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太宰治之死

太宰君离家出走的消息令我大感意外。我深受冲击。不过，他为何要寻死？我心中对事情的真相毫无头绪。为何要选择那样的方式离开？为何要选择那种地方？我也根本无从知晓。只能在心中做诸般想象。即便被新闻记者追着刨根问底，也不过是徒增困扰。若是以前，无论是什么事情，感到忧心时我便会直接与太宰君见面详谈，可现如今已然不能了。除了重读他的作品，也没什么可以做的了。

搬到东京以来，我鲜少有机会见到太宰君。即便偶尔有要事相商，太宰君身边也总是聚集着两三个人。也没机会好好聊一聊。他今年元日来寒舍拜访的时候，身后也跟着来了两三位客人。搬来东京之前，我住在广岛的乡下。我们之间不过就是偶尔互通书信，确认彼此是否身体康健。因此，我总觉得，我跟太宰君的交情从表面上来看终究是有些虎头蛇尾了。

世间也多认为太宰君的死是殉情。我目前并没有反驳这一论调的证据，也不知会不会终有一天不用再考虑去反驳。从形式上来看，的确是殉情。也有人证实，他的确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我打算采取我自己最鄙视的死法。”——据说他亲口这样说过。即便这是太宰君的反话，我也无法确定，或许他内心其实是惧怕将此付诸实践的。曾几何时，我在河津川钓香鱼时，太宰君为了补过一延再延的蜜月旅行来到了我下榻的住处。龟井君[1]刚好也来钓香鱼。次日夜里，南伊豆一带发了大洪水。那一夜，三宅岛的雄山山麓刚好发生了大规模的火山喷发。龟井君睡在二楼的房间。睡在他正下方房间的我赶紧逃到龟井君那里，住在偏房的太宰夫妇也跑了过来。水已经漫上二楼的外廊。惊慌失措的我不断提议赶紧游出去逃生。此时，我还不知道龟井君和太宰君都不会游泳。龟井君稳稳当当地坐在堆叠在一起的棉被上，频繁地向被闪电照亮的大岛的方向望去。我不禁为他的沉着冷静而惊叹不已。事后问起才知道，龟井君那时候慌乱不已，甚至在心里一直默念着观音经。太宰君后来挖苦道，龟井是吓得腿软了。不过，洪水肆虐之时正是生死之间，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太宰君对妻子说道：“人将死之时至关重要。”眉宇之间带着一丝决绝之意。他换上了专程为蜜月旅行而新做的和服，系上角带，端端正正地坐在榻榻米上。他吩咐妻子道：“为了事后被人发现时不至于太难堪，你去换上和服吧”，然后小声嘀咕道：“不过，谁又想在事后被人发现呢！”这大概并非他的反话，而是在下定决心之际毫无掩饰的心里话。

太宰君这个人十分羞于向外人展示自家人的和睦。有时候甚至极端到异常。每当此时，他便会不禁口出讥讽。我不了解他的近况，但是他直至战时，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三鹰市遭到空袭时，太宰君与田中英光[2]二人蹲在简单挖成的防空壕中，引发了脑缺血，好在没有受伤。随后，他便逃去了妻子被战争疏散至的甲府。那时候，我被疏散到甲府市外。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来往，太宰君同我绘声绘色地细说了仓皇逃亡到甲府时的模样。

——驶向甲府的汽车被难民挤得满满当当。这时来了一位双手高举洗涤槽的男子。那是用木板做的、廉价的洗涤槽。这位男子面对众人的冷笑，一脸无奈。他肯定是被挑剔的恶妻训斥，问他“为何没有把洗涤槽带过来”。所以他才要排除万难，在空袭中依旧带着逃离。话说回来，我逃来甲府的时候，内人一看到我，就问“老公，盐呢？你为什么没有带盐过来？”真是位恶妻啊。

