓宽的思想史乃至全球思想史的新提议中，它有时似乎又回到了一种更为不可或缺的地位。为了引入这些话题，本论文集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欧洲思想史与其更遥远的边界之间的关系，无论这些边界是最广泛的学科意义上的还是囊括全球的地理意义上的。[8]约翰·伦道夫对人文主义空间的种种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近年来，这些理论广受关注，他则将其应用于观念领域。大卫·阿米蒂奇为在地理层面拓展的思想史提供了一个例子，这种思想史超越了空间限制，就像洛夫乔伊超越了时间限制一样，他记录了超越对观念的民族解释、甚至大洲范围的解释的举动走得有多远，有多快。欧洲作为欧洲思想史唯一阵地的日子显然已一去不复返。作为研究全球语境下现代印度思想史的史家，施露蒂·卡皮拉思考着那些拥有欧洲以外的专业知识的人是如何看待欧洲思想史中这一变迁，并对此加以纠正的——在他们身处的这些地方，“欧洲的”观念经常被描述为降临和旅行。在论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沃伦·布雷克曼细致入微地阐述思想史与一系列学科之间的关系，并将论文集中其他文章所提出的互补性个案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人文学科。

一个共同的空间以及竞争中的种种选择

回到是什么将思想史与它的当下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即使从这篇简短的介绍中也应该能清楚看到，除了共同的热情和彼此的激励之外，这些论文中还出现了不少产生凝聚力的趋势。拥抱思想史作为一个跨越学科边界的领域所扮演的角色；重新激发对思想传记和自我的兴趣；超越对于时间或空间的直接语境限制而扩展的意愿；对于为观念本身而研究观念的、无可非议的兴趣；以及克服那些似乎不再有成效或不再可持续的、陈腐的二分法（思想史与社会史或文化史、上层与底层、科学与艺术）的愿望，在这里都很明显。读者会发现在当下也有某种当下主义（presentism），以及一种健康而自觉的愿望，即不只是把过去当作一个属于其自身的世界，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揭示和回应在此时此地与我们有关的问题的场所。也许这反映了今天所有从事人文工作的人所面临的一个令人不快的问题：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价值何在？或许它体现了一种对语境之必要性的更为微妙的质疑，这种必要性在一段时间以来主导着史学专业。无论如何，让过去与我们的时代相关联，似乎是本论文集中许多作者的共同目的。

如果说在对这些论文的分组中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趋势，那么，其间隙中出现的张力同样耐人寻味，这些张力通过更为激烈的对抗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晰。论文集的作者们在他们各自的文章中提出，借由对文化的想象视域进行更广泛的探索，一种观念的历史和一种社会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能够互相兼容。但情况果真如此吗？例如，彼得·戈登所设想的观念史研究与安托万·里勒蒂所提出的文化的社会史是否仍存在根本冲突？类似的张力在向内转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自我的方面也很明显：对主体性的关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与塑造了它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相协调？最后，尽管将欧洲思想史推向国家边界之外，甚至超越欧洲本身的举动代表了一种无可否认的、富有成效的手段，以保持这门在全球时代可能显得狭隘的学科的重要性，但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告诉了我们应如何在它所开辟的广阔空间中实践思想史？如果《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能够作为一种激发未来的因素，那么，它将成功地推动就这些问题展开更为严格的审视，并迫使思想史家面对他们的实践从何而来这一问题，以便围绕这些实践应该成为什么样子进行更加严肃的辩论。

目前，思想史家似乎不愿意就这些问题展开争论。这可能代表了一种信念，即折衷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好处，而思想史本就是个折衷的领域。毕竟，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方法，而提出不同的问题总会得到不同的答案。然而，危险在于一种自满的折衷主义，它拒绝承认不同方法的基本前提根本不兼容这一事实。如果不同的方法建立在相互冲突的假设之上，其结果可能就不是愉快的折衷主义，而是矛盾和混乱。贺拉斯对“诗艺”的评价很可能也适用于“史艺”。“但是，你们也许会说：‘画家和诗人一向有大胆创造的权利。’不错，我们诗人要求这种权利，同时也给予别人这种权利。但不能因此就允许把野性的和驯服的结合起来，把蟒蛇和飞鸟、羔羊和猛虎，交配在一起。”[9]不过，这是个过渡时刻，也许是进行此种杂交和受孕的时候。至少，这些论文旨在澄清未来的种种选择，指出现代欧洲思想史的现在与其过去之间关系的种种轨迹。

注释

[1]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2]思想史家在以前当然也作过这样的总结，也许没有人像唐纳德·凯利（Donald R.Kelley）那样勤奋地进行定期总结。在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诸多作品中，可见“Horizon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Retrospect,Circumspect,Prospect,”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8，no.1（1987）:143—169。

[3]Robert Darnton，“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in his The Kiss of Lamourette: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Norton，1990），191.

[4]对这些“转向”的一份有益的自传式指南，参见William H.Sewell,Jr.,Logics of History:Social Hist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chap.2。亦见Lynn 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5]Dominick LaCapra and Steven L.Kaplan,eds.,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

[6]John E.Toews，“Intellectual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The Autonomy of Meaning and the Irreducibility of Experienc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no.4（October 1987）:886.

[7]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8]亦见Samuel Moyn and Andrew Sartori,eds.,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9]Horace，“Ars Poetica,”9—13，trans.Leon Golden,in O.B.Hardison,Jr.and Leon Golden,Horace for Students of Literature:The “Ars Poetica” and Its Tradition（Gain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1995），7.（此处译文参考了《诗艺》，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