然而，事实正好相反。听说太宰君逃来甲府时，他夫人喜极而泣。对太宰君来说，盐并非独身一人留在东京生活时的必需品。在他被疏散离开的家中，盐正好好地放在后门处呢。我亲眼所见。或许有些读过《维庸之妻》及其他作品的人对太宰君有所误解，我便在此引用太宰君的文章，权作说明。故人生前对家庭的热望和诚意可谓跃于纸上。我所引用的文章，是太宰君在结婚前觉得有必要跟他老家的两位总管寻求对其婚约的支持而写给我，请我从中牵线的信件。

致井伏先生一家、亲笔

适逢此次与石原家结亲，特意给您致信。我认为自己是个顾家的男人。好也罢，坏也罢，我都无法忍受四处流浪。我并非为此感到骄傲。只是，我这不谙世故、不善交际的性格注定了我是这样的人，如宿命一般。以往种种笨拙行事，我也并非内心毫无动摇。自品尝过那时的苦楚以来，我多少也懂得了什么是人生，懂得了结婚的本义。结婚、家庭，皆为努力。我坚信，这是极其严肃的努力。我并非随口说说。即便贫穷，我也会倾尽一生去努力。如果我再次婚姻破裂，您就把我当成个疯子，抛弃我吧。以上所说皆是寻常之言，但今后无论面对何人，我也可以掷地有声地吐露，即便是在神灵面前，我也可以毫不羞愧地许下誓言。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昭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津岛修治[3]（印）

我将这些话转达给了太宰君老家的总管后，婚事很顺利地谈定了。那时，太宰君独自租住在甲府的一座小小宅院里，婚礼是在我家办的。这是一场甲州风格的婚礼。婚宴由荻洼的水产店“鱼与”承办，办得也是大大方方，十分完美。津轻那边的总管到场。东京方面的总管也出席了婚礼，他在婚礼现场跟太宰君传授了今后的心得。新娘的姐姐姐夫、费心牵线的斋藤先生的夫人也悉数到场。我开怀畅饮。太宰君穿着中意的、绣有家徽的短外褂和仙台平袴，不论身边的人跟他说什么，他自始至终都一反常态地直面前方，僵硬地坐着。我对津轻的总管耳语道：“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啊！”对方也是频频点头：“对的呀！”

自那时以来，作家太宰君的成就便如读书人皆知的那般了。虽然写得慢，终究也是留下了全集近二十卷的作品。

我与太宰君的交情说来也算比较深。起初，他住在弘前市的时候就给我写过信。信中内容已经不记得了，不过，他第二封信中附了一张五日元的汇票，请我务必收下。他大概是读了我那穷兮兮的小说，觉察到了我的窘迫，寄来给我做零花钱的。来东京之后，他又写信给我，希望我能够跟他见上一面。我迟迟未回信，他便屡屡写信来说了些强硬的话。“如果不见我，我就自杀”——虽然我觉得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以防万一我还是马上给他回信，约他在万世桥的“万惣”茶亭斜对面的作品社见面。他给我看了两篇短篇，我未做点评，而是劝他不要刻意模仿我们的小说，要专门研读国外的古典小说。那之后不久，他来到我家，劝我做一个左翼作家。我反而劝他莫要成为左翼作家。

不久，他搬来荻洼，住得也近了，便时不时来我家玩耍。我们一起去散步，还一起出去旅行。他似乎并未好好去上课，有时候穿着制服一大早就来我家，有时候也会深夜造访。那时候，我们频频见面，我却完全记不起当时到底聊了些什么，这真的很微妙。我们也下了很多盘棋。我俩势均力敌。当时，读卖新闻社正在举办一场业余爱好者展示技艺的美术作品展，我以太宰君和犬子为对象，画了一幅小品，题名《津岛君与犬子圭介·夹子将棋瞬间》。在那幅绘有津岛君、也就是太宰君的画上，我不小心沾上了一抹红色。不巧正好落在画中津岛君的鼻尖上。不过，重新画可就太麻烦了。我用笔尖小心翼翼地擦去了颜色，可依旧残留着些许红色，整个鼻子看上去微微泛红。我向模特寻求谅解，直接提交了作品。谁知刚开场不到二十分钟，那幅画就被买走了。我记不清了，或许是太宰君买走的。那时候，他极其在意自己的容貌，可以推断，他肯定是生怕那幅画落在别人手上。即便后来我们谈及鼻子的事，他还是对鼻头被染红一事心存怨恨。不单是容貌，他对自身各处的细节都极其在意。有一次，与他交好的伊马鹈平先生带我们五六个人去四万温泉场钓马苏大马哈鱼。伊马君带了相机。不知何时，伊马君拍下了我跟太宰君一起泡澡的画面。照片洗出来一看，泡在温泉中、露出上半身的太宰君的腰窝处，有着明显的盲肠手术后留下的疤痕。太宰君很严肃地跟伊马君进行了谈话，说被拍到那样的疤痕，自己十分羞愧，烦闷苦恼至极。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己却使其受损，实在可耻，希望不要留下那样的照片，希望伊马君马上将那张照片的底片交给自己。他还极其严厉地请对方将加洗的照片也一并废弃。他并非在开玩笑，所以伊马君大吃一惊，便将底片给了他。太宰君大概已经将其亲手撕碎了吧。

太宰君是个有洁癖的人，可以说从未在女人方面费过心思。而他也有软弱的一面。虽说外面有家室，因为对方的存在，他可能会在寒冬腊月中去登富士山，可能入佛门过着每日参禅的生活，可能会随波逐流接受不再写小说的命运。度过了苦闷良多的青葱岁月，他身上却还是保留着孩童般的脆弱。可是，我一直以为，他身上那种即便体力耗尽也不忘写小说的韧性终究是我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

太宰君酷爱写小说。在他因过量注射镇痛剂Pavinal（羟考酮）而中毒之时，即使总管担心他会因此丢掉性命而苦劝他入院治疗，他也丝毫不为所动。“我刚刚接到了《文艺春秋》的约稿。《改造》也来约稿。等交了稿再去住院。你现在让我住院，是想让我当罪人吗？”其实，那时候他并未接到两家杂志的约稿。他只是以此为借口拒绝入院。然而，总管向我隐瞒了太宰君中毒一事，他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三四个月。最后，总管向我和盘托出，恳请我出面劝说，我便去了刚搬到船桥町的太宰君处。可是，我也说不出口，只是跟太宰君下了整天的将棋，当晚留宿。他在下棋期间，时不时会离席，似乎是去进行注射。次日，总管来访，向我使眼色询问情况，我回以眼色告知尚未提及，总管不禁连连叹息。终于，总管下定了决心，说道：“修治，您还是去住院吧。哪怕去做个检查。拜托了！”太宰君脸色大变，道：“住什么院？我得抓紧时间写小说！”长久以来，太宰君自己也对我隐瞒了中毒症的事实，现如今因总管的一句话，他也意识到我跟总管此次上门是事前商量好的。而且一旦入院，就再也不能继续注射，脸色大变是理所当然的。症状已然恶化，一天注射一两支根本不够。我那时候记下的《太宰治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北先生私下里给我看了船桥町药店的账单。Pavinal的费用为400多日元。这仅仅是一个月的量。我心中一片黯然。他怕被房东或外人觉察，就挖坑将注射剂瓶埋了起来。”当时，Pavinal一支大概要三十钱到五十钱。他一次要注射三四支，每日注射多次。身体已经虚弱到顶点。脸色也透着一丝阴郁。我拼命劝道：“算我这辈子最大的请求。你赶紧住院吧。要是没命了，就写不成小说了。这简直太可怕了。”而太宰君突然起身离席，躲进了隔壁房间。从隔扇拉门那边传来了压抑的痛哭声。两位总管和我屏住呼吸侧耳倾听。终于，哭声停了，太宰抱着叠好的毛毯垂头丧气地默默走向玄关。他终于下定决心住院。我们跟随太宰君走了出来，他走出玄关，坐上了总管停在那里的汽车。大家都沉默着坐上车，司机也没有开口问目的地便发动了车子。总管应该事先跟司机交代过了吧。总管明明只字未提，汽车却驶向了江古田的医院。在行驶途中，津轻的总管每逢经过日莲宗的寺院便脱帽，虔诚行礼，祈祷太宰君能够顺利入院。这位总管是日莲宗的信徒。

到了医院，太宰治在住院手续的书面资料上按下手印时，没有丝毫的犹豫。我们就像加诸他身上的手铐脚镣，既然以那种方式硬逼他出门，他也就随波逐流了。他竟意外地没有做任何反抗。从中毒患者的角度来看，住院大概就像投身地狱。他为何不反抗？我内心十分焦躁。将太宰送去医院之后，我总觉得自己干了一件特别残忍的事情，归家途中便决定去借酒浇愁。我在新宿的酒馆“樽平”喝完酒才回了家。

次日，《改造》和《新潮》给太宰寄的信送达，想要拜托他为正月第一期杂志写篇小说。但是，医院里有规定：患者在出院前绝对不可同外界联系。我让妻子给两家杂志社打了电话。太宰在医院住了四十天，出院后才为两家杂志写了稿子。不过，太宰君之所以会麻醉剂中毒，是因为接受盲肠手术之后，医生过度注射了Pantopon（阿片全碱）。总管给我看了数月前外科医院的缴费单，如此过量注射注定是要中毒的。

注射次数已经记不清了，可在我这门外汉看来，也着实过于频繁。院长解释道，每次在拆换绷带胶布的时候，太宰都高喊“好痛，好痛，你这庸医”，无奈之下才进行了注射。可我们认为，即便如此也委实过分。不过，这是太宰君住进江古田医院之前的事，我们也不过发发牢骚罢了。

太宰君在出现中毒症状期间，尽量避免与朋友见面。住处也从位于荻洼的飞岛先生家火速转移到了位于船桥町的独院。当然，飞岛先生对中毒一事也毫不知情。住在附近的伊马君、他中学时代的朋友今官一君对此也一无所知。知晓此事的，只有为太宰君提供注射器的学生、药店、房东，以及如今已不在人世的一人而已。药店后来也深受其扰，据说是先前破例卖给他之后，就断断续续卖了不少给他。最近，搬到东京的太宰君在刻意避免与老友见面，我却不认为这次也是源于中毒症状。如今，日本处于占领统治之下，除了医生，没有人能够拿到麻醉剂。而注射麻醉剂的人几乎不会饮酒，或是与女人玩乐。今年的一月还是二月前后，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就像住在船桥町时那样，脸色阴沉，身体虚弱得令人担忧。可当我得知他在前一晚还喝过酒，我就做出了判断，认为这并非源于中毒的虚弱。

上个月，某出版社的人问我想不想跟太宰君一起去某处安静的山间小屋。提议是这样的——陪他待上一个月后，我一人下山，之后由出版社的人每月两次运送必要物资上山。我应允了此事，可在那位先生跟太宰君谈及此事之前，就发生了这次的事情。就算说了，他估计也不会同意吧。我总觉得会是这个结果。

至此，便是我跟他这二十年交往的过程。如今，我不敢说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无愧于心。特别是最近，我总觉得也许我这老友给他带来了不少的烦闷。这让我对太宰君的死感到更加痛心、更加惋惜。

注释

[1]龟井胜一郎（1907—1966），日本文艺评论家，著有《大和古寺风物志》《中国纪行》等。——译者注（以下未经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

[2]田中英光（1913—1949），日本作家，师从太宰治，后于太宰治墓前自杀，著有《奥林匹斯之果》《离魂》等。

[3]津岛修治，太宰治本名。